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与颠覆
——阿特伍德性小说《预言夫人》的女性主义解读

薛冰莲  傅  俊

内容提要 “互文性”这一术语最早是由法国文学批评家和女性主义学者朱丽娅·克丽斯蒂娃根据巴赫金的“对话性”和“复调”理论推演而来的，指文学本身存在着互涉关系，任何作品都存在着对传统文化的承袭和对以往作品的模仿。互文性特征在阿特伍德的小说《预言夫人》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本文试图对《预言夫人》文本进行体裁上的互文性解读，重点讨论了小说与哥特式小说及童话故事的互文关系，凸现小说对传统文类范式的利用和颠覆，以探讨阿特伍德把“互文性”作为其小说结构原则的内涵和目的。
主题词 阿特伍德   互文性   哥特式小说  童话故事  颠覆
Abstract: The term intertextuality was first coined by Julia Kristeva in 1967, based on Bakhtin’s theory of “dialogism” and “polyphony”. It indicates every literary work is a matter of convention and a reworking of old work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generic intertextuality in Lday Oracle, mai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textual references to Gothic fiction and Fairy tale, trying to show Atwood’s inventive reworking of the conventional literary modes for the subversive purpose.  

Key Words: Atwood, intertextuality, Gothic fiction, Fairy tale, subversion


当代加拿大最负盛名的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创作表现出三大侧重点：民族主义、女权倾向和生态意识，而其中,“关注女性生存状态”的女性主义意识几乎贯穿了她所有的作品。许多批评家认为阿特伍德“标志着加拿大后现代主义的主要进展”。[1] 不难发现，互文性写作模式正是阿特伍德小说创作的后现代主义突出特点之一。互文性理论（Intertextuality）是在西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中产生的一种文本理论，是由法国文学理论家、女性主义学者朱丽娅·克丽斯特娃根据巴赫金的“对话性”和“复调”理论推演而来的。克丽斯特娃认为：
任何文本都好像是一幅引语的马塞克镶嵌画，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之吸收与转化，构成文本的每个语言符号都与文本以外的其他符号相关联，任何一个文学文本都不是独立的创造，而是对过去文本的改写、复制、模仿、转换或拼接。[2]
克丽斯特娃提出这一理论之后，许多西方文学批评家对之进行了探讨并形成了两种见解。一种是以克丽斯特娃和罗兰·巴尔特为代表的广义的观点。另一种则是以吉拉尔·热奈特为代表的狭义的观点，认为作品的互文性指“一篇文本在另一篇文本中切实地出现”。[3] 由此可见，文本呈现开放性，存在于和其他文本及传统的对话之中，同时有着对前文本的模仿和对传统文化的承袭。互文性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其手法也呈多样性，主要有严肃模仿和滑稽模仿。前者以学习为目的，后者则是戏仿，带有讽刺和游戏的意图。如18世纪英国亨利· 菲尔丁的小说《约瑟夫·安德鲁斯传》就是对同时代作家塞缪尔·理查逊的小说《帕美拉》的戏仿；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是对当时流行的骑士小说体裁的戏仿。当然小说家在创作中运用互文手法时并不单纯是为了达到戏谑嘲讽这一表层效果，他们真正的意图是为了揭示更深刻的思想。
戏仿作为文本互文的一种讽刺性形式和后现代主义的悖论式批评方法，在今天的许多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已成为“最为流行的女权主义的‘样式’”。[4] 利用这种互文手法，女性作家解构了那种以男性为主宰，并把女性扭曲为被动无为的“寄生物”[5]的文化，揭示出隐藏的传统性别模式和父权意识形态，并借以发现传统模式之外女性可以具有的其他形象和地位。
阿特伍德自创作以来，就一直在试用互文性写作手法，这种写作模式在她的第三部小说《预言夫人》（1976）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首先，阿特伍德在这部小说里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戏仿。比如《可食用的女人》（1969）中女主人公拒绝食物的主题在此书中则成了对食物无节制的放纵。《浮现》（1972）中象征着“精神重生”的潜水行为在此书中则演变成了安大略湖上的假自杀行为。其次，作为一部后现代小说，《预言夫人》在体裁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阿特伍德运用游戏般的文字和互文的写作手法，使小说既像一部喜剧又似是流浪汉小说、成长小说、教育小说、哥特式小说，甚至像一部现代童话。此外，小说的层面文本和文本内的文本相互指涉、模仿甚至融合，体现出文内互文性的关系。其中，体裁互文作为该小说的结构原则，成功地传达了小说的女性主义主题和隐含意义。
“重新认识和改写体裁可以揭穿传统文学创作中的‘普遍法则’内所隐藏着的性别模式，并且可以显现出改变这些刻板成规的方法及原因。”[6] 因此，当代许多女性作家一直强调从女性主义视角对人们所熟知的文学形式进行重新阐释和运用的重要性。她们相信这是使女性觉醒和改变的一条捷径。阿特伍德就是其中之一。她在小说创作中一方面吸收利用这些文学形式，另一方面又对其进行批判和颠覆以拒绝那些男人们的“普遍法则”。我们发现，《预言夫人》一书糅合了多种传统文学形式，在体裁上呈杂烩状态，其中最为显著的则是对哥特式小说和童话故事的互文。
一
哥特式小说源于18世纪后半期的英国，一般有着固定的叙述模式。小说所描绘的世界充满了超自然的恐怖和险象疑谜，对人物的刻画多采用善恶二元对立模式。妻子这一角色常被塑造成邪恶的“坏女人”，最终下场往往非死即疯；而美丽无助的女主人公在男性世界里会经历种种危险，但纯洁的爱情最终能使她们化险为夷，并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阿特伍德一直对哥特式小说有着浓厚兴趣，在多伦多大学和哈佛大学读书时做过细致的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以后的创作。她的多部小说都存在有“哥特式”成分，而《预言夫人》最为显著，其女主人公琼·弗斯特本身就是一位哥特式小说作家。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倒叙的手法分两个不同层面展开，通过琼的回忆，可以看到她不快乐的生活片段，体会到她作为女性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焦虑、异化和绝望感。
从情节上看，《预言夫人》与紧张恐怖的哥特式故事有许多相似之处。琼从小生活在没有安全感的环境中。因为肥胖，她得不到母亲的喜爱，父亲则寡言少语，从不与她交流。长大后，她减肥成功，希望能彻底摆脱以前的自我，但那个被人嘲笑的“胖女孩”的影子却挥之不去，带给她噩梦。她生活中充满男性的威胁和冷漠：情人（一个波兰公爵）藏有手枪，她恐慌之下，未留只言片语便匆匆逃离；婚姻生活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安宁和幸福，丈夫阿瑟有着性别上的优越感，琼甚至不敢告诉他自己真实的童年生活，也不敢提及自己借用姑妈的名字写哥特式小说的事实，她清楚地知道吐露真相只会带给她灾难：阿瑟肯定不会接受她的过去，并且会瞧不起她写的小说。后来，琼出版了诗集《预言夫人》，一夜成名，但麻烦也接踵而来：丈夫非但不支持，反而日益疏远她；有人收集了有关她过去的资料并对她进行敲诈勒索；家门台阶上时常会发现动物尸体；还常收到恐吓信和骚扰电话。琼怀疑这一切都是身边人所为，她最终的答案是阿瑟。于是，琼编排了安大略湖上假自杀的一幕，随后隐居到一个叫特里莫多（镇名暗示“死亡之地”）—— 琼称之为“另一边” 的一个意大利小镇。
除情节外，小说还借鉴了哥特式小说中有关多重身份、超自然现象和迷宫意象等元素。阿特伍德笔下的女主人公很难按传统的类别简单地归类，其自我身份很容易发生裂变，甚至更为复杂，更具多重性。[7] 小说里的琼拥有多重身份，她既是那位童年、少年时期让人觉得平庸乏味的肥胖的琼·德拉科特，又是阿瑟苗条的妻子琼·弗斯特，还是诗集作者琼·弗斯特和哥特式小说家路易莎·K·德拉科特。不仅如此，琼还把自己想象成安徒生笔下为了爱情牺牲声带的美人鱼，电影《红菱艳》中为了婚姻牺牲事业、最终自杀身亡的女舞蹈家，甚至是自己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小说的超自然现象主要体现在琼母亲幽灵的多次出现上。幽灵的反复出现使她无法忘却故我，无法摆脱父权统治下的审美观的重压。阿特伍德小说中的迷宫往往指的是“地下世界”，她曾说，“哥特式小说中的迷宫是用来渲染恐怖气氛的场景。…我使用的迷宫是地下世界。”[8] 琼经常躲在地下室跳舞，伤心的时候藏在浴室里或是把头埋在枕下无声地哭泣，利用镜子和蜡烛进行无意识创作（automatic writing）时的镜中之旅，安大略湖上的溺水假死，意大利小镇特里莫多的隐居生活等细节都属于“潜入地下（水下）”的不同表现形式。
尽管《预言夫人》中有着诸多的哥特式成分，但实际上它是一部“反哥特式”小说。[9]总体上看，阿特伍德是利用哥特式小说的规则和手法来建构故事框架，推动情节的发展。同时，她又在细节上不断地揶揄和颠覆它们，以揭穿哥特式小说在女性形象塑造上的刻板与失真以及由此给女性带来的误导和危害。主人公琼既是此类小说的作者又是受其误导和毒害的读者：她常常幻想自己是哥特式小说中孤独无助的女主人公，苦苦等待着“拯救者”的到来。第一个情人和她再次偶遇，提出要带她私奔时，她不断地自问：“他是我的爱人，我的拯救者吗?”[10] 与此同时，琼把身边的男性想象成哥特式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因此，对待阿瑟，她一直抱以宽容和忍让的态度。她对自己说：“英雄肯定都是这般冷漠疏远，他是假装的，… 最终他会向我倾诉情愫，…我们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11] 但后来琼终于清醒地意识到，阿瑟根本不可能是什么“英雄”，因为他的冷漠源自于对女性抱有歧视态度的社会体制。小说所描述琼的行为和成长过程揭示了哥特式小说模式化地误导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的潜在危害。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曾说过，“女性并不是生就的，而是逐渐形成的”。[12] 确实如此，每个女性，都深受其教育和抚养过程的影响。哥特式小说则消磨了女性的斗志，让她们变得更加顺从、忍耐、被动，更加信任残害她们的男性，使她们在内心深处恐惧自己会落得和书中的“坏女人”一样的凄惨下场。
阿特伍德在小说中揭示哥特式小说刻板模式和误导性危害的同时，不遗余力地对其进行了重写和颠覆。这主要体现在层面故事以及文内故事的开放性结尾上。结尾的不确定性打破了常规的阅读期待，改写了那些我们称之为范式的东西。在阿特伍德的叙述中，琼躲藏在特里莫多，幻想这里没有人认识自己，可以无忧无虑地等待着“拯救者”的到来。为了彻底抹去故我，她甚至剪掉美丽的长发，变换头发的颜色，把象征过去的旧衣服埋到地下。但是“另一边”对她来说也不是永久的避风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等来的不是可以带给她永久幸福的“拯救者”，而是曾帮助她“溺水身亡”的两位朋友的不幸消息：他们被目击者指证为杀人凶手。故事就此结束了。琼选择了面对现实，回去救助她的朋友。琼今后的生活将会怎样？等待她的会是什么？她的未来充满了诸多的不确定性。阿特伍德并未帮助女主人公解脱不幸。这一有悖于哥特式小说以美满收场的开放性结尾，颠覆了作者的全知全能模式，给读者留下了一片感悟的空间。
二
童话故事和哥特式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处。它们都有着被父权制文化模式化了的故事结构，传达了基于性别歧视之上的错误信息，旨在让女性安于限定了的传统身份。童话故事中，纯洁善良的少女往往饱受邪恶继母或巫婆的迫害，但最终会出现英俊的王子，带给她们幸福的归宿。阿特伍德在小说中移植并糅合了这些童话模式来描绘女性的际遇，其中最主要的是“变形”意象。
阿特伍德在访谈中曾多次说过，童话尤其是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对她的创作影响很大，最令她痴迷的是童话故事中的“变形”意象——一种状态改变成另一种状态；一种东西变化为另一种东西。[13]《预言夫人》中的“变形”意象俯仰皆是。整部小说叙述的其实就是女主人公的变形过程：从肥胖到苗条，从童年时的幼稚到成年后的成熟，从受害者的身份到摆脱这一身份，从被动无为到主动出击。咒语——一种与“变形”紧密相联的意象——是推动童话故事情节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因素。童年时期，琼被芭蕾舞老师变成了“蝶蛹”(mothball)。琼一直梦想能够像其他女孩一样扮演长着美丽翅膀的蝴蝶，可是在芭蕾舞学校的毕业演出中，尽管她舞步娴熟，还是被老师换掉了角色，因为没有人喜欢看“肥胖的蝴蝶”跳舞。琼被迫穿上臃肿的“蝶蛹 ”演出服在观众面前表演，从此她一直饱受这一“魔咒”的折磨, 认为在别人眼里自己就是那个被讥笑的丑陋的“蝶蛹”，于是她想方设法隐瞒自己的过去。琼的母亲则像是童话故事中邪恶的继母，帮助女巫（芭蕾舞老师）把琼变成了“蝶蛹”，无以逃遁。巫婆或继母在童话故事中象征着女性世界的残暴和恐怖，是迫使女主人公向男性世界求助以获得归宿的外在原因。她们活跃在故事中推动情节的发展，而主人公的生母——天使母亲——大多寄生在故事的边缘，甚至完全消隐。[14] 阿特伍德赋予琼的卢姑妈以天使母亲的形象。姑妈是琼童年时唯一信赖的人，她是帮助琼变成苗条少女的善良天使，也正是因为姑妈，琼发现了自己无意识写作的能力，后来变成了名作家。但身材和地位上的改变并没能使琼在精神上得到安宁，她仍逃脱不出“蝶蛹”这个“魔咒”带来的噩梦。
安大略湖上的“溺水身亡”象征着“重生”。琼“死”后，在意大利小镇上开始了新的生活。在这里，起初她试图从外表上彻底改变自己，以为这样就可以彻底抛弃过去肥胖的、受人嘲笑的自我。然而，“蝶蛹”咒语却依然在折磨她，她感到被埋葬的旧衣服正在膨胀，逐渐长成了过去的胖女孩，压在自己身上，令她感到窒息。 琼的幻想破灭了，“另一边”也并非天堂，同样是地狱边缘。无论是在“这一边”还是在“另一边”她都不可能等到“王子”，把自己从丑陋的蝶蛹变成美丽的蝴蝶，因为世上根本就没有“王子”。精神上得以“重生”的琼决定不再逃避，她改变了遇到威胁就躲到门后、藏进浴缸的习惯。当“坏人”敲门时，她勇敢地打开门，用手中的酒瓶打昏了对方。
阿特伍德利用童话模式再现了女性的生存状态，同时采用了类似于颠覆哥特式小说的手法对童话故事的传统模式进行了改写。在她笔下没有了读者所预期的“王子”和“公主”的圆满结合或“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美好结局。阿特伍德试图揭示，在这个以男权意识为主宰的社会中，不可能期望有男性“拯救者”把处于劣势、边缘、从属地位的女性从根本上解救出来。女性应当努力摆脱束缚其意识的“受害者”心态（这是男权政治压迫女性的同谋），应当面对现实，寻找自救出路。童话故事中可怕的继母形象和英俊的王子形象告诉我们：女性只有逃离女性世界转向男性世界才可以获救；而阿特伍德则透过琼的经历对这种误导性信息进行了讽刺和颠覆。琼设法从母亲身边“逃走”去投靠男性世界，但是男人们并没有带给她幸福，甚至没有哪一个曾了解过她的需求和精神世界。他们和琼在一起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第一个追求她的男人是为了给孩子找个母亲，给餐馆找个好的收银员；保罗则希望她是个百依百顺的情人；阿瑟和琼结婚是因为她可以工作赚钱，这样就可以摆脱父母在经济上对自己的控制。此外，阿特伍德还剖析出童话故事中继母形象的荒谬性，并揭示出母亲——男权社会的代言人——之所以成为“继母形象”的本质原因。在从女儿到母亲的嬗变过程中，对女性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为男权社会服务的教育机制、文化体系等。琼最初憎恨母亲，但在母亲去世后，通过反省她发现母亲和自己一样处于“受害者”地位。母亲从小所受到的教育是：只有漂亮苗条，优雅端庄的女人才有可能嫁一个理想的丈夫。因此当女儿的身材和行为举止违背了这种期望时，她开始嫌弃女儿，并想尽办法让她减肥。母亲和琼都在暗中期待着“王子”的出现，不同的是琼最终意识到了自己的“天真”，取得了主动权，而母亲却直到死后来到“另一边”才知道“王子”是不存在的。在特里莫多，琼看到母亲的鬼魂站在窗外，流着眼泪。那一刻她完全理解了母亲。母女心灵的相通可以看作是阿特伍德给予男权制的极有分量的一击。
三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互文性”作为小说创作的结构原则有效地凸现了阿特伍德要表达的女性主题。她从女性阅读经验出发，采用戏拟、影射等不同方式对传统体裁进行挑战和颠覆，深刻揭示出男权立场下的文学传统在某些方面与现实生活的严重割裂，指出其塑造的人物形象和传达的信息对现实生活中女性身份意识的误导性的不良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阿特伍德并没有把视角局限于狭隘的“女权主义”空间，她的愿望是消除男性与女性之间互相对抗的状态，在两性间建立和谐的合作关系。小说的许多细节，比如琼照料被打伤的不速之客并向其讲述自己的故事等，都体现出阿特伍德心目中两性之间的理想模式。小说开放式结尾也可以理解为是对选择第三条道路的一种暗示。正如阿特伍德自己所说：“我想一定还有理想的第三条路，既没有受害者也没有施暴者，而是达成某种和谐，一种建设性的而非破坏性的关系。”[15]


注：
[1] [4] [5] [7] 琳达·哈切恩:《加拿大后后现代主义—加拿大现代英语小说研究》，赵伐,郭昌瑜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 150，149，200页。
[2] 董小英:《〈再登巴必论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北京: 三联书店, 1995年版，第8页。
[3] 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6] Eleonora Rao, Strategies for Indentity: The Fiction of Margaret Atwood, NY: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1993,p.34.
[8] W.J. Keith, Introducing Margaret Atwood’s The Edible Woman, Toronto: ECW Press, 1989, p.43.
[9] J.R. Struthers, “Playing Around” in Earl G. Ingersoll ed., Margaret Atwood: Conversations, London: Virago Press, 1992, p64.
[10][11] Margaret Atwood, Lady Oracle,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1976,p.134, 145.
[12]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H.M.Parshley tran.,London:Vintage,1974.
[13] 幼年起，阿特伍德就随昆虫学家父亲年复一年地在春天深入北部林区，入冬前返回城市。童年这种生活在丛林和城市两个不同世界的经历为她日后的创作储备了素材，如丛林的四季变化、父亲研究的昆虫的蛹蝶转变等；同时，这些素材也使“变形”成了她作品中最常见的主题和意象之一。
[14]杨丽馨:“女性主义视阀中的格林童话模式”, 载《终结与起点— 新世纪外国文学研究》, 王守仁主编，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
[15] Graeme Gibson, Eleven Canadian Novelists, Toronto: House of Anansi, 1973, p.27.

[作者单位：徐州教育学院外语系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作者联式：江苏省徐州教育学院外语系  
              薛冰莲（收）
          邮编：221006
          电话：0516—2976307

多元文化政策和华裔妇女的生存与成长
徐丹
（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116029）

摘要：尽管华人移居加拿大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为数众多的华人妇女自由出入加拿大却始于它实行多元文化政策之后。同那些移居加拿大的华人男子相比，华裔妇女在这个国家里受到的歧视和经历的挫折似乎更多一些。本文将结合史实，就华人妇女如何在加拿大谋求生存与发展这一主题，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即生存期：从1885年到1947年；认同期：从1947年到1980年；发展期：80年代以后。
关键词：多元文化政策；加拿大华裔妇女；歧视；生存；认同；发展
Multiculturalism and Canadian Chinese Women’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XU D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 116029,China）

Abstract: Although there has been more than 100 years since Chinese people immigrated to Canada, Chinese women entered Canada in force happened only after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Multiculturalism. Compared with those Chinese men who came to Canada, the Chinese women seemed to have suffered more prejudice and experienced more hardship. The following thesis will express from three aspects, which are survival period, from 1885 to 1947; approval period, from 1947 to 1980 and development period, after 80s about how Chinese women have been pursuing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n Canada based on historic information.
Key words: Multiculturalism；Chinese Canadian women；prejudice；survival；；approval ；development

