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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双语教育和中国双语教学的可比性
上海交通大学　俞理明
Memorial University   E. Yoeman
摘要
加拿大是个典型的双语国家，其双语教育也是世界上开展得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本世纪伊始，中国教育界轰轰烈烈开展了为提高学生英语水平的汉、英双语教学。在这背景下，加拿大的成功的双语教育经验也传到国内。本文根据C. Baker 关于强式和弱式双语教育属性划分的理论框架，探讨了中国的双语教学(育)和加拿大双语教育的教育属性，发现二者均属于强式双语教育，因此这是中、加双语教育教育(学)之间的最大可比性。


The Compatibility of the Bilingual Education of Canada and Bilingual Instruction of China.
Abstract
Canada is a typical bilingual country whose bilingual education programs have proved to be among the most successful ones in the world.  Since the start of this century, Chinese educational circle has witnessed an upsurge of English-Chinese bilingual instruction programs which are oriented mainly towards the raising of the English proficiency levels of the students.  Against this context the successful Canadian bilingual educational experience highlighted by the French Immersion Programs has been introduced to China.  Based on Colin Baker’s distinction between strong and weak forms of bilingualism and bilingual education as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nature of bilingual education in each country and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bilingual educational programs in both countries belong in the strong form of bilingual education---which features most strongly the comparability of bilingual education(instruction) of the two countries.



The Compatibility of the Bilingual Education of Canada and Bilingual Instruction of China.



摘要
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都知道加拿大双语教育是开展得最为成功的。同时，中国教育界也知道中国和加拿大的双语教育国情非常不同。但二者之间是否有可比性呢？如果真的一点也没有，那么向学习加拿大双语教育的成功经验也就无从谈起。笔者认为，加拿大和中国开展双语教育有一个很大的可比性，那就是二者都是为了促进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加拿大和美国相比，双方语言文化国情都非常相同，双方都有一个移民问题，双方都推行双语教育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加拿大使用的是“沉浸式”(Immersion),而美国则使用“淹没式”(Submersion), 前者为了文化和语言的多元化，而后者是为了文化的一元化和语言的”英语化“。向加拿大学习双语教育的经验，首先我国把英语从作为外语教学到双语教学，不管这政策制订者的初衷如何，其结果就是文化和语言的多元化。

Since accession to WTO, China is confronted with an acute shortage of what are called “compound professionals”--- professionals who are experts both in their own fields and in foreign language communicatio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bilingual instruction has been a focal point in China’s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reform. Though many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China have made strenuous efforts in this regard, few of such bilingual instruction programmes are grounded on solid empirical research. Hence they need to learn from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in bilingual education abroad. Canada is a typical bilingual country and the immersion language instruction programmes have won world-wide acclaim.  However, as China is basically a monolingual country while Canada is a bilingual country, the vast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Canada in terms of population constitution, cultural backgrounds, social and political realities may have led people to conclude that it would be diff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o adapt Canadian immersion experiences to Chinese educational soil.  But the authors of this paper hold that in spite of the differences, China and Canada share common grounds in promoting bilingual education.  The paper has found that both the immersion model in Canada and the bilingual instruction in China are aimed at a strong version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s compared with the weak version represented by the submersion model that has been operating in many pa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ccording to Colin Baker (1993) a strong version of bilingualism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following: the native language of the students in the program is the majority language of the country; the language of the classroom is bilingual with initial emphasis on L2, Societal and Educational aim is pluralism and enrichment and aim in language outcome is bilingualism and bilitearcy.  This contrasts sharply with the weak version of bilingualism.  For instance, in the submersion programs, students’ L1 is minority language, the language of classroom is the majority language, the societal and educational aim is assimilation and the aim in language outcome is monolingualism.  The paper holds that the bilingual instruction advocated and practised in China is oriented towards the strong version.  This is the foundation upon which the Canadian Immersion experiences can be adapted to Chinese educational setting.

