学术成果
陈浩泉
《天涯何处是吾家》. 香港：华汉文化事业公司，1999.
《寻找伊甸园》. 维邦文化企业公司，2004.
主编.《枫华文集：加华作家作品选》.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1999.
《白雪红枫：加拿大作家作品选》二集. 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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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白 Ting-fang Pai
《黄金梦》[Dream of Yellow Gold]. 台北：学生, 1977.
葛逸凡
《加拿大的花果山》. 高雄：金蘋企业有限公司，1991初版，2004再版.
《时代. 命运. 人生》. 台北：文学街出版社，2002.
李彦
《嫁得西风》.繁体版. 加拿大：明镜出版社，1999. .简体版.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
《羊群》.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红浮萍》中文版，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12月
英文长篇小说《雪百合Lily in the Snow》, 多伦多：Women’s Press, 2009年12月
英文长篇小说《红浮萍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多伦多：Sister Vision Press, 1995年
收入文集/选集的作品：
《重逢》，蓝蓝主编《蓝--国际女性诗刊》，北京：2010年第1期
《白喜》,刘慧琴、林婷婷主编《漂鸟》，台北： 2009年11月
《故园》，《忘年》.孙博主编《旋转的硬币》，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年4月，29-38页，120-124页
陈瑞琳、融融主编《一代飞鸿》，西雅图：轻舟出版社，2005年
《毛太和她的同学们》，《宝岛印象》.徐学清、孙博主编《枫情万种》，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82-94页，95-99页
《地久天长》，吴华、孙博主编《西方月亮》，台北：水牛出版社，2004年，259-264
《羊群》，吴华、孙博主编《叛逆玫瑰》，台北：水牛出版社，2004年，177-235页
《自立的惶恐》，曹正文主编《我的第一本书》，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年3月，248-250页
《小城妇女会 The Chinese Women’s Club》, 《Canadian Culture and Literature and a Taiwan Perspective》 Edmonton:
《警告The Warning》, Waterloo: 《Vox Feminarum》magazine, March 1998
《群魔出笼Old Monsters Crawl Out》Toronto: 《Books in Canada》magazine, September 1996
《麟姨的城》，散文，《世界日报》副刊，2010年1月（即将发表）
《白喜》短篇小说, 《异草闲花》，散文.《文学界》2009年第6期（总第50期），67-70页, 71页
林婷婷，刘慧琴主编
《漂鸟：加拿大华文女作家选集》.台湾商务印书馆，2009.
刘慧琴主编
《枫雪篇：加华作协会员作品集》. 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2006.
融融、陈瑞林主编
《一代飞鸿：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小说精选述评》.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
孙博
《男人三十》，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中国文联出版社《世界华文文学》杂志，1999年第3期首发）
《茶花泪》简体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繁体版，台湾生智出版公司，2002年。（龙源期刊网2001年1月首发，2001年《广州日报》、2002年加拿大《环球华报》连载）
《回流》，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小说月报》首发，2002年；上海影视集团之上海润泽文化艺术公司买断影视改编权，2003年；上海电台推出广播剧，2003年）
《小留学生泪洒异国》，北京：群众出版社，2004年。
《枫叶国里建家园》，台湾：水牛出版社，1996年。
《小留学生闯世界》，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年。（2002年《黑龙江日报》连载）
散文集《您好！多伦多》，台湾：水牛出版社，1995年。
《叛逆玫瑰》，融融、瑞琳主编《一代飞鸿》，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303-323页；融融、陈瑞琳主编《一代飞鸿》，美国：轻舟出版社，2005，107-126页；吴华、孙博、诗恒主编《叛逆玫瑰》，台北：水牛出版社，2004，143-175页；香港《纯文学》杂志，1999年第8期，95-109页；第9期，70-79页
《赌魂》，孙博主编《旋转的硬币》，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9-18页；香港《蓝皮书》小说杂志，2001年10月复刊第1期，20-27页
《心结》，吴华、孙博、诗恒主编《西方月亮》，台北：水牛出版社，2004，266-289页短篇小说《借种》，吴华、孙博、诗恒主编《西方月亮》，台北：水牛出版社，2004，291-302页
《蓝色奏鸣曲》，《孙博专辑》，《文学界》杂志，2009年第6期（总第50期），6-14页
《心结》，福建《台港文学选刊》，1999年第4期，33-37页
《借种》，台北《小说族》杂志，2000年7月号，298-305页
《生死之间》，香港《蓝皮书》小说杂志，2001年12月复刊第4期
《节流惹祸》，北京《世界华文文学》杂志，1998年第4期，17-18页
《魂断按摩院》，北京《世界华文文学》杂志，1998年第8期，34 -35页
《西方月亮──加华作家短篇小说精选集》（与吴华、诗恒合编），台湾水牛出版社，2004年。
《叛逆玫瑰──加华作家中篇小说精选集》（与吴华、诗恒合编），台湾水牛出版社，2004年。
《枫情万种──加华作家散文精选集》（与徐学清合编）繁体版，台湾水牛出版社，2005年；简体版，作家出版社，2006年。
主编.《旋转的硬币──加中笔会作品集》，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年。
主编.《走遍天下──首届世界华人游记征文大赛精选集》，加拿大多蒙出版社，2008年
吴华、孙博、诗恒主编
《西方月亮：加拿大华人作家短篇小说精选集》. 台北：水牛图书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4.
《叛逆玫瑰：加拿大华人作家中篇小说精选集》. 台北：水牛图书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4.
伍秀芳编
《枫情：多伦多华人作家协会会员作品集》. 多伦多华人作家协会，2007.
侠外主编
《国家业：北美华人移民纪实》. 深圳：创意联出版社，2006.
《事理情：北美华文作家散文精选》. 深圳：创意联出版社，2006.
《人欲望：北美华文作家小说精选》. 深圳：创意联出版社，2006.
萧陶
《金狱》.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
笑言
《没有影子的行走》.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
《香火》.渥太华：北方出版社，2008.
徐学清、孙博主编
《枫情万种：加拿大华人作家散文精选集》. 繁体版. 台北：水牛图书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5. 简体版.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余曦
《安大略湖畔》.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原志（蔡远志）
《不一样的天空：陪读十年纪事》. 北京：群众出版社，2003.
曾晓文
《梦断得克萨斯》，繁体版连载于《世界日报》副刊2006年11月至4月；简体版发表于《小说月报》原创版2005年长篇小说专号；单行本由2006年1月百花文艺出版社，被列入《小说月报》金长篇丛书
《夜还年轻》，《小说月报》原创版2009年长篇小说增刊4
《维维安在美国的最后一天》，被收入《一代飞鸿——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小说精选点评》（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
《旋转的硬币》被收入加中笔会作品集《旋转的硬币》（四川时代出版社，2007）
《全家福》、《网人》，被收入《西方月亮——加拿大华人作家短篇小说精选集》（台湾水牛出版社，2004）
《注视》，被收入《留学生小说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
《原本无意》，被收入《叛逆玫瑰——加拿大华人作家中篇小说精选集》（台湾水牛出版社，2005）
《属树叶的女人》，被收入《当代世界华人诗文精选》（美国天涯文艺出版社，2007）
《白头偕老的童话》，被收入《枫情万种》（作家出版社，2006年）
《你的鞋会讲述你的故事吗》被收入《枫情万种》，《环肥燕瘦 –海外华文女作家们的散文》（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2007）
《别了，美国》，被收入《枫情万种》、《事情理—北美花文作家散文精选》（创意联出版社，2006）
《布拉格的爱与神秘》，被收入《走遍天下—首届世界华人游记大赛精选集》（加拿大多蒙出版社，2008）
作品发表于期刊上：
《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文学界》2009年第6期，《小说月报》转载2009年第8期
《卡萨布兰卡百合》，《安徽文学》2008年第4期（简体版）；《世界日报》副刊2006年11月17-18日（繁体版）
《气味》，《文踪》2009年7-8期
《维维安在美国的最后一天》，《小说林》2007年第5期（简体版）
《第五个老板娘》，《侨报》2004年12月28日
《中国妻子的日记》，《北京文学》2007年第1期（简体版）
《爱不动了》，《侨报》2006年12月3-4日
《网魔》，《中国文艺》2006年第12期 (简体版)
《旋转的硬币》，《联合报》2004年12月19-20日（繁体版），《世界日报》2004年12月30-31日，2005年1月1日
《原本无意》，《侨报》2003年12月13日－20日
《全家福》，《中央日报》海外版1999年9月26日
《注视》，《神州学人》1996年第11期
《网人》，《中央日报》海外版1996年3月13日，后被《读者》1997年第二期头条转载
散文/游记：
《别离在即》，《中国青年报》1994年4月8日
《属树叶的女人》，《中央日报》海外版副刊1995年7月2日
《白头偕老的童话》，《世界日报》2001月8月12日；
《别了，美国》，《侨报》，2004年3月23日；《散文》2005年第12期；《散文·海外版》2006年第1期
《布拉格的爱与神秘》，《散文》2008年第9期
曾晓文部分作品可在她的博客和网站上找到：
http://blog.sina.com.cn/zengxiaowen
张翎
小说集
《张翎小说精选集》（六卷本）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雁过藻溪》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
《盲约》花城出版社，2005
《尘世》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
长篇小说:
《金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邮购新娘》作家出版社，2004
《交错的彼岸》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望月》作家出版社，1998
中篇小说:
“阿喜上学”《江南》2010年第1期
“余震”《人民文学》2007年第1期
“向北方”《收获》2006年第１期
“空巢”《人民文学》2005年第11期
“雁过藻溪”《十月》2005年第２期
“羊”《收获》2003年第４期
“尘世”《收获》2002年第4期
“房客”《钟山》2002年第6期
“玉莲”《江南》2002年第１期
“陪读爹娘”《收获》2001年第５期
“花事了”《小说家》2001第4期
“江南篇”《收获》1999年第4期
“寻”《收获》1995年第３期
“丁香街”《清明》1994年第3期
“梦里不知身是客”《清明》1991年第5期
短篇小说:
“弃猫阿惶”《小说月报》原创版2006年第6期
“沉茶”
“母亲”
“遭遇撒米娜”同载于《江南》2006年第１期
“毛头与瓶”《十月》，2005年第6期
“警探理查逊”《钟山》1999年第１期
“女人四十”《十月》1998年第５期
“盲约”《上海文学》1998年第５期
“团圆”《十月》1997年第５期
朱小燕 (Daisy Chang)
《追逐》[In Pursuit]. 台北：皇冠,1988.
《住在温哥华》 [Living in Vancouver]. 台北: Jinboluo wenhua, 1999.
文学翻译家逢珍
逢珍，文学翻译家，冯建文教授、赵慧珍教授夫妇的合用笔名。以此笔名翻译出版的译著有英国盖斯凯尔夫人的《西尔维亚的两个恋人》、《妻子和女儿》，斯特拉齐的《维多利亚时代四名人传》，比林顿的《爱玛》续集《完美的幸福》等；加拿大希尔兹的《分居时期》，布鲁克的《艾米莉·蒙塔古往事录》、波琳·约翰逊的《燧石和羽毛——波琳·约翰逊诗全集》等；美国纳博科夫的《防守》。专著《加拿大英语诗歌概论》。
冯建文单独翻译的文学作品有加拿大苏珊娜·穆迪的《丛林中的艰苦岁月》、《加拿大联邦诗人诗选》、苏斯特的《苏斯特诗十首》、美国爱默生的《爱默生集》（合译）等。
赵慧珍单独的翻译文学作品有英国安妮·勃朗特的《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加拿大女作家短篇小说选》（笔名赵璊）。
冯建文另出版有专著《神似翻译学》。
赵慧珍另出版有专著《加拿大英语女作家研究》。
网上链接
上海作家 http://www.shzgh.org/renda/node5661/node5881/userobject1ai1586773.html
流亡作家联盟理事会为他默哀一分钟,以示悼念。 (《防守》〔美〕纳博科夫/著,逢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3月版) 上海作家协会与东方新闻网联合主办 文学会馆网所有,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
上海译文出版社 bbs.yiwen.com.cn 译文论坛交流区 【新书】纳博科.. http://www.stph.com.cn/mybbs/announce/textview.asp?BoardID=131&ID=178063
本书为纳博科夫第三本小说,讲述一个象棋天才由于长期沉溺于棋局而逐渐精神失常的故事。主人公卢仁小时候是个不...在一次比赛中,他精心设计的防守之策因为对手出其不意的着法而变得一文不值,这样的现实让他的精神世界最终崩溃。尽管有...