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旅居加拿大的华人数量很少，他们却凭借自己顽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在加拿大过去带有歧视性的民族政策和专门针对华人的歧视行为的压迫下不断发展壮大。 如今，在加拿大的近百万华人移民人口约占全加总人口的3%，成为加拿大多元化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分支，汉语也成为仅次于英语、法语的最通行的语种。与此同时，在这支移民大军中，曾经鲜为人知的华裔妇女的数量也在日益增多，她们在异乡的贡献也逐渐为世人所瞩目。在下面的论述中，本文拟结合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把华裔妇女在一百多年里赴加的经历分成三个阶段来研究，即：早期求生存，中期谋认同，目前图发展。早期求生存阶段包括自由移民期、征税限制期和移民禁止期，也就是从1858年开始直到1947年“排华法案”终止前的近百年时间里，华人妇女被迫在国内留守或在异乡漂泊的生存历史。中期谋认同阶段指从1947年“排华法案”结束开始，直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由于华人坚持不懈的斗争以及加拿大政府多元文化政策的出台，华裔妇女们终于获准以家眷或亲属的身份进入加拿大，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的时期。目前图发展阶段指自80年代以后，随着华裔妇女移民数量的增加，她们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受到东道国的重视，并向着更美好的前程迈进。
一、早期求生存（1858年至1947年）
一提到旅居加拿大的早期华人移民，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在十九世纪中期随着淘金大军涌入加拿大的华人或者修建横跨全加的太平洋铁路的华工。在当时，这些怀着各种各样的梦想来到加拿大的成千上万的华人几乎清一色全是男人，即使是已婚的男子，也很少有人把家眷带到加拿大。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如此广袤的移民国家里看不到华人妇女勤劳的身影？究其原因，早期加拿大寻求建立的是一个以欧洲尤其是英国文化为主流的社会，它成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时最初的移民模式是为了向大西部扩张并提供可靠的劳动力。所以早期的华人基本上是被东道国作为廉价劳动力使用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修建完毕后，许多华人劳工因为得不到回国的路费被迫留了下来，此举遭到不列颠哥伦比亚劳工组织的强烈反对。加拿大政府迫于国内此起彼伏的排华浪潮的压力，不得不采取政策阻止华人移民尤其是华人妇女的入境。先是实行重税限制，从1896年开始向华人收取50加元人头税，1901年升为100加元，1904年达到500加元，在当时相当华工一年的工资[1]。如此一来，华工连自己的温饱都难以解决，更别提把妻子或儿女接到加拿大了。华人社区中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例如，1902年温哥华华人的男女比例为2053：27；1911年全加拿大的华人社群中，男女比例约为2790：100；1921年为1533：100；1931年为1241：100；1941年为785：100；1951年为374：100[2]。由于家庭得不到团聚，唐人街成了不断老化的成年男子社会。
贫苦的华人男子纷纷奔赴异国后，女人们被迫留在了家乡。她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在丈夫出国前不久才通过婚姻结合在一起，对自己的丈夫所知甚少，也不知道他们几时才能回家。其实更多的情况是，许多男人或因贫病或因死亡而根本无法返回家园。虽然远赴海外的男人们过着艰苦的生活，但是他们只需为家人寄来足够糊口的钱就可以了，而妇女们则不仅要在农田里辛勤耕作，还要操持家务、照顾老人和孩子。这些妇女们普遍具有中国妇女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她们谈论丈夫家庭的各种不幸，却从不提及她们自己的不幸[3]。
据史料记载，首位华裔妇女涉足加拿大国土是在1860年，她是“李黄家族公司”（Kwong Lee Company）老板的妻子，随丈夫一起定居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维多利亚[4]。但是，即使那些在这一时期有幸随丈夫抵达加拿大的寥寥可数的华人妇女也并非过上了她们梦想的生活。这些早期中国移民妇女多为洗衣店主、中餐馆经营者、杂货店主、农夫、厨师以及劳工的妻子，时常面临生活的艰难困苦以及来自当地白人的歧视与敌意，日日处于惊恐不安之中。除了繁重的家务事外，生活在乡间的华裔妇女还要管理菜园、贮存蔬菜与水果、喂养家畜、下地种田；而居住于城镇的华裔妇女则要帮助丈夫管理洗衣店、餐馆与杂物店等，日夜操劳却只有微薄的收入。惧于当时加拿大社会的种族歧视与暴力排华活动，这些早期移民妇女的活动天地仅仅局限于当地华人居住区域——唐人街的陋室中[5]。
这里，我们有必要提及一位优秀的华裔女作家伊迪斯·伊顿（Edith Eaton）。伊迪斯出生于1865年，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华人。早在19世纪70年代，他们一家便迁居蒙特利尔。伊迪斯的母亲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华人妇女之一。虽然伊迪斯的外表象白种人，但是她却始终在作品中捍卫华人移民的利益。1896年她在蒙特利尔报纸上发表文章，强烈抗议加拿大白人关于华人移民都是传播疾病的赌徒的谬论。她还多次撰写文章描绘华人移民在北美所面临的困难，她的文章给中国和中国人在美洲树立了新形象。因为伊迪斯的中文名字叫“水仙花”，所以华人移民都亲切地称呼她为“蒙特利尔之花”[6]。
为了进一步将华人拒之门外，加拿大政府于1923年颁布了《华人移民法案》，或更准确一点说是“排华法案”。该法案几乎断绝了新的华人移民，一直延续到1947年。它对加拿大华人界的打击是巨大的，同时也掀开了加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页[7]。为了更严格限制华人入境，加拿大政府在1930年9月30日规定，只有已经取得加拿大国籍的华人才有资格申请配偶及18岁以下未婚子女来加。次年6月17日又规定，所有想加入加拿大国籍的华人必须先由中国政府批准脱离中国籍，并在加拿大华侨报纸登载声明方有资格申请。因为当时中国政府对华侨采取双重国籍的政策，且政局动荡不安，对要求脱离国籍的申请一概置之不理。因此，这两项法令实际上堵死了华人入籍及其家属来加团聚的大门[8]。据统计，在随后的24年间，仅有44个华人移民入加。1931年在加拿大的46，519名华人中，女性只有3648人，男女性别比为12.8：1。这期间在加拿大的华人妇女主要是商人的妻子或者妓女[9]。
纵观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加拿大对华人移民的歧视实际上是一种结构歧视。Davis和Crauter在1971年研究了加拿大6个“明显少数民族”（Visible Minorities）的现状——华人、印地安人、因纽特人、黑人、道克人和哈特人，从选举权、就业、移民、收入等几个重要方面比较了6个群体所受的歧视。结果发现，6个群体都在不同程度上、在不同方面遭受过严重的歧视，这些歧视通常长达数十年。而其中华人所受的限制最多[10]。加拿大政府严格限制华人妇女入境除了造成华人移民人口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外，还极大地改变了华人的生活方式。对于已婚的华人男女来说，婚姻生活是短暂的。加拿大的海外移民社会成了男性单身汉的社会；而在国内，有亲人移民国外的村落则变成了几乎没有男性的社会。由于得不到家人的关怀，又时刻受到当地人的歧视，许多远在异国他乡的华人男子只能从赌博、吸食鸦片和嫖妓中寻求刺激和安慰，许多人因此染病身亡，而他们的妻子却还在家乡翘首以待，盼望有朝一日去加拿大同丈夫团聚。
二、谋求合法地位（1947年至20世纪70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加拿大的华人移民，尤其是华裔妇女的命运出现了重要转机。加拿大政府于1947年终止了《排华法案》，准许那些成为本国公民的华人接妻子及18岁以下的未婚子女入境。此后，加拿大的华人社群在性别比例、年龄结构、人口数量、职业分配和流动性等方面都经历了一些根本性的转变，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华人妇女的身份和地位比以前有了很大改善。加拿大政府于1952又重新修订了移民政策，允许那些取得加拿大公民身份的华人移民携配偶、21岁以下未婚子女、65岁以上的父亲和60岁以上的母亲入境。这一期间来到加拿大的许多人是妇女和儿童。1955年，华人男子获准为自己的未婚妻作保证人使她们来到加拿大结婚。在1945年到1963年间进入加拿大的超过30%的华人妇女是由他们的丈夫或未婚夫做担保人的。配偶、孩子和父母的数量超过了那些打算加入劳动力大军的人数。华人社群的男女比例开始出现均衡的趋势，由1906年至1924年的3578：100下降到1947年至1962年以及1968年至1976年的98：100[11]。加拿大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在外国出生的华人妇女开始稍微超过了华人男子数量（53%：47%）。不过，华人性别比例的最终平衡是在1976年至1981年才实现的[12]。
与此同时，华人职业构成也有了很大变化。他们现在能自由地进入普遍的就业市场，已经不再局限于开华人餐馆或洗衣店谋生了。越来越多的华裔妇女也加入就业者的行列。但是对于那些漂洋过海从中国的沿海农村来到丈夫身边，已经步入老年的妇女们来说，她们的就业机会并不多，由于既没有技术又不懂英语或法语，并且对加拿大文化怀有抵触和胆怯心理，不愿意主动融入主流社会，所以多数人还是选择到华人餐馆里刷洗餐具或到食品加工厂干体力活的低报酬工作，直到有资格领取养老金为止。这些妇女毕生勤劳，把一生都献给了丈夫和孩子，这也许造成了一种在精神上吃苦耐劳的意识，这种意识反过来，也许使她们从生活风暴和压力中受到的打击得以缓冲[13]。而那些在加拿大出生长大的第二代华裔妇女则大多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因而有机会进入职业妇女圈，一些杰出的第二代华裔妇女更成为作家、律师和学者。
应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至70年代末，华裔妇女在加拿大逐渐获得合法地位主要归功于下面几个因素。
1、华人移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作的贡献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事件，但是它的爆发却给加拿大华人移民提供了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早在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初，满怀爱国之情的加拿大的华人移民就纷纷采取各种方式支持祖国的抗战。许多加拿大人把华人对故国的深情看成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对他们的尊重也增加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加拿大作为同盟国成员被迫参战。加拿大各个地区的华人抗日救国活动就具有了双重意义。他们不仅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而且也在居住国加拿大的太平洋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响应政府的号召认购“加拿大胜利债券”共达1000万加元[14]。尽管加拿大在二战初期因为害怕华人取得公民权，拒绝应召华裔青年入伍。但华人移民以德报怨，仍想尽办法自愿从军, 先后有500多人在前线流血牺牲。战后他们的英名被镌刻在温哥华中山公园中山门的墙上，受到全加拿大人的敬仰与爱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1年9月，当加拿大女子军团（The Canadian Women's Army Corps）开始招收志愿军后，华裔女青年也踊跃报名，其中6人光荣入伍。她们在战场上和加拿大同胞并肩作战，出生入死，成为当时华人女性的表率[15]。华裔士兵的英勇行为不仅是对加拿大和世界和平事业的贡献，也促使加拿大主流社会改变了对华人的态度。对纳粹主义和种族灭绝行为的痛恨使加拿大人认识到“优等民族”观念的错误和反对种族主义行为的必要。加拿大移民法中和选举权上对少数民族的限制开始受到正义的人们的批评，这种趋势推动了反种族歧视，争取基本人权和多元文化思想的发展。与此同时，加拿大在1944年签署了联合国宪章，1948年又签署了国际人权宣言，国内政策中的种族主义成分开始受到审查。加拿大各地的华人组织也纷纷采取行动，呼吁制定新法律，允许在华配偶和子女来加居住。由于亚裔的游说和越来越多的白人公众的同情，联邦政府在1947年废止了排华法案并给予华裔公民权和选举权。而当时参战的华裔军人就成为历史上第一批拿到公民身份的华裔。这样，截止到1947年，全体加拿大华人，甚至包括居住在排华最厉害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华人，成了完全的加拿大公民，几乎享有其他加拿大人所享有的一切权利[16]。
2、少数民族的斗争与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的出台
加拿大是个多民族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少数民族的政治力量逐渐增长，由于各群体要改善或加强他们的社会地位及利益，政治家们要吸引和得到新群体的支持，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开始密切起来。随着参政的少数民族议员或官员不断增加，各民族的政治融合在渐渐发生。面对新的国情，加拿大保守党改变了自我的定义，不再是盎格鲁民族主义的党，开始和自由党激烈争夺少数民族和新移民的支持。民族政治从加拿大政治生活的边缘转变成了主流，少数民族组织和领袖具有了更多的政治合法性。随着参政意识的逐渐成熟，华人移民越来越感到参与地方及全国性选举的重要性。在1957年的联邦大选中，通过其本人的努力及许多华人的支持，道格拉斯·郑（Douglas Jung；中文名郑天华）作为温哥华地区保守党代表，成功地成为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位国会议员[17]。
加拿大在民族政策和民族理论方面曾经经历了同化论、熔炉论和多元文化论三个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是加拿大社会在移民和民族问题上的态度过度期。虽然在40年代末到50年代的三次移民潮到来时，战前遗留下来的种族偏见仍然存在，但是由于知识进步、人口变化及其它社会原因，多元文化思想在战后越来越得到社会承认，种族主义越来越不得人心。加拿大政府顺应时代的发展，于1967年9月公布了新移民法。新法实行“评分制度”，规定申请入境的移民不论其种族或国籍，均从申请人的教育与训练、个人特质、职业需要、年龄、在加有无职业安排、英文法文程度、有无亲属在加、移民目的地的就业机会等9个方面逐项计分，总分为100分，各项相加为50分以上的，有可能获准移民加拿大。这一制度的实行使华人第一次取得了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移民的同等待遇，结束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受歧视的历史，开始了华人移民在加拿大的平等时期。其后不久，加拿大特鲁多总统在1971年10月正式宣布推行多元文化政策。该政策规定：1）在资源许可的情况下，政府将对那些愿意和努力发展自己的能力为加拿大做出贡献，而又明显需要帮助的弱小民族进行帮助；2）政府将帮助所有文化集团人员克服文化障碍，全面参与加拿大社会；3）政府将在促进国家团结的前提下，促进加拿大各文化团体之间创造性的接触和交流；4）政府将继续帮助移民学习加拿大的一种官方语言，以便全面进入加拿大社会[18]。多元文化政策出台后，华人移民的数量开始出现了大幅度增长的趋势，而华裔妇女也逐渐改变了她们作为弱势群体的地位。
3、中加两国关系的改善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尽管新时期华人命运的转机和地位的提高出于多种原因，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海外华人发展壮大的每一步都和自己祖国实力的增强休戚相关。在20世纪30和40年代，国际形势和中加两国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若干有利于加拿大华人争取废除“排华法案”的因素。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和加拿大都是反法西斯的同盟国。1943年，中加两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中加合作扩展到经贸、文化乃至军事领域。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美国也取消了1882年以来的排华法案，这样就使加拿大政府面临内外双重压力。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在联邦会议中表示，加拿大对中国移民的政策是一个“错误”，需要加以纠正[19]。1947年5月1日，加拿大政府正式废除了1923年《华人移民条例》，从这时到1967年的20年间是加拿大移民政策的解禁放宽时期，加拿大不再有专门对付华裔移民的立法，但华人移民和加拿大的欧美移民相比仍然是不平等的，受的限制比较多。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饱受战争和贫困折磨的中国人当家做了主人，开始了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从此，年轻的共和国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使得海外华人深感自豪。加拿大政府开始对中国刮目相看，并于1970年同中国正式确立外交关系。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和马尔罗尼先后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加两国的频繁交往大大加强了两国的经济和文化往来。应该说，作为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大国，加拿大和中国一个是年轻新秀，一个是文明古国，两国之间不仅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还有着巨大的互补性。中国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推出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加两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两国间的合作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使得加拿大政府不能不重新审视自己过去对华人移民所采取的错误政策，并开始重视华人移民对本国建设所做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同整个华人妇女在加拿大寻求生存的百年经历相比较，二战后赴加的妇女们谋求合法地位的进程历时较短，但这却是加拿大华裔妇女在移民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她们追求平等、寻求发展迈出的第一步。
三、发展与贡献（80年代以后）
自80年代开始，大多数华人，包括女性移民，不再是被迫迁居加拿大，而是被它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机会所吸引。这期间入境的华人妇女以及在加拿大出生的华人女子，无论是在年龄上还是在受教育程度方面都同过去的老移民有了很大区别。她们的职业取向也不再沿袭老一辈华人妇女的模式，从事高知识、高技术和高级管理的华人妇女的人数开始增多，收入也相应增加了。多伦多大学社会学及工业关系中心教授瑞兹曾于2000年就移民的收入问题作了广泛的调查研究。研究发现，华人女性移民的收入不仅居各族裔之冠，也超过华人男性。一般情况下，华人女性来加拿大5年之后，收入比例就开始接近加拿大本地人；来加拿大定居10年之后，收入比例可以达到甚至略为超过本地人；在加拿大20年以上的女性移民收入是本地人的1.4倍。华人女性移民的这种发展收入情况唯有白人男性移民可与之相比[20]。
加拿大宽松的人文环境和平等的民族政策给华人妇女们充分施展自身才华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她们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活跃在加拿大政坛上的华裔女性。华裔女性最早参政可能要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1957年，“安大略省华人妇女协会”（Chinese Women’s Association of Ontario）会长Jean Lumb作为加拿大华人代表团中的唯一女性，前往渥太华接受加拿大新任总理约翰·代芬贝克（John Diefenbaker）的会见。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Jean Lumb还作为“多伦多拯救唐人街委员会”（Save Chinatown Committee of Toronto）的主席，领导多伦多的华人成功地争取到了唐人街的合法地位。1976年，Jean Lumb成为首位获得加拿大勋章（Order of Canada）的提名者，并于次年荣获维多利亚“女王执政25周年纪念日勋章”（Queen’s Jubilee Medal）。另一位来自中国的女性Susan Eng在1991年至1995年任“多伦多首府警察部门董事会”（Metropolitan Toronto Police Services Board）主席，负责管理6000名警员[21]。根据不完全统计，在广大华人选民及其他选民的支持下，从1990年至1998年,共有26位华人当选为三级议会议员，女性占了4位。其中，梁陈明任担任自由党西北区党团主席，成为第一位进入加拿大国会的华裔女性，而关惠贞则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市政厅厅长[22]。最使华人感到自豪的是，维多利亚女皇于1999年任命加籍华人伍冰枝女士（Adrienne Clarkson）为加拿大第26任总督。她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加拿大华人总督，也是第二位女总督和第一位非白人的总督。伍冰枝的就职，在华裔社团中引起巨大反响。加拿大华人普遍认为，出现一名华人总督，尤其是女性华人总督对提升华人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伍冰枝女士是中国人的骄傲，为海外华人，也为中华民族争了光[23]。
华裔妇女在其他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也同样令人钦佩。例如，在法律界，Margaret Gee早在1955年就成为首位被允许出席法庭的华裔女律师[24]；在体育方面，前世界滑冰冠军Susanna Yuen及前世界女子乒乓球冠军耿丽鹃一直在为培养加拿大年轻一代的运动员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文学方面，先后有数位华裔女性荣获加拿大总督奖（Governor General’s Award），如李天（SKY Lee）凭借小说《正在消失的月亮咖啡馆》（Disappearing Moon Café）于1990年获此奖项。该小说被称为“一座里程碑”，为华裔加拿大作家打破沉默代码开辟了道路[25]。紧随其后，Evelyn Lau凭借诗集《恋母情结之梦》，Oedipal Dreams)，Denise Chong凭借家谱小说《姨太太的孩子》（The Concubine’s Children）也分别于1992年和1994年获得了加拿大总督奖[26]。而另一位华裔女作家，即1969年移居加拿大并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教授叶嘉莹，则在1988年获得了加拿大皇家学会授予的院士头衔，成为皇家协会至今惟一的中国古典文学华裔院士[27]；在文艺方面，来自中国湖南省，现居加拿大温哥华，有着“魔术女王”之美誉的陈智玲在1997年世界魔术师大会奥林匹克大赛中成为首位取得世界冠军的华裔魔术师[28]；在商业方面，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现年42岁的钟彬娴是雅芳公司百年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女性CEO，入选美国商界前50名最有影响力的女性第10名，肩负着一个市值53亿美元的美容化妆品公司赋予她的开拓使命[29]。在加拿大社区建设方面，4名品学兼优﹑积极服务社区的华裔女青年于2001年获得了由加拿大安省省督韦斯顿夫人成立的“第一联系”青年义工计划奖[30]， 她们分别是康山的王颖聪﹑密西沙加市的田大衡﹑多伦多的戚莹芝和周维嘉[31] 。
　由于旅居加拿大的华裔移民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为加拿大的文化繁荣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因而受到了加拿大政府和人民的肯定与嘉奖。据统计，在几十万华人中，从1976年到1990年，已有19人荣获“加拿大勋章”，其中3人是华人妇女[32]。2001年12月31日，加拿大的华裔总督伍冰枝宣布了当年103名获得加拿大勋章的得奖人，其中包括多伦多大学东亚系东方哲学和宗教教授秦家懿女士。秦女士出生在上海，1978年定居在加拿大，是一位国际知名学者，除学术上的成就外，秦家懿还积极参与华人社区和非政府机构的活动，她是人权、社会公正及和平的倡导者[33]。为了进一步促使海外华人妇女的地位和贡献得到世界的认同和尊重。加拿大多元文化历史协会多次在国内及中国举办加拿大华裔妇女历史图片展览，这些照片展示了150年来华裔妇女在加拿大土地上辛勤耕耘，不断进取的经历。
四、华人妇女赴加的未来方向
加拿大公民与移民部长丹尼斯·科德尔于当地时间2002年6月11日批准了关于新移民法修正案的报告。修正后的法规于6月28日开始正式生效。科德尔部长说："本法规最好地反映了加拿大的现状并能迅速地对加拿大变化中的需求做出反应。加拿大移民项目现在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进步方面起作用"[34]。新法规主要涉及到了技术移民审核中的以下方面：其一，对于高学历及技工学历给了更高的分数；其二，语言评分比重加大了，尤其是会说英、法两种语言者可得高分，语言分数占到了总分数的24%；其三，工作经历满分定到了21分，但第一年的工作经历所占的比重最大，达15分；其四，年龄比以前更放宽了，最佳分数段上限达到了49岁；其五，总分设定100分，通过线为75分（2003年9月18日降为67分）。 这种调整无疑会导致两种趋势：移民加拿大的科研设计类(R&D)人员将来会以高学历者（博士或硕士）为主，而低学历者则多以技术员或技工为职业。这样就扭转了从前以具有大学本科学历人员为主的申请趋势。根据这项新的移民法，那些想要移民加拿大的华人妇女必须提高自身的素质，主要是提高受高等教育的程度，如学历、语言等，这无疑会给她们的移民申请带来一些困难。但是，加拿大作为一个只有100多年历史的年轻国度，她的未来还需要更多的优秀移民去开拓，她也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可以确信，以史为鉴，加拿大必将谨记移民兴邦的道路，继续用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缔造一个更自由、更民主、更强大的国家，而在这个建设过程中，华人男女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中国作为加拿大最大的移民输出国的现状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对于那些已经在加拿大定居的或者正想去定居的华人妇女来说，也许未来还会有艰辛和挫折，但是只要她们继续保持自立自强的奋斗原则，就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取得更大的进步。

注释：
[1]庞利霞：“华埠——加拿大华人生活的一面镜子”，见《加拿大掠影》，2001年12月，第268页。
[2]同注释[1]。
[3]陈国贲：《蒙特利尔华人社区口述史》及1982年11月28日对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克拉克街（Clark Street）1099号蔡老太太的口述历史访谈。
[4]同注释[6]，第82页。
[5]http: //News. 163.com 新华网,2004年。
[6]Paul Yee：“Struggle and Hope——the Story of Chinese Canadians”，p.21.
[7]王昺：“加拿大对华人的结构歧视与华人现状”，载于《加拿大掠影》，1998年6月,第235页。
[8]谭圣安：“华人与加拿大”，《加拿大掠影》，1993年1月，第113页。
[9]李芹：“边缘文化——加拿大华人社会”，载于《加拿大掠影》，2001年2 月,第281页。
[10]同注释[7]，第240页。
[11]李胜生：《华人》，第92页，载于辛格·巴拉里和李胜生编《加拿大的种族压迫》，多伦多：格拉蒙德出版社，1985年，第81页—104页。
[12]陈国贲：《烟与火——蒙特利尔的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35页。
[13]同上书第252页。
[14]庞玉洁：“加拿大华人对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加拿大掠影》，1999年2月，第246页。
[15] http: //salt water city.bc.ca/ccmwac1.htm.
[16] 王昺：《文化马赛克：加拿大移民史》，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1页。
[17]同注释[16]，第61页。
[18] 阮西湖，王丽芝：《加拿大与加拿大人》，中国工人出版，1990年，第68页。
[19] 杨立文：“华裔移民对加拿大社会与文化的贡献”，见《加拿大掠影》，1998年5月，第252页。
[20] 根据加拿大王府国际投资咨询公司的报道，网址为：http://edu.sina.com.cn 2000/08/17 。
[21]同注释[6]，第70至71页。
[22]朱建成：“加拿大华人参政的回顾与展望”，见《加拿大掠影》，2001年11月，第304-305页。
[23]同注释[16]，第385页。
[24]同注释[6]，第72页。
[25]刘捷：“华裔加拿大人的文学主题”，见《加拿大掠影》，2002年6月，第214页。
[26]同注释[6]，第80-81页。
[27]《中华读书报》：2002年9月27日。
[28]http://www.chinanews.com.cn/hrsj.html。
[29]http://www.enorth.com.cn。
[30]这一奖项是安省省督韦斯顿夫人在1997年上任后，将个人的年薪96，000加元捐献出来，联同省内企业界﹑商界及金融界的赞助而设立的。目的是资助准备就读大学的学生在各行业中亲身体验、学习﹑发掘个人志趣和所长，以便更好地迎接未来的挑战。  
[31]资料来源同注释[29]。
[32]同注释[16]，第395页。
[33]同注释[28]。
[34]北京加中寰球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信息处提供，2003年，网址：http://www.gotocanada.com.cn。

参考书目：

[1]Paul Yee：Struggle and Hope——the Story of Chinese Canadians[M].Toronto, Ontario: Umbrella Press, 1996.
[2]Huang, Evelyn with Lawrence Jeffrey: Voices from a Community[M].Vancouver: Doglas & Mclntyre,1992.
[3]Jin Guo: Voices of Chinese Canadian Women[M]. Chinese Canadian National Council, Women’s Book Committee, Toronto:Toronto Women’s Press,1992.
[4]Tan, Jin & Roy, Patricia: The Chinese in Canada[M]. Ottawa: Canadi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1985.
[5]王昺：《文化马赛克——加拿大移民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6]庞利霞：“华埠——加拿大华人生活的一面镜子”[J].《加拿大略影》，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12。
[7]李芹：“边缘文化——加拿大华人社会”[J].《加拿大掠影》，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2。
[8]陈国贲：《烟与火—蒙特利尔的华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9]杨立文：“华裔移民对加拿大社会与文化的贡献”[J]. 《加拿大掠影》，北京：民族出版社,1996.1。
[10]李胜生：《华人》[M].载于辛格·巴拉里和李胜生编《加拿大的种族压迫》。多伦多：格拉蒙德出版社,1985。
[11]朱建成：“加拿大华人参政的回顾与展望”，《加拿大掠影》，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11.
[12]刘捷：“华裔加拿大人的文学主题”，《加拿大掠影》，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6.
备注：
作者简介：徐丹，女，辽宁本溪人，（1971－），英语语言文学硕士，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讲师，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与文化
通信地址：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116029
电话：   （宅） 84398285     13309855291
E-mail:   dandan4911@yahoo.com.cn

加拿大艺术的觉醒：七人画派和民族情感
重庆四川外语学院      肖 肖

【提要】二十世纪早期，加拿大风景画家——七人画派，他们基于对加拿大北部荒野自然的爱，意图开创一种不同与欧洲传统画风，真实表现真正的加拿大的绘画风格。他们运用大胆、夸张的技法，以富于变化的画面再现独具特色的加拿大自然风光。七人画派是第一个加拿大人主动发现加拿大原始美的艺术团体，他们的作品和精神鼓励了后来者，激起了加拿大人对自己广袤土地的兴趣和热爱，是加拿大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成长的重要精神力量和组成部分。
【关键词】七人画派   独立意识   绘画风格   民族情感   国家特质  

The Awakening of Canadian Art:
The Group of Seven and National Emotion

【Abstract】In the forepart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Group of Seven, a group of Canadian landscapists, grounded on their sharing love upon the northern wilderness of Canada, fought to start a true Canadian painting style, which wa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painting styles of Europe, to represent a true Canada. They exercised bold and exaggerated skills and painted variegated pictures to convey the unique scenes of Canadian nature. The Group of Seven was the first art group among Canadians to explore rudeness of Canada. Their paintings and spirits encouraged followers, activated Canadian’s interest and love towards their land and formed an important spiritual power and integr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anada a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Key Word】 the Group of Seven   consciousness of independence   painting style   national emotion    national spirit