１．我国的双语教学
“双语教学”这个提法是二十一世纪伊始开始流行于我国的，教育部2001年发布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i文件后，我国教育界开始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双语教学的热潮。双语或双语现象(Bilingualism)以及双语教育(Bilingual Education)是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我们下面会作详细阐述。这来先对本论文中的标题作一下说明：大家一定注意到，我们称加拿大为“双语教育”，而我国叫“双语教学”。“教学”和“教育”有其不同的内涵,一般来讲，教育的涵义比较广，是指按照一定目的要求对受教育者施以影响的综合性的活动；而教学主要指的是课堂教学活动，因此，双语教学和双语教育的内涵也应是不同的。加拿大的“双语教育”，和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双语教育一样，一般有其如下的三个含义：1. 多元文化的认同; 2.教育机会的平等; 语言水平的提高ii。
我国双语教学可以分为二个基本类型：保持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和提高学生外语水平的双语教学iii，在前者，由于我国绝大多数人是讲汉语的，双语所涉及的是汉语和某一少数民族的语言，我们应当使用“双语教育”的提法，因为它的目的涵盖了多元文化认同、教育机会平等、语言水平提高这个三方面。而后者，即为提高学生外语水平的双语教学, 目前仅为让全体学生外语水平有一个质的变化。因此，“双语教学”这个提法更为妥贴。而目前引起全国关注的教育热点正是中、外的双语教学，本文所讨论的和加拿大双语教育进行可比性研究侧重面是汉语和外语的双语教学，同时也兼顾汉语和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这也就是为什么论文的标题为加拿大双语教育和中国双语教学的可比性。
关于为提高学生外语水平的双语教学，教育部2001年的文件中提出，为更好地适应我国加入WTO后经济、科技和教育发展需要，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引进原版外语教材，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特别是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金融、法律等专业以及国家发展急需的专业开展双语教学，力争三年内，外语教学课程达到所开课程的5％－10％，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根据教育部这一文件，“双语教学” 可以理解为“学校中使用第二语言或外语传授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内容的教育iv”。由于英语作为国际交往的共同语言具有任何别的语言所不能替代的地位，从全国范围上来讲，“双语教学”中的“双语”主要就是指汉语和英语。
众所周知，以华夏文化为其文明基本特征的中华民族的绝大多数人口是汉民族，自从二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文字后，汉语成为我国官方唯一的交际工具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确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是一个使用汉语的单语国家。当然我国有56个民族，但由于封建时代的统治阶级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对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采取了民族沙文主义的立场，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和尊重，因而旨在促进汉民族和各少数民族的语言交际的双语教学根本不可能摆到统治阶级的议事日程上来。再从汉语和外语的双语教学来看，由于历代封建朝廷的闭关自守的政策，中华民族长期处在孤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状态之中，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封建时代的中国当然也不会想去为提高外语水平而搞什么双语教学。打开历史的尘封，我们发现以提高外语为目的的双语教学只是近代的事。据有关资料记载v，我国于1862年在京师同文馆开设英语专业课，当时是上午学中文学科，下午学外语；外语由“洋教师”执教，中国教师助教，这当然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双语教学。20世纪初，外国教会在我国办起了学校，在一些教会学校陆续推行了双语教学，最早的有湖南的雅理中学，而最为著名、最为成功的要算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了，其后少数名牌教会大学及其附中、附小也实行双语教学，圣约翰之外运用双语教学并取得成效者仅有金陵大学及其附中等屈指可数的几所学校。