《加拿大英语诗歌概论(中国加拿大交流丛书)》逢珍 著 相关书籍http://www.mendui.com/h_book/more436439.shtml
《加拿大英语诗歌概论(中国加拿大交流丛书)》图书详细资料信息 / .. http://www.china-pub.com/1551197
加拿大英语诗歌概论(中国加拿大交流丛书)文学_文学理论 作者:逢珍 著 本书旨在对加拿大英语诗歌作一个简要的介绍,以该国文学史上的重点诗人为主,范围从早期殖民地时期至20世纪末。20世纪60年代以..
艾米莉·蒙塔古往事录/中国加拿大交流丛书 - 蔚蓝网:最专业的图书.. http://www.wl.cn/2126494/
作者:(加)弗朗西丝·布鲁克|译者:逢珍出版社:民族出版日期:2006-10ISBN:710507894版次:1开本:32开页数:474 专题推荐 商品问题查看全部问答 用户评论 查看全部评论 图书目录 享有“北美两个第一”之誉的女作家弗朗西丝·布鲁克 译本代序 致...
艾米莉?蒙塔古往事录/中国加拿大交流丛书_新浪读书_新浪网http://vip.book.sina.com.cn/pub/book.php?book=492061&dpc=1
艾米莉?蒙塔古往事录/中国加拿大交流丛书 作者: (加)弗朗西丝?布鲁克|译者:逢珍 出版社: 民族出版社 出版时间: ...她和艾米莉正好形成鲜明对比,热情开放,聪明活泼,有敏 锐的观察力和很强的女权意识,某种程度上是女作家的代言人。...
维多利亚时代四名人传/名人名传文库 http://mall.sina.com.cn/product_750841.htm
放大图片 维多利亚时代四名人传/名人名传文库 新浪价:12.00 市场价:16.00 作者:(英国)利顿·斯特拉奇著//逢珍译 译者: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
完美的幸福(无觅处) http://www.wumichu.com/item/AAAAACAHRH.html
完美的幸福 (英)雷切尔?比林顿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内容简介:这是简?奥斯丁的《爱玛》的续集。与前集风格一致,本书同样是一部饶有趣味的关于婚姻的小说。 故事开始为爱玛获悉她的丈夫乔治?奈特利的弟弟约翰?奈特利破产欠债入狱,奈特利为保...
中国新时期翻译研究考察（1981-2003） http://edu.nulog.cn/detail.htm?719306
本研究通过对新时期(1981-2003)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历程做一个系统的梳理与总结,旨在显示出已经取得的成果,理清所经历...5.1中国传统文艺学翻译研究的集成者——许渊冲 5.2神似翻译理论研究的升华——冯建文的《神似翻译学》 5.3新时期...
燧石和羽毛:印第安女诗人波琳·约翰逊诗全集-多多书城-易考网-Eas.. http://www.ezkaoyan.com/book/MjjuEgZxnvZAHry5vwnuUg22.html
燧石和羽毛:印第安女诗人波琳·约翰逊诗全集 [查看大图] 作者: (加)约翰逊 著,逢珍 译 出版社: 民族出版社 I ...燧石映羽毛——论艾米莉·波琳·约翰逊 其人其诗 诗人序言
分居时期 - 读书网|DuShu.com http://www.dushu.com/book/10009087/
妻子和女儿_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2271390.htm
在丈夫的鼓励与帮助之下,盖斯凯尔夫人写出了六部长篇小说和许多中短篇故事。 内容简介封2《妻子和女儿》这部爱情小说,...续弦的吉布森太太给他又带来了个女儿,名叫辛西娅,比莫莉大两三岁。继女和亲女在一起逐渐长大成人,倒也相亲相爱。两个...
丛林中的艰苦岁月 大简书店 http://shop.kongfz.com/book/13301/70717400.html
外国文学网 http://foreignliterature.cass.cn/chinese/NewsInfo.asp?NewsId=1453
诗歌访华诗三首…〔罗马尼亚〕阿·波乌内斯库作 黎 宇译 140 苏斯特诗十首…〔加拿大〕雷·苏斯特作 冯建文译
http://shop.kongfz.com/book_detail.php?bookId=70717395&shopId=13301
加拿大联邦诗人诗选 冯建文译 河南人民 大简书店...加拿大联邦诗人诗选 作者:冯建文译 出版社:河南人民
爱默生集(论文与讲演录上下)(精)：(美)吉欧·波尔泰|译者:赵一凡... http://www.bookuu.com/kgsm/ts/2006/04/06/0873235.shtml
爱默生集散文作家、思想家、诗人于一身,他的诗歌、散文独具特色,注重思想内容而没有过份注重辞藻的华丽,行文犹如格言,哲理深入浅出,说服力强,且有典型的“爱默生风格”。他的文字所透出的气质难以形容:既充满专制式的不容置疑,又具有开放式...
西尔维亚的两个恋人_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2271540.htm
封面[编辑本段]概览 作者:盖斯凯尔夫人 / Elizabeth Gaskell 译者: 秭佩,、逢珍 ISBN: 9787532710140 页数: 561
安妮·勃朗特 《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 海伦·亨廷顿 女权主义
http://www.dic123.com/Pd_238a420f-e344-4694-9a0b-1cf187b78871.html
英国著名小说家勃朗特三姐妹中的小妹妹安妮·勃朗特在其代表作《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中通过女主人公海伦·亨廷顿反映出女权主义特色。海伦不但是19世纪欧洲文学中比《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和《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早30年的反抗女性,...
http://shop.kongfz.com/book_detail.php?bookId=70717457&shopId=13301
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 网站图书分类 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 作者:勃朗特 出版社:敦煌文艺
http://shop.kongfz.com/book_detail.php?bookId=70717394&shopId=13301
加拿大女作家短篇小说选 赵璊 河南人民 大简书店...加拿大女作家短篇小说选 网站图书分类店内图书 加拿大女作家短篇小说选 作者:赵璊 出版社:河南人民
加拿大的鲁滨逊-全球儿童文学典藏书系 - 儿童文学 - 华东图书网-... http://www.hd-book.com/product_7716.html
加拿大的鲁滨逊-全球儿童文学典藏书系 商品编号: 9787535837080商品品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计量单位: 本商品重量: 0.410 kg商品简介: 作者: [加拿大]凯瑟琳.帕尔.特雷尔/著 王小平/译 逢珍/校 开本: 32 出版社: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试论加拿大政府在经济现代化中的作用
付成双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天津 300071）
摘要：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一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以斯密为首的自由主义学派和以李斯特等代表的干预主义学派对此问题一致争论不绝。而加拿大因其大宗产品经济和后发国家的特征而成为研究政府作用的极佳案例，本文通过对加拿大经济现代化的总体纲领——国家政策的研究和对政府在金融、社会和公共服务等政策的分析，试图说明加拿大政府所发挥的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是依附发展模式下政府作用的一个典型，是符合加拿大国情的正确选择，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关键词：现代化；国家政策；政府作用；
On Canadian Government’s Role in Economic Modernization
Fu Chengshuang
(
Abstract: Government’s role in economic modernization has been a hot topic for the economists since Adam Smith. For him and his followers, government can only act as a ‘night man’. However, for List and other developing economists, government should play an active role in this process.
Key Words: Modernization; National Policy; Government’s Role
在各国走向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学术界也一直存在着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两种截然对立的理论主张。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认为“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动调节市场，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政府仅仅是自由市场的守夜人；而以李斯特、庇古、凯恩斯、格尔申克隆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则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从总体上看，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对政府职能的要求不一样：对于相对发达的国家要求较少的干预；相对落后的国家要求政府较多的干预；经济形势乐观的时候要求少的干预，而低迷时则要求较多的刺激措施。其实，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政府的干预都必须坚持市场机制为基础，通过市场去落实。加拿大著名经济学家伊斯特布鲁克认为：“似乎有一种基本的共识认为：在一个国家发展的早期和形成阶段，政府在私人企业的城镇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投资中对政府直接参与的依赖，会随着私人企业逐渐获得应对投资风险的能力而持续减退。”[①]
就加拿大而言，作为欧洲的经济边缘和美国经济的向北延伸，其后发展特征更为浓厚，政府的干预程度也更强。自1867年自治领建立以来，以麦克唐纳为代表的联邦政府为了实现在北美大陆建立一个政治上、经济上真正独立的国家的梦想，制定了以“国家政策”为代表的一整套综合建国方略，采取了保护关税、鼓励西部开发、修建太平洋铁路等措施，推动国家的经济腾飞。“直到［20世纪］20年代，通过其直接的公共投资项目和对私人创业的鼓励，政府在经济长期发展方面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②]
一、国家政策——加拿大经济现代化的总方针
加拿大联邦在1867年建立以后面临着维护国家统一、阻止美国吞并、发展国家经济的严峻挑战和艰巨使命。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呼唤着政府对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的强力干预。首任联邦总理麦克唐纳在不断的实践中，逐渐从自由贸易的信奉者变成了保护主义的执行者，并最终在1879年提出了被称为“国家政策”的国家建设总体方针。狭义的国家政策仅指1879年保守党政府所推行的保护性关税政策；而广义上的国家政策则指以麦克唐纳为代表的联邦政府为建立一个强大的联邦制国家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总和。其中，“保护关税、移民草原、修建太平洋铁路被认为是横贯大陆国家赖以建立的三腿根基。”[③]他所设计的国家政策的蓝图是：通过修建太平洋铁路来促进西部开发，通过保护关税来推动中部的工业化，而反过来，西部的开发，又为东部工业化提供原料和必需的产品销售市场，从而“以太平洋铁路为中轴，商业上形成一种东西向的贸易体系，主要对付来自南方的竞争。”[④]因此，国家政策是加拿大自治领时期国家建设和经济现代化的总体方略，也是联邦政府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积极推动作用的具体体现。
首先，在西部开发和经济发展中，加拿大联邦政府比其南面的邻居发挥了远为积极的主导性作用。第一，加拿大联邦政府采取果断行动，清除各种障碍，为西部的移居和发展奠定了基础。麦可唐纳在联邦建立之初，迅速推行“从海洋到海洋”的扩张计划，赶在美国兼并之前占领了西部，并迅速平定了里埃尔的第一次起义。在联邦中央建立内地部（Ministry of Interior），专门负责西部的移民和开发事务，并参考美国经验，通过了免费分配土地的《宅地法》。与此同时，与充满印第安战争的美国西部不同，加拿大联邦政府通过与印第安人签订条约和颁布印第安法令，使西部的土著居民到80年代基本上都转入保留地，为白人移民空出了土地。其另一个创举是设置西北骑警。这支警察队伍在70年代初设立的时候只负责临时性的治安和边境安全事务，后来，他们在西部的管理范围越来越宽，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至于成为东部文化传统的传递者和自治领拥有西部的象征。
第二，联邦政府直接控制着西部的一切，与其他建国省份相比，西部处于二流的从属和半殖民地地位。联邦总理麦克唐纳曾表示：“自治领购买了整个西北地区，它属于整个加拿大。”在辩论马尼托巴法令时，麦克唐纳坚持：“土地不能交给它们，对于联邦来说，拥有土地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太平洋铁路必须靠它通过的土地来修建。”[⑤]正是为了修建铁路和吸引移民这两项“自治领的目的”，1870年通过的《马尼托巴法令》以及1875年的《西北土地法案》都规定联邦控制它们的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财政极其困难的西部地区无法制定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而一心要加强联邦权力的自治领中央也不允许西部的地方利益妨碍国家政策的推行，多次否决西部试图打破太平洋铁路的垄断、吸引美国铁路到加拿大西部来的动议。西部不仅在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技术也由蒙特利尔、多伦多为中心的中部提供，完全匍匐于东部的影响之下。正是由于联邦政府在西部开发中的作用，所以有人认为，西部“发展的蓝图完全是在渥太华制定的”。[⑥]