加拿大艺术的觉醒：七人画派和民族情感
四川外语学院          肖 肖
“七人画派”也许是加拿大历史上最有名气的艺术团体，他们强烈不满平庸的田园风景画，认为那不是真正的加拿大艺术风格，而加拿大苍茫的原野、辽阔的湖海、茂密的森林、高峻的雪山、蓝天和白云才是他们的艺术源泉.朴野、雄浑和热烈则是他们画风的基调，需要运用更大胆、生动、灵活、泼辣的绘画技巧和更加丰富夸张的色彩来表现。他们创立了只有加拿大那片土地才能孕育的绘画风格，是加拿大本土美术的转折点，他们向加拿大人和世界人民发送了一条信息：加拿大是有艺术的，她不是附属品，而是一个有个性的独立的国家。
，“七人画派”的历史使命感
在十九世纪末，八位画家不约而同地来到加拿大这个风景如画的国家，后来成了加拿大本土艺术的开拓者，他们就是汤姆·汤普森、劳伦·哈里斯、阿瑟·利斯麦尔、亚历山大·扬·杰克逊、詹姆斯·麦克唐纳、弗兰克·约翰斯顿、瓦利和弗兰克·卡尔米歇尔。1920年5月7日，他们第一次正式以“七人画派”命名的画展在多伦多美术馆展出，因为在1917年7月，汤普森神秘地死在阿尔贡金公园的卡奴湖中，否则他们组成的将是“八人画派”。
这几位画家志趣相投，目标相同，一战之前便经常聚在一起，形成了艺术的合力。他们游历加拿大北部，去发现美，表现美，这和中国山水画家的创作道路相似，以自然为师，以山河大地为素材，讴歌表现自然之美、原始之美、自然与人文相结合的综合之美。他们共同探讨加拿大风景画如何才能表现加拿大精神，多年来，这些艺术家分享着同一个观点“艺术必须在国家成为人民真正的家园之前，成长并且繁荣。”i 实际上，“七人画派”成了加拿大艺术的先驱和拓荒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阻碍了画家们的正常发展，但却促成了“七人画派”的成立。自从十五世纪末加拿大被英国探险家发现，在这片北美洲临近北极的土地上就没有停止过战争，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联邦制的开始。在这之前，先是印第安人和殖民者争夺土地的武装斗争，继而是1689年英法两国为争夺北美控制权的军事冲突，然后是历时三年的英美战争。战乱之后的加拿大在联邦政府的领导下逐渐归于一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加拿大派出数万军人远赴欧洲战场，其中许多人战死沙场。当时的加拿大总理是罗伯特·伯登，他坚持加拿大的发言权，因此1919年加拿大才能够拥有独立席位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战后加拿大的民族自豪感和自我意识高涨，在这场战争中，加拿大士兵第一次代表加拿大参战，加拿大军队的贡献和牺牲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七人画派”中的杰克逊和哈里斯也参加了这次战争，并且他们非常明确地把表现加拿大特质作为他们艺术的发展方向。麦克唐纳曾经说过：“无论是在自发、活力以及持续性方面，他们已树立了鲜明的加拿大特征。在一片从传统上和先例上从未有人涉足的地方他们开创了一条新路……他们的活动预示着加拿大国民性的价值、形式以及可能性。而这些正是我们人民通过劳动、贸易、宗教、政府以及社会生活和各种艺术形式每天建立起来的……我们的艺术活动现在是稳定的，并意识到了自己的目的。由于战争的磨难，我们已经向完美的方向发展。”ii
“七人画派”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和民族情绪。画家之一的利斯麦尔曾这样评价这个艺术团体的重要性，他说：“如果七人画派的作品有任何价值的话，那是因为这个团体表达了战后来自不同地方，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们的愿望，他们期望以一种全新而震撼的方式向加拿大人展现他们曾经为之战斗过的国家。我认为，在那时我们感到自己的使命就是让人们审视这片土地，让他们明白这并不是一个只能是工业开发的地方。像汤普森、杰克逊和哈里斯这样深入国家北部的人是这种觉悟的先驱。”iii
虽然加拿大人的民族意识在增强，但是物质的欲望也在膨胀，麦克唐纳对此这样说：“在我们将精神集中在土地和行驶的车辆时，我们往往容易忘记草原上面的天空。我们还会遗憾地感到瀑布是一种浪费，如果全城的工人没有拼命地将其保留住。这种狭隘的实际观念是加拿大艺术缺少任何的理想主义。这种实际观念认为艺术毫无用处、毫无必要，但它却把拥有昂贵的外国艺术品看成是物质财富的习俗的象征。”iv他还说：“微贱的殖民地居民应该用经过时间和全知验证了的方法来表达自己。反映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环境是如同布尔什维克般的，粗俗的冒险。别人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年轻的国家，但是我们必须在艺术上避开所有年轻的迹象。我们在政治、新闻和所有其他方面是不成熟的，但在艺术上我们必须是冷静和随俗的。”v
，“七人画派”的绘画风格和民族情感
阿尔戈马名言（Algomaxim）是专为表达“七人画派”观点而创造的词汇，阿尔戈马地区其实是八位画家收集素材，获取灵感的主要场所，他们口中的北方并不是指加拿大育空地带，而是指安大略省南部和魁北克省的圣·劳伦斯河到落基山脉以及北极湾之间的区域。艺术家们用他们手中的彩笔，描绘着高山、大壑、森林、雪原、木屋。他们深深爱恋着加拿大，热爱她的一草一木，他们以赤子之心，为加拿大造像。哈里斯曾这样表达他们对加拿大的爱：“我们已经开始伟大的探险，我们生活在不断燃烧的热情之中，有时候我们十分严肃忧心，有时候又欢闹自在，最重要的是，我们爱这个国家，我们热衷于深入了解她，描绘她。”vi 让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去品读他们的作品，去感受他们对艺术的虔诚和对祖国的热爱。
汤姆·汤普森（1877-1917）是其中最关键的一员，也是最不幸的，他不到四十岁就神秘死亡，杰克逊缅怀他说：“没有了汤姆，北方看上去尽是荒凉的灌木和岩石；他是向导，他是解说员……”vii然而，他又是永生的。老子云：“死而不亡者寿”，死是生命的结束，寿是精神的延续，他把美好的图画留给了加拿大，留给了人类。杰克逊这样写过：“早春和秋天似乎能激发他最高的热情，汤普森赋予荒芜的岩石和沼泽、一片片粗糙的针枞木以及依附在贫瘠的岩石缝中的细长桦树以亲近悦人之笔，这都表达出他对国家的热爱。”viii
汤普森从未接受过美术学院的教育，他的老师也就是他在多伦多一家印刷设计公司的同事麦克唐纳和杰克逊，后来他又向哈里斯学习绘画。在汤普森的作品里，能够感觉到麦克唐纳他们的影响。
汤普森作于1913年的《雷雨云》（左图）和麦克唐纳创作于1912年的《在瑟瑟比湖边的锯木厂》（右图）有相似之处，天空、云彩、平静的湖面、低矮的湖岸，无不透露着取材和视角的相似性。所不同的是汤普森的画面显得更加富于色变化，湛蓝的湖水、岸边的桅樯，湖岸被挤压在一个狭长的空间里，厚厚的蓝灰色的云层笼罩大地，山雨欲来，仿佛可以听见远远的雷声，使人感到压抑，窒息。湖边坡地上几抹翠绿的草地从蓝灰色的调子中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他把握住雷、雨、云刹那间的微妙感觉，如同中国的田园诗和山水画一样托物起兴，其意境也就深蕴其中。《雷雨云》展示了他非凡的绘画天赋，奏响了生命的最强音。与三十二开的书一般大的画面表现的却是无限的空间。汤普森在天地人三者间感悟到了什么？
詹姆斯·麦克唐纳（1873-1932）是一名循道宗信徒，也是“七人画派”里的诗人。他出生在英格兰，1887年移民到加拿大，在安大略省的哈米尔顿定居。《春天的急流》（右图）和《在瑟瑟比湖边的锯木厂》（右上图）是其优秀代表作。
《春天的急流》奏响了大自然生命的乐章，她乘着浩荡的春风，迈着欢快的步伐从深山里走来，奔向大海。麦克唐纳感受到了山水所蕴藏的性灵和情感，正如孔子所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古今中外的人对山水的向往和喜爱是相同的。作者以粗犷简略的笔触抒写加拿大的山谷、树林，而以多彩细腻的画笔刻画水口、浪花、流动的水势。点、线、面组成的生动画面，使人联想到中国的泼墨山水画。
《在瑟瑟比湖边的锯木厂》如一首抒情小诗，蓝灰色的画面给人一种轻松自如的感觉。静谧的湖水、岸边的锯木厂、袅袅的炊烟、白色的云彩，描绘出当时加拿大伐木工人的生活状况。
亚历山大·扬·杰克逊（1882-1974）是“七人画派”中的长寿者，他善于利用多变的构图，不同的笔触和色调来抒发他的情感以及对加拿大山山水水的理解。他在阿尔戈马写生时记录下他的感受：“在这里写生需要敏捷地捕捉大块面，省略或简略细节……一个人在火车上感受的单调乏味在他进入丛林之后会很快消失。企图用一个模式来诠释它是几乎不可能的。我们漫步进入越来越浓密的云杉和松树林，在阳光下，微微泛白的蓝紫色的树干有时闪着红色和黄色的光，白桦树的树干和一片绿色的苔藓交织着耀眼的金光和银光迸发出生命的活力。”ix
杰克逊1913年创作的《湖中的红树倒影》（右图）以小品文的形式留住了自然界令人心醉的短暂时光，湖就像一面镜子，映照着蓝天和湖岸，岸边半躺着的红树鲜艳夺目，仿佛是一团火焰，象征着加拿大人的粗犷和热烈，然不乏细腻。
他同年创作的《荒野之地》（左图）真正表现了加拿大北部粗糙荒芜的土地，杰克逊认为他的创作即是“将这种未经梳理过的、原始的大自然用艺术的语言表达出来”。x这幅画的画幅较大，视野开阔，慑人心魄，阴沉凝重的画面给人一种威压，巨大的金黄色的云团映照大地和森林，适当减缓了画面的压抑情绪，具有明显的象征性。那是杰克逊有效调动光线产生的艺术效果，大地荒野、意境深沉。
《三月的列夫尔湖》（右图）则纯粹是一幅恣意纵情的作品，无拘无束的线条，随意摆弄的色块，把大地、房屋、建筑、天空朦胧地统一在画面里，更似中国的大写意山水画，与山水画大师黄宾虹先生（1865-1955）晚年的山水画有相通之处。
《湖之北，斯普鲁斯湖的锦带》（左图）以对加拿大炽热的情感，热烈的红黄色调，奔放的笔触，把湖岸的树林画得如同燃烧的火炬，释放着能量，照耀着世界，预示着一个新兴国家的崛起。火焰倒映在湖中，如锦似霞。杰克逊是否受了凡高（Vincent Van Gogh）那热烈真诚画风的影响。《湖之北，斯普鲁斯湖的锦带》是加拿大的自然之光，生命之光，更是艺术之光。
劳伦·哈里斯（1885-1970）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曾在柏林学过美术。他的作品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的作品多用丰富的色彩，多变的笔触，巧妙的构图来表现他熟知的山川、田野、古老的街道，优雅而充满了灵性。他热爱自然，也热爱生活，灵动的笔表现色彩的世界，那是艺术家对生活和艺术的双重理解与热忱。二十年代起，哈里斯的画风突变，由原来的写实变为表意，多变的构图变成平行式的构图，斑斓的色彩变为简洁的色彩，物体由具象变成抽象，整个视觉由原来的复杂一下子变得单纯，由表现生活过渡到表现神秘。神秘的意象表现和中国写意山水画的意境有相通之处。
《阿格瓦河上》（右图）是哈里斯早期作品之一，此图色彩明快，描绘山体的笔触粗犷有力，蓝幽幽的河水从石缝中流淌而过。创作于1928年的《苏必利尔湖》（左图）则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典型的神秘主义画风。该图以蓝色为主调，湖面平行处理，湖天一色。湖岸为蓝黑色，有一点阴沉感，湖岸两株变形抽象的大树指向苍穹，大树两边各立一棵残缺的树桩，几株树好象是旅游者，又好象是智者，似乎在问，天地是怎样形成的，日月星辰是如何运转的，山河大地和万物的存在？问天，问地，问自己。画面神秘的艺术效应阐释了哈里斯神秘的内心世界，神秘的宗教意味。
阿瑟·利斯麦尔（1885-1969）的画就像一首首田园山水诗，充满祥和宁静，表现加拿大到处都可以发现的美。平实的构图，协调柔和的色调，其笔触有粗细两种，由题材和情绪来作出用笔用色的选择。他笔下的天空、树林、小径、田野、村落、溪河、湖泊、岩石都是加拿大特有的景色，表现了他平静的心态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利斯麦尔的有些作品也能用狂放的笔触和强烈的色彩对比，来表现瞬息间的天气变化，扣人心弦。
利斯麦尔创作于1913年的油画《暴风雨的天空》（右图）有效地利用笔触和色彩表现暴风雨来临前的恐怖情景，满天翻滚的乌云从天际挤压过来，仿佛要吞噬整个大地，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李贺诗句）之势。
《落日》（左图）以强烈的色彩对比来表现落日的光感，湖岸浓黑的树林在晚霞的映衬之下，深沉而略显神秘，湖水倒映着落日的余辉，好象大地将要在日落后睡去。
弗兰克林·卡尔米歇尔（1890-1945）在“七人画派”中的年龄最小，在他的油画中，取材较多的是河流和湖泊，因为经常前往乔治亚湾，苏必利尔湖北岸写生，他自己这样说：“艺术家必须借助令他最愉快的方式，表现他对所处环境的观察、思考和感受。”xi 艺术家的成长，尤其是风景画家的成长离不开自然环境的熏陶，这和唐代画家张文通所说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如出一辙，揭示了大自然与画家的紧密关系。
卡尔米歇尔长于运用密集的笔触、长线条、大块面和丰富的色彩构成自然的乐章。《河的上游，接近马特瓦》（右图）以暖绿色调为主，近处的山石以简略手法画出，块面清晰，长在岩缝里的大树打破画面，有一种张力，厚重的墨绿色给画面增加了色彩的稳定感。河面处在画幅中部，用有变化的蓝色笔触表现出丰富的色彩变化，天光倒映，波光粼粼。河对面的远山用黄绿色画出，与近景绿色的树相呼应，共和谐，一派恬静。
弗雷德·瓦利（1881-1969）出生在英格兰，最先在谢菲尔德艺术学校学习，然后到比利时继续深造，1912年移民到加拿大。他的作品带有朦胧和灰色的意味，以《岸边之山》（左图）为例就能说明这一点。作品缺少近景和重色，就像摄影时用变焦镜头拍摄的远景。
弗朗西斯·约翰斯顿（1888-1949）有别于“七人画派”其他成员的画法，他善于灵活地利用色彩透视和空间刻画，以细腻的笔触来完成作品的每一个细节，这使得他的作品具有较强的装饰味，很像中国工笔青绿山水画。
加拿大的林业资源十分丰富，大片的森林若不处在监控之下，就有爆发森林大火的危险，因此森林防火员的责任重大。约翰斯顿这幅《森林防火员》（右图）既反映加拿大的地貌又是约翰斯顿画风的最好说明，占据画面三分之二的蓝天白云以悠闲的心境画出，蓝天作底，白云如图案，朵朵白云由近及远，由高到低，按透视法排列变化，消防飞机在森林上空巡视，充分起到点景的作用，有画龙点睛之妙。
虽说“七人画派”强调他们作品的本土味，但是他们也从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凡高（Vincent Van Gogh）和高更（Paul Gauguin）获得了启示。后期印象派画家“不满足于印象派对自然的客观描绘，而强调主观感受的再创造，一般不表现光，而注重色彩的对比关系、体积感及装饰性”，xii这恰好符合“七人画派”的画风。不过真正的触动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画展，哈里斯这样描述他们的激动心情：“这是令我们俩最兴奋，最有价值的一次经历。这里大量的作品证实了我们的想法。这些反映北方大地的画作通过那些了解和热爱那片土地的人们的心灵和大脑被创造出来，触摸到了土地的灵魂。这是勇敢、积极、坚定的艺术……那次参观之后，我们的热情高涨，我们的信念更加坚定。”xiii
，“七人画派”艺术运动及其影响力
希尔·查尔斯说：“加拿大是一个有土著人、法国人和英国人以及具有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所组成的社会，是一个大多数人口为移民的国家。”如此，加拿大自然就会表现出这种多民族，多文化的特质。她没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的优势，但加拿大要凭借她的年轻和自信，热情和顽强，去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去影响他人，影响世界，让加拿大的精神融入世界文化之中。“七人画派”应运而生，他们旨在通过绘画艺术，去唤醒加拿大那广阔的国土，唤醒加拿大人的民族意识，培养和张扬加拿大的民族精神，促进加拿大国家艺术的发展，哈里斯曾说：“我们的工作影响就是解放加拿大的艺术家，让他们有可能用自己的方式去观察和描绘加拿大的风景。”
“七人画派”选择了一条适合加拿大艺术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最能表现加拿大多样的风光。从表现技巧来看，“七人画派”没有采用成熟而细腻的古典欧洲技巧，也没有运用纯粹光彩的后期印象派手法，而走了一条借自然抒发性灵，以绘画表现强烈加拿大情感的写意风景画道路。他们以简练而近乎自然的构图，以粗犷、生辣的笔触，以生动、多变的色彩，来表现他们生活中的蓝天白云、高山大壑、森林湖泊、激流清风、旷野民居，充满了真实的感情，浓浓的爱意。
他们的艺术道路并不平坦，曲折和坎坷随时伴随着他们，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是加拿大艺术的开拓者。
并不是所有人一开始就接受“七人画派”的画法，他们的艺术品位在英国被视为落后，他们的绘画被看作晦暗而阴沉的作品。一个记者曾批评他们的作品是“酒鬼的肚子”，也许这位记者并未真正领会画家们的用心，并未理解画作的内涵，利斯麦尔曾写到：“加拿大不具有很多古老国家所拥有的传统的田园素质。它是崎岖的，大部分是凛冽的，未抑服的或许不能抑服之地。加拿大四季不是从一季逐渐过度到另一季，而是鲜明和极端的对比。这里的气候也是走极端，阳光不被云所遮盖。冬季和秋季的景色，春天绿色的争灿，雷雨和阳光在这种背景中互相交影，这一切无疑如同史诗般的壮观。”xiv 欧洲传统的田园画不适合加拿大荒野粗糙的土地，“描绘这一大地需要的不是微妙的细致的展示而是粗犷而大胆的设计。”xv “七人画派”走的是自由浪漫的绘画道路，看惯了欧洲绘画的人，一时难以接受亦在情理之中。
正如当时加拿大的国家身份还未被国际社会认同一样，加拿大的艺术也不能贴上自己的标签。加拿大皇家艺术学会和一些评论家否认艺术家们的努力，甚至禁止加拿大艺术。“七人画派”为此作过激烈斗争，利斯麦尔说过：“我们作为加拿大人，有必要相信我们创造伟大艺术的能力就像我们坚信有能力去干伟大的事业一样。”坚定的信念、坚强的信心、不屈的精神，这就是加拿大艺术家前进的动力。加拿大有如此优美的风景，必然会孕育出优秀的艺术家。纵使“七人画派”的作品是加拿大人为加拿大争取国家身份的大胆而不成熟的尝试，他们依旧是加拿大艺术的觉醒，戏剧家荷尔曼·沃顿评价说：“依赖殖民主义和奴隶式的模仿时期在艺术领域，就如同在政治领域一样，已不存在了。加拿大在世界上决定性的角色，艺术家特别是‘七人画派’是勇敢奋斗的先驱者之一。他们从我们的国家的山河中雕出新题材，并发展了新的技术来表达……过去在诗歌、散文、音乐、绘画和雕塑中所作的一切仅是为未来做准备。”xvi “七人画派”画出了加拿大土地的特征，而土地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组成要素，描绘加拿大荒野之地，即展示加拿大的国家特质和民族精神。
他们经过一番磨难，终于苦尽甘来，修成正果。1924年，“七人画派”参加了在英格兰举办的温布雷国际美术展，获得好评。《早晨邮报》这样评论他们：“ 英属自治领最个性化的作品可以在加拿大美术馆找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满足于遵循母国艺术家们的观念和方法。加拿大却不是这样，至少在风景画上不是这样。那些杰出人物，如已故的汤姆·汤普森先生，亚历山大·扬·杰克逊先生……他们的绘画奠定了建立最伟大风景画学校的基础。”xvii 列维斯·海因德在《每日新闻》上写道：“年轻的艺术家很好地描绘了一个年轻的国家”xviii 伦敦一家报纸这样报道：“加拿大，比其他国家更有理由因为她的贡献而自豪……她的帆布油画，尤其是已故的汤姆·汤普森的作品……是加拿大取得的真正的成功。尽管年轻，她也有民族风格……”xix
“七人画派”是加拿大艺术的先觉者、实践者，他们影响了加拿大几代艺术家，以后还将继续影响下去。他们是加拿大艺术的精神象征，只有精神，才能穿越国界，穿越时空。
，艺术之于国家民族的精神力量
“文以载道”，画亦载道。文学艺术是一个国家的精神载体，通过文艺，人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国家的精神风貌。“七人画派”的绘画是加拿大这个伟大国家的艺术珍品。他们的作品让人感受到这个国家的热情、奔放、粗犷和自信。有什么样的国土和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绘画。不可能人人是艺术家，但有可能人人成为鉴赏家。每个人的素质提高了，民族的总体水平也提高了。艺术的作用如和煦的春风，唤醒沉睡的大地，生发万物，不露行迹。
艺术在国家和民族的定义成形之前就已经在地球各个角落出现，山洞里的岩画，无人破解的石阵之谜，图腾上各式装饰图案都是艺术的萌芽。艺术伴随着国家的形成而日益民族化，并且兼具实用和教化双重功效。所谓“实用”就是艺术品本身在各方面的使用，如古时的青铜器，可作祭祀之用，可作酒器之用，可作烛台之用；所谓“教化”就是艺术可以开启心智，陶冶性情，滋养身体。
物质离不开精神的支持，否则生活将无依傍。哈里斯在他们第一次展览的前言中写道：“艺术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素质……艺术必须忠实地表达国家成长的精神。”xx艺术以各种形式记录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成长史，“七人画派”便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他们用绘画记录下加拿大艰辛而顽强的奋斗历程。他们的作品告诉加拿大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漠视或忽略那块白雪覆盖下的土地，更要对自己的创造力充满信心，“如果一个国家对其人民的能力没有充分的信心，那么，这个国家就不能超越平庸粗鄙的水平。如果一个民族的人民不相信自己能够与这个世界上任何民族的智能发展平等或者超过他们，那么这些民族最好移民或者成为另外那些高能民族的仆人。”xxi
艺术是艺术家们创造，享用受益的却是全体人民，因为“艺术不是某些人的事情。它是每个人都应该得到的一份正常遗产。每个人都应该得到艺术教育，这是每个人都拥有的国家财富”，xxii就像阳光和空气一样。“七人画派”的作品便是加拿大的国家财富，是对加拿大文化事业乃至世界文化事业的巨大贡献，艺术家们则是加拿大国家成长的推动力量和加拿大民族主义的见证者。
科技的发展让全世界人的生活节奏加快，沟通更加便捷，西方发达国家早就步入现代化的行列。可是物质的丰富是否意味着文化的发达，文化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物质为显性，精神为隐性，物质和精神相互作用。理论上讲，物质文明的发展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是应当同步的，偏颇任何一方都会带来不良后果。真正推动文明的力量在于文化，艺术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责无旁贷地要为社会的进步而努力。“七人画派”在第二次展览时曾表示“我们认为有一天这个国家将用赞美回报和信任艺术家，它将认为艺术并不令人讨厌，也不是一种奢侈的东西，而是国家生活中一个能起到真正推动文明的因素。”xxiii 艺术对于国家民族的精神力量就在于此。
一个没有灵魂的人是行尸走肉，一个没有艺术的国家是荒岛沙漠。各国的艺术家用艺术特有的形式表现一种精神，一种既是他自己的又是民族的精神。“七人画派”的成员们用自己的心血之作为他们整个艺术团体和加拿大赢得了尊敬和认可，他们不辱使命，让世人第一次以绘画的形式认识了真正的加拿大，体会了加拿大人不屈的性格和坚韧的民族精神。

加拿大远程教育浅析
A glimpse at the distance education in Canada

重庆大学 吴言荪
Wu Yansun，Chongqing University

摘 要 本文在收集整理加拿大教育资料的基础上，针对其远程教育的发展，介绍了其起源，规模，方式，技术及相应的管理、研究机构，这对于我国远程教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加拿大，远程教育

ABSTRACT By collecting educational literatures in Canada and aiming at the distance educa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istance education in Canada such as the origin, the scale, the modes, the technology, research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which is of reference val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distance educ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Canada, distance education

1、加拿大的国情
加拿大位于北美洲北部，南面与美国接壤，北临北冰洋，东靠大西洋，西接太平洋，其国土面积为9,970,610平方公里，是仅次于俄罗斯的世界第二大国。夏天南部最高温度可达35 C，北纬70附近则终年冰雪封山，常年不化。据1996年加拿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人口总数为28,528,125人，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人，77%的人口居住在城镇，绝大多数分布在南面美、加边境一带。第一大城市多伦多有444万人，而西北区和育空省的人口总和才94,775。英语和法语为加拿大的官方语言，59%的加拿大人以英语为母语，23%以法语为母语，而在魁北克省，80%的人以法语为母语。
加拿大的中小学教育总共12年，16岁以下的儿童都应接受免费义务教育。中学后教育分为两类：一为专科学校(Colleges, Technical Institutes, Cégeps)，一为大学(Uiversities)。大学采用英美模式，本科学习3-4年获学士学位；然后再学2年可获硕士学位，只有获得硕士学位后才可攻读博士学位。1996-97学年，社区专科学校全日制学生共39,326人，其中53.2%是女性，半日制学生共153,736人，其中59.8%是女性。大学全日制学生共573,099人，其中54.6为女性，半日制学生共151,695，其中60.8%为女性。15岁以上的加拿大人中，约23%接受了中等教育，约9%获得学士学位，约6%获得研究生学位。i
加拿大1998年的教育开支为155.77亿加元，其中62.2%由各个省政府负担，11.5%由联邦政府负担，26.3%来自包括学生学费在内的其他来源。根据加拿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ii从1990年以来，中学后教育的公共拨款逐年减少，导致大学生的学费按11%的速率递增。加拿大联邦政府不设教育部，由各个省、地区政府直接管理本地的各级各类教育，虽然各个省、地区的语言、文化和教育计划有差异，但大体上是相似的。
加拿大成立最早的大学是魁北克省的天主教创办的拉瓦尔大学(1663年)，第一所非教堂创办的大学是麦吉尔大学(1821年)。1867年成立邦联时，安大略省就有7所大学，魁北克省有3所，纽布朗斯威克省有3所，诺瓦斯科夏省有3所。现在，加拿大有89所大学和900多所学院。1960年以来成立的学院大多都进行技能培训。