2．国外双语教育的历史渊源和加拿大双语教育成功经验的传人
和我国这样以一种民族（汉族）和一种语言（汉语）为主体的单语国家不同，世界上不少地区的多民族的国家，相互共处的各个民族从人口数量、地域分布、文化发展程度大体旗鼓相当，这样的国家里就出现了双语和多语并存现象。这里要着重指出，双语并非仅仅涉及两种语言的使用，它同时也包括对多种语言的使用。语言使用的基本原则并非在于语言使用者使用多少种语言，而主要是在于使用多种语言与只使用一种语言（即单语制）的比较。在前一种情况下，从民族交流需要来看，光有本民族的母语显然就不够了，这就非常需要除本民族语言之外的语言来满足各民族之间的频繁交流的需要。因此，在包括欧洲在内的国外不少地区双语教育源远流长，在五千多年前双语教育的雏形便出现了vi。“双语教育和多语教育是象征人类社会形成的一个比较早的特征，而单语制是社会变革、文化和种族中心的产物，单语制带有很大的局限性。”vii　Lewis（1977，1981）还把双语制和双语教育从古代时期到文艺复兴时期一直到现代社会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总结。不过，只是人类进入二十世纪，特别在二战之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文化交往的频繁，双语教育首先在欧、美等国开始蓬勃发展，并且形成一股国际潮流。英国1939年在威尔斯地区建立了第一所威尔斯语－英语的双语教育的小学，美国的双语教育开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而加拿大魁北克省圣兰伯特的沉浸式双语教学试行于1965年。除了英语为本族语的国家开展双语教育外，由于英语在国际交流上所占有的统治地位，世界上许多非英语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的香港地区）都积极开展本国（本地语）和英语的双语教育。
我国在开展双语教学中，为了少走弯路，一直是重视引进国外的双语教学先进理念和方法的。比如，加拿大沉浸式的双语教育成功经验近年已经传入我国，1997年9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Linda Siegel 和中方有关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在西安建立“中国首创、世界第一”的英语沉浸式大型实验的幼儿园。从那时到现在的六、七年里，沉浸式英语在我国取得很大发展，初步实验的结果也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沉浸式实验的受试者从幼儿园发展到小学和中学；从地域看，从西安发展到北京、上海和广东省各地，沉浸式教学已正式列入“全国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资助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1999年专项任务项目”和“教育部聘请外国专家重点项目” viii。
沉浸式双语教学模式是加拿大首创，至今已开展快有四十个春秋了，被誉为“在加拿大教学史上开展研究最深入、最广泛、最细致的一个项目”ix。但是，由于中国和加拿大二国的国情的巨大差异，我国的学术界、教育界对是否能借鉴到加拿大的双语教育的成功经验也产生不少的疑虑。确实，和我国不一样，加拿大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典型的双语国家之一。加拿大人口约2800万（1995年），其中80%左右人口使用英语(称anglophones)，20%左右的人口使用法语(称frankphones)，主要集中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在加拿大英语又称为多数人语言(Majority Language)，而法语则称为少数人语言（Minority Language），但不管是英语和法语，都分别是占加拿大人数绝大多数的anglophones和frankphones的第一语言或母语。而在我国英语是一门外语，因此加拿大搞的英语和法语的双语教育和我国搞的汉语和英语的双语教学不可能不存在巨大差异：前者是多数人语言和少数人语言的双语教育，而且这二种语言都是在各自的社区里的第一语言或母语；而在我国是母语(Mother Tongue) (即汉语)和外语(Foreign Language) (即英语)之间的双语教学，这二者甚至给人以“不可同日而语”的印象。但笔者近期的研究发现，我国的双语教学和加拿大的双语教育在巨大的差异性下面还存在着可比性的，如果我们看不到这种可比性，我们就会对能否借鉴加拿大成功的双语教育经验缺乏信心，这对我国双语教学的开展会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3. 我国双语教学和加拿大双语教育可比性的理论框架：强式双语和弱式双语的划分理论
上文已经提到，双语或双语现象以及双语教育是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我们先谈双语或双语现象这个概念，它有社会双语(Societal Bilingualism)和个人双语(Individual Bilingualism)之分。社会双语的一个明显例子就是我们上面讲的加拿大的英语和法语，它们都是该国的官方语言，而英语为多数人语言，法语则为少数人语言。我国的官方语言虽然是汉语，但在少数民族地区，就出现汉语和当地有关的民族语言共同作为交际工具的双语现象，这也属社会双语现象。个人双语是指个人懂得或能使用二门或二门以上的语言1，但这也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比如在我国，学习英语的人何止千、百万，但能否把凡是学过或会讲一点英语的人都能称为双语人(Bilingual)呢？有些学者x主张即使象只会背出字典上的一些单词和短语的旅行者也算是双语者，这叫最低双语(Minimal　Bilingualism)。与此相反的观点是最高双语(Maximal Bilingualism),按这一观点，双语是指“象本族语一样地控制二门或更多的语言”xi。虽然在双语的界定上学术界争论很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把双语定义划得过宽，如采用最低双语观点，把即使是粗懂英语的人也都算是为双语者的话，那么我国这样的英、汉“双语者”有几千万，这样我国可以算成是英、汉的双语社会了，这当然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英语在我国无论从理论上和从常识上只能算成是门外语，绝大多数的英语学习者是外语学习者，而不是双语学习者。因此，把一个粗懂一门外语的人说成是双语者，这就会模糊双语的本质属性。但如果按最高双语观来界定双语，只有把第二语言掌握到本族语那样的程度的人才算是双语者，要把第二语言掌握得和自己的母语一样好的人究毕是少数，一个人的母语和第二语言/外语的差距总是存在的。因此，尽管有些人的二门语言可以到达一样的熟练程度，这样的平衡型双语者（balanced bilingual）究毕是少数，即使在加拿大，不少人是精通英、法双语的，能运用这二种语言分别在加拿大的英语区和法语进行熟练地交流，但他们中绝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自己的双语并不是平衡的。如果按最高双语来界定双语者，一定要绝对地把平衡型的双语者才算成是双语者，那么在加拿大这个公认的双语社会里几乎也不能找到大量符合这一标准的双语者。所以，要判定双语者，只能在最高和最低双语界限之间进行折中，也就是说，他们的第二语言要相当熟练，但又不必非达到和本族语一样的熟练程度。当然要确定一个人的第二语言要掌握到什么程度可以算为双语者的界限是很难的，事实上也是不存在的。正如Bakerxii所讲，双语者的划分和划分的目的相关。就我国的英/汉双语教学而言，双语者可以界定为“学习者能同时使用母语和英语进行思维，能在这两种语言之间根据交际对象和工作环境的需要进行自由的切换”xiii。根据这个界定，对于我国的英语学习者来说，他（她）在学习英语这门语言可以说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把英语作为外语，第二层次是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而第三境界则是把英语作为双语之一。
下面我们再来澄清“双语教育”这一概念。和“双语”这个术语一样，双语教育也是个非常复杂的概念，Cazden & Snow称之为是“给复杂的现象上贴上的一张简单的标签xiv”。有人统计过，在双语国家里各门各类的双语教育有90种类型之多xv，但从本质上看，众目繁多的双语教育可以分成二大类型，第一大类型是使用和促进双语的双语教育，第二大类型是为少数人语种儿童服务的双语教育，同样是双语教育的课堂，而在前者是为了促进双语，而在后者课堂里虽然坐着操双语孩子，但教学大纲并不是为了促进双语的发展。我们可以把前者称为“维持型双语教育(Maintenance Bilingual Education”，维持型双语教育xvi指的是保留学生的小语种，防止此类语言的消失，加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意识，提高他们的双语能力。而后者称为“过渡型双语教育(Transitional Bilingual Education”，这种双语教育的目的是把讲少数语种的学生在教学过程中，逐步地引入主流语言，让学生尽快融入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过渡型双语教育地目的是为了实现语言与文化的同化(Identification)。