第三，支持修建以太平洋铁路为代表的西部横贯大陆铁路，沟通东西联系。在国家政策的各项方略中，太平洋铁路铁路承担着关键性的作用，麦克唐纳曾经预言：“一旦铁路建成，我们才将变成真正统一的国家，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巨额省际贸易。”[⑦]修建横贯东西的大铁路是联邦政府对不列颠哥伦比亚加入联邦所做出的承诺之一。几经周折，1881年，麦克唐纳联邦政府终于同以詹姆斯·希尔、史密斯和斯蒂芬等人为首的铁路辛迪加签订了协议，最终在1885年使这条2800多英里长的铁路建成通车。到了劳力埃政府时期，随着西部开发高潮的到来，为了推动西部的开发和西部谷物运费的降低，联邦政府又资助修建了加拿大北方铁路和大干线太平洋铁路，为它们所提供的财政担保和借贷的总额高达367，355，507加元。[⑧]
第四，加拿大联邦政府还同其他各级政府和机构一道，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吸引移民，鼓励西部经济的发展。“在加拿大西部移民的过程中，国家的力量走在西部移民运动的前面，而不是尾随在后面。”著名经济史家V·福克（Vernon Fowke）认为：“联邦政府对加拿大农业最初和最持久形式的帮助是鼓励移民和对草原地区的农业拓殖。”[⑨]为了吸引人们到加拿大定居拓殖，自治领政府划拨专款，不仅为移民代理支付工资，按照他们所吸引到的移民数量给以奖励，而且还建立了一套移民路费优惠制度（Passenger Warrant System），为特定的移民提供削价越洋船票。如1872年，从利物浦到北美港口的一般票价为6.6英镑时候，优惠票价是4.5英镑。[⑩]除此之外，联邦政府还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技术和市场销售方面的支持：资助农业技术教育，并建立起一套系统的农业试验站体系；颁布《动物防疫法》（The Health of Animal Act），以帮助农场主控制和预防家畜疾病；通过农场借贷法，为农场主提供资金支持等[11]。
其次，作为国家政策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保护关税政策是联邦政府干预经济发展、推动工业化的另外一项重要举措。加拿大著名经济学家麦金塔什评价道：“通过保护关税实现工业化的决定是与定居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通过这一手段，西部预计要形成的市场就会为其他地区开放。这一决定还同交通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加拿大工业化所推动的东西部关税对横贯铁路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12]
在加拿大，最早呼吁保护的声音出现于19世纪20年代。当时上加拿大的农场主希望政府能够在农产品价格低迷时候保护本地市场不受美国进口农产品的竞争。1821年，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呼吁：“应该在下加拿大实行保护性关税，以便于上加拿大的面粉能够在它唯一可以获得的市场上维持下去。”[13]在30年代也偶然能够听到保护加拿大的农产品不受美国竞争的言论。最终在1843年，加拿大开始对农产品征收关税。而就在农场主从支持保护到呼吁自由贸易的转变中，要求对工业品实行保护性关税的呼声却逐渐壮大起来。当时最积极的鼓吹者当属伊萨克·布坎南（Isaac Buchanan），他不仅能够熟练运用李斯特和亨利·克莱等人的保护主义理论，还在加拿大发起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支持关税保护运动，并直接导致了加拿大省1859年高尔特保护性关税的实施，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他才是真正的加拿大国家关税政策之父。到加拿大联邦建立后，保护主义已经成为一股潮流，仅仅1874年，就有21宗申请保护的提案上交议会。[14]1879年的国家政策从某种意义上既是保守党的一个政治策略，同时也“标志着加拿大正式宣布放弃自由贸易，而采用保护主义作为加拿大发展战略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15] 在1879年的关税中，工业品和制成品的税率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具有明显的保护性质。各类产品的税率一般是：半制成品和工业原料，10－20％；制成品设备，25％；制成消费品，30％。在1879年以后的8年中，1881年关税和1883年关税，对许多制成品的税率再度提高，如割草机、打捆机和收割机的税率从25％上升到了35％，“直到1887年，加拿大才实现了稳定的关税，或者说，保护才到达了顶点。”[16]
虽然自由党在野时候，劳力埃曾经激烈地抨击保守党的关税政策，在1893年的自由党大会上，他贬称加拿大关税是“美国保护制度的卑贱的模仿品，”是“以人民的牺牲来换取特权和私立阶层的利益。”[17]然而，自由党在1896年上台后，“没有制定什么新的国家政策，他们只是袭用了前任保守党的国家政策，”[18]“维持了保护的原则和国家政策的基本特征。”[19]劳力埃政府不仅延续了利用西部土地吸引移民和改善交通的策略，1897年菲尔丁关税法虽然税率略有降低，但税种增加了。同时，劳力埃政府还在1904年通过了首个反倾销法，虽然念念不忘自由贸易，不过总起来看，“在经济扩张的这段时期加拿大的商业政策总体上是国家主义的。”[20]劳力埃政府的财政部长在世纪之交说：“你们能够帮助加拿大制造业者的最好方式是用繁荣和富足的人们来填满马尼托巴和西北地区，他们将会成为东部制造业品的消费者。”[21]听起来颇像保守党的口吻。到1913年，加拿大全国的关税水平：全部商品18％，制造品26％；1925年，全部商品平均16％，制造业品23％。而从关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来看，1850－60年代，关税占加拿大省收入的60％，联邦后占75％；1929年占40％，1945年后，不到10％，也与关税先高后低的轨迹相一致。
除了通过关税政策刺激加拿大工业的发展外，联邦政府还采取其他各种可能的措施积极鼓励制造业的发展。麦克唐纳曾经把联邦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比喻为爬到树头摇晃枣子的小男孩与刺猬的关系，称：“让每一个制造业者告诉我们他想要什么，而我们也会试图给予他们所想要的。”[22]其一是直接的物质奖励。加拿大政府对于钢铁业等某些制造业给以直接的现金资助，以鼓励矿石在国内冶炼。给钢铁业的奖励始于1883年，从1896到1906年，政府给以该行业的奖励达到1000万加元。其他受到奖励的行业还有如石油、铅锌冶炼和铜冶等工业。从1896到1929年，政府给以的物质奖励达到2400万加元。[23]其二是教育和科研方面的保障。一项调查表明：直到1917年，加拿大的2400家最大的工厂中，只有37家有实验室，83家雇佣了83位检验员和276名助手。为了为工业发展提供“示范和建议”，政府建立了国家科研协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设立奖学金，鼓励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展研究工作。此外，联邦政府还通省政府一道，投入大笔资金，鼓励职业培训。其三，制定相关的工业立法。早在1872年，政府就通过了专利法，一方面保护加拿大厂商的权利，同时也变相鼓励加拿大厂商复制国外技术，该法规定，除非美国厂商在加拿大生产其产品，否则对于其专利不予以保护，该法是促进美国企业在加拿大设立分厂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如关于工厂生产方面的相关立法等也都着眼于鼓励制造业的发展。
总之，从自治领建立到20世纪20年代是加拿大经济现代化和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时期。联邦政府的国家政策，对于全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的确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871－1895年，加拿大Real GDP年增长2.5％；1895－1913年，达到了5.8％，远高于同期的美国。到1931年，加拿大西部四省的人口从1871年的10.9475万人增加到304.779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接近1／3。1881年，草原地区农业用地面积269.
在政府保护关税和其他优惠政策的激励下，加拿大的工业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870年，加拿大有制造企业38898家，雇工18.2万人，产值2.17亿加元；而到1930年，虽然企业总数降到了22586家，但雇工人数却增加到了61.4万人，产值32.37亿加元。毫无疑问，保护关税主要是刺激工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1879年，安大略的钢铁业没有关税保护，规模小而无利可图；而实行国家政策后，其产量连年上升，1900年23000吨，1905年的407000吨，到1913年发展到1152000吨。[25]另外，具有地区倾向性的保护性关税政策进一步加固了中部本已存在的制造业的优先地位，“安大略和魁北克的制造业者利用这一保护性盾牌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市场。”[26]1870年，安大略占加拿大制造业产值的52％，魁北克占35％；1890年，安大略50％，魁北克32％，沿海省 10％；[27]到1926年，沿海占4.3％，安大略51.9％，魁北克29.5％，草原三省7％，不列颠哥伦比亚7.3％。[28]
毫无疑问，在加拿大经济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以麦克唐纳的国家政策为代表的联邦政府对于经济现代化的各项激励措施从总体上讲是成功的，但与此同时，加拿大这种发展模式也带来了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对西部的过度控制和经济剥削导致了本地区的不满，其二是保护政策所带来的外资对国内制造业控制比例偏高的问题。
加拿大联邦政府开发西部的目标是实现本地区的加拿大化，它不仅指政治上排除美国的影响，在西部建立联邦中央的有效统治，而且经济上也同东部连为一体，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另一层含义则是西部从属于东部，充当东部中心地区的农业边缘。在这种情况下，西部在加拿大处于一种类似半殖民地的地位，政治上没有自己自然资源的控制权，经济上也无法制定自己的发展政策，同时由于高额的保护性关税，农场主不能与美国发展自由贸易，却花大价钱购买东部制造的劣等工业品。据估计，从关税保护中受益是安大略和魁北克两省，每人每年15.15加元和11.03加元，而最后的边疆萨斯喀彻温平均每人每年则要为此损失28加元。[29]因为关税，加拿大的农场主要比美国同一地区的美国农场主多出10％以上的价格购买农具。
早在国家政策实行之初，安大略的保守党约翰·莱克特（John Rykert） 就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保护将会导致大量工业资本的涌入，而在自由贸易情况下是不会出现的。”然而加拿大政府却对于外资的涌入并没有特别介意。1910年《财政邮报》（Financial Post）认为：“我们在渥太华的部长们并没有企图采取任何行动，以阻止美国制作商在这个国家建立分厂……我们对美国制造业品的适度关税似乎是给我们带来这些企业的诱因。”[30]到1914年，在加拿大的美资企业就已经达到了450家。1926年，美国资本占加拿大制造业的比重是30％，采矿业是32％；而到1962年，上述比例分别变成了45％和51％。[31]戴尔斯指出：保护关税“是我们对于我们受到保护的制造业而付出的代价——通常也是我们贿赂外国公司在加拿大建立制造业的代价。”[32]
二．保障、规范、约束——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服务和管理功能
国家政策可以说是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积极干预，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不过，这还远远不是加拿大政府的经济功能的全部内容，因为政府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除了推动功能外，还担负着控制和保障功能。所谓控制，主要指其对经济的管理和规范功能；而保障则不仅指其创造一种适合经济运行的政治环境，而且还指其所具备的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虽然根据不同的理论和在不同的国家，政府在这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就加拿大而言，不管是由于来自美国的压力、历史传统，还是出于资本的本性，它“不是也从来没有过建立在自由市场和自由企业基础上的‘正统’的资本主义制度。”自从联邦建立后到20世纪20年代，政府通过对公共项目的直接投资或者是对私人企业的各种各样的激励措施而在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不过，自20年代起，长时段经济发展的任务主要落到了私人企业头上，而政府“日益新增的责任首先是在福利和社会安全领域，后来，尤其是40年代后，转向了短期经济波动问题。”[33]联邦总理麦肯齐·金在20世纪初指出：“对政府干预措施的智慧性和公正性的一种信仰代替了原来的自由放任的信念，后者认为不受限制的竞争是工业组织中的理想状态。而规范，尤其在最低程度的社会福利方面，越来越成为当今被接受的信条。”[34]
首先，与其他国家一样，加拿大政府也承担起了对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管理和保障功能。在自由市场的前提下保障经济的平稳健康运行是政府最基本的经济功能之一，而对各个行业进行审查和干预，制订相应的行业标准和保障措施正是政府上述功能的体现。为了保障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处理不断出现的各种经济问题，加拿大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措施，逐渐形成了今日市场自动调节与政府干预相结合的格局。
第一，保障金融和银行业的健康发展。加拿大并没有形成美国那种自由银行制度，而是发展起来了一种特许银行制度。1871年通过了《自治领银行法》，规定授予银行特许证的最低资金门槛是50万加元，而且要接受10年一次的审核。从1871到1930年，加拿大的特许银行从36家逐渐下降到10家，而分行则相应地从1868年的123家增加到4069家，资产也从8000万加元增加到30亿加元。[35]第二，规范商品交易行为，维护消费者权益，确保交易的自由公平。第三，对劳动者权益的规范和维护。加拿大劳工组织的历史很长，但一直得不到政府的承认，甚至被引用反垄断法加以镇压。1900年，联邦政府成立劳工部以调解劳资争端，并通过了禁止输入契约劳工的法律。1907年，联邦政府通过《工业争端调查法》（Industrial Disputes Investigation Act），但与新西兰、澳大利亚等采取的强制性仲裁不同，加拿大方面认为提出一项解决方案的和解是最能保护公共利益的途径。1939年，加拿大刑法规定，仅仅因为其劳工组织资格而解雇劳工为非法。第四，政府对社会福利事业的干预。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福利资本主义在加拿大逐渐发展起来。伴随着各种福利措施的出台，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也逐渐加大：不包括教育经费，全国各级政府1913年用于福利和救济的费用为1500万加元，1930年8300万加元，1937年2.36亿加元。相应地，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也从1925年的14.7％增长到了1938年的19.7％，1963年达到25％。[36]另外，加拿大各级政府还积极承担和鼓励一些基础设施的发展，如为铁路修筑提供财政资助和进行担保；编制数据，进行经济预测；制订地区发展计划，致力于消弥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通过税收调节和财政转让，进行收入的二次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等等。