2、加拿大的远程教育
1、加拿大远程教育的历史
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发明和邮递服务的出现，位于安大略省金斯顿的皇后大学早在1889年就开设了函授课程，教学资料由邮政投递，不通邮路的地方则由皇家骑警队投递。1907年Saskatchewan大学开设了校外课程如“农作物改良技术”，“加拿大青年职业系列培训”等。1935年，Fancis-Xavier大学夜校部开办了“农业技术广播讲座”。1950-73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夜校部开设了人文科学的课程。虽然1960年前不少大学既有在校教育，又有远程教育，但远程教育得到长足发展还是从60年代以后。
自英国1969年成立开放大学（即电视大学）并于1971年开出课程以后，加拿大于70年代相继成立了Athabasca大学，远程大学（Télé-université）和开放学习学院，用传统的模式专门从事远程教育。
2、加拿大远程教育的现状
在加拿大，从事远程教育的学校可分为两类：单轨制和双轨制。单轨制，即学校只按远程教育模式从事教学，双轨制，即学校既有远程教育模式，又有课堂教学模式。目前，绝大多数的学校都是双轨制，1999年加拿大的法语远程教育协会RÉFAD(Réseau d’enseignement francophone à distance)调查表明iii，约100多所法语授课的远程学校中，仅4%为单轨制。
根据1994年RÉFAD的年度报告和加拿大远程教育协会CADE(Canadian Association for Distance Education)统计，加拿大约有90所大学或学院开展了远程教育，在大学、学院注册的远程学生约有50,000人，估计全国共有20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0.7%。据Athabasca大学97-98年报告，其在校本科生人数从94-95年的10,874增长到97-98年的12,853，同期的注册人数从20,641增长到25,312。
在加拿大，不仅学校开展远程教育，其他的组织机构也使用远程教育手段进行各种培训。据加拿大国家统计局1998年公布的数字，加拿大开展远程教育的有80个企业，17个自愿组织和社会服务机构，11个咨询公司，10个工会，6个专业协会和18个民间组织。1967年成立的加拿大银行家学会iv（Institute of Canadian Bankers）就是一个传授远程课程，提供专业培训服务的民间组织，它开办工商管理专业，请全国各地的大学教授来上课。1997年开始完全由它独立承担，开出了14个不同专业的110门课程，并且颁发文凭、证书和执照。当年共注册了42,289名学生，其中包括来自36个国家的23,000名外国学生。1980年成立的国际函授学校ICSv（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ce School）也是一个民间机构，开出的第一门课程是“矿山安全工程”，第一年就有400名学生就读，1998年注册学生有40,000人，开设的课程从计算机程序设计到花卉管理等。加拿大外交与国际贸易部DFAITvi（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有8,000多名雇员，分布在全世界158个城市。为了对外交官员进行定期的语言、外交礼仪、政策和内部管理的培训，DFAIT成立了外交服务学院CFSI（Canadian Foreign Services Institute）， 1997年4月开始建设远程教育网，1998年2月试运行，办起了世界上第一个外交人员的远程教育学校。
由于加拿大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远程教育机构广泛应用了计算机及通信技术，克服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所有愿意学习的人提供了终身学习的机会。学生和教师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既可以同时、又可以异步地开展面对面的教学活动；师生之间交流既可见诸文字、又可闻之有声，他们通过ISDN网络连接起来，过去实实在在的面积有限的校园代之以今天虚无缥缈而又遍及全球的信息高速公路，所以，出现了“虚拟校园”，“虚拟教室”，“虚拟学位”的说法，所以远程教育亦称为“虚拟教育”。
初等教育vii
艾尔伯塔省的远程学习中心ADLC（Alberta Distance Learning Center）直接隶属于省教育部，负责向全省的学生通过网上学校（Online School）提供远程教育服务。学生在学习书本知识后，就可独立地向教师求教或讨论，学生的计算机配有CD-ROM、调制解调器、互联网浏览器、传真和打印软件， 还备有网上聊天室供学生互相讨论，或供家长之间讨论小孩教育问题。安大略省的EDEN(Electronic Distributive Education Network)项目是由6个学区联合开发的。这个项目通过全套的网络服务为全省所有学校开出高中的各门课程，这对于不能就近到校上学的学生，对于不能开出全部应开课程的学校，对于建设灵活的个别化学习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培训教师和学生的上网能力，开出了培训课程，还提供了讨论组、电子邮件、实时远程会议、白板等辅助软件。教材内容全部上网，学生可以根据需要随时下载，还提供自我评价软件供学生自学使用，教师也可以监控介入。
专科教育
艾尔伯塔省卡尔加里市的Mount Royal学院在加拿大的社区学院中是率先开展远程教育的，其健康教育中心创办远程教育已十几年了，现在，已经将印刷资料、电话会议、电子邮件、计算机会议与录音、录象资料结合起来，并办了四个证书班，目前正在互联网上开发紧急救护专业课程。安大略省的乔治.布朗学院早就用同步声象会议、CD-ROM和互联网会议开设课程，开发了电工专业的23门课程。诺瓦斯科夏省的Acadie学院是为当地法语居民服务的，这个学院已经建立了覆盖本省和艾德华王子岛省的学习中心网络，这些中心通过专用的音图会议、电视会议系统和互联网连接，可以通过一点对多点方式进行教学，召开学生会议和交换电子邮件。该校还与蒙特利尔的Rosemount学院合作开设了一系列高中课程。
大学教育
早在若干年以前，位于安大略省金斯顿的皇后大学就采用多点交互式的电视会议技术面向全国开设了工商管理硕士班课程，教学点设在人口密度较大、学生相对集中的各个大城市，学生可以实时地听课并参加讨论。学生的个人计算机上预装了必要的专用软件以与电视会议系统形成网络，学生之间可以分组讨论、上载或下载作业，教师可在网上答疑，这就为公司管理人员攻读工商管理硕士班创造了条件。艾尔伯塔省的Athabasca大学、魁北克省的远程大学（Télé-université）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开放大学是三个全部采用远程教育方式授课的大学。早在20-30年前它们就采用函授、电话、邮件和分点辅导的办法进行教学。当广播电视、电话会议、电视会议出现后，他们率先把这些技术应用于教学，远程大学和开放大学是加拿大最早应用广播电视从事教学活动的。现在，这三个大学都综合采用了各种信息技术如广播、电视、互联网、电话会议、电视会议和书面印刷，这些大学站已在了远程教育新技术的前沿。Athabasca的工商管理硕士班人数居全国之冠，它用Lotus Notes软件向全加拿大及海外的学生授课。诺瓦斯科夏省的Cape Breton大学学院是一个双轨制学校，它的教育技术专业的研究生课程全部在互联网上授课。更为普遍的是，大多数大学教师都通过校园网备课、布置作业、答疑，同时为学生提供一些资料库以扩大学生视野。
除了直接提供远程教学服务的各种学校以外，加拿大还有另一种远程教育机构，它间接地为学生服务，即技术后勤机构，它提供远程教育的技术设施、广播网络及电脑中心等。如安大略省的TV Ontario，纽布朗斯威克省的TeleEducation，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Knowledge Network，OLA（Open Learning Agency）等。
3、加拿大远程教育的技术
1889年远程教育仅仅依赖于邮递服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远程教育所用的媒体也不断革新，电话、广播、电视、录音带、录象带和教育软件等都广泛地用于远程教育。一些地区开发了学习网络以便实时地传授课程，所用技术有电话会议，音图会议和近来出现的电视会议。纽芬兰的Telemedicine，安大略的Contact North，纽布朗斯威克的TeleEducation就是三大学习网络。
1992年，被调查26所大学中，9所把电话会议或电视会议作为主要的远程教学媒体，7所主要用电视传播手段，14所用录音带或录象带，只有5所用计算机传授课程，其中1所作为主要手段，2所作为辅助手段，2所偶尔尝试。
现在，25%的法语的中学后教育机构中，实时传授和延时传授同时并用。至少有一半以上的远程教育学校采用了电话会议，音图会议和电视会议技术。在日益大众化的互联网面前，广播、电视、录音带、录象带正在失去往日的骄傲。加拿大远程教育协会CADE曾作过一问卷调查，9个回答的机构中，8个有互联网站点，5个用电话会议，3个用音图会议，4个用电视会议，4个用录音带，6个用录象带，4个用电视，6个用计算机CD-ROM课件，没有一个用广播了，当然，所有机构都用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和书面印刷资料布置作业、答疑和听取意见。这项调查表明，加拿大远程教育所用的媒体存在多样化的特点，计算机化和网络化是大势所趋。
随着现代信息及通信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展，计算机和网络已被广泛用于远程教育，计算机课件（Courseware）的开发已经形成产业viii，成为加拿大知识经济的组成部分之一。
4、加拿大远程教育的组织机构
加拿大联邦政府虽然没有教育部，但因远程教育涉及到全民的综合素质，涉及到国家的经济发展，涉及到劳动者素质和再就业能力，因此，政府部门，学术机构从不同的角度关心和支持远程教育，各远程教育机构也应运而生，促进全国性的合作，推动远程教育的发展。
人力资源部学习技术司ix（Office of Learning Technology）
加拿大联邦政府于1996年在人力资源部HRDC之下设立学习技术司OLT(Office of Learning Technologies) 专司全国性建立终生学习环境建设，提高人们对先进技术武装的学习环境的认识，推动学习环境的创新和技能开发。OLT以陶冶加拿大终生学习的精神文明为目标，以应用新技术、共同扩大创新学习机会为使命。OLT的目的是推动学习技术的有效使用；支持关于学习技术应用的评估、研究和测试；提高关于学习技术的信息和知识的共享性及可利用性。
OLT支持所有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扩大学习机会的各类机构之间的合作，包括大学、学院、其它学习机构、行业协会、私营企业、劳工组织、各级政府、非政府机构和社区街道等。OLT按经费分摊的原则资助各种项目，支持新型伙伴关系，支持应用现代技术为各类加拿大人的终生学习服务。
OLT设立了加拿大专门的学习技术网站，它有信息数据库、参考书目及与其他网站的链接。OLT提倡学生面对面或在线讨论，参加者可以共享经验或建立新的伙伴关系。社区学习网络计划CLN (Community Learning Network)是OLT支持的旨在帮助全国各地各社区建立学习网络的措施，社区积极参与、本地协作配合、应用学习技术、共建学习网络是CLN的特色。
SchoolNetx
1993年加拿大工业部启动的SchoolNet旨在使学生为知识社会作好准备，与各个省、地区教育部、图书馆及私营伙伴共同用现代信息技术营造终生学习环境和建设世界级的教育资源。它的口号是建设四周无墙的教室，提供无穷无尽的信息，享用浩瀚无边的通讯。SchoolNet已于1999年3月30日成功地把全国所有的16,500个中小学校，3,400个公共图书馆，467 土著民学校与互联网连接起来，使加拿大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所有学校都连网的国家。而且，拟于2001年3月31日前把所有学校的教室也连接起来，让所有加拿大学生都能享用信息高速公路。1998年10月15日加拿大工业部长John Manley和微软总裁Bill Gates在多伦多联合宣布开展全国性的SchoolNet GrassRoots计划，使加拿大的中小学生和教师成为应用信息通讯技术的行家里手，微软三年内斥资一百万美圆，为教师提供教学软件和资金去开发网络授课的课件，估计将会有五百万学生参加约20,000个项目。目前，这项计划已资助了600个项目。
远程学习中心网络TL•NCExi（Telelearning Network of Centers of Excellence）
TL•NCE得到加拿大自然科学与工程研究基金会NSERC(Natur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 社会及人文科学研究基金会SSHRC(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和MRC(McCormick Rankin Corporation)等三个加拿大研究基金会和加拿大工业部的资助。设在Simon Fraser大学的远程学习中心网络在世界各地121个研究所和企业伙伴的合作支持下，走在远程学习研究和应用的前列，形成了一个对加强和扩大终生学习机会具有共识的群体，支撑着加拿大的学习社会和知识经济的发展。这支跨学科研究队伍由来自24所加拿大大学的教育学、社会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学的约80位专家组成。TL•NCE信奉五项原则：合作、进取、主动学习、多视角和知识的应用。TL•NCE的研究人员既与中小学、大学、学院、职业培训机构等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又与软件、硬件和网络的设计开发销售公司等技术支撑单位坚持紧密合作。
TL•NCE的任务是研究开发新型学习模式、学习环境和教学方法，更好地满足全国各行各业的需要；开发并推广对学习网络进行管理、维护的新技术；认识各个层次的远程学习群体的性质；让教育者和训练者在其自身的知识结构中应用这些技术以支持学校和培训机构采用新的教学方法。他们的研究项目涉及学习模型，社会经济模型，系统模型，中小学教育，中学后教育，在职及继续教育和师范教育。
TL•NCE既有研究成果，又进行现场试验。比如：知识论坛（Knowledge Forum）是多伦多大学的安大略教育学院OISE研究的CSILE(Computer Supported Intentional Learning Environment)分布式软件平台的第二代产品，师生可以共用集团数据库。Teleform是综合应用认知模型、交互式多媒体和远程通讯三项技术开发的一套远程学习的工具软件。Virtual-U是一个基于WWW网的学习环境，专门用于教育和培训的设计、传送。Avalanche是用Java开发的网络化的多层结构的数学游戏。LAUD(Learning About User Centred Design)是支持多媒体案例研究的软件包辅导材料。Island是网络化的多用户游戏，它通过假设在一岛上个人或集体建房以训练人的数学技巧。Math Probe是一个数学词典和交互式的计算工具。MAD是多媒体写作/设计工具系统。MOT是面向目标的模型工具，系统设计人员可建立代表知识领域的图象模型。
TL•NCE的成员也是全国跨学科跨部门研究项目的成员。成员单位可以享用远程学习系统，可以享有最新的研究成果，可以成为研究项目的合作者，可以成为成果商品化过程的合伙人。TL•NCE成员分为两类：捐助经费的成员有蒙特利尔银行，IBM加拿大，SUN公司，BELL电话公司，工业部，人力资源部等，一般成员则是学校和一些远程教育机构。
加拿大远程教育协会CADE (Canadian Association for Distance Education)xii
于1983年成立的《加拿大远程教育协会》是全国性的远程教育专业人员的学术性组织，会员来自中小学、社区学院、政府部门、民营机构等，1998-1999年有会员609人。该会旨在推动和促进全国的远程教育，促进远程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提供包括业务能力培训在内的会员服务，提供全国的、地区的、省内的及本地的会员经验交流机会，在国际上代表加拿大的远程教育，促进接受远距离学习。
该会每年召开年会，偶数年召开面对面的会议，奇数年则召开远程会议。1998年由Athabasca大学主办在Banff召开的年会有来自世界各国的600多人参加。1999年的年会于6月8日在渥太华举行，通过电话及电视会议向全国播放。2000年的年会则于5月2日在魁北克城的拉瓦尔大学召开CADE发行两本学术期刊，《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是经同行评阅的学术性刊物，每年发行两期，刊登远程教育与学习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报告。《Communiqué》则是一般刊物，面向远程教育与学习的实际工作者。每年不定期出版。所有会员均可免费获得这两种刊物。

3、认识与思考
综上所述，加拿大的远程教育历史悠久，早在19世纪末出现邮递服务起，就开始了远程教育。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远程教育的手段及时进行了技术更新，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提供远程教育服务的模式多样化，既有双轨制，又有单轨制，并设有专门提供远程教育服务的非教学机构，和专门的远程教育研究机构。从政府、学校、公司和社会机构，加拿大各个方面都十分重视远程教育的发展，能及时决策，及时应用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改造传统的函授教育，为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提高公民素质，为提高劳动者素质、开展岗前及在岗培训，为建设学习环境、实施终生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对信息技术设施和互联网的利用程度的差别，在加拿大已经出现了“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xiii这个新的社会问题，使得已经存在的贫富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更加难以弥合。这种情况在我国依然存在。然而，大力发展远程教育，发展终身教育，让人人都有获得信息，获得教育的机会，就为缩小这些差别创造了条件。
在我国，如果将电力、交通、通信设施作为建设现代化大都市的基础设施，那么，现代远程教育就是建设未来知识经济大厦的基础设施。如果说普及国际财务结算、国际招标、国际法等方面知识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的当务之急，那么，完善现代远程教育系统，开展各个不同层次、不同对象、不同方式的远程教育，建设终身学习体系，也是中国面对入世挑战的当务之急。迎接挑战的核心问题是在逐步开放国内教育市场的同时，尽快提高我国教育的国际竞争力xiv；在增强国民对我国教育的信心的同时，迅速提高我国教育对世界各国的吸引力。而加速远程教育体系的建设，落实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就是增强竞争力和吸引力的必不可少的措施。显然，在网络规划，科学决策，经费筹措，技术推广，机构设置，队伍培训等许多方面，加拿大的经验是都值得借鉴的。

加拿大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思考
Reflections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anada

吴言荪 重庆大学  
Wu Yansun Chongqing University

摘  要 本文根据当前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比较综合地分析了加拿大大学国际化的各个方面，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见解。
关键词  高等教育  国际化  加拿大

ABSTRACT Following the current trend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is paper made analysis in various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anada, and put forward points of views according to situations in China.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Canada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各国对外贸易的全球化，跨国公司生产和经营的全球化，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全球化，世界经济加速了全球化进程，这对世界各国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它带来人类社会各种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又一次调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正在步入一个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知识的生产、分配、使用、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时代，这就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以高速信息交换渠道为纽带，以高技术产业为支柱。高等学校，在社会智力资源的占有份额最大，又是知识的生产、分配、使用、消费的大户，因此，是高技术产业的重要依托，它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必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知识的生产、分配、使用、消费往往是跨国界的，因此，高等教育国际化与世界经济全球化一样，将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小平同志早在80年代初就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对未来的挑战，国内高等教育界近年来提出了创办一流大学的三要素：研究型、综合性和国际化。要求大学校长们和教授们置身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大背景，思索办学之道，探讨治学之路。
加拿大的高等教育具有自身的特色，在促进经济发展，特别是由传统的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发展高新技术方面别树一帜i。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又推动和宣传了自身的价值观、人文理念的建设。尽管作为移民国家，加拿大具有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客观条件，但是，加拿大社会和大学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理念和做法，对于创办一流大学的中国高等教育界和社会各界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八个工业国之一的加拿大ii有3100万人口，997.6万平方公里。2002年全国GDP就已超过7150亿美元。早在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就意识到未来知识经济的发展趋势，鼓励技术进步，技术创新，所以，知识经济一直是加拿大维持经济繁荣的引擎。相应地，从90年代初，加拿大的大学就把国际化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1、加拿大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综述

加拿大政府没有设立教育部统一管理全国的各类教育。大学的管理是自治的，仅运行经费列入各个省政府的财政拨款预算，学校的发展目标，规模，方向，管理均由董事会委托校长制定和实施。尽管大学自治，但是，几乎所有大学都将国际化列为大学的使命之一，并且在大学的发展规划中拟订了国际化的目标。
1997年9月，加拿大大学及学院联合会AUCC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of Canada)作为全加拿大大学的代表，发表了关于国际化的声明iii。声明指出，全球化不仅改变了经营方式，生产方式和贸易方式，而且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大学的国际化远不只是个人之间，大学之间跨国界的合作。它是关于教和学的必要的、生死攸关的一场变革。它对于加拿大高等教育未来的教育质量，对于加拿大国家的未来是必不可少的。国际视野和观点不仅可以保持高等教育和研究的质量，改善生活质量，还可以确保加拿大在21世纪的优势地位。声明还指出，仅仅有大学校长对国际化的承诺、把国际化列入大学的发展目标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制订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学校行政有承诺和鼓励国际化的政策，有按照国际科技发展前沿和国际学术动态支持课程改革、更新教学内容、鼓励跨国界研究合作的学术措施，创造国际科技合作的环境，开展全校性或全社区的跨文化、跨国界的服务活动或课外活动，争取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大学国际化的支持和关心。声明最后指出，把加拿大人带入21世纪需要新知识，新技能，新途径和新姿态，如果教育中没有国际化的视野和观点，将是一事无成的。
AUCC对国际化有明确的定义：“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把跨国界、跨文化的视角观点与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科研和服务功能相结合的进程iv”，是对经济全球化的若干反应之一，核心是；第一，培养具有国际知识(Internationally knowledgeable)且具有跨文化竞争力（Inter-culturally competent）的加拿大学生；第二，维持加拿大的科技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及和平睦邻关系。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要素是学生流动，课程，国际学生，教师交流，国际合作开发项目及研究v。
近十年来，加拿大大学生的跨国双向流动规模的确有了很大的飞跃vi。20世纪末十年间，留学生人数陡增25.3%（表1）。留学生与在校生人数的比例也在增加（表2）。十大生源国家或地区依次是：美国，法国，中国大陆，香港，日本，英国，韩国，台湾，印度，墨西哥。显然，大中华是加拿大最大的生源地区。1999-2000学年，加拿大大学留学生比例最高的前5名是：麦吉尔大学(10.5%)，蒙特利尔大学(8.3%)，魁北克大学(6.6%)，多伦多大学(6.1%)，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5.1%)。与此同时，加拿大本国的大学生也纷纷出国留学，规模逐年扩大（表3），但绝大部分是到美国等发达国家，到其它国家的学生就非常少了，象有名的相声演员大山vii (Mark Rowswell)这样的加拿大来华学生就更少了。
表1 加拿大大学外国学生人数比较表
年  份
本 科 生
研 究 生
合  计
1990-1991
20,328
14,853
35,187
1999-2000
26,776
14,595
41,371
2000-2001
29,077
14,999
44,076

表2加拿大分省外国大学生与在校生人数比例表
省  份
1994-1995
1999-2000
留学生人数
%
留学生人数
%
Quebec
10,916
4.4
14,501
6.3
Ontario
10,492
3.2
11,707
3.8
British Columbia
4,098
5.9
4,993
6.4
全国合计
33,426
3.9
41,371
4.8

表3 加拿大本国大学生出国留学人数分布表
国  家
1985-86
1990-91
1998-99
美  国
13,227
16,443
22,746
英  国
1,014
985
3,342
法  国
1,000
968
1,005
德  国
429
399
446
瑞  士
138
139
152
澳大利亚
121
106
1,267
其  它
2,733
1,330
1,297
合  计
18,662
20,370
30,255

在大学的发展规划中，国际化几乎无一例外地给予高度重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在面向21世纪的战略规划中，把国际化列为同人事、教学、科研、社区建设并列的五大工作板块之一。校长Martha C. Piper在2000-2001年度报告viii中指出：21世纪的好公民不仅仅要求是一个好邻居，更应具有全球性的良知，而且懂得我们生活所在的社区不是我们住房所在的邻里，而是我们生存所在的世界。在新世纪，大学的作用是培养有知识、有经验、有全球视野，使所在社区兴旺发达的未来的公民。教育不仅仅是为谋生计而获取学位，而是获取知识、使用知识、参与社会。我们要延伸视野之所及，要扩大校园之所在，到学校大门以外的世界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在战略规划ix中，明确提出：努力使校园国际化：增加外国学生，鼓励加拿大学生参加海外学习项目，增加教职工交流人数，积极承办国际活动；加强研究本国和世界各地原著民的文化和历史，增加原著民学生；发挥地理优势，集中开展与亚太地区、美洲和欧洲的学术研究合作；发展国际间的科研合作。据介绍x，该校本科生中只有3%是外国学生。为了扩大留学生生源，特别是招收优秀的本科生，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采取了以下措施：精编图文并茂、简洁详实的招生资料，方便学生索取。按不同国家、地区，制定相应的招生策略，确保外国学生的平均绩点数(GPA)与同专业的加拿大学生相当。选取一些新来的外国学生作为样本，调查他们来校学习的动因、未来的成就、对学校的满意度、毕业后继续留校深造的意愿。与加拿大另外9所研究型大学协商，在亚太基金会建立的加拿大教育中心提出吸引优秀外国学生就读10所研究型大学的对策。校务委员会的招生分委会审查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在读留学生的英语入学水平，确定是否把该省中学12年级的英语中等成绩作为本省外国优秀学生的预入学分数线。发动海外校友帮助招收外国学生，先在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试点。在海外利用远程教育开设一、二年级的学分课程，然后转学到本校就读。鼓励教授与国外大学联办专业，一、二年级国外授课，然后继续到本校就读。因成绩优异而将被录取入学的外国学生，还要考虑其在以英语为第二语言培训班(ESL)的成绩。
滑铁卢大学为了贯彻1997年制定的50年发展规划xi，促进自己的国际化，于1998年成立了“国际关系顾问委员会”ACIC(Advisory Committee for International Connections) xii，由各个学院学科的教授、学生会、有关职能部处和外事处有关人员组成，在分管的校长助理(Associate Vice President)的领导下，制定学校国际化的战略发展规划，定期向校长提出国际交流方面的咨询建议。每年提出年度报告，说明当年工作进展。过去，该校负有盛名的合作教育只接收本国学生参加，如今开始在数学学院试点接受外国学生，并将扩大到其他学院。2000-2001年，选送了700名学生到国外参加合作教育、学生交换项目、合作科研和学习旅行，举办了17期行前培训班。到2001年6月，滑铁卢大学已经与60多个国家签署了150个校际合作协议，其中81个学生交换协议，31个科研合作协议，38个谅解备忘录。大概由于协议数量已经相当可观，该校国际关系顾问委员会对未来的校际签约的合作伙伴提出了基本筛选条件：专业学术水平与本校是否般配；交换项目是否互惠互利；交换学生的质量；对学校的价值；各种学生管理的规章制度；本交换项目对学校国际化的作用。 2000年10月，工学院率先开始了“无国界工程师”项目，鼓励学生在合作教育的工作学期到发展中国家去工作。随后，多伦多大学、麦克马斯特大学、西安大略大学、维多利亚大学也相继成立了类似机构。
卡尔加里大学在国际化方面十分活跃xiii。校长助理Van Balkorn博士认为：大学的职责之一就是培养青年一代在其终身的社会、文化、经济活动中成为世界公民，并发挥领导作用，因此，国际化是卡尔加里大学的战略发展重点。国际化意味着把我们在全球范围内自己定位，并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对任何大学来讲，实现国际化最重要的是自己的校领导、教授、学生和职工的国际化。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学校早在15年前就设立了一个行政机构“国际中心”，以发展、促进和加强学校的国际交流活动，发挥咨询、桥梁和协调作用。“中心”下有30多人，负责国际项目和伙伴联系，国际开发与研究，国际市场和招生，基础英语教学，同时，定期编印简报，对外发行。国际交流不仅是校领导和行政部门的事，更是广大师生员工的事，为了集思广益，卡尔加里大学成立了“国际教育委员会”，由16个学院的教授代表、外国学生服务中心组成，作为这个“中心”的政策咨询机构，为了具体抓好“中心”的工作，还选用具有多国学习、生活经验的并有比较教育学术背景的外国人作为中心主任。卡尔加里大学去年就有15名攻读教育学的本科学生在亚洲、非洲、欧洲和加勒比地区学习。鼓励教育学硕士生到另一种文化的国家学习第一手的教学经验。
课程内容的国际化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难点。按照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专家Marijk Van de Wende的定义xiv，国际课程(International curriculum)是在内容上具有国际定位，在目标上着眼于培养学生在国际和多国背景下的职业和社交能力，在培养对象上既有本国学生又有外国学生。课程的国际化是课程改革发展的过程，它把有关国际内容与课程的正规内容（即课程本来的涵盖面和教学资料）和实际运作（即教学法，授课时间地点和学生分组方式等）结合起来。通常，国际化的课程有九种类型：具有国际化主题的课程，如国际关系、欧洲法等；通过国际间的比较，扩大原来传统的课程内容的课程；培养学生从事国际事务、管理、会计等国际职业的课程；外国语等培养跨文化交流能力的课程；关于多国区域性研究的交叉学科专业；国际承认的职业认证课程；跨国合作的学位课程；必修部分在国外由外国教师授课的课程；有为外国学生专门设计的教学内容的课程。
关于课程的国际化，卡尔加里大学xv早在1997年就在本科课程改革中，对课程的体系架构提出了七项要求：有明确的研究领域；有确定的跨学科内容；有国际化内容；有与专业目标相关的经验内容；师生之间有广泛而深入的相互交流；与科研结合；有明确的关于知识、能力培养的专业教学大纲。关于课程的国际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每个专业有国际化的活动，比如国外实习、一学期国外学习或合作教育经历；外语列为专业必修课；提供外国大学的远程教育课程；文理科专业提倡“双专业”，其中一个是与国际有关的或地区性研究；把国际关系研究或地区性研究作为辅修专业；不断开出关于国际问题的新课程；通过补充范例、案例研究、项目、论文、辅助读物，使当前的课程国际化；利用在校的外国学生、教师开出适当的课程；为学生与国外大学的师生网上交流提供方便；尽力开拓国际联系。卡尔加里大学在2000年1月到2001年12月花两年时间将81个本科专业和5个研究生专业按照上述计划进行课程改革。
在加拿大，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共同努力的方向，无论高等教育，还是中等教育，无论政府部门，还是民营企业，都在积极推动、加速这个进程。除了有加拿大大学及学院联合会AUCC, 加拿大社区学院联合会ACCC (Association of Canadian Community Colleges)等跨学校的协会进行面上推动以外，还有加拿大国际教育局CBIE (Canadian Bureau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加拿大教育中心网络CECN (Canadian Education Center Network)等专业性机构去协调和实施，还有联邦政府的外交外贸部DFAIT(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和国际开发署CIDA(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提供国际合作项目支持。
另外，社会各界也给予了广泛的支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枫叶银行(Scotia Bank)xvi。为了促进加拿大大学的国际化，枫叶银行与AUCC从1996年起，颁布了“AUCC国际化优秀奖”以表彰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成就突出的加拿大大学。下设五个奖项：学生参与：让本国和外国学生共同努力促进大学的国际化；大学与民营企业合作：让大学与民营企业合作共同促进国际化；课程改革：鼓励大学把国际视野与教学结合起来；发挥教授对于国际化的积极性：鼓励大学调动教授促进大学国际化的积极性；促进国际化的资源：鼓励大学利用各种渠道对国际化提供人力的、经费的和技术的支持。

二、思考与启迪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伴随经济全球化而产生的一个世界性的趋势。笔者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是立足本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把本国的高等教育工作放在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的国际大背景之下不断追求卓越的发展进程xvii。高等教育国际化是经济发展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产物，是现代信息社会发展的趋势，是解决目前环境、资源、人口、种族、贫困、毒品等若干世界性难题的需要，也是各国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自身发展、自我完善、攀登高峰的需要。高等教育国际化不是目的，而是培养具有世界眼光，在素质、知识和能力诸方面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人才的必要手段。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关键是如何置身国际大环境，实现办学思想、理念和策略的国际化。正如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Piper校长所说：我们生活所在的社区不是我们住房所在的邻里，而是我们生存所在的世界。放眼世界，面向全球的思考和策略，立足当前，面对现实的措施和步骤是大学争一流，学科上水平的关键。走出国门，了解外部世界，参加国际会议，同行直接切磋，独立思考，因地制宜是必不可少的。经济发展没有统一模式，高等教育发展也没有统一模式。国际化不是单一化，而是把本国的高等教育工作放在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的国际大背景之下不断追求卓越的多元化进程。在这方面，海尔集团的成功之路，首席执行官张瑞敏的国际化战略也是大学的教育家和教授们值得借鉴的案例。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实质是各个层次、各个群体之间的交流，包括学术交流，教学交流，各种信息、思想的交流。通过包括校长、处长、院长、系主任、教授、管理人员、学生的跨国交流，可以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体验不同人群的种族、宗教、文化、经济、语言、学术、思维、环境、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差异，才有利于形成不仅仅是个人的国际化眼光，而且是集体的国际化视野，才有利于高瞻远瞩的决策。移民国家加拿大为这种跨文化的交流创造了客观有利条件。加拿大值得借鉴的经验不仅包括AUCC，ACCC，CBIE，CECN所提供的教育界内部的交流，还包括与政府官员，企业家的交流，参加各种国际场合的交流，而且，通过DFAIT，CIDA的官方支持，以国际援助的形式，以加拿大研究的形式，派大学教授直接完成这种交流任务，这既推动了交流，又传播了文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不但积极推动学生的跨国交流，而且还有本国十个知名大学之间的本科学生交流项目CANEXxviii，目的是让学生扩大眼界，丰富知识，了解校情，国情，参与管理。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难点是教学过程，特别是课程的国际化。尽管AUCC, OECD，卡尔加里大学都作了不少努力，提出了一些要求，但实施是有难度的。学科不同，教学内容不同，对象不同，很难有统一的标准。笔者认为，课程的国际化，应该纳入课程体系内容方法改革的范畴，核心是前沿性和国际性，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国际交流能力，国际眼光、国际视野。人文社会学科如艺术、哲学、法学、宗教、政治、语言、文学、历史比较容易引入国际性的内容，自然科学学科也可以通过自然科学史，科学技术史，现代高新技术讲座和人文选修课来扩大学生的国际视野。目前不少国内大学采用外国原文教材是值得肯定的课程国际化的作法。课程的国际化也应避免单一化，应提倡前沿性与多元化的统一。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填鸭式的讲授只能帮助学生获得知识，开展适当的课堂讨论或案例分析对于帮助学生形成国际化的观点是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与本国的经济发展进程息息相关，互相促进。由于加拿大早就与经合组织OECD国家在经济上建立了千丝万缕的合作关系，因此绝大部分的加拿大学生流动是与OECD国家进行的，绝大多数的交流也是在OECD国家之间进行的。随着我国经济逐渐融入世界经济的大循环，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落户中国和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走向世界，伴之而来的必然是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各个行业的国际化。外资企业的本地化需要国际化人才，特别是以青岛海尔为代表的中资企业的走向世界，更需要大批具有国际眼光，又有跨国工作能力的人才，这既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需求，又是动力。因此，沿着促进经济发展的思路开展国际化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江泽民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建校100周年庆祝大会上明确指出xix：进行教育创新，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加大教育对外开放的力度。高等教育国际化与经济全球化一样是一个漫长的进程，对于从封闭走向开放仅20年的中国，不论人们的意识、能力、环境都与移民国家加拿大的国际化水平不可比拟，但高等教育国际化却是教育创新、事业发展、国家强大、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之后xx，决策集体的国际化眼光和国际化视野，才能高瞻远瞩，趋利避害。当前，建设一流大学，就必须有一支一流的师资队伍和管理队伍，一流的人才必须具有国际交流能力、必须具有国际视野，必须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看来这是建设一流大学的当务之急。