Colin Baker(1993)xvii进一步指出，真正为促进双语而进行的双语教育可以称为强式双语教育，而为同化少数语种学生而进行的双语教育叫弱式双语教育。我们上面所提到的维持型双语教育属强式双语教育，而过渡型双语教育则属于弱式双语教育。在推行强式双语教育的学校里，两种语言一视同仁，这种教学的目的是为了保留小语种，营造二元及多元文化氛围。比如加拿大的法语沉浸式的双语教育，其目的真正是为了发展和繁荣作为小语种的法语。所谓弱式双语教育，是指课堂使用的是大语种语言，让学生尽快地学会使用大语种。其教学目的不是为了保留学生的少数语种，而是为了帮助学生尽快融入到主流语言和主流文化当中去。比如，美国对外来的移民推行的是旨在同化他们的“熔炉政策”(Melting Pot Policy),这一政策的制订者的目的是把学校变为“熔炉”，把学生锻造成精通英语、持有美国价值观念的公民，而他们的祖裔文化和语言，则对不起，已无暇顾及了。
根据Colin Baker这个理论框架，我们不难发现我国不管是英、汉的双语教学还是汉语－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和加拿大双语教育具有极大的可比性。
我们下面先看一下加拿大双语教育基本情况和其属性。
4. 加拿大双语教育的基本情况和其属性
加拿大的文明起源于北美土著文化，后来又衍生出了法、英殖民地文化，逐渐形成直到今天的以英、法为其两门官方语言、多种文化为特色的加拿大现代文化。而1969年，联邦政府颁布了划时代的《官方语言法》（The Official Languages Act），明文规定英语民族和法语民族同为“建国民族”（the founding peoples）,　英语和法语同为官方语言，享有同等法律地位。法案还强调每个公民都享有使用任何一种官方语言和接受任何一种官方语言提供服务的个人语言权利。
1971年，联邦政府颁布了“两种官方语言框架内的多元文化政策”(the policy of multiculturalism within the bilingual framework)，该政策不仅有利于法语教育的发展，也激励所有少数民族保留、继承和传播他们的民族语言和文化传统。
1982年，联邦政府颁布了《加拿大人权利和自由宪章》，规定了如果家长提出让孩子用法语受教育的要求的话，只要人数许可，就必须在该地区创办法语班或法语学校。
加拿大联邦政府的这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和措施对国内的双语语言教育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上文提到的魁北克省圣兰伯特的沉浸式双语教学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沉浸式语言教学法指的是将学生“沉浸(Immerse)”到第二语言的环境中，教师不但用第二语言教授第二语言本身，还用第二语言讲授学科课程，因此第二语言不仅是学习的工具还是学习的内容，从而培养出具备母语和第二语言一样精通的人才。
沉浸式双语教育有三种类型：早期法语浸入式课堂（early French immersion）,是从学前班开始，80％法语、20％英语授课，到四年级以后50％法语、50％英语；中期法语浸入式课堂（mid French immersion），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80％法语、20％英语授课，到六年级以后50％法语、50％英语；晚期法语浸入式课堂（late French immersion）则从七年级以后加强法语学习。
关于圣兰伯特的实验评估结果表明，沉浸式双语教学的目的达到了，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业水平没有受到影响。Tucker和d’Anglejanxviii 这样总结实验的结果：
“实验班的学生与传统的英语授课的学生一样，能够听、说、读、写英语。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够听、说、读、写法语，他们的法语水平是其它传统英语授课的学生从未达到的。”
自1965年以来，沉浸式双语教育在加拿大迅速扩展开来，有超过25万的讲英语的加拿大孩子进入了大约1600所左右的法语沉浸式学校。这个数字意味着加拿大6％的在校生参与到了双语教学中来。
加拿大除了英、法二大语种之间的双语外，还开展旨在保护海外移民的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维持型双语教育，这种教育允许儿童运用自己的小语种母语接受教育，其目的是在提高儿童作为加拿大社会的优势语，即英语或法语的水平的同时保护和发展儿童的小语种语言，防止小语种的消亡。
全加拿大大约有10万儿童接受60多种语言的祖传语言教育，他们每周上两个半小时的小语种家庭语言课，课程一般安排在晚饭间隙、放学后或者周末时间。此外，还开展祖传语言双语教育，在加拿大的Monitoba、British Columbia、Saskatchewan和Alberta等省，乌克兰语、意大利语、德语、希伯来语、意大利语、汉语、阿拉伯语、波兰语等小语种语言被作为教学语言，而且其使用比例可以达到50％xix。
加拿大双语教育计划的最大驱动力来自于民族团结的需要。自二十世纪初起，来自欧洲大陆的移民不断涌入，这逐渐改变了加拿大的人口结构，民族分布开始缓慢变化，法兰西民族相对于其它民族人口的比例不断减小。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魁北克民族主义觉醒，对加拿大人口越来于明显的英语化，而法语人口的比例逐渐减小表示忧虑。他们认为保存法裔文化的关键在于保存学校的法语教育，他们为法语家庭的子女接受法语教育的权利而斗争。英、法的语言和文化的冲突甚至把加拿大陷入到一场宪法危机，在上世纪最后的25年里，加拿大几乎到达了分裂的边缘。加拿大推行的规模空前、耗资庞大的双语教育计划就是为了加强英、法二种文化和语言的沟通，而加拿大双语教育的成功对促进加拿大的民族团结、渡过宪法危机、避免国家分裂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加拿大的双语教育不仅促进了法语教育的发展，也激励所有少数民族保留、继承和传播他们的民族语言和文化传统，使加拿大成为一个“马赛克(Mosaic)”的多元文化社会。因此加拿大的双语教育的属性是强式的双语教育。
我们在这里不妨把加拿大的沉浸式双语教育模式和美国在“熔炉政策”指导下的淹没式(Submersion Bilingual Education) 的双语教育模式作一番比较，以进一步探讨加拿大双语教育的属性。
淹没式双语教育的淹没在英语里叫“submersion”，这个词和意义为“沉浸“的英语单词“immersion”从发音到拼写好像差不多，但淹没式双语教育和沉浸式双语教育却大相庭径。淹没式双语教育是一种在主流(Mainstream)学校中教讲小语种的学生学习语言的教育方法，来自小语种语言家庭的孩子直接通过多数人语言或叫大语种接受教育，比如讲西班牙语的墨西哥移民，他们的孩子在美国学校念书就有这样的情况，他们只能“淹没”在英语的海洋里，我们可以用学习游泳这一比喻来描绘他们学习英语这一第二语言，这些学生投入到二语环境中就有如被扔进深水里，在没有救生艇和专门游泳指导的情况下，让学生在水中沉浮、挣扎，让他们自己摸索，直到学会游泳。在淹没式教学中，教学语言一般是优势语（即多数人语言或叫大语种），而不是学生的家庭语言，教师也要求学生在课堂上必须讲优势语。有时任课教师可以使用简化的优势语，刚开始时还可以允许学生少量使用家庭语言xx，但最终儿童的母语将被优势语所取代。淹没式双语教育的目的不仅是帮助小语种的学生学习优势语，上面已经说过，它还有一个基本的目的就是同化小语种学生，尤其是对那些移民，让学校成为锻造共同的社会感、政治观念和价值观点的大熔炉。
在淹没式双语教育课堂里，有流利的以优势语为母语的学生，也有几乎听不懂课堂用语的学生，他们的水平参差不齐，在这种“无语境支持”的课堂里，并非所有的学生都能迅速地、轻松地掌握课堂所必须的优势语。除了语言上的问题外，淹没式双语教育课堂还在学生的交流和情感方面存在着各种问题，这为日后学生的辍学埋下了伏笔。有的学者指出，在淹没式双语教育课堂上，运用学生还未掌握的语言进行教学势必会引起紧张情绪。聆听新的语言要求精神高度集中，学生要一边要集中注意听懂语言，一边还要学习陌生的课程内容，这难免会造成学生的紧张、自卑、退缩、自我不满和离群等现象xxi。
那么我们再来看加拿大沉浸式双语教育和淹没式教育有什么不同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教育目的不同。开办沉浸式教育目的是：1.把学生培养成为具备法语听说读写能力的人；2.使学生在所有的学科学习上（包括英语课），达到一般课程中学生的水平；3.让学生了解并且热爱anglophone和frankphone的文化及传统。总之，沉浸式教学的目的就是在不影响学生学业的前提下，把孩子培养成为掌握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的人。