其次，反对垄断，维护市场竞争是加拿大政府对经济发展发挥规范作用的另一个重要表现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被认为是保障企业能够实现最大限度的社会利益的有效手段。然而，资本的本性却是追求垄断。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在19世纪后期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垄断。对其支持者来说，垄断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可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增强企业的科研创新能力；而对其反对者来说，垄断代表的是扼杀竞争和市场秩序，追求垄断利润的邪恶力量，与社会利益背道而驰。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对于垄断是好是坏的争论已经被否定，垄断就是垄断，与好坏无关。一旦垄断形成，不管其是否准备追求垄断利润，其实威胁已经形成。
加拿大政府针对垄断所采取的第一步行动是在1888年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调查表明，在加拿大的日杂、煤炭、饼干等13种行业中已经产生了垄断。其报告认为：“垄断的邪恶在这个国家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但是，已经有足够证据表明，针对其危害性倾向和影响需要采取法律行动，以消除上述或类似的合并与垄断所带来的邪恶。”[37]在上述委员会报告的基础上，加拿大在1889年通过了第一部反垄断法。该法规定，任何非法的共谋、合并、约定和安排等都属犯罪。1892年，上述反垄断法令成为了加拿大刑法的第498款。在此后的岁月里，虽然有几起起诉，但由于确定垄断取证比较困难，1910年反垄断法进一步对垄断的定义做出规范。后来，加拿大又陆续在1935年，1952年，1960年不断对反垄断法进行了完善和修改。
自从反垄断法通过以后，针对企业的垄断行为进行了多起调查，有的成功，有的则无果而终。在双方的较量之中，反垄断调查员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意见，即“应用该法律的本质在于针对那些损害公共利益的合并，换句话说，即该法并不反对合并这一倾向本身，而且调查员实际上同意合并，但是，如果其行动危害到公共利益，就要运用法律来解决它。”[38]由此可见，与美国一样，加拿大政府反对垄断的目的也不是消灭垄断，而是对垄断行为进行必要的规范。因此，尽管各种反垄断法令不断出台，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仍然是：加拿大同美国一样，企业集中的比例越来越高。根据加拿大消费与公司事务部的调查报告，加拿大制造业中集中的比例高于美国。美国1963年50家最大的制造业公司新增产值占其行业的比例是25％，而加拿大在1965年的数字是36％。[39]
再次，提供公共服务和保障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的运转是政府另外一项重要的经济功能。加拿大政府在这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尝试，摸索出了一条具有加拿大特色的道路——公共所有或者叫皇冠公司（Crown corporations）。根据加拿大学者的定义，皇冠公司是“为了提供公共服务功能而由政府所创建的以公司的形式存在的一种机构。”它部分或完全由政府所有，同时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重要的手段和方式。
皇冠公司的产生可以追溯到自治领建立初期。国有铁路可以看作是加拿大皇冠公司的原型。对西部开发过度乐观的劳力埃联邦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在20世纪初期倾力资助和修建了加拿大北方铁路和大干线太平洋铁路两条新的横贯大陆铁路系统。然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欧洲资本市场的紧缩，这两条由联邦政府高额承保和资助的铁路陷入了困境，最后只能由联邦政府出面收拾摊子，在1918－1923年逐渐形成了加拿大国家铁路（CNR），成为同太平洋铁路竞争的国有铁路公司。从经济意义上衡量，加拿大国家铁路不算成功，到1931年，它已经累计亏损6.94亿加元，当然，对于这样一项规模庞大的公共工程，“不能仅仅靠投资的利润回报来衡量，因为与其他铁路一样，他们是国家建设的一个工具，把分散很远的定居区联系在一起，并使得远离制造业中心的自然资源的开发成为了可能。”[40]以加拿大国家铁路的建设为契机，自20世纪以来，加拿大各级政府以不同形式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公有企业，甚至部分政府的功能也转交皇冠公司来执行，皇冠企业成为政府推行经济政策的一个有力工具。根据1979年的统计，联邦全部或部分所有的皇冠公司共有344家，雇员20万人，资产总值290亿加元；而省有的皇冠公司为197家，资产总额为590亿加元。
导致这一结果的因素很多，一般来说，在加拿大有这么几种解释：1）环境原因。这派观点认为，由于加拿大独特的地理、经济和社会环境导致了皇冠公司的大量产生。Gracey认为：“总体来说，我们明显依赖公共企业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加拿大的形势：国土面积广博，资源丰富而人口稀少，又与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巨头美国毗邻。”[41]2）政治文化原因。由于加拿大政治文化中的保守传统，各界习惯于接受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3）实用主义的原因。有些人认为加拿大之所以公共拥有盛行主要是各执政党采取实用主义政策的产物。[42]而就省的层面而言，地方利益和政党因素也是需要考虑的原因：省政府为了使得某些行业的利润能够留在归地方所用而不是被联邦中央收走，对某些企业采取公有化措施；虽然保守党和左翼政党都积极推进公共所有，但相对而言，非左翼省党把公共所有当作一种其他刺激手段的一种替代品，而左翼政府不仅更倾向于采纳公共所有，而且还把它作为一种实现其财富重新分配和权利分散这种理念的工具。因此，很难用一种统一的理由来解释缘何比其他国家更习惯于利用公共所有的形式来干预经济。
同其他行政和经济手段对经济进行规范和调控一样，公共所有也是加拿大各级政府进行经济调控的得力工具。“政府拥有和经营公共设施，不是为了自己赢利，而是以最好的最廉价的方式为其民众提供服务。”[43]不过，在一般情况下，私有企业无法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公有企业无法解决效率问题。因此，有人认为企业、政府和劳动者三者是一种合作的关系，其目标是实现效率、公平和社会福利。从这一意义上讲，加拿大的皇冠企业是公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共存合作的一个典型。
最后，除了加拿大联邦政府积极干预经济外，省和其他各级政府在经济现代化中同样发挥了重要的推动和调控作用。其中以安大略省莫瓦特政府的“小国家政策”和西部诸省的省权建设和经济多样化运动最为典型。在联邦政府制订国家政策，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莫瓦特自由党政府为了开发本省丰富的森林、矿产和水利资源，推动工业的进步，安大略省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鼓励，支持通向资源产地的设施的改进，必要时候延长财政资助，并提供信息和技术教育，都是公家对资源发展的帮助措施。”[44] 为了鼓励企业能够开发该省丰富的矿产资源，省政府从多方面为企业的发展制造便利条件： 1）从法律层面上，调整矿产法，使探矿者与矿产公司都能接受。2）大力促进通往资源产区的交通设施的改进，为矿产资源的开发创造条件。省政府对于北方开发意义重大的三条铁路——加拿大北方铁路、Algoma Central铁路和Temiskaming－Northern铁路——给以资助。从1867到1914年，省政府共资助
除了积极支持矿产资源的开发外，安大略省政府对于森林和水利资源也采取积极的支持政策。在费诺等森林主义者的推动下，加拿大成立了众多林学会，吸收和借鉴美国的经验和技术，掀起了以保护和开发森林为主的资源保护主义运动。而对本省水利资源的开发，省政府积极鼓励国有化运动，在亚当·贝克（Adam Beck）的领导下，建立起了庞大的安大略水电委员会，成为省有皇冠公司的典范。
总之，安大略省政府为了促进本身资源的开发和工业化的进步，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如奈里斯所言：“政府在工业中第一位的和历来最重要的功能是推动，而历届安省政府以极大的热情倾注于这项事业之中。”[47]安大略工业的进步就是这一努力所取得的结果的最好明证。
除了安大略的小国家政策外，西部诸省的省权建设和经济多样化运动也是政府积极支持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推动西部实行经济多样化的直接动力来自30年代大危机的打击。大危机对于“依赖资源的产业意味着灾难，而对于几乎完全仰仗于一种资源的经济则预示着完全的崩溃”。[48]严峻的现实使西部各省认识到：“一个地区对小麦的依赖越小，遭受的打击也就越轻”。[49]于是，取得政权的第三党政府着手寻找出路，扩大省内经济基础，掀起了省内建设和经济多样化运动。比如萨斯喀彻温省的平民合作联盟在第一任期内，在“插足经济”的口号指引下，政府大力发展非农业产品，以减少本地区制成品的进口。
总之，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阿尔伯达和萨斯喀彻温省的内建设和经济多样化取得了巨大成绩。经济结构同以前相比，变的更加合理：1931年，萨斯喀彻温省和阿尔伯达省第一部类在省经济中的比例分别是61%和55%，制造业的比例不到10%；而到1981年，草原三省经济结构是：第一部类14.2%，第二部类17.6%，第三部类64.1%。[50]同时，伴随着西部森林和矿产资源的开发，资源工业越来越在各省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出现了一批颇具规模的皇家公司，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龙头企业。如阿尔伯达省在70年代利用石油资金设立的阿尔伯达遗产基金，1981年总资金达到110亿加元，成为继魁北克水电、安大略水电和太平洋铁路之后的加拿大第四大公司；萨斯喀彻温皇家电信投资公司同年的资本也达到了50亿加元。这些大型企业不仅为当地创造了巨额的产值和效益，更重要的，它为西部培养起了一个企业家阶层，这批社会精英是推动西部工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无价之宝。
三、结论
通过上文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在加拿大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加拿大各级政府的确发挥极大的推动、引导和规范作用。联邦政府不仅制订了以修建太平洋铁路、吸引移民开发西部和以保护关税推动中部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国家政策，采取各种措施刺激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且，联邦政府也在规范和保障经济运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采取了多种创新措施，如专利政策、银行政策和皇冠公司等等。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加拿大联邦分权和自20世纪以来省权扩张的特殊状况，以省政府为代表的各级地方政府也在经济发展中积极作为，针对本省的特点而制订了省经济发展策略，如安大略省以开发林矿水利资源为特色的小国家政策和西部诸省以实现经济多样化为特色的省权建设和经济多样化运动等等。从一定意义上讲，加拿大联邦政府所扮演的经济角色是一种后发展国家和以欧美为代表的先发展国家的一个混合，既专注于推动经济进步，同时又积极卷入对经济运行的规范和保障，而加拿大经济现代化的成就即时对其上述作用的最好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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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现代化研究》2009年第5辑
加拿大工业化初探
付成双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天津 300071）
摘要：传统上我国世界史研究中对于加拿大问题一直存在较大空缺，而对于其工业发展也一直语焉不详，本文试图通过对加拿大工业化的历程、特点和成绩的分析，为这一问题提供一个大致的脉络，以求抛砖引玉，带动加拿大史研究的新进展。
关键词：工业化，大宗产品经济，国家政策，保护关税
A Preliminary Study of Canadian Industrialization
Fu Chengshuang
(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Key Words：Industrialization, Staple Economy, National Policy, Protective Tariff
大湖区－新英格兰制造业带的崛起是北美工业革命和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北美从边缘向中心转换的基础。传统上，学者们的眼光一直关注于美国方面的发展变化，对加拿大注意颇少。其实，加拿大的工业化是美国大湖区－新英格兰制造业带向北的一个自然延伸，同时也是它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由于加拿大工业化起步较晚，具有更多的依附性特征，因而，也与美国的工业化表现出了一些截然不同的特征。
一、加拿大工业化的简要历程