三、  致     谢

本研究项目得到加拿大驻华大使馆的支持，特别得到加拿大驻重庆领事馆的多方帮助和关照，在此谨表示诚挚的谢意。

文本的浮现

——论《浮现》的戏仿技巧

王丽莉

内容提要：戏仿不仅是阿特伍德讽刺技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她一个典型的艺术特征。重新讲述一个老故事，特别是把它溶入到现代语境中是她艺术的一个积极因素。她熟练地运用这一技巧，并把它作为自己重要的文本策略。本文关注戏仿在《浮现》中的运用，探讨加拿大重要文本在小说中的“浮现”。

关键词：文本、戏仿、加拿大传统、民族主义、受害者情节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活跃在当今世界文坛颇有影响的加拿大女作家。《浮现》（1972）虽然是她的早期作品，但一直被广泛视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小说在情节和结构上追求似曾相识的传统风格，但却悬念迭起，内涵更加丰富。另外，小说随情节发展不断提出一些严肃的话题，诸如上世纪60年代加拿大所关注的环境和民族问题、70年代妇女运动反复提出的堕胎、婚姻和家庭问题、以及女性的角色界定问题等等。由于其多元化主题，及其深刻的哲理和寓意，小说就像一个多棱镜，每个读者都能从中得到启示，阿特伍德多数成熟的作品都具有这种多元性。也许正因为如此，许多读者和评论家都把目光集中在小说的重大主题、及叙述人和其心灵上的“浮现”,而对作者有意通过模仿他人作品把读者带入一个更为广阔视野的叙事技巧和文本策略注意得不够。本文将更多关注《浮现》戏仿的叙事特点，探讨小说中文本，特别是加拿大重要文本的“浮现”的。

一．
戏仿是互文性的一个主要指涉方式。近些年来评论界十分关注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因此对戏仿这个术语有很大的批评兴趣。琳达•哈琴在《自我陶醉的叙述：元小说的矛盾性》中对戏仿的定义是：在一个文本中重复另一个熟悉的文本，又不损害其原型；“一个必要的和创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新的形式诞生了，它使传统获得了新生，为艺术家拓展了新的表现空间。”①在《戏仿理论：20世纪艺术形式的讲座》中，她对戏仿做了进一步解释：“戏仿，……是有变化地重复。在被模仿的背景文本（backgrounded text）和新的综合作品（incorporating work）之间蕴涵着重要的差异性，这种差异通常通过讽刺来传递。但这种讽刺可以是贬低的，也可以是幽默的；可以是极其消极的，也可以是非常积极的。戏仿讽刺的愉悦并不特殊来自幽默，而是来自于读者在接近和疏远之间参与互文活动的程度。”②
许多作家的写作生涯是从模仿开始的。阿特伍德在大学学习期间，加拿大讽刺戏仿的作品盛行，她经常练习写一些讽刺性的戏仿文章。后来她在讲授文学和写作课时也鼓励学生写作时模仿文学经典作品。从她的创作生涯一开始，戏仿就成了释放她幽默感的重要表现渠道。戏仿不仅是她讽刺技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她一个典型的艺术特征。重新讲述一个老故事，特别是把它溶入到现代语境中是她艺术的一个积极因素。她熟练地运用这一技巧，并把它作为自己重要的文本策略。阿特伍德的模仿非常复杂，她不是把借来的东西据为已有，而是通过对文本的选择和探索，把某些借来的东西变成她自己的东西，甚至在后来的大量作品中自我引用和自我指涉，在自我戏仿（self-parodies）的结构中，进一步展示自己对重写文本的偏爱。
在《浮现》中阿特伍德故意模仿神秘故事和侦探小说的传统做法展开情节。首先父亲突然失踪给读者造成悬念，叙述人像侦探一样到处寻找线索，调查父亲失踪的真相和原因。接着一些线索不断导致错误的判断，对父亲失踪的种种不同解释使情节更加复杂。一般读者也许会以为这是一部侦探小说。然而与侦探小说不同的是随着父亲失踪之谜逐渐被揭开，读者不但没有丝毫轻松的感觉，反而发现了叙述人的精神危机。寻找父亲下落，揭开父亲失踪之谜，最终变成了回归自然，净化心灵，寻找真正自我的心理探索。阿特伍德自己曾经指出《浮现》与亨利•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在鬼魅小说类型上的相似。
阿特伍德一贯关注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中个体对真实性的探索，自然也十分关注文艺作品的独创性，然而在她的小说中有一个明显的自相矛盾的现象：在叙事中她指责一切模仿行为，而其文本本身恰恰是由现成的、戏仿他人的叙述叠加而成。在《浮现》中叙述人在总结自己当时的状况时说：
……我可以模仿一切：仿造迪斯尼卡通画，用深褐色颜料画维多利亚蚀刻画，仿造巴伐利亚小甜饼，仿造供国内市场出售的爱斯基摩人物造型。不过他们最喜欢的是那些他们希望能引起英国和美国出版商感兴趣的东西。（57）
为了纠正盲目模仿其他艺术家造成的扭曲，她经历了痛苦的自我反省。在去掉了社会多年在她身上形成的大量污垢后，她才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最后她放弃了对他人作品的复制。小说结束时她确信自己再次怀孕。在这里怀孕和生育成了艺术家自我意识、自我关照的隐喻。
那么为什么阿特伍德在《浮现》中大量采用影射、讽刺和戏仿的手法呢？作为作家，阿特伍德是一位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但她决不是肤浅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她的小说处处体现了她对社会问题的深刻反思。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加拿大一直受到外来文化的巨大影响。在上个世纪6、70年代，加拿大民族主义热情高涨，每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加拿大人都深切感到民族生存的危机。但与此同时“受害者”也成了许多加拿大人的情结。阿特伍德曾嘲弄地称他们为“伟大的加拿大受害者”。③他们经常利用受害者的身份逃避责任。一些自以为是的人认为加拿大没有自己的文化，当然也没有自己的写作传统，并把这作为不抵制美国化的借口。《浮现》揭露了这些人的肤浅，对他们的观点进行了讽刺，更重要的是证明了加拿大文学传统的存在。因此阿特伍德更多戏仿了加拿大文化、诗歌和小说，偶尔影射到世界文学。

二．
加拿大著名文学理论家诺思洛普·弗莱在《加拿大文学史：加拿大英语文学》一书的总结部分中说：“最初英语加拿大是荒野的一部分,尔后是北美和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后来又成为世界的一部分。……甚至现在，当电视等新的通讯技术形成的口头交流市场正在消除环境界限时，加拿大作家仍然试图同化一个加拿大的环境。如果真正与加拿大文化有什么相关性，缩小的加拿大历史可以说明其许多特征：注视自己的过去，热衷于旧的文学技巧，专注被扼住的声音的主题。我认为加拿大的情感与其说是受我们著名的身份问题所影响，尽管这个问题很重要，毋宁说是受那个身份问题所面临的一系列谬误所影响。与其说是对‘我是谁（Who am I？）’的问题感到困惑，毋宁说是对某个类似‘这是哪儿（Where is here？’）之谜感到困惑。”④作为弗莱的学生，阿特伍德对弗莱的思想有深刻的理解，并深受其影响。最初她曾经用“这是哪儿”作为小说的标题，后来她才将小说的标题改为《浮现》。在《浮现》中她创造了一种元语言（metalanguage），用这种元语言对弗莱的理论进行解码和评注。黎明十分女主人公从梦中醒来，她的男友乔故作多情地问道：“这是哪儿？”女主人公安慰他说：“没事儿，我在这儿。”乔又问：“谁？谁？”这不仅戏仿了“我是谁”的问题，更有趣的是“他用像猫头鹰般的叫声反复地念叨着（Who？ Who？）”（45），显然这同时影射了弗莱关于加拿大文化中“被扼住的声音”的主题。在《浮现》中还有许多“这是哪儿”的变异形式。叙述人后来在园子里对已故的父母大声呼喊：“我在这儿，我在这儿！”（184）同时她感觉到“他们就在这儿”（185）。她体验到她的身体就是大地：“我不是动物，也不是一棵树，我是树和动物活动和生长在上面的什么，我是一个地方（195）” 。这样的变异使弗莱的隐喻获得了新的、更深远的意义。在小说的结尾处乔呼喊叙述人：“你在这儿吗？”他声音的回响着：“这儿吗？这儿吗（Here，here）？”（207）
阿特伍德是一个自我意识非常强的作家，《浮现》具有元小说的特点。从广义上讲，《浮现》以小说的形式对1972年以前的加拿大文学创作和文化现象进行了剖析，将弗莱对《加拿大文学史：加拿大英语文学》一书的总结，其文学上的表述是“我是谁？”先于“这是哪儿？”，拓展为对整个加拿大人寻找政治身份认同的传统的总结。在美国和英国文学中，民族身份的认同在男性主导的文化中早已根深蒂固。但是在加拿大，60年代的民族主义与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合并在一起，这使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女艺术家形象获得了新的含义。在阿特伍德的早期作品中以叙述人身份出现的女艺术家，如苏珊•穆迪和《浮现》中的“我”，在多数情况下都代表着加拿大。

三．
在《浮现》中阿特伍德经常通过戏仿的结构把简单的隐喻与加拿大早期作品自然融为一体。在第十章有一段在岛子上采浆果的情景。“天气很热，湖面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阳光下的蓝梅果看起来湛蓝湛蓝的，就像里面点着灯。把浆果扔进罐子里，像水滴一样叮当作响。”这时乔想到结婚，而女叙述人认为“我们反正住在一起，用不着用什么证明。”（92）这里的意象与欧文•莱顿（Irving Layton）的诗歌“采浆果” （Berry Picking）中的描述相似：“她走在湿漉漉草丛中默默无语/暗绿色的叶子充满了隐喻/蓝梅果的小灯笼亮了。断了线的雨点落下来，太阳休息了。” ⑤莱顿是上个世纪40年代享誉世界的加拿大多产现代派诗人，他的诗集《献给太阳的红地毯》曾获1959年加拿大总督文学奖，他在诗歌中对自然的描写常常令人想到加拿大现代绘画艺术家团体七人画派的绘画风格。夫妻关系中止是“采浆果”这首诗的主题，表面上与小说中女主人公和乔的关系相似，然而这段戏仿也暗示着《浮现》所涉及的一个更大的政治范围，其用意是严肃的。一些评论家认为寻找自我的心理过程和加拿大对美国关系的政治寓言是《浮现》多元主题中最重要的主题。也有许多评论家注意到在阿特伍德的人物塑造中，个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小说接下去乔抱怨说：“我有种感觉，你对我毫不在乎。”女主人公说她是在乎的，但是她以前结过婚，失败了。她认为婚姻就像玩“大富翁”或填字谜，只对有这种想法的人起作用，而她“只是个中立小国而已”，婚姻对她不起作用。（93-94）
在上个世纪6、70年代初期，加拿大也是一个“中立小国”，一面是美国的影响，另一面是欧洲的影响。民族主义的希望还未成熟，便由于国内魁北克的冲突而破灭。1963年皇家双语和双元文化委员会成立；70年代实施《战时条例法》，美国在加拿大领土存放导弹引起公愤。《浮现》中女主人公糟糕的法语暗示着魁北克紧张的政治形势。“蔓延的美国化”是小说核心的政治主题，不仅指加拿大存放美国的导弹，而且指加拿大的“白桦树正在枯萎，它们染上了从南方蔓延而来的某种枯萎病”（7）。阿特伍德把北美文化的枯萎作为《浮现》的主要心理隐喻。大卫和妻子安娜的枯萎病与美国和模仿有关。大卫满身是“二等美国人的补丁，像苔藓或癞疥一样。他已被污染，被篡改，我帮不了他的忙”（163）。安娜模仿《花花公子》插页上的美女，“而那个杂志上的美女又是模仿了一个模仿了别的女人的女人，原型已无处可寻”（177）。这个隐喻象征着加拿大也是一个派生的社会，暗示加拿大的历史是建立在模仿美国的基础上，而美国又模仿了欧洲的“原型”。
在盲目模仿的社会里，“蔓延的美国化” 破坏了个性和天才艺术家生存的空间。小说的女主人公说她最初想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但她的“丈夫”，认为这“有可能会误入歧途，他说我应该学些能够用得上的东西，因为从未诞生过什么重要的女艺术家”（56），于是她成了商业画家，为儿童故事做插图。但她的插图与那个民间故事根本不符，因为如果她按照自己的艺术观点为故事插图会引起出版商对她的不满，于是她作了让步，开始模仿别人的作品。她个人生活也是如此，她未婚怀孕后被迫堕胎。在这样的环境中，她成了受害者。阿特伍德把这种倾向与加拿大20世纪60年代女性的人格联系起来。在与吉布森的谈话中她坦率地承认，在《浮现》中她描写了加拿大的传统，并把它归为“伟大的加拿大受害者情结”。她说，如果你声明你是无辜的，就是说你没有任何过错，……你永远是受害者，不能做出选择或对自己生活承担责任。这不仅是加拿大人对世界采取的立场，往往也是女性采取的立场。⑥

四．
在加拿大文学中，以艺术家为主人公不是偶然的。“从传统意义上讲，艺术的一个作用就是定位和阐释元叙事。不能创造艺术的艺术家是加拿大文学醉心描写的形象。” ⑦辛克莱•罗斯（Sinclair Ross）的小说《我和我的房子》（As for Me and My House）中的主人公菲利普•本特利和欧内斯特•巴克勒（Ernest Buckler）的小说《高山和峡谷》（The Mountain and Valley，1952）中的主人公大卫•加南牢固地建立了这类艺术家的原型。阿特伍德在《浮现》中有意将二十世纪40年代罗斯的《我和我的房子》用戏仿的方式进行编码。这本小说是阿特伍德和许多加拿大英语系学生都非常熟悉的作品。小说采用日记形式，通过一个牧师的妻子讲述上个世纪30年代他们在萨斯喀彻温大草原的故事，研究了一个失败的艺术家的心理。小说中没有提到她姓什么，她想当钢琴家，她和她的艺术都属于他的丈夫菲利普•本特利。本特利是牧师，但他怀疑自己作牧师的能力，想绘画和写作，最后一事无成。
在《幸存》中，阿特伍德把该小说总结为关于“一个被扭曲的艺术家”没能成为一个伟大画家的故事。在最后一章阿特伍德说“传统的存在不一定是要埋没你：它也可以成为你开始新的创作的素材”。⑦《浮现》虽然采用了女艺术家的视角，但有类似的情节、隐喻和人物。两部小说都描写主人公/艺术家在不真实生活中投射出一个虚假的自我。菲利普是牧师，但他不相信自己宣称所信仰的宗教。同样，《浮现》中的艺术家/叙述人在她虚假的记忆中抑制着出现了问题的爱情生活，这妨碍了她判断真假的能力。在罗斯的小说中，虚假的自我通过“虚假的外表”的隐喻表现出来。在《浮现》中阿特伍德用了“假皮肤”和“假身体”（198、191）等隐喻。她的人物经常以伪装的人格或外表呈现在世人面前。大卫是“一个东拼西凑的杂烩，一叠政治传单……碎纸片和布条”（162），他原想成为牧师，后来想拍电影，但小说结束时他的胶片都被女主人公曝光。安娜是粗俗杂志的插图，“她腮上粉红，眼睛周围精心涂抹成黑色”（177）；嬉皮模样的牛仔裤发型和带须边的背包（21）。
阿特伍德模仿《我和我的房子》，是把它作为加拿大文学的一个基本文本，承认它在现代加拿大作品中的中心地位，然而这是一个有差异的戏仿。丈夫/情人不再是伪君子而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的痛苦女性。60年代的文化就提出了虚假自我的问题，重要的是《浮现》中的艺术家是一个拒绝成为受害者的女人，因此她同时代的人都认为这体现了她早期的女性主义思想。事实上，阿特伍德把加拿大的传统作为可利用的资源运用到她的创作中，她的作品都带有嬉戏的但又是严肃的互文性。当然在《浮现》之前加拿大文学中已有这种叙事传统，如加拿大最杰出的小说家罗伯逊•戴维斯以安大略省小镇为背景的小说《在暴风雨中颠簸》（Tempest Tost，1951）用嘲讽的口吻戏仿了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在《浮现》创作之前弗莱的创作原则为小说奠定了基础。后来罗伯特•克劳耶奇的《印地安人的往昔》、迈克尔•翁达吉的《英国病人》和迈克尔斯的《逃亡片断》等都证明了弗莱关于文学作品都派生于其他文学作品的观点。因此哈琴和其他一些批评家都认为戏仿的模式在加拿大当代小说中占主导地位。但他们更强调世界文学的传统，而阿特伍德先是在《苏珊娜•莫迪的日记》，然后在《浮现》中用戏仿的模式把虚构的故事与西方记实小说形式相结合，使这一技巧更加细致和巩固。更重要的是《浮现》为加拿大作家提供了一个当代的、本国的元小说式的小说。现在这种形式在世界上越来越流行。阿特伍德的《浮现》、《别名格雷斯》和《盲人杀手》，以及上述小说家都运用互文的戏仿结构，不仅指涉加拿大的作品，而且世界经典。

注释：
① Linda Hutcheon, Narcissistic Narrative: The Metafictional Paradox, Waterloo: Wilfrid Laurier up, 1980,第50页。
②Linda Hutcheon, A Theory of Parody: The Teachings of Twentieth-Century Art Forms, New York: Methuen, 1985,第32页。
③ Coles Editorial Board, Atwood Surfacing Notes, Royce Publishing Company, Toronto, Canada, 1986，第89页。
④ Northrop Frye，Conclusion, Literary History of Canada: Canad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ed. Carl F. Klinck, Toronto: U of Toronto Press, 1965，第826页。
⑤ Robert Scholes, Nancy R. Comeley, Carl H. Klaus, David Staines, Elements of Literature,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第582页。
⑥ Robert Kroetsch，Disunity as Unity：A Canadian Strategy，Ajay Heble.Donna Palmateer Pennee and J. R. Struthers, ed. New Contexts of Canadian Criticism, Broadview Press, Canada, 1996，第357-58页。
⑦ Margaret Atwood, Survival: A Thematic 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 Toronto: Anansi, 1971,第246页。
文中其它引文均引自Margaret Atwood, Surfacing, General Paperbacks, Toronto, Canada 1983。

参考书目：
Coles Editorial Board, Atwood Surfacing Notes, Royce Publishing Company, Toronto, Canada, 1986.
Ajay Heble.Donna Palmateer Pennee and J. R. Struthers, ed. New Contexts of Canadian Criticism, Broadview Press, Canada, 1996.
蒋丽珠译，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著《浮现》，译林出版社，1999年。
傅俊，《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研究》，译林出版社，2004年。
威廉·赫伯特·纽，《加拿大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上海财经大学外语系    王丽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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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5月21日

Dephallocentric Texts:  The Handmaid’s Tale and Latakia
Kong Ying﹠Wang Guizhi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Western world, especially in English speaking-countries, sex bias has been there perhaps since there was the word, “mankind”. Linguistically, the signifier, “mankind,” shows that there is the privilege for being a man.  This male-oriented language system, which is bestowed by physiological phenomena, has given rise to a series of epistemological views of the source of symbolic power the phallus. Thus, phallocentricism, a term proposed by Lacan, “manifests itself in Western discourse not only in its vocabulary and syntax, but also in its rigorous rules of logic, its proclivity for fixed classifications and oppositions”(Abrams 92). Margaret Atwood’s The Handmaid’s Tale (1985) and Audrey Thomas’s Latakia (1979) provide us with good examples to see how a phallocentric system governs “Western metaphysics,” both in terms of language as well as politics (Sellers 1). Both novels are concerned with colonization of gender and with the damaging effects of phallocentric power on women’s lives and writings.

In her essay “Castration or Decapitation?”,  Hélène Cixous terms the phallus as the ‘transcendental signifier,’ transcendental precisely as primary organizer of the structure of subjectivity” (Cixous 483). Tracing the ‘transcendental signifier’ in both novels, we will find that “the masculine economy”(Davis 479) and the “rigorous rules of logic” in the Republic of Gilead and Michael’s world are of an identical nature. They are both male-dominated. However, if we look at the female speech and the way in which feminine texts are contrived in both novels, it will become clear that the phallocentric language in their writings is only displayed for the purpose of mocking the phallus power and subverting the “male-gendered, male-constituted and male-dominated” worlds (Abrams 92).

In both novels, the most immediate phallocentric phenomenon is the loss of women’s identities. In Atwood’s imaginary Republic of Gilead, women all lose their own identities; they have been framed as Wife, Handmaid, and Martha according to their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male Commanders. In Thomas’s Latakia, the roles of the two women are assigned to Michael as wife and mistress despite their differing talents as a painter and a writer. In both novels, the narrators’ identities are revealed largely by the sexual triangle of a man with two women: the name of the handmaid, Offred, means that she belongs to Fred, who is her master, or a surrogate for the Commander’s sterile wife, Serena Joy; whereas the narrator of Latakia  does carry her own name, Rachel, only used by Michael to address her. But in the story, she is revealed as having the identity of Michael’s mistress rather than that of her own name, Rachel. Besides, the fact that Rachel has no surname indicates that the loss of a woman’s own identity is universal rather than personal. In both texts, women are defined only by men; man is the Symbolic order, whereas women are outside the Symbolic.

Cixous analyzes the reason why “woman is said to be ‘outside the Symbolic’: outside the Symbolic, that is outside language”. According to Freud/Lacan, “she is outside the Symbolic because she lacks any relation to the phallus, because she does not enjoy what orders masculinitythe castration complex”. Moreover, “she misses the great lack, so that without man she would be indefinable” (483). It seems natural and right that women are not to be defined in language from a biological point of view. Men are the center of the Symbolic; women need men to be signified. However, according to Jacque Derrida’s deconstructive theory, “the whole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structure must be thought of as a series of substitutions of center for center, as a link chain of determinations of the center” (231). Ironically, if Offred, Ofglen and Ofwarren are the substitutes for the center, the Commanders are decentered by having their names used by their handmaids. Just as Williams points out, “the handmaids receive different names from each new Commander to whom they are assigned which is one way of de-centering the men”(3), because “the center receives different forms and names” (Derrida 231). The same can be said of Michael’s  relationship in  a ménage à trois.  For Michael, the ménage à trois, as Rachel writes in her letter, is only “to keep Hester as your wife and me as your mistress on the side” (Thomas 19). Emotionally, Michael is destablished or de-centered in his relationships with two women at the same time. As he admits, “If I were to write a novel about this, I would begin with the sentence, ‘This is a tragedy about a man who loved two women’”(65). Michael’s statement demonstrates where his problem is: the traditional relationship of woman with man is either mistress or wife. Nothing else is permitted. His concep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woman still “bears some relation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woman for man?’” (Cixous 480). Contrary to Michael, Rachel tak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ménage a trois as  food for thought and writing. The phallus, psychologically, brings back Rachel’s confidence in herself as “a sexual being”(62); yet it opens up a door for her to write about her life through both male and female perspectives.  

In all ages, men and women have been considered to be different epistemologically. “It’s hard to imagine a more perfect example of a particul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economies: a masculine economy and feminine economy, in which the masculine is governed by a rule” (Cixous 480).  For Michael, the rule is that  “women are supposed to define themselves through the men they love: wife of the Prime Minister, mother of the priest. Wife of the rising young novelist” (Thomas 40). As a result, he cannot accept Rachel as an independent woman, a distinguished writer. Neither does he accept his wife, Hester, as a painter.  The old question is still in his mind: “Without me, what could she want” (Cixous 483)? To him, women only want to be defined by the men they love. But how can a woman be defined by a man if he is too small for her?  Though Michael is always arrogant and presumptuous to Rachel, he has to admit to her, “You are not only the most significant woman I have ever known, you are the most magnificent person” (40); meanwhile the privilege bestowed by the genital power drives him to be an egoist. “I have to be the most magnificent creature around.” Envy drives him mad: “I can’t be with you, Rachel, because you’re too fucking great (That’s your cross, Rachel. You can only grin and bear it).” It is clear that Michael is haunted by the biological privilege of phallic power.

So is Offred’s story of the Commander. What is worse for women in the Republic of Gilead is that the phallocentric idea is advocated as a norm and a law: “man’s reign is held to be proper” (Atwood 99). Everything has been arranged for the Commander, “the head of the household”. He has great power over the house: “The house is what he holds. To have and to hold, till death do us part.”  It would be more difficult for Offred to speak out her pain in an authoritatively patriarchal society.  However, with the wisdom in telling her story, Offred subverts the power bestowed by the phallus  to “a linguistic artifact” (Johnson 53). Scrabble, which does much the same thing as Derridean free-play, is always the game Offred plays with the Commander. Her linguistic motto is that “Context is all” (240). Multiple meanings of the same signifier are the rapture that Offred has gained. “Household: that is what we are” (99); but also “The hold of a ship. Hollow” is the connotative meaning. The same is true of h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mmander. As she tells the audience: “To him I’m no longer merely a usable body. To him I’m not just a boat with no cargo, a chalice with no wine in it, an ovento be crudeminus the bun. To him I am not merely empty”(204). In Offred’s linguistic games, the Commander as the head of the household is just an empty signifier.  

Offred also resists the power of the phallus as metaphor. She transforms the signifier of a penis into a pen metonymically: “The pen is between my fingers is sensuous, alive almost. I can feel its power, the power of words it contains. Pen is Envy, Aunt Lydia would say, quoting another Center motto, warning us away from such objects. And they are right; it is envy. Just holding it is envy” (Atwood 234).  By dividing the signifier, penis, into “pen” and “is”, Offred, structurally, dephallocentralizes the signifier; meanwhile, linguistically, she produces a new meaning: The pen can excite envy as the penis is supposed by Freud to do. Even though she is not allowed to write with a pen, she enjoys the pleasure of imagining holding a pen in hand; she enjoys the pleasure in the freeplay of words. Thus, playing with the signifier is a source of pleasure for her.  Everything she does goes against the old slogan: “A woman cannot speak her pleasure” (Cixous 483). She does not only speak of her pleasure in playing the linguistic game but she also talks about her pleasure of dephallocentralizing the body.

In Offred’s story, the Commander’s phallic power loses rather than wins. Being a man, the Commander not only fails in planting seeds in her womb but also fails in achieving sexual pleasure: “Above me, towards the head of the bed, Serena Joy is arranged, outspread. Her legs are apart. I lie between them, my head on her stomach, and her pubic bone under the base of my skull, her thighs on either side of me. She too is fully clothed”(115). How can he get pleasure from the intercourse without any touch? Besides, during the whole process, both the commander and Offred are under Serena’s control. Even Offred herself recognizes the fact: “I used to think of my body as an instrument, of pleasure, or a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or an implement for the accomplishment of my will” (91), let alone the Commander. He does it neither out of pleasure nor love. All he does is for the ceremonythe demonstration of appropriating women. The truth is that he loses his body function but not the empty signifier.

Another characteristic of phallocentric language as the organizing signifier is the masculine economy in which “An order that works by inculcation, by education: it’s always a question of education” (Cixous 480). In the Republic of Gilead, the education of reproduction is only for women. The word, “steril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men: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sterile man anymore, not officially. There are only women who are fruitful and women who are barren, that’s the law” (Atwood 75). That order works also because they take the biblical education as giving them their religious right to expropriate the bodies of the fertile women: “Behold my maid Bilhah. She shall bear upon my knees, that I may also have children by her” (110). In terms of fidelity to biblical culture, the handmaid, Offred, is supposed to behave like the maid, Bilhah. As David Williams notes, “Females are not only marginalized in this reconstituted Puritan society; their bodies are brutally appropriated by the New England state to provide birth services” (1).  Paradoxically, Handmaids, the fruitful women, become the center of the Republic of Gilead. Everything is arranged around the fertile handmaids’ childbirth: the medical check-up for the handmaids, the religious praying for fruits, and the ceremony for celebrating the child. All these examples show that the handmaids are the heart of Gilead whereas the males such as doctors, lawyers, policemen and even Commanders are all subordinate to “only women who are fruitful,” in this sense (75).