5.中国双语教学的目的和属性
本节标题虽然是“中国双语教学”，但为了和加拿大的双语教育有一个更为完整的比较，就不能把讨论的范围局限在提高英语水平的双语教学，我们还要把为保持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一起提。先说汉语－少数民族语言的双语教育。我国开展的汉语－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的目的和加拿大一样，是为了促进民族团结。保存和发展少数民族的语言是对少数民族文化尊重的一种表现，这有利于消除封建统治阶级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所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的恶果。中国共有80余种民族语言，30余种文字，针对这种情况，国家出台了通用语言文字法、教育法等法律法规，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同时也在民族区域自治法、也对各民族语言的使用作出了详尽具体的规定。这些法律在各个地区、各个方面得到了认真的贯彻实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更加重视维护语言的多样性，继续坚持各民族语言一律平等的政策。多年来，中国政府主要从四个方面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第一，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依法保障各种语言一律平等的法律地位；第二，通过大力发展双语言教学，使少数民族青少年在首先学好本民族语言的基础上，学习、掌握国家通用语言；第三，在民族语言使用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并付诸实施。第四，支持、帮助各民族整理语言文字、制定规范标准，加强语言及应用研究。中国政府重视维护语言的多样性与和谐统一，坚持各民族语言一律平等的政策，禁止任何形式的语言歧视，提倡各民族相互学习语言，共同努力克服语言隔阂。综上所述，我国的汉语和少数民族双语教学计划的属性和加拿大的双语教育一样，是一种强式的双语教育。
我们再来看英－汉双语教学，由于英语在国际交往中是最为主要的语种，所以这种双语教学也就是汉语和英语的双语教学。当然这和上面一类的双语教学不一样，前一类的双语教学所涉及的均是本族语，英、汉双语教学所涉及到的二门双语一门是母语（汉语），另一门是英语。英语在我国虽只是一门外语的地位，但随着中国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英语在我国得到越来越大的重视，我国政府已把对外语的掌握提高到一个国家的战略资源这样的高度，英语在我国的基础教育中占据一门主课的地位，在我们的中小学里就和汉语和数学一样的“平起平坐”。和汉语－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相比，英语－汉语的双语教学更带有全局性，从全国范围来讲，英语已经成为我国仅次于汉语的第二语言的地位。
关于英－汉双语教学的目的，本文第一节虽然提到，主要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但我们在第三节也提到，英、汉的双语教学和把英语作为外语的教学和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有质的区别，它是中国英语教学中的第三、也即最高层次，尽管我们双语教学的初衷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语言水平，但随着双语教学的开展和深化，我国教育界人士发现，双语教学不仅仅是一个语言教学的问题。上海教委2003年在全国部分省市发言中指出xxii，英语也是国际交往与多元文化交流的需要。世界的发展，需要多元文化的碰撞、交流与合作。这一代学生，他们必须有符合开放与发展的观念，国际意识和国际视野，宽广的胸襟，既懂得东方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又能以欣赏的态度，汲取西方文化中优秀的传统与价值观念。他们能与世界各国合作、交流、沟通、理解。因此开展双语教学，不仅涉及到未来一代的语言交流与语言水平的提高，更涉及到多元文化的认同和与世界各种文化背景的和谐相处。上海教委还指出，上海自从开展双语教学以来，许多教育行政领导、校长包括从事双语教学的教师和学生都看得很清楚，掌握双语者比单语者的能力更强，掌握双语者更愿意接受新的文化环境，更乐意了解新的事物，更善于与他人合作，更容易融进主流社会。
从上述的分析来看，我国不管是英－汉的双语教学还是汉－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其教育目的都是为了改变我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单语制，促进我国的多元文化的发展，培养会操双语、具有多元文化认同感的人才，因此我国的双语教学/教育也是属于Baker所讲的强式双语教育。从这一角度看，我国的双语教学/教育和加拿大的双语教育有很多共同处。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认识中、加双语教育(学)的共同点，我们就这二国的双语教育类型，学生类型，课堂教学用语，社会目的与教育目的，语言目的进行比较，并把比较结果总结在下表内：