加拿大的发展晚美国大约半个世纪，当美国19世纪上半期已经步入工业化的轨道时，加拿大的中心地区仍然处于边疆扩张和拓殖高潮。随着边疆的拓殖和人口的增加，服务于地方市场的原料加工工业和小规模的制造业在加拿大逐渐发展起来。到1830年代，蒙特利尔大约有500家企业，但劳工只有1300人，表明规模都很小。[1](p. 122) 加拿大当时最主要的制造业是面粉加工、木材加工和造船，它们的产值占当时加拿大工业总产值的一半。面粉工业是随着安大略农业的开发而发展起来的，而且英国的谷物法也使得美国的小麦出口到加拿大，研磨成面粉再出口，从而鼓励了加拿大的面粉和交通工业的发展。[2](p. 39) 方木边疆的开发则是促使加拿大成功地从毛皮贸易转向农业开发的动力。与毛皮贸易反对农业拓殖不同，方木边疆为种植业边疆空出了土地。“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锯木业是加拿大领先的制造业。”[3](p. 75)渥太华的前身拜顿（Bytown）是当时领先的锯木中心。需要大量优质木材的造船业在加拿大也很繁荣。40年代，加拿大也出现了农机具制造的小工厂。到50年代后期蒸汽机也在加拿大制造。
不过总起来说，直到1850年，加拿大的“制造业是小规模的，着眼于服务就近市场的，大部分的厂子所从事的是消费品生产或维修事务，蒸汽动力还很少采用。”[4](p. 230)而且，当时产业革命的两个拳头产业：钢铁和纺织，加拿大都没有。
从1850年到20世纪上半期，加拿大制造业的发展明显地分为3个时期：即1850－1870年的迅速发展时期；1873－1895年的缓慢增长时期；1896年以后的快速增长时期。
1850到1870年是加拿大制造业发展的第一个快速发展阶段，加拿大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达到了3.38％，是1850到1900年这半个世纪内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在这段时期，加拿大的纺织工业发展起来，另外，钢铁、车辆、农机具制造也开始发展。其中农业机械和奶酪加工工业的发展特别引人注目：收割机在40年代末才在加拿大大量出现，到60年代，加拿大收割机就已经把美国收割机赶出了本国市场。收割机销售额从1861年的41.3万美元上升到1871年的268.5万美元，制造厂家从46家增加到252家。到1871年，安大略省有36874台收割机，魁北克5149台。[1](p. 127) 奶酪制作是随着加拿大农业的发展而崛起的新工业，到1867年，它已经有235家奶酪工厂，1871年出口830万磅；1891年猛增到1.062亿磅。与此同时，面粉加工、造船、木制品的比例则降到了不到1／3。到1870年，加拿大制造业产值达到2.22亿加元。
1873－1896年，加拿大工业的发展远远低于人们的期望，不过新的研究发现，加拿大制造业在这个时期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1870－1890年，加拿大制造业的年增长率是4.6％；1900－1910年，6％。1900年，加拿大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57亿加元，是1851年的6倍，除掉价格上涨因素，是4.5倍，以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长3.17％。[4](p. 221) 第二部类的产值从3800万加元增加到2.63亿加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从22.5％增加到25％。制造业的人均产值从1851年的976加元上升到了1900年的1890加元。这个时期最大的成就是中部制造业在关税政策的保护下发展起来。与半个世纪以前相比，工厂规模扩大。1900年，有430家工厂的产值超过20万加元，其产值达到2.12亿加元，占制造业总值的36％；其中有68家的产值在50万－100万之间，39家产值达到100－500万加元。“在1851年，制造业主要局限于自然产品的初级加工，尤其是将谷物加工成面粉；但到1900年加拿大的工业就相当的多样化了，可观的部分行业所从事的是包括像铸铁和钢产品这样的高级制造工业了。”[4](p. 224) 加拿大经济学家帕夫雷特认为：“如果能够对1850年加拿大经济的落后性和它的地理位置因素达成共识，那么，就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理论来解释加拿大工业发展的本质。”[1](p. 145) 著名经济学家麦肯尼思认为：“罗斯托和其他学者认为，加拿大的经济在1890年以前没有进步，而且向现代经济的转变在此以前也还没有发生，这一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加拿大经济在19世纪主要是一部成功和收获的历史。”[3](p. 58)
虽然有上述成绩，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依然是：到1900年，加拿大仍然算不上工业国，没有像样的钢铁工业，化工工业处于初级阶段。1890年，7.6万家制造厂中只有1.4万家雇人在5个以上。[4](p. 230)
20世纪上半期，随着一系列新的资源的开发和国际市场上新一轮发展高潮的到来，加拿大乘机实现了工业化。1896年，随着国际市场上小麦价格的上扬和美国边疆的关闭，加拿大西部成为了最好的、最后的边疆，迎来了西部开发的高潮。小麦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其他行业的进步。从1896到1914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而接下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为它的工业化提供了两个重要的发展契机。丰富的资源和战争的巨大需求带动了制造业的崛起。首先是钢铁工业发展起来，加拿大生产的铸铁产量从1896－1898年的10.5万吨增长到1913年的100万吨；钢从1900年的区区2.4万吨增长到1911年的88万吨。[1](p. 146) 由于战争的刺激，钢产量又从1914年的100万吨提高到了1919年的2250万吨。从1929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它又提高了120％。加拿大的铁矿生产1902年只有40万吨。随着魁北克－拉布拉多交界处巨大铁矿储藏的发现，1952年，加拿大的铁矿产量达到了500万吨，以后，每年以100万吨的速度增长，从而一举从进口国变为出口国。由于能够得到廉价的水电能源供应，耗电巨大的炼铝工业也在加拿大发展了起来。1954年，它生产了557100美吨铝，占世界产量的14.9％，成为第二大产铝国。与此同时，造纸工业、非金属生产、化工、采矿、印刷等也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其中一些新产品，如滚动轴、镁、光学玻璃、防爆汽油等都落户加拿大。总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加拿大已经实现了工业化，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个富裕国家。1950年，加拿大全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44亿加元，其中制造业占31％，农业占11％，当时只有6个国家的制造业产值超过加拿大，它成功地挤身于西方七强的行列。[5](pp. 420-446)
二、加拿大工业化的主要特征
传统上，学者们习惯用大宗产品经济理论（Staple Economy）来阐述加拿大经济的发展。根据这种理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特征决定于它所生产的以出口为目的的大宗产品的性质。著名经济史学家哈罗德·因尼斯、托尔和麦金塔什等都认为：“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加拿大经济增长的步伐是由是否具有出口大宗产品而决定的。”[6](p. 17) 大宗产品经济是一种对外部市场和资本依赖较大的经济形式，而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加拿大在工业化过程的这种依附性表现为对美国资本、技术和市场的依赖。“在许多领域，从建设铁路到探测石油和天然气，美国总是走在加拿大的前面，我们则从美国的试验和成就中受益。”[7](p. 67)
其一，加拿大工业技术主要靠从美国复制或窃取。加拿大制造业缺乏内部的技术创新动力，“加拿大制造厂商依靠美国取得的技术进步，并且紧紧地复制美国的发展成果。”[3](p. 86)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加拿大的工厂生产美国的收割机，或者是根据许可证，或者仅仅是盗取技术。根据1872年加拿大专利法的规定，美国制造业者要么在加拿大设厂生产，使得加拿大生产其产品，才能得到保护；否则，将会被加拿大人复制。1903年，国际收割机公司在汉密尔顿设厂，其产品在加拿大的复制才被禁止。[1](p. 89)
其二，加拿大工业化中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外资在全国资本构成中的比例偏高，而且美国资本逐渐代替英国资本成为加拿大的主要资本来源。“加拿大经济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大量资本的涌入。”[1](p. 88) 联邦建立时，加拿大约有外资2亿加元，其中90％是英国资本，而且80％是政府和铁路债券。从1868－1899年，加拿大净流入外资约11.05亿加元。外资占全国投资比例在1870年大约是30％，1900年25％。从1906年到1914年，加拿大每年流入的外资都超过1亿加元，最高的1912年达到4.187亿加元，从而把1906－1910年间外资占全国投资的比例抬高到了38％。[4](pp. 718-719) 著名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加拿大显然是在经济发展中外资流入发挥了远比美国重要作用的一个特例。”[4](p. 755)
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上半期加拿大外资构成中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英国间接投资的相对减少和来自美国的直接投资的日益增加。1897年，美国在加拿大的直接投资是1.597亿美元，1914年上升到6.184亿美元。[3](p. 787) 1900年，美国投资占加拿大外资总数的14％，英国占85％；而到1950年，美国资本上升到了76％，而英资则降到了20％。
第三，美国在加拿大的直接投资和众多分厂的建立成为加拿大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家在加拿大开设分厂的工业是农机产业中的霍尔兄弟公司（Hull Brothers），它1860年在奥沙瓦建厂。19世纪70－80年代，一些美国的知名企业如：胜家缝纫机、贝尔、西屋电气等都在美国设立了分厂。到1890年，已经有50家美国企业在加拿大设立了分厂；1913年，增长到450家，资本达到1.35亿美元。美国在加拿大的投资主要是供应美国市场的资源开发型行业。如在1880年代，美国资本占加拿大采矿业投资总额的一半。据估计，到1909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大约90％的可采伐商业林都控制在美国人手中。除此之外，美国在加拿大投资设厂还有两种情况：一是由于交通费用高，服务于加拿大地方市场的产品，如收割机，缝纫机等；二是为了逃避关税。同时，各级加拿大政府还制定优惠措施，如减税，免费用地，关税等措施促使资源加工后再出口美国。
美国巨额投资和大量的企业分厂的设立，无疑为加拿大工业发展带来了急需的资本和美国的生产和管理技术，“加拿大现代工业的建立不是美国的分厂的功劳，但它们的确给加拿大带来了资金并给加拿大企业带来了竞争。”[1](p. 142) 同时，在加拿大投产的美国公司也成为其母国企业的竞争对手。如1900年加拿大的法令规定，联邦政府资助的铁路必须要用本国生产的钢轨，其主要推动者就是美国钢铁公司在加拿大的分厂。1911年的自由贸易受到美国制造业协会的支持，遭到加拿大制造业者的反对，其中反对最积极的就是在加拿大设立分厂的美国厂主。大量资本的流入对于加拿大的发展无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美国资本对加拿大控制比例的增强，引发了关于经济自主性的争论。到20世纪60年代，在有些领域，如石油和天然气，美国资本控制的比例甚至达到了80％以上，从而引发了特鲁多政府反对美国控制、追求经济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
其四，美国市场逐渐代替英国市场而成为加拿大的主要进出口市场。作为一种资源开发型的大宗产品经济，同时由于国内市场狭小，所以，加拿大在经济发展中对于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远远大于美国。“在美国，内地的开放刺激了巨大的内部市场的发展，从而减少了对外贸易的作用；而在加拿大，内地的开放却刺激了生产更多的产品供应出口。”[2](p. 60) 从1850到1900年，加拿大的对外出口从1800万加元增长到1.95亿加元，增长11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1％上升到18％；进口从2900万加元增长到1.78亿加元，提高了6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大约是17％。进出口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从1851年28％上升到1900年的35％。[4](p. 760) 因此，有人认为：“19世纪后半期加拿大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 [4](p. 758) 直到1968年，加拿大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仍然高达36％，而美国仅占8％。由此可见，加拿大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对外部市场的依赖远远大于美国。“美国工业的成功发展带来了剩余资本，被投放到了像加拿大这样的海外市场；而加拿大大宗产品的发展却带来了对海外资本（如美国资本）的持续需求。加拿大成为了贸易带来专业化的经典案例，而美国则因经济多样化而更少地依赖贸易。”[2](p. 60)
1851年，加拿大产品的出口市场，英国占59％的份额，美国35％，其他国家6％。从1870年以后，英国在加拿大市场上所占的份额持续走低：1880年，48％；1890年，38％；1900年，24％；美国所占的份额则相应地增加：1880年，40％；1890年，46％；1900年60％。[4](p. 767) 而且这个趋势在20世纪一直持续下去，直到1970年代以后，加拿大80％的进出口都与美国进行，成为全球最大的双边贸易伙伴。