In a similar way, the masculine rule for Michael is “the classic opposition, dualist and hierarchical” (Cixous 482). According to this rule, “Man/woman automatically means great/small, superior/inferior”. Therefore there is always a line between Michael and Rachel. Even though Rachel is “a published writer”(18), Michael sees nothing he can learn from Rachel; instead her life experience makes him envious as Rachel writes to him: “You said it was ‘my life experience’ that made me so attractive to you. But it was precisely the result of that life experience that you hated so much: my children, my books (the fact of their publication)”. He still keeps the hierarchal order, exercising his phallus power over a woman. As Rachel later realiz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I really understood the politics of male chauvinism, the conscious (or unconscious) use of the power bestowed by genitals and the System” (24). Meanwhile, she is also aware that there would be no happiness for her if she continues her relationship with Michael, “a nineteenth century gentleman,” who leads “a very structured life”. What he needs in the relationship with a woman is the traditional roles: “Man of the House and Little Woman” (43).
                                                                                                                                                                                                                                                          
Neither Offred nor Rachel would find pleasure in telling of her suffering from the phallocentric system. Not being victims of the male-dominating texts becomes a most important issue in contemporary women’s writing. So how can females find pleasure in the telling of their sufferings in a masculine society? As Cixous suggests, in a feminine text,  “Things are starting to be written, things that will constitute a feminist Imaginary, the site, that is, of identifications of an ego no longer given over to an image defined by the masculine” (488). In her tales, Offred lets her imagination go freely: “Now the flesh arranges itself differently. I’m a cloud, congealed around a central object, the shape of a pear, which is hard and more real than I am and glows red within its translucent wrapping” (91). She fights the metaphor “red”: the color of blood defines her as the Handmaid. When she looks at her red smile in the mirror, she thinks that  “The red of the smile is the same as the red of tulips in Serena Joy’s garden.” “The red is the same but there is no connection” (42). By making this comparison, she resists the metaphor, by which she is framed. Her flesh, her body is abused; but her mind remains clear: “My red skirt is hitched up to my waist, though no higher. Below it the Commander is fucking. What he is fucking is the lower part of my body. I do not say making love, because this is not what he’s doing. Copulating too would be inaccurate, because it would imply two people and only one is involved. Nor does rape cover it: nothing is going on here that I haven’t signed up for” (116). The lower part of her body is underprivileged; the upper parther hands are held by Serena, “each of mine in each of hers”, which is “supposed to signify that we are one flesh, one being”. However, Offred mocks it as “everyone’s wet dream, two women at once.” The fact of “two women at once” physically dephallocentralizes the Commander’s phallic power. Spiritually,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passion or love or romance or any of those other notions we used to titillate ourselves with” (117).  Again this fac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sexual desire, for neither her nor for Serena Joy, whose name suggests joy. Actually she becomes a victim in this action, too, even though she tries to control another victim, the handmaid.

Rachel’s celebrating the pleasure of mocking masculinity is no less than that of  Offred. She acknowledges the power of physical masculinity: “Most men can, physically, overpower most women. A big man like you must be aware of that. I suppose you would say you like your women to be ‘feminine,’ not ‘fucking Amazons.’ And we, of course, are taught from infancy to ‘look up to’ men, to be the ‘little woman’” (137). She never weakens in her feminist wisdom. Instead, she attacks masculinity in a very humorous and subtle way. The scene with the vendor emphasizes “strong matriarchal overtones by introducing a present solidarity among many women” (Quigley 214):

We surround him and begin to ridicule his watermelons; they are very small; they are hard; they are too soft. Certain sexual innuendoes are made.... Street theatre at its best. The Furies Domesticated (77).  

The image of the phallus loses its power. To the women, watermelon is sweet. As the saying goes, “Revenge is sweet”; whereas to the watermelon man, like watermelons, he is not hard enough to resist their mocking.  

Both novels display male chauvinist features in a feminine text. Atwood and Thomas show us good examples of how awakening women can resist the male-dominating power. More significantly, they provide readers with a feminine writing “by the fact that it is always endless, without ending: there is no closure”  (Cixous 488).  The open ending of Offred’s story makes it possible for readers as well as the scholar like Professor Pieixodo to read and evaluate the texts: it is a real male-dominated setting, but it is surrounded by the female shadows: the Wife, the Handmaid and the Marsha. The image of a central object, the shape of a pear, congealed by “the two-legged womb” reduces the phallic power to an impotency. Even the Commander himself admits, “The main problem was with men,” their “Inability to feel. Men were turning off on sex even, they were turning off on marriage” (263). Politically, the totalitarian theocracy’s plan to bear fruits miscarries, because finally, Offred escapes the Republic of Gilead with Nick’s baby. Linguistically, as well, the phallocentric language is mocked and parodied by a female voice. The revenge upon male power consists in the pleasure of hearing Offred’s triumphant voice; meanwhile we are also concerned with Offred’s future because her story doesn’t stop. She needs to go on with her story.

The same case is true with Rachel’s story. Since it is a farewell letter to her lover, there certainly is a sense of loss and loneliness in the letter: “the fact that I am living here alone and writing” (18). However, through writing, Rachel alleviates at least temporarily “her own pervasive sense of loss and loneliness” (Howels 141). More important is the writing itself which weaves together “snatches of present experience with memories of their shared past in a ‘collage’ technique” (141)  and helps Rachel see Michael’s phallocentric need for her as well as her own growth in fighting with the patriarchal system that Michael represents. She develops her double need for both love and art: “Life calls. Goodbye, Michael, I love you, my dear. I am going skating. And remember, the best revenge is writing well”(172). This revenge will bring us back to read Rachel’s love letter again.  

Telling a story with many beginnings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in feminist writing.  “A feminine text starts on all sides at once, starts twenty times, thirty times over” (Cixous 489). If we look at the subtitle of The Handmaid’s Tale, Offred’s story starts with Night and ends up with Night as well. Among fifteen subtitles, there are seven chapters as Night, which also fits into the traditional story of “Sleeping Beauty”.  A woman’s “trajectory is from bed to bed” (481). Offred’s story can be started from any night: “We slept in what had once been the gymnasium” (Chapter I); “I would like to believe this is a story I’m telling” (Chapter III); “Here is what I believe… I believe in the message” (Chapter VII); “My name is Offred now and here is where I live” (Chapter IX); “Tonight I will say my prayers” (Chapter XI), etc. Instead of the fairy tales of the sleeping Beauty, however, we hear Offred’s story with different beginnings, “the manner of beginning, not promptly with the phallus in order to get close with the phallus, but starting on all sides at once, that makes a feminine writing” (Cixous 489). Obviously, structurally, it decenters the linear writing in male, authoritarian texts.

The cyclical structure of Latakia gives another perspective on feminine writing with no beginning or ending. In the writing process, Rachel comes to understand both logical concepts and the plurality of language. Just as the logical concept of Rachel’s contradiction shows us that the structure of language determines how we perceive the world, so the narrator is showing us how the female artist looks at her novel:

I LOVE YOU
I HATE YOU
------------------
EVERYTHING ABOVE THIS
LINE IS TRUE
It’s all so bloody complicated, isn’t it? (29)

The contradiction dissolved by the statement under the line is a complicated philosophical and logical thinking. For many generations, women’s writing is considered not to be as complex as men’s. However, Latakia is “pluralistic, labyrinthine: perspectives, feelings, truths are continually changing” (Butling 105). Bulting is right that logically, the two statements above the line cannot both be true since they are declarations of opposites (106). However, it is exactly the emotional contradiction that makes the logical contradictions true. Rachel is making a story, rewriting her own autobiography and Michael’s biography. She hates him because Michael’s phallus power becomes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Consequently, women become victims in phallocentric writing. But on the other hand, she loves him because he becomes the object of her writing. She is able to imagine him,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male power Rachel sets up only to expose the chauvinist system linguistically and socially. Finally, she turns the phallocratic order into an artistic order.

Following her logical concept of contradiction, Thomas structures the novel as “a sequence of frames”(Butling 106): at varying intervals she draws a line. As soon as she draws the line, everything above that line, which was false up to that point, becomes true. As Butling suggests, “There is no absolute truth, then. There are only the truths of a particular point” (106). Besides, this line is not only an indicator of time shift, from present to the past or vice versa; but also a space shift, from here (the writing site) to there (the meeting site); it is an indicator of union and breaking up. There is always the doubleness of time, space and language. It completely de-centers the phallocentric writing: central and linear. Instead, what it displays before the reader is a process of a long journey of the artists: both male and female. Language“the act of writing” becomes  the ground of the novel (Butling 108).  The subject of the novel is not the story of their emotions so much as the story of Rachel’s struggle to write that story. When they are in Latakia, Rachel despairs over “the whole question of language, of communication. It’s possible,” she says. “Why didn’t we just stick to gestures and grunts” (171).  Latakia becomes the metaphor of miscommunication. Finally, Rachel realizes that “people who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don’t even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Michael does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as she does. But the System is quite different: his is phallocentric, whereas hers is pluralistic; his is one-way communication  sending information; while hers is two directions involving both the sending and receiving of information; his is linear; while hers is interactive.

Seeing these differences, both writers adapt themselves to the form of their writing.  Even though both novels use an autobiographical form to conceive women’s stories in a patriarchal background, they are self-reflective fictions rather than stories of their stories of women being victims of the phallic power in that they address “issues central to the processes of self-awareness and self-creation of writer and reader alike” (Stich xii). In Cixousian terms, they give the readers “the return-to-self” (489). Unfortunately, Offred’s story, what we might term as her autobiography, is not in a print version originally. It is in an oral version; she speaks into a tape recorder as she tells us early in the novel that  writing is forbidden in Gileadean society: “I would like to believe this is a story I’m telling” (50). Fortunately, the telling of her own story allows her to control the text; she becomes the subject while the Commander becomes the object in the frame of her telling. The phallic power is subverted and becomes the object in her mocking and satirizing. Instead of becoming a victim in the traditionally patriarchal society, Offred creates her new self in a wholly imaginative way.   As a storyteller, she also keeps on going with the fragments of her memory to tell us her  “sad and hungry and sordid, this limping and mutilated story”(334). However, the significance of telling the story is achieved by inviting the readers to have alternative versions of the story: “By telling you anything at all I’m at least believing in you. I believe you’re there, I believe you into being. Because I’m telling you this story I will your existence. I tell, therefore you are” (334). Once readers are involved in decoding the text, the singular view of reality in Gilead is simultaneously decentered. Just as Stein suggests, it is we, the readers, “who offer up recipes for consuming the texts” (71).  

Latakia is a woman’s story about herself and her love affair with a man who has now left her; written out of anger and resentment and longing as she writes at the very end of her letter, “the best revenge is writing well” (172). It is also a celebration of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I will enjoy this rare spaciousness and keep on observing” (171). As a female novelist, Rachel, on one hand, tries to write about herself, her relationship with and her feelings for her former lover, Michael; on the other hand, she cannot avoid his dominating presence in her writing. Therefore, Rachel uses a letter   “the longest love letter ever written”  as the form of the novel, to contrive an “imaginary monologue” (Howells 141). The way in which she puts all Michael’s language in quotations, visually, limits his phallocentric power as he never moves  out of his frame.

We do see Michael’s domination and power, but only in his own Michael’s eyes, and occasionally through the eyes of traditional type of woman, namely, Hester, not Rachel.  Instead, Rachel uses Michael’s terms to attack his phallocentric language: “I don’t think my ‘greatness’ (you said it, I didn’t) is my ‘cross’ also your word”. She considers the struggle between her and Michael as a nutrient in her writing as well as for her character: “You made me bloom again, Michael, and you taught me just how strong a woman I really am. I do not need to be ‘looked after’ or ‘defined’” (108). Looking back at her past, she sees the gulf between who she was before and who she is now. To bridge the gulf, she defines herself again through an omniscient perspective by breaking from the first narration:

How silly, how contemptible that woman in the Hotel Cleo seems to me now. Without dignity, without pride---the worst kind of emotional parasite, utterly denying the strengths she very well knew she had, wanting to say, “Look, I’m helpless, poor me. You must rescue me.” A part of me stood away from this Creature and sneered; this was not love, it was some horrible, perverse negation of will. And for whom? An egotist, a bully, a man who only had the power over me I chose to give him. I loved him? Loved? (101)

The double narratives reflect her growth and maturity in the struggle with male chauvinism. She is no longer “that woman” “without dignity, without pride.” Meanwhile the linguistic paradox shows her writing complexity in this epistolary autobiography: “a kind of female logic and multi-directional meaning is positioned in place of male logic and linearity” ( Quigley 214).

All in all, in The Handmaid’s Tale and Latakia, we do see the phallocentric power and its effects upon women’s lives and writings; but that power is subverted and becomes the target for the narrators to attack. On one hand, they show us how they resist and rebel against the phallocentric system both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Atwood and Thomas, have challenged the “innately masculine account of identity given by Western metaphysics”(Seller 1), with their “indistinctive nature of female sexual experiences” (Abrams 93). As a result, both novels provide us with the pleasure of feminist writing, “a joyous freeplay of meanings”  and a brilliant “tactility” in dealing with their texts ( Abrams 93, Cixous 489).

Works Cited

1.Abrams, M.H.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Seventh Edition. Orlando: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 1999.
2.Atwood, Margaret. The Handmaid’s Tale. Seal Books: M&S, 1985.
3.Butling, Pauline. “The Cretan Paradox or Where the Truth Lies in Latakia.” Room of One’s Own. Vol. 10, No. 3&4. 109-110.
4.Cixous, Helene. “Castration or Decapitation?”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2nd  ed. Ed. Robert con Davis and Ronald Schleifer. New York & London: Longman: 1989. 479-91.
5.Derrida, Jacques. “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eineces.”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2nd ed.  Ed. Robert con Davis and Ronald Schleifer. New York & London: Longman: 1989. 230-48.
6.Howells, Coral Ann. Private and Fictional Words: Canadian women novelists of the 1970s and 1980s. London & New York: Methuen, 1987.
7.Johnson, Brian. “Language,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in The Handmaid’s Tale: Toward a Discourse of Literary Gossip.” Canadian Literature. No. 148, Spring 1996. 30‑55.
8.Quigley, Ellen. “Redefining Unity and Dissolution in Latakia.” Essays on Canadian Writing.  No. 20.  Winter 1980-81. 201-219.
9.Sellers, Susan, ed. Feminist Criticism: Theory and Practice. Toronto: U of Toronto P, 1991.
10.Stein, Karen. “Margaret Atwood’s Modest Proposal: The Handmaid’s Tale.”
11.Canadian Literature. No. 148, Spring 1996. 57-73.
12.Stich, K. P. “Introduction” Reflections: Autobiography and Canadian Literature  ed.
13.K.P. Stich. Ottawa: U of Ottawa P, 1988.
14.Thomas, Audrey. Latakia. Vancouver: Talonbooks, 1989.
15.Williams, David. “Where is the Voice Coming From?: Bilingual Parody in the Canadian  Novel”. Canadian Literature: Perspectives. ed. Jameela Begum. 1994. 1-20.

(Note: Kong Ying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at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s well as a Ph.D candidate in the Department of English at the University of Manitoba, Canada. Email: kongying1@hotmail.com   Wang  Guizhi  is a  professor in the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at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Email: wguizhi @hit.edu.cn  哈尔滨工业大学外语系孔英、王桂芝)

加拿大注册退休储蓄计划的费用计算及其税收改革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汪宏


摘要：作为加拿大三个退休收入体系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注册退休储蓄计划（Registered Retirement Saving Plans, RRSPs）和职业养老金计划一样，在加拿大民间是一个普及率十分高的养老金计划，它保证了无数的加拿大人退休后的生活质量。由于操作容易、使用灵活，该计划颇受欢迎，在加拿大人的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介绍了该计划具有的优势，其成员资格要求、还款计算方法、需要缴纳的费用，和它提供给计划成员的纳税优惠政策，以及在新的形势下加拿大政府对其进行的改革。
关键词：RRSP 预付保险金数 还款 免税政策



On Canada’ RRSPs and the Reform on its Taxation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ang Hong
Abstract: Being one of the three main pension plans of Canada, Registered Retirement Saving Plans are much more popular with many a Canadian. As a Pension Plan, it is simplified in process and flexible in operation, and so far serves as a guaranty of a comparative comfortable life of many Canadians after their retiremen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remium of the plan, explains how to calculate the refund. In addition, it reveals the charge for the service and the available taxation exemptions from the contribution. The paper also makes an attempt to discuss the reform in the plan under the changing circumstances.
Key words: RRSP  Contribution  Refund  Exemption










加拿大注册退休储蓄计划的费用计算及其税收改革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汪宏

序言
在加拿大三个退休收入体系中，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注册退休储蓄计划（Registered Retirement Saving Plans, RRSPs）。RRSPs和职业养老金计划一样，旨在帮助人们在工作期间积累起一笔退休收入，来弥补他们退休前、后收入的差额。这种计划对中等和高等收入的加拿大人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1999年的一项统计显示，二分之一的家庭参加了这个计划。
1．计划的优势
RRSPs的计划运做起来灵活、方便、可操作性强，同时具有下列主要优势：
●可免税性：全部可接受的预付保险金数额部分（Contribution）可以从收入中扣除，而且无须马上缴纳所得税。不过，如果愿意，尤其是你想在下一个年度保持较高的税收等级的话，在预付保险金的年份，也可以不要免税待遇。
●适宜投资：可以参加大多数的投资，比如：
(1)保障的投资证券（Guaranteed Investment Certificates），这是RRSP计划中最普通的一种加拿大货币投资形式。由加拿大财政机构发行，属于共同基金。相比之下，外币（美元）投资和定期储蓄则不被看好；
   (2)各种债券，包括加拿大储蓄债券、偿还期为三至六个月的短期国库券、储蓄证券、加拿大政府债券、列为加拿大证券市场交易的加拿大股份制公司发行的所有的（有价）证券( crown corporation bonds)、批准上市的（recognized stock exchange）加拿大企业发行的债券
，以及外国政府投资的等级债券(grade bonds)等；
(3)工会资助的风险基金(sponsored venture capital funds)。该基金表面上是工会资助，实际上是工人的基金投资，联邦政府和一些省政府对投资在这些基金的钱也赋予了税收特权。1998年这些基金会成为一些小的合法经营的企业；
(4)美-加以场外交易方式交易的股票（通过经济人而非通过交易所）(over-the-counter stocks)、小公司的股金、抵押贷款(mortgages)等；
(5)在某一时期购买预定价格的有价证券(call options)，只要是已被批准在股票交易市场上市的，RRSP 计划就可以拥有、加拿大证券交易所经营的(市政府发行的)短期市政公债券（warrants ）和优惠认股权利证（the rights），这是一种股东以低于市场价格购买的增值股票；以及银行的承兑票据（banker’ acceptance）和加拿大货币 (Canada cash)。加拿大元是加拿大的法定货币，RRSP计划不接受外币形式的预付保险金，所有预付保险金要一律转换成加元。

2．参加人资格
69岁及以下的人只要有收入都可以参加。69岁以上、但配偶不足69岁的、而且也有收入的人，可以按他/她的名义向配偶RRSP计划预付保险金。RRSP计划没有最低起始年龄。就算是婴儿，只要有收入，也可以预付保险金。比如，他 /她有在电视做广告的收入等。不过，在超额预付保险金时，就有年龄限制了。在计划中，进行额外的保险金预付可以长达30年或40年。然后索取免税款。但每年全部累积的原始超额部分不可超过2，000加元。否则，就要计算罚金利息。只要在计划中，其超额部分的收入就不影响2，000加元的限额。超额预付保险金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在RRSP计划中对额外资金进行合理避税。而且时间越长就越划算。因此越年轻也就越有优势。比如一个人在19至26之间每年预付保险金2，000加元，8年后累计16，000加元；假定利息为10%，在他65岁时，可以得到1035.160加元；而另外一个人在27至65岁之间开始预付保险金，每年也是2，000加元；39年后累计78，000加元，如果利息也是10%，退休时，他只能得到883.185加元。

3．如何计算还款：
在计算时，以下两点决定了可以获得多少还款：应纳税收入和居住的地区。由它们决定边缘税率的高低。边缘税率（marginal tax rate）：指一年里你挣到的、应向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上缴税款的最后一元钱的百分比。换句话说，它也是纳税的最高税率，即纳税等级。通常情况下，所有投资收入都应按照边缘税率纳税，只有RRSP计划和其他注册计划除外。因为，联邦政府的税率是不变的，而各省和地区的税率则不同。比如，纽芬兰省以其在乡镇收取固定收入的52.9%作为最高边缘税，暂时居加拿大税收之首；西北部地区则比较低，那里最高的边缘税率为43.94%；阿伯塔省数富裕省份，最高为45.17%；安大略省为人口大省，48.75%。另人安慰的是，个人税单上的数字越大，在预付保险金时的合理避税数目也就越大。）
在还款计算时可以通过两种方法进行计算：
（1）粗略估算：如果只想了解大约从政府那里得到多少还款，在信息表上查找到所居住的省份地区，就可以在收入一栏里找到税率，它包括了前一年个人所得税的估计，再乘上准备给RRSP计划的预付保险金，得数就出来了。其公式如下：预付保险金X边缘税率=还款。
例如：一个人住在安大略省，属于第6个税收等级（收入在$29,591到$46,735之间），边缘税收率为36.27%。如果在1999税收年度，他/她向RRSP计划预付保险金为$3,000，还款将是$1,088.10。算式如下：$3，000 X 36.27% = $1,088.10。
（2）精确到最后一元钱的计算方法：先计算个人所得税。可以对照别人的参考表填写。接下来参考边缘税率表计算出可得到的还款。注意，可以接受的预付保险金额是根据前一年的收入确定的。还要确定RRSP计划预付保险金是否会使个人固定在一个较低的税收等级上。如果第一项和第三项都属于一个等级，计算就容易了。根据表上的个人例子，还款算式如下：因为：$46，326的18% = $8，339，所以：$8，339 X 36.27% = $3，024.56

4．交纳的费用：
任何RRSP计划都不是免费的。因为说到底，掌管计划的公司是谋取利润的金融机构，至少他们要挣钱抵消他们的劳务费。虽然在开始建立RRSP计划时看不到任何收费，不过费用会体现在其他形式上，是一种间接的形式。比如在得到个人所预付保险金的利息和公司贷款利息之间就有差额部分。有些RRSP计划的费用是直接的，有时还会很高。有的是一次收费；有的是每年收取，这就要从个人所得利润中划出去。但是，任何一个公司都不是收取全部种类的费用，他们只收其中之一至两个。因此，在决定参加哪种计划之前，一定要了解清楚需要那些费用。
（1）行政管理费：大多数个人管理的计划和一些共同基金计划以及保险公司的计划都收取行政管理费。通常是按年度征收，不过一些公司要求每半年付一次。费用从一年15到几百加元不等，完全取决于公司和计划类型。在1996年以前，如果是计划成员自己掏腰包，而不是从RRSP计划中提取的管理费都是免税的。现在，财政部打破了这个税收惯例。在每年一、二月份的RRSP计划季节，经常可以发现一些公司提供第一年建立个人管理的RRSP计划时，不收行政管理费的优惠政策，以吸引民众。一些税务顾问建议，人们先从计划内划出管理费，然后在预付保险金时再补进相应数额的款。据说这样就可以在免税的情况下交纳管理费。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不过是数字游戏，结果都是一样。
（2）商品和服务费：(Goods and Services Tax GST) GST在RRSP计划的许多收费时都应用。所有的管理费用都是需要纳税的。包括业务受托人费用(trustee fees)、立户费用(set-up charges)、结算费用(termination fees)、转户费用(transfer fees)和报告准备费用(report preparation fees)等。如果共同基金说明书上表明了，收取2%的服务费，GST就会将费用增至2.14%。只有少数RRSP计划除外。这笔钱主要的是用来支付股票、债券、共同基金等的卖出或经纪人的佣金。
（3）投资咨询费：只要咨询就会产生费用，计划越大，费用比例越小。通常是统一费率或者按RRSP计划和RRIF计划的百分比收取。自1996年的预算以后，此项费用不再免税。
（4）经营管理费：这种管理费只在共同基金的全部资产上征收，用来支付管理人员的工资、津贴和其他费用。大多数情况下，在个人财经报告上并不显示这项收费，因为它是直接从基金储备(the fund’s holdings)中提出去的。然而由于它是从应返还给个人的钱中减去的，所以要特别注意。
（5）抵押费：这是一笔特殊收费，可以是一次收费，也可以是按阶段收费。当个人在RRSP计划中持有转至亲属处的抵押物(non-arm’s-length mortgage)时，就会产生很高的抵押费用。这种抵押是建立在个人的计划其亲属的计划之间的。还有一种转至它人处的抵押(an arm’s-length mortgage)，因为不是抵押给亲属，所以也不需要付费。这是个人RRSP计划的无限制个人抵押。
（6）购买费：一些按月购买的计划将索取这种费用，一般为1-2加元，用来管理业务。
（7）报告费：一些公司会不经常地提供详细的报表，也许一年一次。如果要求经常提供，就得交费。通常是10-15加元，外加GST。
（8）售出代理费：有许多种征费方式。许多共同基金计划和保险公司的RRSP计划采取附加费（或增收费）的形式售出。购买时交费（front-end load）最高为9%；在通常6-7年时间内偿清共同基金单位时，要收取偿还费 (back-end load)，也叫兑现费(redemption charges)。
（9）建立计划费：一些公司会收取这种费用，通常为35-50加元不等。
（10）调换费：这是在要求将个人在共同基金计划的财产从一个基金转到另一个计划时，公司要收取的费用。
（11）有计划提款费：(systematic withdraw fees)一些公司允许这种按规则数目的提款，但要收取一点手续费。
（12）终止计划费：在计划结束时，通常收取25-50加元不等的手续费。同时，如果开立计划和结束计划的间隔时间不足90天时，也要收取这种费用。
（13）贸易代理费：通常收取很少的回扣。
（14）转会费：管理计划的机构之间进行转移基金时要收费，这也是转移资金到其他机构情况下，行政管理费的一种补偿形式。
（15）未预定提款手续费：（unscheduled withdraw charges）在事先没有预约/通知的情况下提款时，许多公司要收取这种费用，通常为25加元。