我国双语教学/教育
　　双语教育类型
　　　　
学生类型

课堂教学语言

社会目的与
教育目的
语言目的
英－汉双语教学
大语种
语言学生
双语，初期注
意第二语言
增强综合国力
认同多元文化和促进
多元文化的国体
汉语和英语共同得到
发展的双语制
汉语－少数民族语言
双语教育
小语种语言
小语种语言

认同多元文化和促进
多元文化的国体
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
共同得到发展的双语
制
加拿大双语教育
双语教育类型

学生类型
课堂教学语言
社会目的与
教育目的
语言目的

浸入式双语教育
大语种
语言学生
双语，初期注重
第二语言
保持和促进民族团结；
认同多元文化和促进
多元文化的国体
双语制和二元文化
维持型双语教育
小语种
语言学生
双语，注重第一语
言
保持和促进民族团结
认同多元文化和促进
多元文化的国体
双语制和二元文化


从上表里我们不难看出，正因为中国和加拿大双语教育(学)都是强式双语教育的属性，因此在学生类型，课堂用语，双语教育的社会和教育目的，语言目的等都有着相同性。

6. 结论
加拿大是世界上双语教育开展的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因此她的双语教育的成功经验，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借鉴的，这是不言自明的；而加拿大和中国的国情的巨大差异，加拿大双语教育的成功经验不应、也无法照搬到我国的教育中来，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那么加拿大的双语教育中那些是最值得我们中国外语教育界学习、而且最有借鉴价值呢？从我们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加拿大双语教育所以能成功，除了“先天”因素外，他们的方针政策对头也起了关键作用，正因为他们身体力行推行强式双语教育，这就得到了最广大的人民的由衷支持。Lambertxxiii认为，双语教育可以为添加型的双语(Additive Bilingualism)和缩减型双语(Subtractive Bilingualism),添加型双语指的是增加了一门第二语言和文化不会导致到对第一语言和文化的替代或取代，这也就是说学习第二语言的目的不是为了替代他或她自己的第一语言或母语。加拿大的双语教育是添加型双语教育(Additive Bilingual Education)，其宗旨是为了使每一个接受教育者的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都得到发展，这种教育的直接后果是在社会上出现双语并存、相互促进的局面和个人的双语能力得到发展。
与添加型双语相反的是缩减型双语，在缩减型双语的情景里，第二语言是所在国或所在地的多数人语言或大语种，而第一语言则往往是外来的移民的语言，他们在学习和使用所在地的第二语言时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对自己的母语是自卑的，他们的大多数的人不认为自己的母语是促进学习和掌握第二语言的积极因素，而是阻碍他们在所在国正常生活的障碍，是他们熔入到主流社会的消极因素。他们学习第二语言的目的就是为了取代或替代自己的第一语言。缩减型双语从本质上来看，不是真正为了发展双语，在缩减型双语教育模式把社会上多种语言并存现象看成是一种消极因素，这种教育模式的制订者推广第二外语的目的是为了取代学习者的母语。
我国无论是汉、英双语教学还是汉语－少数民族语言的双语教育都应当追求添加型双语教育，摈弃缩减型双语教育。从前者来看，我们中国人学习英语不是为了用英语来替代我们的中国话，因此在强化英语教学的同时，我们千万不能降低对我们的母语的要求，不能放松汉语的学习。从加拿大的双语教育经验来看，他们成功的重要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自始自终重视对学生的母语学习的重视。从后者来看，添加式双语教育不仅使得少数民族语言我们得到保护和发展，而且汉文化和汉语也在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传播。