三、政府在工业化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各国走向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学术界也一直存在着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两种截然对立的理论主张。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认为“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动调节市场，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政府仅仅是自由市场的守夜人；而以李斯特、庇古、凯恩斯、格尔申克隆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则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从总体上看，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对政府职能的要求不一样：对于相对发达的国家要求较少的干预；相对落后的国家要求政府较多的干预；经济形势乐观的时候要求少的干预，而低迷时则要求较多的刺激措施。其实，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政府的干预都必须坚持市场机制为基础，通过市场去落实。加拿大著名经济学家伊斯特布鲁克认为：“似乎有一种基本的共识认为：在一个国家发展的早期和形成阶段，政府在私人企业的城镇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投资中对政府直接参与的依赖，会随着私人企业逐渐获得应对投资风险的能力而持续减退。”[8](p. 120)
就加拿大而言，作为欧洲的经济边缘和美国经济的向北延伸，其后发展特征更为浓厚，政府的干预程度也更强。首先，作为国家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保护关税政策是联邦政府干预经济发展、推动工业化的一项重要举措。加拿大著名经济学家麦金塔什评价道：“通过保护关税实现工业化的决定是与定居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通过这一手段，西部预计要形成的市场就会为其他地区开放。这一决定还同交通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加拿大工业化所推动的东西部关税对横贯铁路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4](p. 219) 在1879年的关税法中，工业品和制成品的税率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具有明显的保护性质。各类产品的税率一般是：半制成品和工业原料，10－20％；制成品设备，25％；制成消费品，30％。在1879年以后的8年中，1881年关税和1883年关税，对许多制成品的税率再度提高，如割草机、打捆机和收割机的税率从25％上升到了35％，“直到1887年，加拿大才实现了稳定的关税，或者说，保护才到达了顶点。”[9](p. 163)
虽然自由党在野时候，曾经激烈地抨击保守党的关税政策，然而，它在1896年取得联邦政权后，“没有制定什么新的国家政策，他们只是袭用了前任保守党的国家政策。”[10](p. 152) 劳力埃政府不仅延续了利用西部土地吸引移民和改善交通的策略，1897年菲尔丁关税法虽然税率略有降低，但税种增加了，并且还在1904年通过了首个反倾销法。劳力埃政府的财政部长在世纪之交说：“你们能够帮助加拿大制造业者的最好方式是用繁荣和富足的人们来填满马尼托巴和西北地区，他们将会成为东部制造业品的消费者。”[11](p. 137) 听起来颇像保守党的口吻。
其次，除了通过关税政策刺激工业的发展以外，加拿大联邦政府还采取其他各种可能的措施积极鼓励制造业的发展。其一是直接的物质奖励。加拿大政府对于钢铁业等某些制造业给以直接的现金资助，以鼓励矿石在国内冶炼。给钢铁业的奖励始于1883年，从1896到1906年，政府给以该行业的奖励达到1000万加元。其他受到奖励的行业还有如石油、铅锌冶炼和铜矿冶炼等工业。从1896到1929年，政府给以的物质奖励达到2400万加元。[12](p. 182) 其二是教育和科研方面的保障。一项调查表明：直到1917年，在加拿大2400家最大的工厂中，只有37家拥有实验室，83家企业雇佣了83位检验员和276名助手。为了给工业发展提供“示范和建议”，联邦政府建立了国家科研协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设立奖学金，鼓励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展研究工作。此外，联邦政府还同省政府一道，投入大笔资金，鼓励职业培训。其三，制定相关的工业立法。早在1872年，政府就通过了专利法，一方面保护加拿大厂商的权利，同时也变相鼓励加拿大厂商复制国外技术。关于工厂生产方面的其他相关立法等也都着眼于鼓励制造业的发展。
再次，省政府和其他各级政府也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以安大略省莫瓦特政府的“小国家政策”和西部诸省的省权建设和经济多样化运动最为典型。在联邦政府制订国家政策，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莫瓦特自由党政府为了开发本省丰富的森林、矿产和水利资源，推动工业的进步，也采取了多种措施。其中，“鼓励，支持通向资源产地的设施的改进，必要时候延长财政资助，并提供信息和技术教育，都是公家对资源发展的帮助措施。”[13](p. 110) 为了鼓励企业能够开发该省丰富的矿产资源，省政府从多方面为企业的发展制造便利条件： 1）从法律层面上，调整矿产法，使探矿者与矿产公司都能接受。2）大力促进通往资源产区的交通设施的改进，为矿产资源的开发创造条件。从1867到1914年，省政府共资助
除了安大略的小国家政策外，西部诸省的省权建设和经济多样化运动也是政府积极支持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推动西部实行经济多样化的直接动力来自30年代大危机的打击。大危机对于“依赖资源的产业意味着灾难，而对于几乎完全仰仗于一种资源的经济则预示着完全的崩溃”。[14](p. 101) 这个时期取得政权的第三党政府掀起了规模庞大的省内建设和经济多样化运动。比如萨斯喀彻温省的平民合作联盟在第一任期内，在“插足经济”的口号指引下，政府大力发展非农业产品，以减少本地区制成品的进口。阿尔伯塔则利用本省油气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资源类产品的开发和加工。
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阿尔伯达和萨斯喀彻温省的内建设和经济多样化取得了巨大成绩。经济结构同以前相比，变的更加合理：1931年，萨斯喀彻温省和阿尔伯达省第一部类在省经济中的比例分别是61%和55%，制造业的比例不到10%；而到1981年，草原三省经济结构是：第一部类14.2%，第二部类17.6%，第三部类64.1%。[15](p. 18)
四、结论
通过对加拿大工业化的上述研究，我们认为，首先，加拿大工业化的道路是一条成功的道路。虽然与美国相比，加拿大国内市场狭小，缺乏科技创新的动力，但加拿大通过巧妙地借鉴美国的经验和技术，并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成功实现了从农业殖民地向发达的工业国家的演变。
其次，加拿大中部的工业化同北美中西部的崛起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整个北美崛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加拿大大宗产品经济的性质决定了它对海外资金、技术和市场的依赖，而这种依赖关系逐渐发展成为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不仅加拿大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且它的发展特征也都反映了它与其他地区关系中的依附角色。”[7](p. 3) 加拿大学者钱伯斯通过研究1873－1896年加拿大的经济周期发现：在其所选择的12个点中，有8个与美国的日期基本吻合。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加拿大经济作为一种边缘，更与美国而不是与西欧相贴近。”[1](p. 181)正是由于与美国经济关系中的这种依附角色令著名经济学家麦肯尼思哀叹：“加拿大人最多是优秀的模仿者而不是辛勤的创新者。”[3](p. 86)
再次，作为后发展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典型，加拿大联邦和省政府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毫无疑问，以麦克唐纳的国家政策为代表的联邦政府对于经济现代化的各项激励措施从总体上讲是成功的。但是，具有地区倾向性的保护性关税政策进一步加固了中部本已存在的制造业的优先地位。1870年，安大略占加拿大制造业产值的52％，魁北克占35％；到1926年，沿海占4.3％，安大略51.9％，魁北克29.5％，草原三省7％，不列颠哥伦比亚7.3％。[16](pp. 464-465) 与此同时，其他地区则为中部受保护的工业化付出代价，加剧了全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西部农场主由于高额的关税保护，不能与美国发展自由贸易，却花大价钱购买东部制造的劣等工业品。据估计，从关税保护中受益是安大略和魁北克两省，每人每年15.15加元和11.03加元，而最后的边疆萨斯喀彻温平均每人每年则要为此损失28加元。[9](p. 380) 因为关税，加拿大的农场主要比美国同一地区的美国农场主多出10％以上的价格购买农具。
其四，加拿大这种对外依赖性很强的大宗产品经济模式还带来了外资对国内制造业控制比例偏高的问题。早在国家政策实行之初，安大略的保守党总理约翰·莱克特（John Rykert） 就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保护将会导致大量工业资本的涌入，而在自由贸易情况下是不会出现的。”然而加拿大政府却对于外资的涌入并没有特别介意。1910年的《财政邮报》认为：“我们在渥太华的部长们并没有企图采取任何行动，以阻止美国制作商在这个国家建立分厂……我们对美国制造业品的适度关税似乎是给我们带来这些企业的诱因。”[17](p. 8) 1926年，美国资本占加拿大制造业的比重是30％，采矿业是32％；而到1962年，上述比例分别变成了45％和51％。[17](p. 14) 戴尔斯指出：保护关税“是我们对于我们受到保护的制造业而付出的代价——通常也是我们贿赂外国公司在加拿大建立制造业的代价。”[18](p.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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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花点燃后：《金山》创作历程和海内外文学当代观
――专访加拿大著名华文作家张翎[1]
赵庆庆
访谈摘要：
张翎是屡获海内外文学大奖的加拿大华文女作家，其最新长篇小说《金山》被《人民文学》评为“建国60周年特选作品”，引起了华文文学界的普遍关注。本访谈首先探讨了张翎的《金山》与其他众多“金山”题材作品之间的差异，回顾了该书创作的情感和理念动机，展示了张翎成书过程中巨大的史学努力和缜密流畅的文学构思。其次，访谈揭示了张翎通过博览群书超越文学自我的体会，以及她对“双国记”叙事模式的器重原因。最后，访谈表现了张翎具有丰富的英语原著阅读经验，在此基础上，她对国际性离散文学、高行健与诺贝尔文学奖，以及大陆文坛提出了发人深思的一家之言。
关键词：张翎、《金山》、“双国记”叙事模式、国际性离散文学、诺贝尔奖
Title：After the Spark Is Stricken: The Creation Story of The
—Interview with Zhang Ling, a Renowned Chinese Canadian Writer
Abstract: A winner of major literary awards home and abroad, Zhang Ling is a Canadian woman writer engaged in creative writing in Chinese. Her latest novel entitled The Gold Mountain is acclaimed as The Work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Key Words: Zhang Ling, The Gold Mountain, a narrative mode of “a tale of two countries”, world diaspora literatur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作家简介：
张翎，加拿大华文作家，曾获第七届、第八届十月文学奖，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优秀散文奖(2003)，首届加拿大袁惠松文学奖(2005)，第四届人民文学奖(2006)，《中篇小说选刊》双年度优秀小说奖(2008年)。
长篇小说有《望月》（1998）、《交错的彼岸》（2001）、《邮购新娘》（2004）和《金山》（2009），其中《金山》详述了从19世纪中叶到本世纪的加拿大华人150年奋斗史，由《人民文学》分上下两期刊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特选作品”，并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单行本。2009年夏，六卷本张翎小说精选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中篇小说有以《向北方》、《雁过藻溪》、《余震》等为代表的十几部，其中《余震》（2007）被冯小刚拍成电影。
浙江温州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分别在加拿大的卡尔加利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及美国的辛辛那提大学（University of Cincinnati）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听力康复学硕士，现定居于加拿大多伦多。
采访者简介：
赵庆庆，南京大学外语部副教授，南京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成员，江苏省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理事。亦为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和加中笔会会员兼联络代表，加拿大华人文学学会常务委员，加拿大大华笔会理事，《环球华报》“枫雪篇”撰稿人。曾获南京大学英美文学硕士和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比较文学硕士双学位，以及阿尔伯达大学优秀研究生奖、南京大学教学奖、加拿大驻华大使馆颁发的“加拿大研究专项奖”等教学、研究奖项。
发表《叶嘉莹先生旧诗<南溟>之感发释微》、《弱德之美――叶嘉莹先生词学新论和词作评析》、《海外华文文学和非华文文学的比较整合新论》、《北美华裔女性文学：镜像设置和视觉批判》、《语言·隐秘·重构――加拿大华裔作家崔维新的<纸影>评析》、《加拿大的“恶之花”――记获总督奖提名的最年轻作家刘绮芬》、《郁郁哉，温哥华的华裔文学》、《困惑和愤怒――评加拿大总督奖诗人Fred Wah》、《永恒的主题，变迁的主流――首部加华英语诗集<云吞>评析》等多篇论文，以及与加华作家的访谈。参加过三次大型词典编纂，散文、随笔被收入海内外数种文集，出版译书《霍桑传》、散文集《讲台上的星空》等。
访谈时间：2009.6.8.