5．有关税收
以下情况要进行税金征收：
（1）领取年金者死亡：死亡者的RRSP计划的所得税会落到其继承人身上。在决定税款时，加拿大税务局会假定已死亡者在最后一年从计划中提取了全部养老金（很遗憾，这比钱在计划成员死后也不得不支付）。如果计划津贴的金额很高，税收也会很高。可以通过两个方法来避开这种征税：第一，填一张表格，将计划成员的配偶定为计划的继承人；或者，（如果没有配偶）也可以指定一个成年子女为继承人。后者是1999年预算中的重大改革，使成年子女或孙子女成为合法继承人（从前只是生存配偶才可以继承）。这样，由于子女很可能是低收入者，所以税收等级相对较低，就可以节省税款。
（2）最后的RRSP预付保险金：可以是规则预付保险金，也可以是按照亡故人遗产额缴清，通常在亡故者去世当年年末的60天之内完成。要看亡故者的预付保险金的额度是多少，这样会减少遗产产生的几千元的税款。
（3）国外资产：RRSP计划允许个人财产的20%为国外保险，如果个人在RRSP计划中的国外资产额超过了限度，就得缴纳特殊税款，金额为按超额量每月1%，或每个月末按照计划的全部国外资产额收取1%的费用，可以哪个少就按哪个交。
（4）投资咨询费：1996年联邦政府预算以后，如果对RRSP或RRIF计划的财产如何进行投资管理咨询，咨询费不再属于免税范畴。建议在注册计划外支出这笔费用。
（5）贷款：可以用个人的RRSP计划或者计划中任何财产作为担保来申请贷款。不过在当年的所得税中要加上这份财产的价值，即交纳所得税。但是，不需要将钱转出计划外。
（6）到期：69岁是强制规定的年龄，在计划成员69岁当年年末最后一天结束时，将不能继续持有个人的RRSP计划，否则必须对计划中的钱支付税款。可以通过一次性付款结束计划，并从计划中提出所有基金。这样，这笔钱将被看成是当年的收入，按数额缴纳所得税，因此没有特种让利优惠，须按个人边缘税率交纳。如果钱的数额很大，就属于较高的税收等级。除非数额很小，否则不要采取这种方式为好。最好通过长一点的时间来消化这个负担，可以将个人的RRSP计划转入RRIF计划或购买年金。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在截止日还没有办理好个人的RRSP计划转入RRIF计划或购买年金，该RRSP计划在第二年的1月1日将自动被取消注册。全部基金将被看成收入，进行相应收税。
（7）移居国外：要先了解你的RRSP计划的规则。通常，加拿大与计划成员要移居的国家之间会有已经成文的细则。还有的计划适应任何居住地区。例如，要移居他国，需要交纳从计划中一次提出基金的25%的税额。如果分期提取，就可以将税率降低至15%。只有移居到美国的规则是特定的，应该利用这些规则，这样可以降低所提出基金要收取的税率。也就是说，如果计划成员成为美国公民，他的RRSP计划基金将被视为他的资金，不再需要纳税，所产生的任何收入也同样免税。一旦要从计划中提取基金，其税收将参照美国税收规定执行。不过也只是针对RRSP计划相关的收入再加上其他没有变现（售出）的资金收入。当计划成员移居美国，不再是加拿大公民后，从RRSP计划中提取款项时，要交纳25%的税。分期提取RRIF计划或年金可以支付15%的税。
（8）有限投资：在RRSP计划中只有少数投资是属于限制范围的。不过一旦操作失误，在个人管理计划中进行了这种有限制的投资，其产生的税收将是巨大的。如果是原来属于计划允许的投资，因为某种原因变成了有限投资，那么，只要它还保持在RRSP计划里，就必须按照市场公平价格征收的每月1%的特别税。
（9）超限额预付保险金：在个人的一生中（19岁以上年龄），（每年）可以超额预付保险金达$2，000。超过部分将征收特别税，纳税额为超过部分的1%，按月收取。比如，1999年个人向计划预付保险金的限额是$5，000，而实际缴了$6，000，这样就超额了$1，000。不过，如果在1991年到1996年，超额部分可达$8，000。按照当时规定，不用交罚金。因为当时的限额为$8，000。1995年预算中，财政部长保尔·马丁（Paul Martin）批准将限额降到了$2，000，理由是许多受益人利用高限额在计划中储蓄了额外的钱。所以，1996年新的限额生效。
（10）配偶计划提款：提前提款要交罚金，也就是很重的税金。至少在最后捐款和提取之间要有3年间隔。比如，1999年向个人RRSP计划捐款$2，000，计划成员和其配偶都不可以在2002年以前从成员的计划或其他配偶计划中提取任何钱款。也不可以在2002年向配偶计划预付保险金。如果提前支取，这笔款将被看成是当初缴款人的收入，而且会达到这三年间提出免税收入的总额。结果会造成收入分割困难，还无法避免纳税。可以换一种方法，由高收入的配偶申请RRSP计划预付保险金的免税，由低收入的配偶马上提取基金。如果提款的配偶没有收入，他/她就可以在提款时完全不交任何税款。
（11）提款：如果准备好了交纳税款，当然可以随时提款。这笔款将被列入当年收入，没有税率让利。要按照个人的边缘税率收缴。如果提取的款很多，就会发现自己属于很高的税收等级。所在计划的托管人会依法在计划成员每次从计划中提款时扣除应缴纳税款。其税率随着提取的数额的增长而增长：一旦达到$5，000时，联邦政府就会收取10%的税。魁北克居民要交纳18%；在$5，001到$15，000之间时，联邦政府收取20%，魁北克居民交纳30%；达到$15，000以上时，联邦政府收取30%，魁北克居民交纳35%。
目前加拿大有200家最好的RRSP计划可供选择。注册退休储蓄计划鼓励人们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定期地为了退休进行储蓄。最新的税收统计显示，6百万加拿大人在1996税收年度向RRSPs预付了保险金。或者说，在提交税单的人中间有29%的人参加了RRSPs计划。付款总额为238亿（$23.8 billion），平均3，959加元。有330万（3.3 million）男性平均预付保险金4，541加元，近270万（3.3 million）女性平均预付3，228加元。（资料来源：加拿大税务局收入统计，（1996税务年度）表4）
国家福利委员会估计，由于参加任何一家RRSP计划的人都可获得预付保险金的税收减免，在没有实行税收信誉制度的情况下，联邦政府在1996年的损失超过了20亿。1988到1996年间，整个损失达到了120亿。有计算证明，收入在$50，000或以上的纳税人，因为得到了RRSPs的免税，节省了29%的基本的联邦税款。而收入低于$50，000的人则只节省22%。按照税收信誉政策，所有向RRSPs 预付保险金的人都可以节省17%的税款。

    6．改革的进程
近些年来，人口老龄化、妇女全面进入劳动力市场等社会和人口及经济的趋势都提醒了全面改革加拿大养老金体系的必要性。比如：
·CPP 和QPP计划的救济金结构需要按照现代社会的实际进行修改。
·许多私人养老金计划没有提供足够的或者赖以生存的救济金。
·很多在私人养老金计划中投保的人因为频繁地更换工作，结果，只能获得很少的救济金。因为他们在任何一个工作岗位工作的时间都不够长，因此不能获得养老金救济的赋予权。
·很多人因为临时的经济困难而没有按期缴纳当年的捐款，而失去了参加退休储蓄应享有的税金补助。
·应向政府批准（注册）的退休储蓄计划(Registered Retirement Saving Plans, RRSPs)和向其他钱款购买计划缴纳的年度加元的限额实质上提供了很低的税收补助，高于规定的救济金计划。对于那些没有养老金计划的人来说，向RRSPs缴纳的最高限额所能购买到的，只是从其他规定的救济金计划的可能得到的最高养老金金额的三分之一。这不仅仅是不公平，而且还对个体经营者以及小企业造成了一定的限制。
·管理RRSPs计划和政府批准的退休收入基金(registered retirement income fund, RRIFs)的提取和投入的规定过分严格。
因此，对退休收入制度进行全面、广泛的改革已经势在必行了。政府已经开始了全面改革，因为无数的加拿大人退休生活的质量，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要依靠它。同时，今天的改革会保证这一代老人和未来即将成为老人的后代们得到一个更好、更有保障的退休生活。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更为流动，这些改革将使养老金制度更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改革还将保证有逐渐增长的资金投入，以满足加拿大在发展期间对劳动岗位的需求，为后代创造一个更稳定的经济环境。
养老金制度的改革是一项大的工程。它不仅要求为了改变而进行一系列的变革，还要谨慎地考虑加强体系中各组成部分的和谐。
政府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现在已经出台了一个全面改革方案，以便使加拿大的退休收入制度更合理、更灵活。
在改革日程上的一个重大举动就是首先对养老金储蓄的税收政策进行了完善，使其更公平、更具吸引力。
在1985年5月的预算中，对政府批准（注册）的养老金计划(RPP)、推迟收益计划(deferred profit sharing plans, DPSPs)和政府批准（注册）的退休储蓄计划（RRSPs）等计划的预付保险金等，政府提出了一个方案，要求彻底改革税收待遇制度。
这些建议对退休储蓄方面的税收待遇的公平性，具有实质的改善作用。虽然这些建议很复杂，不过都具有以下三个基本原则：
(1)人的税金补助应该与他们的收入成比例，不管他们是属于规定的救济计划还是属于雇主资助的钱款购买计划，或者他们通过RRSPs计划自己进行退休储蓄。这样一来，钱款购买计划的最高预付保险金额度就被提高了，以此来使税金补助和通过规定的津贴计划可得到的款项成比例。
(2)不允许有比上述标准更高的税金补助。公平的待遇同样要求加强规范，杜绝退休储蓄的税金补助超过最高额度的现象发生。
(3)个人应该对养老金预付保险金的时间计划上有更灵活的决定权。他们在任何规定的年度，都可能遇到特殊情况，因此无法利用可以获得的税金补助。这时，他们不应该完全/永远失去获得合理的养老金的机会。
将这些建议公之于众之后，政府有关部门广泛地征求了雇主、雇员、单位代表和养老金行业人员的意见。调查证明，这些建议确实改善了退休储蓄税金待遇，使它成为更公平、更灵活的体系。

7．改进后的退休储蓄的税收待遇
税收改革势在必行。1984年，从个人所得税纳税的收入统计上看，应纳税收入只占60%；
余下的40%中，大部分是免税的收入。几十年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高收入人群，可是他们却仍然按照很低的税率交纳税款，或者根本就不纳税。1984年，收入在$75，000到$100，000的人中间有25%的人按照联邦政府规定的20—25%的平均税率纳税；还有21%的属于这个收入的人以低于15%的税率纳税。
1985年的政府预算中就提出了许多方法来改进注册养老金计划的预付保险金时的税收待遇，推迟收益分红制计划和注册退休储蓄计划等。其中包括：
·逐步/分阶段提高RRSP以及其他钱币购买计划的限额，使其和规定的津贴计划保持同价。
·为个人提供一个7年时间的帐户接转服务，条件是他们在任何一年内没有使用他们允许使用的捐款，这是一个很大的灵活性和养老金积累的改进。
·对规定的津贴养老金计划的用户，给予一个RRSP的2000加元的限额，以此保证所有这类计划都提供同样的最高津贴。
对雇主、雇员、单位代表和养老金计划从业人员的深入调查显示，随着这些计划的实施，退休储蓄的税收待遇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调查结果还证明，对RRSP规定计划的用户的2000加元的限额会体现出这种计划之间津贴率的不同。
上述改革步骤反映出的是一些调查结果。这些结果促成了政府自执政以来采取的进一步的大动作，目的是改善加拿大整个养老金制度。
联邦政府制定了一个5年减税计划：到2004-2005年，政府要拿出一千亿加元（$100 billion）来削减税收。也就是在目前联邦政府整个税收中，平均每个加拿大人要减少21%的税款。有子女的家庭还会享受到更大幅度的减税，达到平均27%。其中包括：
(1)在所有的收入阶层实现减免；
(2)取消现有的5%的赤字折算/降低附加税（deficit reduction of surtax）；
(3)利用加拿大儿童税收津贴援助有子女家庭；
(4)降低资本收益内涵利率；
(5)为投资中小企业公司股票的资本收益，以及外国资产分配的再投资提供推迟纳税条件；
将整体企业的税收由原来的28%降到21%。

结论
上述改革将使加拿大有能力满足未来不断增长的老龄人口的需要。同时，新的规定会更好地体现出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经济中劳动力更加流动的需要。它将激励出一种动力，勇于承担风险，这将有助于保持经济的强劲和活力；保证在创造就业机会、发展和繁荣方面，用于投资的个人储蓄量不断增长。
养老金政策方面的这些全面改革在各项实施上都经过了仔细的考虑，也是政府和个人企业间多年合作的结果。随着这些改革的出台，加拿大人将可以更好地为他们的未来进行投资，也可以为加拿大的未来投资。

参考文献：
[1] A Pension Primer：A Report by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Welfare 1999，  Cat.No.H68-49/1999E
[2] Draft Amendment to the Income Tax Regulations Relating to Retirement Savings
Proposed Regulations and Explanatory Notes，The Honorable Paul Martin, P.C., M.P. Minister of Finance，June 1998，Cat No.:F2-125/1998E
[3] Gordon Pape & David Tafler，2000 Buyer’s Guide to RRSPs，©1999 Gordon Pape Enterprises,Prentic-Hall Canada Inc.
[4]Improving the Canada Pension Plan，A Report by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Welfare                      Autumn 1996，Minister of Supply and Services Canada 1996  Cat.No.H68-39/1996E
[5] Michael J. Daly，The Effect of the Canada Pension Plan on Personal Retirement Saving: Some New Evidence from Cross-Section Tax Data， Discussion Paper No.206，Oct.1981
[6] Paul Mckie，Canada Pension Plan Alive and Well，Winnipeg Free Press, March 27,2002
[7] Peter  Wrage :The effect of the Growth of Private and Public Pension Plans on Saving and Investment in Canada)
[8] The White Paper ---Tax Reform，The Honorable Michael H. Wilson, the Minister of Finance，June 18, 1987

                    无声的呐喊
             —评玛格丽特·劳伦斯的短篇小说《潜鸟》

                       孙文君
          （大连大学 英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Abstract:  Based on a study of Margaret Laurence’s short fiction The Loon,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theme of conflicts and assimi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races and cultures in terms of cultural politics, and shows the equal and free idea of “multiculturalism” which has been highlighted by the author in her works. It demonstrates that Margaret Laurence does not confine herself to her own emotions and pursuits and she is full of the broad sense of historical mission and the times. She shows the readers the world, plain but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her short story The Loon, Margaret Laurence, with ardent passion and keen perception, creates a native Metis girl by the name of Piquette Tonnerre. Piquette seeks to fit into the main currents of culture but is marginalized by the white-dominated society. This paper gives a tent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ory in terms of plot, characterization, symbolic significance and language. First, the paper shows how the author’s emotion chang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ot, from strangeness to empathy. Then, the paper proves that it is the external cause that determines Piquette’s firm character and her tragic lot. Next, this paper makes further discussion about the symbolic meanings of the loon and Piquette, which are parallel to each other. Finally, the paper shows that the simple language is pregnant with meaning.
Key words: cultural conflicts, cultural assimilation, race, plot, characterization,
          symbolic significance, language


《潜鸟》“The Loons”（1970）是加拿大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劳伦斯（Margaret Laurence）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以十九世纪末梅蒂人（1）反对联邦政府接管他们居住的红河地区，为保护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争取生存权利举行起义，但很快被镇压，并因此受到社会的歧视为背景，讲述了梅蒂族姑娘皮格特的故事，反映梅蒂人如同濒临灭绝的潜鸟一样悲惨的命运。小说表现了加拿大不同民族人民之间的同情、理解和友谊，也表现了因文化差异而引起的误解和冲突。通过小说，作者呼唤加拿大早日实现各民族、种族和文化间的真正的平等、自由。
这篇小说构思新颖，人物刻画细腻，具有不俗的艺术欣赏价值。本文拟从叙事风格、性格塑造、象征意蕴，以及语言特色等几个方面，分析作者通过小说所表达的思想和情感。

1、现实的记录
    20世纪60~70年代初是加拿大面临动荡和决策的时期，种族、地区和性别矛盾日益激烈，抵抗运动风起云涌。对社会现实主义的持续的兴趣引导着许多作家去叙述他们周围的实际生活，并利用各种表现形式在读者身上培养一种观察真实生活的意识。（2）玛格丽特·劳伦斯就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潜鸟》写于1970年，正是加拿大推出多元文化政策的前夕。玛格丽特·劳伦斯通过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刻画，语言的细腻描写，以及性格的塑造等写作手法，真实地再现玛纳沃卡镇上梅蒂族姑娘皮格特在白人主流社会的边缘苦苦挣扎，同不平等的社会抗争，但最终命运悲惨的故事。
最动人的故事，不是听来的，看来的，而是亲身经历的。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通过“我”（一个苏格兰医生的女儿，瓦妮莎）首先展现了主人公皮格特一家破败的生存环境。“瓦查克瓦河一经流过玛纳瓦卡镇，就变得混浊起来。河水撞击着河边的鹅卵石，发出阵阵声响。河边谷地上，橡树、柳树，以及北美草莓丛，密集交错，在镇脚下生成一片林子，”皮格特家的棚屋就坐落在这片茂密丛林中央的空地上。50多年前，皮格特的祖父腿上受了枪伤，从巴托什战场返回家乡，建造了这个住处。皮格特一家在白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贫困潦倒，生计靠家里的壮丁 “打零工”,  或在铁路上当“养路工”来维持，或“就靠领救济度日”。
皮格特是“我”的同学，大“我”几岁。她经常旷课，成绩不佳，已经留级好几次了。“我”不喜欢皮格特。她说起话来“声音嘶哑”，走起路来“瘸着腿”，行动笨拙，衣着另类。“我”了解皮格特的唯一情况是她的疾病—骨结核，因为父亲是给她治病的医生。直到“我”十一岁那个不寻常夏天，“我”才注意到她的存在。
为了皮格特早日康复，出于仁爱之心，父亲主张带上她和我们全家到一起钻石湖别墅度假。母亲听说此事，心事重重地说：“你得替孩子们着想，我敢打赌她头发里一定有虱子”。而祖母则干脆地说：“要是那小妞也一起去钻石湖，我就不去了”。
就这样，几个星期以后，我们来到了钻石湖畔的别墅（祖母出乎常规，没有同行）。这是“我”的王国。“从窗口向外望去，透过造型精致的云杉树，碧波粼粼的湖水在阳光下闪烁着。别墅四周长满了蕨类植物和坚硬的木梅树。…… 你如果在草丛中仔细观看，可以找到野草莓藤，现在正开着白花，一个月之后便可以结草莓了。…… 那两只灰色小松鼠还住在别墅旁高大的杉树上，吱吱地向我们说个不停”。
在钻石湖的两个月里，“我”快乐地玩耍，而皮格特对周围的一切都无动于衷。她总是沉默寡言，神情阴郁。“我”对皮格特的印第安血统产生兴趣，试图接近她，赢得她的信赖，邀请他一道去游泳、散步，一起去听潜鸟的叫声。然而，皮格特以她冷漠、不屑一顾的方式一次次拒绝了我。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融洽起来”，这有负于父亲的期望，“她既让我感到自责，又让我觉得她是个不解之谜。”
四年后，“我”与皮格特在镇上的咖啡馆里不期而遇。那年她十七岁，可是看上去好像二十了。 她的脸上以前一向紧紧地崩着，毫无表情，而现在却充满生气。她变化如此之大，令我惊诧不已。她似乎急不可耐地向我透露她在城里有了男朋友，是个英国金发小伙儿。而且，他们今年秋天要结婚了。“虽然我对她的了解比在钻石湖那段时间多了一些，但并不比那时更深入。我很惭愧，我感到惭愧是因为自己的胆怯，是因为自己回避现实的恐惧心理。”
又过了三年，“我”离开小镇去外地上大学， 放暑假回到家中，母亲跟我谈及皮格特，才得知她悲惨的结局：她与白人丈夫婚姻破裂后，带着两个孩子住在老家的棚屋内，一个冬天的夜晚，木屋起火，她和两个孩子葬身火海。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火与雪的无声情景：白茫茫的冰天雪地中，红色火焰窜上屋顶，熊熊燃烧。此时此刻，“我”仿佛走进了皮格特的精神世界。
一次偶然事件使“我”逐渐走进了皮格特的内心世界，“我”的思想感情从最初的陌生、同情逐渐转变为理解，作者的个人政见跃然纸上。。

2、倔强的性格，不屈的反抗  
哲学家认为：人的变化归因于内因与外因的共同作用，一般来说，内因的作用大于外因的作用。小说中的主人公皮格特的性格、命运的转变，外因却起着主导的作用。
梅蒂族是加拿大的古老的土著民族，梅蒂人世代生活在西部地区（现在的马尼托巴省的红河流域）。自治领建立之后，加拿大在迅速向西部扩张领土时，梅蒂人揭竿而起，淤1869年和1885年两次发动武装起义，反对联邦政府的扩张政策，结果均遭到残酷镇压。梅蒂人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他们应该是热情、勇敢、无畏的民族。他们可以放弃生命，但不能放弃土地和自由。
梅蒂族姑娘皮格特的性格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先是冷若冰霜，沉默寡言，后又热情似火，桀骜不驯，最后郁闷悲观、心如死灰。在这变化下，埋藏着的是她对爱、尊严以及归属感的强烈的渴望和执著的追求。环境造就了她的性格。
梅蒂人起义失败后，沦为社会的下层。他们丧失了土地和家园，在白人的主流社会中找不到恰当的位置。“他们彼此间用一种土语交谈，既不像印第安语，也不像法语。他们说起英语来结结巴巴，还尽是些俗语粗话。”丧失了自己的沐浴，如同失去了自己的家园，皮格特一家就是在这种没有归属感的环境下艰难度日。她的母亲或许不堪重负，几年前就离家出走了，她的祖父和父亲成了酒鬼，皮格特不得不用自己嬴弱的肩膀承担起家务。在缺乏家庭温暖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皮格特变得孤僻、冷漠。在钻石湖别墅，我注意到“她那又黑又直的长发垂披在肩上，那皮肤粗糙的脸庞宽宽的，毫无表情。她一幅茫然的样子，似乎已灵魂出窍。“我”走近她，她便“以不屑的眼神看着我”；我试图与她交谈，可她“声音冷淡”；我邀她一起散步，她却说：“我又不是小孩子。”当我受好奇心的驱使，毕恭毕敬地请皮格特讲“森林的故事”时，她“瞪着那双又黑又大、毫无笑意的眼睛”厉声吼到“闭嘴”。在她看来，白人对他们家世感兴趣是为了嘲讽他们，所以她以自闭和冷漠紧紧地维护这起码的尊严。
几年后，“我”在咖啡馆再次见到皮格特时，大为惊讶。以前那个神情暗淡、郁郁寡欢的梅蒂姑娘不见了。现在的皮格特“浑身上下充满野性和活力”。她与身边的小伙子们谈笑风生。她的嘴唇鲜红鲜红的，剪短的头发烫成弯曲的小卷，紧身短裙将那“柔软而苗条的身段衬托得恰到好处”。当皮格特自豪地向“我”透露“秋天我就要结婚了”的消息时，“我”“头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到了真正的她。”她那张桀骜不驯的脸庞变得坦率、真诚，眼神中透出一种令人生畏的渴望。离开贫困、封闭的家庭闯入白人的世界一定使她大开眼界，主流社会与梅蒂人部族生活的强烈反差更增强了她彻底摆脱往日阴影的决心。对她来说，能在白人世界立足的途径莫过于嫁给白人，婚姻或许是她过上体面生活的唯一方式。皮格特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为了找到归属感，犹如飞蛾扑火般义无反顾。
然而，皮格特的婚姻注定要失败。母亲告诉我“或许是她丈夫遗弃了她，或许是她离开了丈夫”。可以推测，起初，他们的确两情相悦，他被皮格特野性的美和活力所征服，而皮格特也渴望一位白人的真挚的情感。但这桩婚姻在主流社会毕竟非同寻常。婚后，他或许不堪周围的讥讽和社会的压力而抛弃她。而皮格特也意识到这桩婚姻并没有给她带来期望中的幸福、富裕和归属感，相反，却遭到了白人世界更多的歧视和耻辱。她内心中那份刚烈和不驯使她义无反顾地逃离了不幸的婚姻。当希望化为泡影，皮格特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回到老家。她万念俱灰，自暴自弃。她“胖了许多，蓬头垢面，衣冠不整，完全是一个邋遢的女人”，还染上了酗酒的恶习。哀莫过于心死。当美梦被击碎，尊严被摧毁，皮格特于绝望中觉醒，一场大火结束了她虽生犹死的生活。
皮格特的死犹如无声的呐喊，向冷酷的社会抗争。

3、意蕴悠长的象征
小说中另一个值得探究的特色便是象征手法的运用。
小说中，我们始终能听到潜水鸟的鸣叫声。在钻石湖别墅，“我”邀请皮格特一道去湖边听潜水鸟的鸣叫声，她断然拒绝。后来，“我”与父亲在万籁俱寂的月夜，坐在防波堤上静听鸟鸣。“夜阑人静，湖面像一块黛色的玻璃，只有一线水面因月光的映照才呈现出琥珀色。四周高大的杉树长得密密地，黑黑的树枝刺向天空，被冷冷的星光涂亮。潜水鸟开始鸣叫。它们像幽灵般地从岸边的窝巢腾起，飞向平静幽暗的湖面。潜水鸟的鸣叫声悲凉凄厉，任何人都无法形容，任何人听后都会终生难忘。那种悲凉之中又带着嘲讽的声调属于一个遥远的世界，那世界与我们这个有着避暑别墅和居家灯火的美好世界相隔万年之遥。”
潜水鸟的鸣叫声似乎象征着大自然遭受人类文明的破坏而唱的挽歌。
在小说的结尾，“我”再次来到钻石湖畔。此时，皮格特已经死去。“我”走向钻石湖，父亲亲手建造的小码头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政府修建的又大又牢的码头，因为此地现在已变成了一座国家公园。钻石湖也改名为瓦帕卡塔湖，理由是起一个印第安名字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过去只有一家小店，如今已扩展出几十家商店。此地已变成了一个繁华的旅游胜地，拥有一切设施—旅店、舞厅、咖啡屋。夜晚，我独自一人来到湖边。湖面依旧如前，周围的一切静悄悄的，“我”感觉似乎太静了，随即，“我”意识到:潜水鸟已经不在这儿了。我等了许久，但到底也没有再听到一声“那划过寂静湖面传来的、尾音托的长长的、凄厉而带有嘲讽的鸣叫声。
潜水鸟终究不敌人类文明的入侵，失去了自己的家园。“也许它们已远走高飞，在遥远的地方找到一个栖身之地；也许它们寻不到那样的地方，于是再也不把生死放在心上，就这样自生自灭了。”
潜水鸟是加拿大濒临灭绝的生物，它们发出的凄厉、嘲讽的叫声以及它们的命运不正恰当的反映了当前梅蒂人的状况吗？皮格特的命运与潜水鸟的命运何其相似。皮格特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不断地寻求主流社会的认同，寻找自己心灵的归属，寻找一个没有歧视、充满爱和温暖的精神家园。但是，当皮格特意识到她无法摆脱自身的文化烙印，无法改变自己，她所代表的梅蒂族永远处于主流文化的边缘，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死，以死向人间的不平进行抗争。
现在“我”意识到“只有皮格特才以一种无意识的、别人完全不理解的方式，真正听懂了潜水鸟的叫声。”

4、生动的语言，深刻的寓意
玛格丽特·劳伦斯是一位语言大师。小说中充满了丰富的民间口头语言，使人读起来真实、亲切。更重要的是在这些简朴的语言背后包含着深刻的寓意，引人深思，发人深省。
小说中皮格特是一位梅蒂族姑娘，她的语言体现了她的性格与社会地位。在学校中她成绩低劣，不讨人喜欢，讲起话来满口都是粗话、脏话，而且错误百出。在钻石湖别墅，当“我”邀请她一起去散步时，她说：“I ain’t supposed to do no more walking than I got to.” (“我得少走路。”) 当我担心潜鸟会离去时，她说：“Who gives a good goddamn?” (“谁他妈的在乎？”) 可是，四年后，当“我”再次遇见皮格特，她却用城里流行的时髦方式与“我”打招呼：“Hi, long time no see.”（“喂，好久不见。”）语言的变化，反映了人物生活环境的变化。皮格特离开困苦的家庭，只身闯入白人的世界，感受到了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必然受到强烈的震撼。她决然要在白人的世界找到立足之地，但是主流社会对她的排斥，使她不得不“彻底”地改变，不仅包括外表，也包括行为举止和语言。但是，这种改变从更本上来说，仍然属于“外在”的，单方面的。皮格特并没有真正地融入主流社会，主流社会也没有接纳她。所以，最终，皮格特又回到老家，回到她原本属于的地方。