[作者简介]
俞理明（Yu Liming）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研究方向为二语习得，双语教学，英汉语言比较。
联系地址：上海市华山路1954号，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200030， 电话： 021－64352471
电子邮件地址: yliming@online.sh.cn
Elizabeth Yoeman （伊丽莎白·尤门）Faculty of Education, Memorial University，　St. Johns’, Newfoundland, Canada, A1B 3X8
电子邮件地址: eyeoman@mun.ca
Website: www.ucs.mun.ca/~eyeoman

中国加拿大研究会2004年年会交流材料

中华文化在加拿大

广东外語外贸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 朱建成

内容提要:加拿大是一个开发型的多元文化国度,生活在加拿大的华人华侨已达百万之众.华人所到之处,就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传播到加拿大的每个角落.近20年来,中华文化的许多优秀成分已被加拿大社会所吸纳,并融合升华为当地主流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加拿大的社会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主要作用.本文从华语,华文文学,中华艺术,中华医药,华文媒体灯几个方面,简述了中华文化在加拿大的传播和发展轨迹.


光彩照人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世界人类文明的重要经典宝库之一，它对中国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流传了5000多年的中华文化，历经沧桑，奔流不息，从未间断，越来越显示其魅力。16世纪中国四大发明传到西方，促使西方近代文明迅速发展，儒家学说的西传，为西方启蒙思想家批判宗教迷信提供了武器。中华文化传播之广，影响之深，无所不在，世界罕见。
中华儿女因为各种主客观原因流寓海外，散居世界各地，数量之多，分布之广，举世瞩目。人们常说“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的足迹。”保守估計，移居世界各地的华人约为3500万，其中85%以上已经加入了当地国籍，成了外籍华人。但从血緣上，不论是中国公民，还是外籍华人，大家都是炎黄子孙， 龙的传人。他们凭借中华文化，发扬优良传统，在五湖四海立足生根，谋生奉献，发展壮大。纵观今日之世界，华人经济已成为全球一体化经济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人所到之处，就把中国文化特有的思想观念、哲学理论、伦理道德、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甚至衣、食、住、行等中国传统习俗文化传播到那个地方，有些已被当地社会吸纳，并融合升华为当地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度，对外来文化相当开放和宽容。目前生活在加拿大的中国人达100万之多，为加拿大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在文化方面，华人华侨所付出的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在加拿大所有少数民族中是首屈一指的。

一、华语在加拿大
由于移民、留学加拿大或到加拿大经商的华人越来越多，（据统计，在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华人中，加拿大华人占所在国人口的比例名列前茅，达3。3%）而大多数华人在日常文字和口头交往中都使用母语（普通话或粤语），部分当地人在与华人交往时也用华语。因此作为当地文化和感情交流的一种主要工具，华语已成为加拿大除英语和法语以外的第三大语言。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市场对加拿大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加拿大人对学习和掌握华语的兴趣愈来愈浓。目前，加拿大的许多主流中小学都开设了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课程，一些大学，如多伦多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渥太华大学等也设置了有关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等课程。蒙特利尔大学、魁北克省阿汉特西科大学和新斯科舍省蒙克顿大学还于年代木合作编写和出版了一本介绍中国历史人物、中国重大事件与中国现狀的华语教材《二十世纪历史：国际透视》。令人鼓舞的是，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特别是年青人对中国文化，对中国语言的求知欲日益浓厚，华语学校在蓬勃发展，正规或非正规的华语补习班或速成班在大中城市比比皆是，佊大温哥华地区就有100多所业余华语学校；来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学习华语的加拿大人逐渐增多，加拿大的华语热在逐渐升温。可以预言，华语在加拿大将会越来越受欢迎，受重视。

二、华文文学在加拿大
20世纪80年代以前，华文文学在加拿大还只是小打小闹，根本没有形成气候。80年代以后，随着移民、留学加拿大的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学人和文学家逐渐增多，华人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才渐渐显露曙光。上世纪80年代，加拿大华人文学家先后在温哥华、蒙特利尔成立了全国性的“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和“加华作家协会”，1995年成立了“加拿大中国笔会”，还有一些地区性的华人文学团体；同时还出現了华人留学生文学团体。这些团体在团结华裔作案，繁荣华文文学创作，促进华文文学翻译，传播中华文化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而涌现了一大批较为杰出的华裔文学家，如：笑言、张翎、王兆、清龙、洪云国、孙博、陈洁泉、梁丽芳、刘思琴、李彦等，其中李彦还曾荣获“加拿大文学奖”。
华文文学在加拿大的逐步成长和壮大，离不开华文出版社与华文媒体的大力支持。几乎所有华文报纸、杂志都开设了文学专栏，刊登华人作者的小说，诗歌，散文和其它文学体裁；如在加拿大颇有影响的华文报纸《星岛日报》、《世界日报》、《明报》和《成报》、《中华导报》、《中原侨报》等，由中侨互助会于1985年在温哥华创办的《松鹤天地》则是一份专门刊登华文作品的文学刊物；同时，华文网络文学也相当发达，如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创办的《江叶网络文学天地》与多伦多华人作家笑言创立的《笑言网站》，都在华人中间产生了较大影响。