访谈地点：加拿大多伦多张翎家中
一． 我是全景式的……从淘金时代写到现在，几乎把150年间加拿大和中国近代历史跟华侨有关的事件全写到了。
赵：海外华人文学，按语种分，可以分为华文文学和非华文文学。国内研究华文文学的多在中文系，研究非华文文学的，比如华人用英语、法语写的作品，多半在外语系。两个研究队伍沟通比较少，而我希望能加强两者之间的交流，能跨越语种界限，在两个研究对象之间搭起桥梁。因为不管海外作家是什么身份：老华侨、土生华裔、留学生、新移民……也不管他们在写作时运用什么语言，我认为可以统称他们为“华人”或“华裔”。那么，将他们类似或同一题材的作品放在一起作比较研究，会比单看这类题材的华文作品或英、法语作品，视野要开阔些，反映的问题也要多些，另外，也可以更真实地观察海外华人的生存奋斗、精神世界、身份问题、文化归属、历史变化等等。
因此，我在读你的《金山》时，就特别有感触。因为，在你之前，就有好些位加华作家写过这个主题，英文的有SKY Lee（李群英）的小说《残月楼》(Disappearing Moon Cafe)、Wayson Choy（崔维新）的小说《玉牡丹》(The Jade Peony)和自传《纸影》(Paper Shadow)、Denise Chong（丹尼丝·钟）的纪实作品《侍妾的女儿》（The Concubine’s Children），还有Marty Chan（陈泽桓）和Christopher Gam（甘卓麟）的戏剧、Jim Wong-Chu（朱蔼信）、Paul Yee（余兆昌）、赵廉等写的诗歌，中文的有2008年葛逸凡才出的长篇小说《金山华工沧桑录》，还有大量的短篇作品。[2] 这么多作家都对“金山”主题作了历史性和文学性的探索，那你认为你的《金山》和他们相比，有什么不同？
张：我是全景式的。他们是从某一点切入，写得很深，我不知道我写得是否很深，但至少是全景式的。从淘金时代写到现在，几乎把150年间加拿大和中国近代历史跟华侨有关的事件全写到了。像葛逸凡的作品，我也看过的，她是特别深入地写了修铁路的那一段。每一个人的特色都是不一样的。
我的覆盖面比较大，几乎把当时的每个事件都写到了，淘金、修铁路、人头税、排华法案、一战、二战，一直到中加建交，但我在某一点上就没他们写得那么深入仔细，因为我的关注时段比较长。再一个，我不是华工的后代，我尽量脱离情绪化的东西。我在做案头调查时，就发觉种族歧视在今天的多元文化环境里面是个用得比较滥的词。因为有时找不出一种说法对某种社会现象进行解释时，大家就很容易地说racial discrimination（种族歧视）[3]，它就像一顶很大的帽子，盖住了底下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就像医学临床上对病症找不出原因，找不到更好的解释时，就说这人患了忧郁症，快刀斩乱麻。对写华工历史也是这样，在对一些现象没有找到很好的解释之前，似乎种族歧视是一个politically correct statement（政治上正确的表达）[4]。我自己就想尽可能要把这顶大帽子掀开，看看下面究竟有什么。
我发现，华人和白人在文化、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族裔，被两样历史事件――淘金和修铁路――非常慌乱地扔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本来这两个族群的人有可能永远不会交汇的，他们在各自的土地上过着各自的日子，但由于淘金和修铁路――仿佛上帝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就把这两群人匆匆忙忙地扔在一块土地上。经过了100多年，这两个族群的人才慢慢学会和平共处。从前景来看，我远没有今天号称multiculturalism（多元文化主义）在加拿大怎么成功的那些人那么乐观，他们只是学会了和平共处，到真正的融合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回过头来讲100多年前的历史，我们开始问更多的问题。种族歧视肯定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仅仅这样回答，还不够深，把纷乱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单化了，抽象化了。无论我写白人，还是中国人，我强调的是“人”，在利益驱使下会做出一些很过激的行为。和平共处是全新的东西，他们不知道怎么做。这是个白人和中国人都要经历的学习过程，这个过程花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现在他们知道如何和平共处了，是个很大的进步，至于更深的融汇，尚有待观察.
赵：那是什么诱因促使你写《金山》的呢？我听过你在2008年第15届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也读过你的创作自述，讲你2006年7月，在北京机场候机，飞多伦多的班机一次次因大雨延误，你到书店翻看《唐山大地震亲历记》，你感觉到了痛。你想到了孩子和他们没有流出的眼泪，还有书中没有提到的未来。于是，有了在地震中为救弟弟而被母亲遗弃的女孩王小灯，有了她日后移民到加拿大，去看不会流泪的怪病，有了你的《余震》。[5] 我印象中，你想写什么东西，是纯感性的，是某件具体的东西触动了你，你才会有冲动去写。
张：对！基本是两件事。86年我到加拿大，在卡尔加利（Calgary），8月底9月初，朋友带我们去看秋叶，车胎爆了，我们就停在一个至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郊外，我们等修汽车的人来。这过程中间，我就乱走了，看见一个乱葬岗，有一些中国人的名字和照片，但他们都死得非常早，一二十岁就死了，肯定不是自然的死法。是怎么死的？我记忆中似乎想起华工修铁路的历史，当时我想我要写一本关于他们的书，但这个概念只是一闪而过。尽管我很小年纪就有写作的感动，但我出国时，目标非常明确：我一定要先立住脚，至少在我有一个不再为生活担忧的生活状态时，我才会写。一时的感动很快过去，我都没动笔。一直到2003年，我去看碉楼，这个故事你可能听说过……
赵：你去开平看碉楼，在一个几十年没有人住，也从未对外开放的旧碉楼里，你看到柜子里挂着一百多年前的衣服，是一件粉红的夹袄，褪了色，绣着大朵大朵的牡丹，也许是芍药。衣兜里还有脱了丝的玻璃丝袜。你想到了这些衣服的女主人，她们被金山伯留在了故乡，有的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甚至老死也见不到丈夫。
张：大洋这边的故事给我感动，以前的那个闪念有了回应，我就想，这些留下来的女人怎么样？这几年中间，加拿大报纸不停地有关于人头税的报道。但这类控诉性的东西，从来没有激起我作为小说家的激动。我不是会被概念性的东西激动的人，你给我命题作文，我一点不会感动。给我一个细节，给我一个spark（火花），这个spark点燃起来的时候，我回过头会找很多东西。我在做案头研究时，发现华工大部分不识字，华工对于修铁路的回忆，他们自己写的，几乎没有。很奇怪，修路华工几乎没有留下一部比较系统化的书面记忆，甚至连零散的都没有。真正记载他们零零星星生活片段的，反而是洋人。我看的案头资料基本上是英文的。这就增加了dimension（维度）。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地球是圆的，你把不同的角度看的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事件就有了它的立体性，这给我一个写《金山》的视角，不是简单地写控诉性的东西，不是写种族歧视――这会是其中一部分。我不想写淘金的历史，也不想写修铁路的历史，我始终一直想写人的命运和故事。如果说《金山》和过去有什么不同的话，是它发生在一个很大的历史框架里面，而我的初衷还是写人的命运。方得法这个家族五代人是怎样在这个坚硬如铁的土地上像蚯蚓一样钻出一条生路。在这个过程中，淘金啊，铁路啊，后来发生的种种事件只能是背景。在解读这本书时，有时会有一个误区，把背景弄到前景来，会说这是写金山的，这是写铁路的，我个人更愿意说这是写方得法家庭的。我更愿意把背景模糊一点，关注点是放在人身上。
二． 我对《金山》最深刻的体会是：非常累，真的是我爬了一座“金山”，累得我真的不想在细节上妥协。
赵：从86年一闪而过的念头到03年碉楼的火花，这是你潜伏的感性积累过程，而从小说本身，可以看出你做了大量理性的精心的资料研究。那从《金山》具体写作而言，你是怎么开始写的呢？
张：我从读书开始，读了大量的书，实地也去了几次，开平去了两次，温哥华、维多利亚这些地方我都去过数次，还有各个级别的档案馆。但是我的总体的研究是书面材料为重。不同的作家得到灵感的渠道不一样，对我这一类的作家，我觉得读书给我的感动和信息量更多些。读完这么多书后，我对故事的框架、即骨头，有了很好的概念。我当时有一个错觉，这个框架完成后，写作应该是顺理成章、行云流水的，我过去写每一本都是这样的，很顺的。可《金山》不一样，我发觉大的框架立起来后，我面临着两个困难：历史重塑的困难和细节重塑的困难。我对历史重塑的困难有了充分的准备，因为我做了很多案头，但我发觉实际上细节重塑的困难是非常之大的，不亚于历史重建的过程。我发觉就像在磕磕绊绊的路上走路，每一个细节都像一个石头阻拦着我。
赵：那你怎么克服的呢？重现历史的作品往往在大的事件上不会出错，而在细节、小处容易失真。
张：就是老老实实用时间做代价！比如在《金山》上部，那个大儿子逃到印第安部落里，偷了神父的照相机，我必须非常详细地知道那个相机的型号和特点。当然我也可以不负责任地一笔带过，因为我做了三个晚上的研究，可能写出来就两句话。然后，描写粤剧演员在唐人街演戏，对粤剧的历史我就作非常深入的研究，有时一个星期的研究就写几页纸，有时只有一行字，有时研究完了你发觉你不想用。就这样，非常沮丧。没有任何捷径，你不能说你脑瓜子好使，你聪明，一点没有用，在这些事上面，真的要有科学家的精神和耐力。
别人常常对我有各种各样的评价，我都觉得不在点子上，说这人挺有才气怎么怎么。才气也许有一点，但绝对没有过人。但有一点我自豪的，是我有patience（耐心）。也就是说，在创作上我可以非常安静地做我的事情，在我进入创作那一刻时，世界已经不存在了。有人说，这么写可能会畅销些，那么写可能会给你编电视剧。诸如此类的东西，没有任何东西能打动我或让我分心。我是很入世的人，但我一旦进入创作状态，畅销书的诱惑，任何一种诱惑都不存在。坚持这么些年，经济上的回报几乎是非常少的。就今年开始了，因为冯小刚在把我的《余震》拍成电影。也可以说，今年是我相对好的一年。此前，无论是名是利，都非常微乎其微。纯粹是一种passion（激情），如果没有这种激情，我觉得很难坚持下去。也是幸亏生活在加拿大这个环境，生活在中国可能坚持不下去的哟。