玛格丽特·劳伦斯并非仅仅局限于自己的感情和自身的追求，而且具有恢宏的历史使命感和鲜明的时代感和真实感。她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幅生活画面，尽管平常，但却寓意深远。


注释：
   1.梅蒂认为欧洲皮毛商和印第安人的后裔。其文化是印第安、欧洲和加拿大文化的混合体。语言也受到了英语和法语的严重影响。大多数人仍保持着印第安人的信仰和习惯。
   2.W.H.New, A History of Canadian Literature, p.233

参考文献：
1.McNaught, Kenneth. The Penguin History of Canada.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1988.
2.New, W.H. A History of Canadian Literature.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89.
3.黄仲文，《加拿大文学作品选读》，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
4.陈林华，《加拿大探索》，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

作者：孙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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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刺客》：一部加拿大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杰作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王岚

内容提要：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近作《盲刺客》将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技巧与现实主义的情节、主题和可读性不露痕迹地结合在一起，既吸收了元小说的一些理念以使读者有新鲜感，同时又不是纯粹的语言游戏或关于小说创作的小说，而是有着深刻的对加拿大历史和个人生活的反思，尤其是对女性体验深切的关怀，
关键词：《盲刺客》 元小说 游戏 女性体验

Title   The Blind Assassin: a Canadian postmodern feminist masterpiece
Abstract In The Blind Assassin, the Canadian writer Margaret Atwood combined skillfully some postmodern writing techniques with traditional fictional features, so that readers will not only feel refreshed and piqued by some metafictional playfulness, but also entertained with a traceable life story and great readability. It is not just about word play or the writing of novels, but shows profound concern for the conception of Canadian history and women’s experience in it.
Key Words   The Blind Assassin; metafiction; playfulness; female experience

2003年12月17日的《中华读书报》在推出2000年英国文学布克奖得主、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 )的近作《盲刺客》(The Blind Assassin)的中文译文时是这么评价这部小说的：“这是一部结构复杂奇巧、宛如‘俄罗斯套娃’的小说。女主人公劳拉，小说一开始就在车祸中死去；另一个主人公是她的姐姐艾丽丝，生活在死者的阴影里，回忆着快被湮没的往事。有关盲刺客的故事是劳拉生前写的，描述了在动荡的20世纪30年代，一个富家小姐和一个在逃的穷小伙子的恋情。同时，这对恋人想象出了发生在另一个星球的故事。这个虚构的故事里充满了爱、牺牲和背叛。而真实的故事也是如此，看似一桩美满的婚姻却出现了一只魔爪。现实和虚幻都将在战争和灾难中终结……本书再次向人们证明，她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才华、勇敢无畏，又令人激动的作家之一。”
阿特伍德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才华、勇敢无畏，又令人激动的作家之一”，因为她敢于尝试新的创作方法、敢于揭示人性中不可回避的欲望和丑恶，而且还具有高度的可读性，可以说她是当代将通俗文学与深厚的文学修养结合的最完美的作家之一，以至于有些粗心的读者会走不出她作品中的迷宫。中华读书报上对《盲刺客》的简短介绍就是最好的例子（介绍者或许是有意为之），因为小说中有关盲刺客的故事并不是劳拉所写，而是叙述者艾丽丝假托妹妹劳拉之名所为，正如她在小说的倒数第二部分所言：“至于那本书，劳拉一个字也没写。不过我想你早就意识到了。它是我自己写的，……”1从卧室窗外的栗树、编造买袜子的谎言、腿上的掐伤等细节看，讲述的浪漫史基本上是以婚姻生活很不幸的艾丽丝与在逃的左派活动分子兼通俗小说家亚历克斯的婚外情为蓝本。
与她的前几部小说相比，如《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 1985）、《猫眼玻璃球》（Cat’s Eye, 1988）等，《盲刺客》无论在写作技巧上还是在主题上都显得更为成熟老辣。与许多后现代派小说一样，《盲刺客》具有明显的“元小说”（Metafiction）特点，即玩弄文字游戏、小说文本直接引入作者和浓厚的自我意识。虽然早在18世纪，劳伦斯·斯特恩就在他的《项迪传》（1759-1767）中运用了大量目前被视为元小说的手法，但元小说的兴起主要在20世纪60、70年代。唐纳德·巴塞尔姆、约翰·巴思、罗伯特·库弗等美国小说家针对巴思所谓的“文学的衰竭”（“The Literature of Exhaustion”），力图从语言、形式、主题等各方面大胆实验，创作了《白雪公主》（1967）、《迷失在娱乐园》（1968）、《保姆》（1969）等在评论界影响较大的作品，然而他们的作品由于与传统的现实主义距离太远、过于陶醉于技巧实验而钻进了新的但已失去美感的象牙塔，普通读者很难与之产生共鸣。阿特伍德的高明之处在于她没有钻进象牙塔，而是将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技巧与现实主义的情节、主题和可读性不露痕迹地结合在一起。《盲刺客》既吸收了元小说的一些理念以使读者有新鲜感，同时又不是纯粹的语言游戏或关于小说创作的小说，而是有着深刻的对加拿大历史和个人生活的反思，尤其是对女性体验深切的关怀，令人读后备感亲切。
阿特伍德对文学创作本身具有的游戏性怀有浓厚的兴趣。她曾将写故事与猜谜语和开玩笑相比，认为三者都需要制造悬念、意外转折、以及无可挑剔的时间安排。怀着做了坏事偷着乐的那种自得心理，她以传统的童话结尾为标题创作了有A、B、C、D、E、F多个结局的短篇小说“幸福结局”（“Happy Endings, 1982”），以为自己在这一形式的创新上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结果不无沮丧地发现别人已经为这类出轨的小说起了名字（即元小说），而且还制订了规则。2
在《盲刺客》中文字游戏首先体现在小说的结构形式上。这的确是一部“结构复杂奇巧、宛如‘俄罗斯套娃’的小说”，最外层是年迈的女叙述人艾丽丝描述自己目前的身体状况以及周围环境的变迁，探讨自己写作的目的以及读者为何喜欢阅读，并津津乐道地不时为读者复述一些卫生间里的即兴创作。与之并行的是作为历史背景的报刊文章和公认的劳拉的遗作“盲刺客”。第二层是艾丽丝自传性的故事叙述或者说回忆录，即在“劳拉文学纪念奖”颁奖仪式揭开了艾丽丝心头的创伤之后，她努力在自己被死神接走之前记录下个人和家族的历史、她和妹妹劳拉的微妙关系，尤其是她对劳拉自杀应负的责任。同时，“劳拉的故事”即“盲刺客”的叙述结构也有两层，外层是一对没有姓名的偷情者的浪漫史，可以看出“她”是位富家女子，“他”是一位具有明显左倾观点的在逃的穷小伙子；里层是他们在一起时编造的一些带有哥特式恐怖小说特色的科幻小说，这些科幻小说的具体地点、情节安排、人物塑造、结尾方式均由他们俩商量制订，主要编造者是“他”，但可以根据“她”的不同意见而随时改变。小说开头时，这几种叙述似乎没有内在联系，但到结尾时则无论在情节还是人称上都互相重叠或交叉，科幻的成分被有关现实的思索代替，有百川归海的效果。
除了结构之外，小说的布局和语言本身也带有浓厚的游戏性。小说的第一句话就以其表面的平淡和强烈的悬念抓住了读者：“战争结束后的第十天，我妹妹劳拉开着一辆车冲下了桥。”她是不是自杀？为什么要自杀？紧接着这一悬念，叙述者又不慌不忙地在前24页中以三个讣告的形式告诉读者理查德·格里芬、他的女儿艾梅·格里芬和他的姐姐威妮弗蕾德·格里芬·普赖尔三人的死讯。这是典型的侦探小说制造悬念的手法。而结尾也与开头呼应，在所有的迷团都解开后，以一则关于叙述者本人的讣告和她的写作的收尾结束整个小说。从语言上看，小说中大量采用了滑稽模仿和其他形式的关于古代文明和历史以及经典文学作品的互文性指涉，从维吉尔的史诗《埃涅伊特》到古代小亚细亚赫梯人的历史、巴比伦的沦陷、墨西哥历史；从童话、童谣、亚瑟王的传奇故事、密尔顿的史诗、到华兹华斯、柯尔律治、丁尼生等的诗歌，到查尔斯·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乔治·奥威尔的《1984年》到作者自己的小说《使女的故事》，其目的不是为了把小说弄得支离破碎、残缺不全，而是有一些实际的作用：或者从女性主义视角赋予经典作品新含义，或者有助于解开情节中的疑点，或者说明作者的创作观，最重要的是为读者在享受互文性游戏的同时提供广阔的历史背景。
小说的标题“盲刺客”本身也是一种智力游戏。读者首先想到的是“劳拉的故事”中那个外星上的雇佣杀手盲刺客。然而，小说中真正的“blind assassin”是谁？blind 是个含义很丰富的形容词，可以指“瞎的，盲的”，也可以指“难以看见的，隐蔽的；轻率的，卤莽的；盲目的，……”可以说直接导致劳拉自杀的是艾丽丝本人。艾丽丝明知道劳拉始终爱着亚历克斯并且在一心一意地等他回来，但她在最后一次见劳拉时出于嫉妒不仅告诉了劳拉亚历克斯的死讯，从而使她失去了生活的希望，而且还对她说他们一直是情人，亚历克斯除了她（艾丽丝）没有别的任何亲人，从而彻底毁灭了劳拉对过去的幻想和美好回忆。丧失了过去的安慰和将来的希望，劳拉只能结束自己已经没有意义的生命。艾丽丝的丈夫理查德·格里芬的死在很大程度上也应该归因于艾丽丝，虽然他作恶多端，咎由自取。在与劳拉的最后一次谈话中，艾丽丝获悉劳拉住精神病院的那段日子实际上是被安排打掉她所怀的理查德的孩子。劳拉去世后，艾丽丝乘理查德出差的机会不动声色地搬出了她和丈夫的家，回到家乡小镇，然后以她掌握的理查德对劳拉的“证据”为要挟，提出分居。两年后，她以劳拉的名义写作的《盲刺客》发表，书中的有些细节为理查德的政敌调查他的不轨行为提供了线索，结果一系列的丑闻断送了他看得高于一切的政治前程，从而导致他突然死亡。除此之外， “拿着弓和箭的爱神厄洛斯并不是惟一的瞎眼神。正义女神贾斯蒂娅是另一位。他们都是手持锐利的武器但又失明的笨拙的神。”（497）言外之意是，艾丽丝认为爱神和正义女神是真正的“盲刺客”，她自己只是他们的工具。按照这个逻辑，时间老人和死神将是最终的“盲刺客”，任何人也逃脱不了他们的控制，包括艾丽丝和威妮弗蕾德这样善于保护自己的人。
从以上对结构、布局、语言等的分析可以看出《盲刺客》打破了传统的文学分类法，读者已经无法用传统的文类定义它，它融回忆录、忏悔录、自传、科幻故事、哥特式小说、侦探故事、浪漫故事等为一体，既有通俗小说的成分，又以一种游戏方式为它们设想不同的结局、让读者观察甚至参与它们的写作过程，因而解构了这些文类的传统模式，使读者对写作本身更加关注。但是，与那些一味追求游戏性的作品不同的是，《盲刺客》虽然直接引入了作者，却不是一部“自我意识小说”或“自恋小说”。作者没有陷入虚无主义的泥坑，“不相信自己的虚构的镜头真正捕捉到了真实”（胡全生，39），而是正相反。正如艾丽丝在小说临结尾时所说：“我认为我自己只是在记录。记录我所记得的，以及我所想象的，因为后者也是真实的。”（512）甚至书中的科幻小说也因为与历史的对比、与现实的对比而具有了现实意义。
1980年，《泰晤士报》的一位评论员曾指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位真正的小说家，尽管她有三重障碍，即“女性主义作家，加拿大人和诗人”。如今，她的三重障碍已被视为她小说的独特标志。3她的语言形象生动，虽然有不少反映市井生活的俗语，但总的来说深刻而富有诗意。加拿大独特的风土人情，尤其是那里森林湖泊等自然环境和阿特伍德对加拿大的热爱在她几乎所有的小说中都有所体现，尽管有时也不无嘲讽。比如在《使女的故事》这样一个反乌托邦的科幻故事中，女主人公和她丈夫向往的乐土是加拿大，使他们遭受凌辱的那个极权国家则是美国。在《盲刺客》中，通过艾丽丝对自己个人生活和家族历史的回忆，阿特伍德以一个小镇为缩影为读者展现了加拿大从19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的发展和变迁，重点是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历史。艾丽丝的祖父朴素诚实的创业精神与祖母源于欧洲贵族传统的优雅形成了加拿大早期创业者独特的风格。父亲痛苦的战争经历和两位叔叔的阵亡表达了作者对所有战争的谴责，人们不仅意识到战争中没有赢家，而且看透了政治家们在上帝、文明等堂皇的大词下滥杀无辜的真相。（75-77）战后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父亲强烈的道德责任感使他违背市场运作的规律，在应该减员、缩小生产规模时出于对退伍老兵及其他职工们家长式的保护意识而大量雇佣他们，最后因濒临破产而被不择手段的理查德·格里芬吞并，并且也没有得到职工们的理解。这一过程深刻地展示了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竞争的冷酷无情，用历史的眼光分析了阶级和劳资冲突、道德观念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冲突。叙述者虽然敬畏父亲的耿直、同情他的遭遇，但通过家族的兴衰史在讴歌勤劳创业、诚实正直这些高尚品德的同时，揭示了人性和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并在看似不经意的故地重游和回忆中为读者提供了史诗般的加拿大发展史。
《盲刺客》的魅力除了其历史和现实意义外，更重要的是它对女性心理的生动刻画和对女性体验的深切关怀。阿特伍德的创作始终关注的目标是女性生活。她所有的小说都由某位女主人公叙述，而且有趣的是，似乎随着作者年龄的增长，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的年龄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在她的第一部小说中，女主人公是位待嫁的女子（《可吃的女子》，Edible Woman, 1969）；在稍后几部小说中则是年轻媳妇；在具有明显自传性的《猫眼玻璃球》（1988）中，女叙述人是位50岁左右的画家。《盲刺客》的女叙述人艾丽丝则是位行将就木的80多岁的老太太。作为“故事的声音”（the voice of the story），艾丽丝为小说定的调子是怀旧、苍凉、自省、狡黠、幽默。通篇的叙述框架由第一人称的“我”控制，但在《盲刺客》的“虚构”与叙述者的回忆声音越来越交织在一起后，有时很难区分“我”和“她”，或者说梦幻与现实，如在叙述她产后体虚、有些精神恍惚的那一章（407-409）以及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几章。
正如前面提到的，艾丽丝记叙这部自传性的故事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劳拉文学纪念奖”的颁奖仪式揭开了她心头的创伤，她反省最多的也是与妹妹劳拉之间复杂微妙的姐妹亲情。劳拉既是她回忆的重点，似乎也是《盲刺客》中那位无名的女主人公，虽然最后读者会发现那实际上是艾丽丝的故事。阿特伍德的很多小说都探索了女性之间的关系，如《猫眼玻璃球》中女主人公对少年时期的女友科迪莉亚之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心情，《强盗新娘》（The Robber Bride，1993）中托妮等三位女子始终驱散不了破坏她们家庭幸福的泽尼亚的阴魂，等等。他们的共同点是通过女叙述人的视角描写与她们关系十分密切的一位女性来反映女性心理的两面性或多面性。作为对立面的“她者”虽然是叙述者关注的重点，但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声音，体现的可能正是叙述者（们）性格中被压抑、不愿承认的成分，是她们的另一个自我。除了这种从潜意识角度的理解外，每一部小说又有其对女性心理和女性经历的独特的剖析。
《盲刺客》是阿特伍德对姐妹情的深刻剖析。艾丽丝作为姐姐对劳拉从小就既有爱护，又有嫉妒。从很多小事上，比如她爱怜地注视熟睡的妹妹、她们一起玩耍或与家庭教师调皮作对、在获悉理查德对劳拉的诱奸后的仇恨等都可以看出她们姐妹之间的手足情深。然而在怀旧的同时，艾丽丝也一直在自省、忏悔。她意识到了自己从小在对待劳拉时就存在嫉妒、自私、残忍等倾向。她怨恨大家对她说“要照顾好妹妹”，觉得这种强加的责任不公平，经常能逃避就逃避，有时还背着大人故意折磨劳拉。（93-94）她怨恨在母亲去世后，所有人都因为劳拉小、还不谙世事而可怜劳拉，怨恨劳拉深信母亲死后已进入天堂而能心情愉快地唱歌，并将她从高高的水池边推到了地上。（97）长大以后，讲究实际、善于自我保护的艾丽丝和喜欢浪漫幻想、直率冲动的劳拉都爱上了来自外面世界的左派活动分子亚历克斯。大家所信任的表面看来很守规矩的艾丽丝因为婚姻生活很不幸，所以急切地抓住机会投入了他的怀抱，而富有牺牲精神的劳拉则为了保护他而只是将自己的对他的爱停留在精神层面上，并深信亚历克斯始终爱着她。当劳拉在二战结束后来找艾丽丝并请她告诉亚历克斯自己的行踪时，艾丽丝出于强烈的嫉妒故意告诉妹妹亚历克斯已经阵亡并且和自己一直是情人关系，从而将劳拉从幻想的恋情中惊醒，无可挽回地破坏了劳拉最珍视的东西，直接导致她的自杀，也使艾丽丝留下了终身的悔恨和内疚。正如她在编撰的科幻故事中通过男主人公所表达的：“什么时候残忍是必须的？”（When is cruelty necessary?）（23）她对待劳拉时表现出的“残忍”始终是折磨她的一个心病。人伤害最深的往往是自己最亲近的人。
除了微妙的姐妹关系外，书中也涉及女性的生活角色及其历史变迁。艾丽丝的叙述涉及的女性人物非常丰富，从她的祖母阿德里娅、母亲莉里安娜、保姆瑞妮、她丈夫的姐姐威妮弗蕾德、她的女儿艾梅、孙女以及许多无名的年轻女子，包括每年因各种原因跳河寻短见的女子，另外还有科幻故事、神话传说、历史中的女性。阿特伍德的批评矛头直指男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沉默，其最直接的体现是《盲刺客》中男主角所编造的科幻故事中关于祭神少女的描写。用于祭神的少女在被献给月神之前将提前3个月被割掉舌头变成哑巴，以使她们无法发出任何抗议。《盲刺客》中对女性命运的处理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女性在神话传说和以男性为中心的创作中的确会被描写为这种强加的“沉默”的牺牲品，如希腊神话中被姐夫蒂留斯强奸后割去舌头被关押起来、最后变为夜莺的雅典公主菲洛梅拉（Philomela）。不过《盲刺客》中的“她”首先想到的是“他”在以这一故事变相取笑自己，因为她在结婚后明显失去了发言权，是个“沉默”的新娘。不过“他”立即辩白自己并非凭空捏造，说历史上的赫梯人就有此做法。（29）
艾丽丝本人在与男性的关系中主要的表现就是沉默。未出嫁时她摄于父亲的冷峻乖戾，不敢吭声。为了父亲和家族的生存嫁给理查德后，她在无爱的婚姻中一直扮演着一个温柔顺从的妻子，在社交场合出现时面带笑容但却一言不发，娴静地坐在丈夫身边，是典型的恭顺的装饰品。（38）在私生活中遭受虐待后，她也是默默忍受，掐得青一块紫一块又慢慢复原的皮肤使她觉得自己“像沙， 像雪——被书写，被重新书写，又重归平整”。（371）而妹妹劳拉由于什么都问、什么都说，一直被大家认为有点“怪”。艾丽丝以她的名义发表《盲刺客》后，这一公开的发言形式（即写作）更坚定了人们对她的偏见，认为她“从来就不大正常，所有的人都这么怀疑，而这本书证明了这点”（40）。由于父母的灌输教育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塑造作用，沉默顺从作为女人的美德也得到了许多女人的认可。艾丽丝姐妹俩事实上的养母或者说精神上的母亲瑞妮可以说是书中纯朴的女性智慧的主要体现者，而她对女性的社会形象的定义就是“笑着忍受”（grin and bear it，38，241），而不是明确地捍卫自己的权利或大声抗议。
不过阿特伍德并没有简单地抨击社会对女性的压抑。通过艾丽丝的祖母阿德里娅、母亲莉里安娜以及其他女性的经历，她客观地再现了女性地位和自身意识的历史变迁。出身于名门望族的阿德里娅由于家道中衰，不得已由父母做主嫁给了新兴企业家本杰明·蔡斯。她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好妻子，始终致力于提高新家庭的艺术品味和社会地位，为建立家族王朝苦心经营，从宏伟古雅的宅邸到庄严气派的墓园。在患了癌症遭受巨大痛苦时依然坚韧不拔，任劳任怨，（she’d bite the bullet，64）但她的内心生活或者她的婚姻是否幸福则不得而知。艾丽丝在追想祖母的生活时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她这样的人很难有情人，因为小镇上的道德观很偏狭，而她本人就是道德体制的维护者，也没有属于自己的钱。（60）莉里安娜和艾丽丝的父亲则几乎是自由恋爱，在滑冰聚会时他向她浪漫地求婚。虽然她的社会地位没有他高，但两人都被对方的严肃执着所吸引。可以看出，旧的门第观念已经慢慢淡化。她在婚前曾教过书，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能有所成就——能做点什么”。（68）她显然不满足于只做个装饰品，但她的观念在很多方面还是传统的以男子为中心的观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女性的地位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上都提高了，她们被招进工厂以补充男子上前线后劳动力的不足，“自然秩序——我母亲认为的自然秩序——被完全推翻了”（73）她自己也成了纽扣厂事实上的经营者。当战争的幸存者们陆续回来后，一切又似乎回到了旧秩序。艾丽丝的父亲虽然活了下来，但无法愈合的身心创伤打破了他与妻子之间原先的和谐。她内心的痛苦与她的自我意识有很密切的关系，丈夫逛妓院、丧失宗教信仰等都使她觉得她与丈夫的感情交流有了障碍，但她始终保持沉默，丈夫能感觉到的只是无声的责备。（76-78）在艾丽丝的祖母和母亲这两位可敬的女性身上充满了矛盾。她们是传统的女性，是男权主义的捍卫者，但在家庭中却又积极发挥女性的作用，虽然她们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反叛和自我意识。
艾丽丝的经历可以说是传统和现代生活的奇特结合。她从小对父亲或其他长辈表面看来一直很顺从，但始终有另一个别人听不到的声音在伸张她自己的权利。长大后她向往的不是接管家族企业，做个经济上独立的人，虽然父亲在这方面对她有明显的期望。她非常担心自己嫁不出去，成为像她的家庭教师维奥利特那样的老处女。她的婚姻几乎是包办的，但她没有像祖母那样把建设新家或建立家族王朝视为己任，而是更关注自己的内心生活。当她逐渐看透了丈夫的残忍和卑劣后，她不仅悄悄地有了情人，有了自己的感情生活，还巧妙地挣脱了他的控制，赢得了独立生活的权利，并且利用自己对珠宝的知识开了古董店以养活自己。不过她反叛社会或男性控制的方式总的来说是低调的，沉默、狡黠是她的主要自我保护手段。她的女儿艾梅则是个扭曲的现代青年。这或许与她的身世不无关系。大家都认为她是理查德的女儿，只有艾丽丝知道她的真正父亲是亚历克斯，而艾梅本人却认定她的亲生父母是亚历克斯和劳拉，因此她虽然渴求母爱却不接受艾丽丝给她的关爱。艾丽丝和威妮弗蕾德对她的争夺也只会给她带来心灵的创伤。当然，她畸形的生活方式与她所处的时代气氛有直接的关系。二次世界大战后传统的信仰、伦理道德观念等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60年代席卷欧洲各国的性解放狂潮更是对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吸毒、酗酒、单亲家庭等现象司空见怪。艾梅在继承财产后，或许是因为精神上和感情上的空虚，没有珍惜经济独立给自己带来的自由，而是更加沉溺于酒精和毒品中不能自拔，38岁时留下4岁的女儿离开了人世，没有人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艾丽丝虽然很多年没有见到外孙女了，但可以想象，她的外孙女与许多无名的年轻女子一样很可能看上去缺乏“修养”，但精神上、思想上、行动上都很独立，不再是“笑着忍受”的一代，也不再是扭曲的。她们的青春活力和言行自由使老年艾丽丝情不自禁地既欣赏又嫉妒。（38）
通过描写与艾丽丝有关的几位女性的经历，阿特伍德生动地展示了不同时期女性的命运。她对女性的关注远不止婚姻等外在的现象。对女性之间权力的争斗（集中体现于艾丽丝和威妮弗蕾德的关系）、女性处世的策略和智慧（威妮弗蕾德和瑞妮分别代表了上层和下层社会妇女）、当然还有女性之间的竞争和嫉妒（艾丽丝和妹妹劳拉的关系）等入木三分的刻画，都使她的这部小说令人爱不释手。不过更难能可贵的是叙述者在自省或自责时对他人表现出的宽容，如对她父亲晚年乖戾性格的宽容、对母亲的理解和宽容等。她认为母亲的形象大部分是孩子们根据自己的感情需要想象的，孩子们从来没有考虑过母亲应该有自己的生活或需要。（94）对当代年轻女孩叙述者总体上是宽容的，甚至认为年轻女孩能懂礼貌、体贴人固然很好，“但是漫不经心的忘恩负义是她们的盔甲，没有它，她们如何能走完人生旅途？……没有粗鲁和轻浮做保护，所有的孩子都将被压在她们肩膀上的过去——别人的过去压垮。在某种程度上，自私是她们得到保护的恩典。”（419）阿特伍德在《猫眼玻璃球》中也表达过同样的想法，允许她们对男人不公平、自私、冷酷无情，认为这是她们仅有的几种自我保护手段之一，她们需要麻木无知，否则将处于被奴役的地位，没有立足之地。（387）这与“笑着忍受”的价值观已相去甚远。
与书中的历史感相应，年老的叙述者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自己是个非常具有时代特色的女性。她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自嘲式的幽默，敢于直面自己的内疚和社会上的闲言碎语，不希望自己在生活失意后成为狄更斯《远大前程》中的哈维香小姐或福克纳《献给爱米丽的玫瑰》中的爱米丽等那类沉浸在过去而不能自拔的女性，她不会将自己关在不见天日的屋子里而与世隔绝。（43）更主要的是她不甘沉寂，希望通过写作肯定自己的存在。（95）
作为典型的后现代作品，《盲刺客》中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需要读者不时地进行换位思考。由于劳拉没有发言权，完全由艾丽丝虚构，她的想法、对她的评价，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既然劳拉可以面不改色地撒谎将厄斯金赶走，那么她的话哪些是可信的？劳拉有没有与亚历克斯成为情人？《盲刺客》是艾丽丝根据自己的经历编造的，但可能也是劳拉潜意识中向往发生的故事。艾丽丝的自我保护意识也使她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欺骗性，需要读者从字里行间体会其隐含意义。大量的关于古代文明和历史以及经典文学作品的互文性指涉在提供游戏空间的同时，也使读者重新思考对它们的诠释。所有这些以及书中体现的深邃的女性智慧使这部作品不愧为一部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杰作。

参考文献
Atwood, Margaret. The Blind Assassin.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d Ltd., 2000
Cat’s Eye.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8.
Charters, Ann. ed., The Story and Its Writer. Third edi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Currie, Mark. Metafi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95.
Howells, Coral Ann. Margaret Atwoo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6.
胡全生：《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结构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作者单位：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通讯地址：河南省洛阳市036信箱英语系，邮编471003；联系电话：0379-4543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