我对《金山》最深刻的体会是：非常累，真的是我爬了一座“金山”，但是我真的不想在细节上妥协。尽管有些细节，我完全可以做一些妥协的。到目前为止，我不能说我百分之百都精确，但我至少过了我自己这一关。我的标杆设得高。如果我不确定，我不太敢用：比如说洋皂大概什么时候进入广东，金山云的唱片什么时候由什么唱片公司出产，这个唱片公司叫什么名字……这一类的细节花费了我非常大的精力。有一阵子，写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是最黑暗的时候，简直写不下去了。（大笑）
赵：这本书从广东开平县得贤居最早的一代方得法写到第五代的Amy Smith，构成了历史和文学人物的长卷，这些人物有原型吗？还是纯粹是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产物?我读过莫言对你的评价，你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你说“写小说绝对要有丰富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让我感觉到你似乎不需要和真的实际人物进行接触，就可以在自己思维和想象的空间完成一个非常优秀的艺术作品。
张：我想，大部分的细节是完全真实的，但是不是从一个人身上取来的。比如说方得法。我原来写方得法，就想写一个苦力，文盲，stereotype（刻板形象）的那一种。我是在收集照片时……说到照片，我从各种各样渠道，收集到几百张非常好的华工历史的照片，我在暨南大学等处讲课时，都展示过这些照片，学生觉得是启开了另一个世界！照片是非常有力的，有机会秀给你看。我在收集照片过程中，突然发现一张华工抵达维多利亚市（Victoria）时拍的照片，可能是洋人拍的。在众多的华工中，我突然发现一个戴眼镜的，电闪雷鸣一样，我就觉得方得法就那么写了。我决定赋予他追求知识的动力，他的命运在那一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成一个识些字的人。有几处，我想打破stereotype（刻板形象）。很多人对我说，华工的生活是一代比一代好，我说，未必。当然，你是可以说，Amy Smith是比方得法一代强，但你觉得她过得幸福吗？不见得！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困惑和疑惑，未必见得人类历史是线性发展的。Amy Smith在社会地位上、经济生活上，要比她的祖先好得多，但她面临的孤独……这些人物都是典型的misfit（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他不能适应环境，这种其实一点都没变。五代人过去了，人与社会间的矛盾一点都没变。不仅从华工历史来说，从更早的历史来说，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各种各样的革命，使得我们生存的环境好了，是不是人类面临的问题就少一些了呢？是不是就比过去的祖先一定幸福了呢？我尽量想写真实的东西，不让惯性的力量支配我，我要写我心里认为最真实的一面，我看见的主观真实。
赵：你曾把自己写小说比作水龙头打开了，故事自然流出成形，几乎不改。可《金山》长达40万字，你也不改吗？
张：我改，《金山》算是我改动最大的。但相对来说，我的第一稿基本已经定了调子，后面的稿子只是在时间人物的统一做一些整理，因为了两三年，会出一些时间、地点、人物和细节的不统一，我第二稿、第三稿基本上是把这些东西缕一遍。尤其是年代，因为这里面年代太多了，又写中国，又写加拿大。这个统一花了些时间。在题材上，几乎第一稿出来就相对成熟。有的人小说是改出来的，我的不是，我要就有，没有就拉倒了。如果没有，我就知道这书写得不好，懒得改它。
赵：基本上一气呵成？
张：对。
赵：这么一部大块头的作品，这么多人物和时间，还有精神上的探索，怎么可能一气呵成呢？你是不是先要立一个family tree（家谱），上面每一个人都有些故事，像做一个比较丰满的提纲？然后就照这个框架写。
张：家谱先出来了，每一个章节都有一个框架。但经常会有意外，跳出框架，而且我发觉，跳出来的部分是最好的部分，你跟着人物走，你的内心感动那么强大的时候，那个旁枝逸笔往往是最好的。比方说，我写到大哥锦山带着弟弟锦河的骨灰盒去看戏，我自己挺感动的。那一段是突然来的，计划中根本没有这一段，非常有力的。与其说一万遍华人在参战回来后，地位得到很大改变，不如用一个细节。现在我回想起来，有几个地方有力度的。一个是这个，一个是土改时墨斗把他们都杀了的那一段。
赵：是，我也想起来。小说读了之后有一个总体印象，也会有一些精彩之笔跳出来。你的小说经常会出现牧师形象，这是你自己宗教情结的体现呢？还是人物塑造的需要？
张：都有。我对教会生活很熟悉，我看别人写基督教的东西，有很大的硬伤，因为他们对基督教不了解，包括范稳的那本书《水乳大地》，整体写得非常好的，写云南那一带，佛教、天主教势力的搏斗，但对基督教的描绘，我就觉得硬伤蛮多的，因为他对基督教教义不完全了解。我写牧师，一个是因为我十几年的教会生活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另一个是我觉得，牧师是很特殊的人，是被信仰和现实推到极限位置的人。一般人面临的诱惑，没有那么极致。牧师，一边是上帝，一边是世界，他正好夹在中间，用他来描写人性的困惑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我对研究这样的例子比较有兴趣，比如《羊》里面的牧师，非常实在。听说在一个灵性文学的会上，有人提出张翎的小说应该属于灵性文学，就有人大声驳斥。从刻板的基督教会的形象来说，我写的牧师都是最后没有完全战胜世界诱惑的那种。但完全属世的那帮人说，我写的是属灵的。我是两边不讨好，各自都要打我一巴掌。（咯咯大笑）以前澳大利亚有本畅销小说《荆棘鸟》(Thornbird)，我觉得这类故事反映的牧师非常深刻。那个男主人公爱上女孩后，说I cannot say that I love God more than this world.（我不能说我爱上帝甚过爱这个世界）。这句说得很真实。
赵：我原以为牧师、教会的那些都是完全出于你自己的想象。
张：你说想象也对，因为我从未亲眼看见一个基督徒受到诱惑的样子，我从普遍的经验推断个体的经验。
三．我很可以接受，包括高行健在内，得诺贝尔奖。他们的的确确是勇敢的探索者……海外华文作家属于此类。
赵：你博览群书，有没有对你特别有影响的作家或作品？
张：我读得比较杂，比较多。我不像阅读的人有几个最爱的作家，要说他们对我的影响，可能也是潜移默化的，我很难把它归类到一个或一小群作家。这些阅读对我产生的影响就是：我不太信任一个没有经过时间地点考验的故事。比方说，很多人会说“我手写我心”，应该多写新移民在这个社会的境遇啊，感想啊，写离自己很近的事。而我却不。我这样讲，绝对没有贬低别人的意思，这仅仅是我自己的审美偏爱。我自己的爱好呢――可能跟我众多的阅读有关系――我就觉得要站得远一点。离我自己太近的东西，我觉得缺少理性的审美距离，我有怀疑，我不敢肯定，我就写不好。我的作品中不太有自恋的东西，我不太写自己。人们都说，哪个是你自己啊？哪一个都不是。
赵：北美一些移民作家的作品，总有自己的身影飘忽其间，而在你的作品中，很少看到你本人的感受、感情或思绪，你把自己藏得严严实实。
张：我只是让人物说话。阅读给我带来的影响，可能就在理性的审美距离上，太近的事情，我对它持有疑虑，就不会去写它。我即使写当代，也要从历史的几代人的演变去写它。有一次，我见到严歌苓，严歌苓说一个记者采访她，说她什么题材都写得那么好。她说有一个题材她从来不碰，都市白领。我太赞同她了。我们两人有一点挺像的：我们写不了现代的生活。你叫我写都市情欲啊，办公室的故事啊，新移民生活啊，文化冲突啊……这个题材我马上就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写。我没有这个能力。
赵：这类作品已经相当多了，文学价值不一定很高，不过是读物[6]而已。你要写，除非比他们更好。
张：我就写不出来，说句老实话，就不能开笔。对于活着的人，评论家评某部作品是可以的，评人就要盖棺定论。在这点上，我和评论家几乎是一样的。如果没有审美方面的时空距离，我没法写。因此，我极少写散文，大概不超过十篇。散文就是我怎么看世界。我就不想把我自己放进去，任何地方你让我写我怎么样想，我怎么样，就觉得不太自然。我就写他怎么想，她怎么想，不是我怎么想，我alibi（不在现场）。
赵：你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有什么看法没有？国内曾经有个说法，叫一流人才搞古典文学，二流人才搞现当代文学，三流人才搞海外华文文学。
张：（大笑）这个，我听说过。其实，我觉得世界在变，那群海外作家，不一定限于中文的。历代诺贝尔奖获得者勒·克莱奇奥（Jean-Marie Gustave Le Clezio），莱辛（Doris Lessing），还有写《安吉拉的骨灰》（Angela’s Ashes）的麦考特（Frank McCourt），写《追风筝者》（Kite Runner）和《灿烂千阳》（A Thousand Splendid Suns）的胡赛尼（Khaled Hosseini）等，都应该是研究对象。听说胡赛尼的书盖过了《哈里波特》（Harry Porter），进入销售首位，而Harry Porter挪到了第九位，我太高兴了，因为那是严肃文学的胜利。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经验：都不是在出生国写作，都是在有了各个国家漂流的经历后，然后安定在某国，回过头来写他们记忆中的母国。诺贝尔奖得主，包括高行健在内，很多人对他们有一些意见，那是从文学的角度来判断，认为这些人不一定是最好的作家。但是如果你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个人认为――我始终还很坚持我个人的看法――诺贝尔文学奖是encourage you to move away from your comfort zone（鼓励你走出你感觉舒适的环境）。什么叫comfort zone？就是你呆得最久的地方，你最熟悉的语言，你最熟悉的环境，你最得心应手的文体。叫你到一个地方如履薄冰地开始你的创作，是在鼓励人类的探索行为。如果你这么看，你不必要把获奖书当成世界上最好的文学作品，但你可以把作家当作最勇敢的人之一。这样，我很可以接受，包括高行健在内，得这个奖。他们的的确确是勇敢的探索者。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海外华文作家属于此类。离开母国后，母国从前对他们的束缚因素没有了，他的视野是全新的，我觉得是充满希望。但我觉得需要时间，现在肯定是时间不到，这个群体还没有成熟、强大到这个地步。
赵：是啊，我也期待着。上个世纪60年代，白先勇、聂华苓、於梨华都已成为经典的海外华文作家，新一代也上来了，像严歌苓，你啊。现在，国内不少大学都开了华文文学课，设了硕士点
张：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标准有一个一致的地方，就是它鼓励那些特立独行的作家，它的视野很广，在探索人的心灵上走得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