三、中华艺术在加拿大
   据调查，在加拿大生活的近100万华人中，80%以上的业余活动和爱好都与中国有关系，既是出于民族感情和民族习惯，也有语言能力和欣赏水平的问题。华人来到加拿大以后，迫于生计，工作紧张，而业余生活比较贫乏，为了得到精神慰籍，因此大多数加拿大华人所接触和欣赏的仍然是中华艺术。
目前，加拿大的华人艺术团体比比皆是，既有全国性、区域性的，也有行业性、综合性的，甚至私营的；几乎涉及中华艺术的方方面面，如：音乐、舞蹈、戏剧、绘画、电影、摄影、杂技、曲艺等。这些团体的创办人大多是上世纪80年代后移民加拿大的来自中国两岸三地的各类艺术家。这些团体不但经常面向华人和当地居民开展各种活动，还不时联合华人社团邀请中国大陆、香港与台湾的艺术团体和艺术家到加拿大演出，展览，交流技艺，对传播、推广中华艺术，功不可没。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设在安大略省的“中国美术协会”，会长劳允澍酷爱中国艺术，属于岭南画派，他出钱出力，把该协会办得有声有色；其夫人谭美容女士，擅长丹青，别具一格，为当地著名闺秀画家。在他们周围，聚集着一批来自大陆和港澳的知名画家，如朱军山、沈学仁、骆拓、骆亦同、马鹏、张仲光等（大陆）和邝谔、陈钟示、朱盛如、伍时彤、郭英殊等（港澳），使得多伦多中国画坛从未感到寂寞。
中华艺术走上加拿大文艺舞台，不仅深受华人的热烈欢迎，以引起了当地其他居民的共鸣、景仰和推崇。2003年1月17日晚，多伦多会议中心的巴塞特剧院喜气洋洋，场面热烈；舞台上高悬着大红灯笼，幕墙上贴着大“福”字，一个接一个的欢快歌舞，一曲又一曲绕梁音乐，色彩斑斓的中华民族服饰，精采纷呈的艺术表演，台上台下真情互动，观众的阵阵喝彩，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同一时期，类似的喜庆场面也在渥太华、温哥华、蒙特利尔和卡尔加里出现，而大多数为非华裔观众。几乎每年的中国国庆节和春节期间，加拿大的文艺舞台都劲吹“中国风”。在中加两国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加拿大曽多次举办“中国艺术节”，深受加拿大公众的青睞。
中国的国粹京剧，也在加拿大贏得了越来越多的知音。加拿大的“洋贵妃”们，同样把京戏唱得有滋有味。类似“小梨园”的若干小型京剧团，活跃在加拿大的戏剧舞台和众多社区，令人瞩目。全国性的加拿大英文报纸《多伦多之星》曽为此发表《小梨园的京剧之花盛开》的评论指出：“小梨园的艺术家们在加拿大播下了京剧种子，他们生动而富有活力的演出，使加拿大人不再觉得京剧是遥远和神秘的艺术。
”
四、中华医药在加拿大
    传统中医药在世界上越來越具魅力。但在加拿大，中医药以前却受到歧視和排挤，发展相当艰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医师被视为另类医疗人员，无合法行医资格。由于广大华人的不懈努力，加之中医药的疗效逐渐为许多加拿大人所接受，因此中医药越來越受欢迎，看病求助中医药、研究中医药的人日益增多。为了推广和普及中医药，20世纪年代以来，加拿大各地陆续创建了各种中医药团体，如：1972年成立的“魁北克省针灸协会”，1980年在蒙特利尔创办的“国际中医协会”，1981年创建于多伦多的“气功强身社”；1985年创立了全国性的“加拿大中医与针灸协会（CAAM）”，同时成为“世界针灸联合会”的正式会员，并在各省市成立了7个分支机构，影响力越來越大。
为了使对中医药的研究和推广正规化，加强中医教育是最佳途径。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是北美第一所提供中医课程的大学，而多伦多社会与自然科学大学医学院还开设了中医专业；全加各地共有10多所中医学校，教师大多为华人，但学生却来自各个民族；这些做法得到了官方认可和支持；有些地方政府，还专门拨付款项，资助中医药的研究和开发。更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6月，BC省政府分别为231名中医颁发了高级中医师证书，同时为600名从业人员颁发了注册中医师、注册中药师和注册针灸师证书，其中既有华人，也有当地人；这在北美尚属第一次。随后，温哥华市正式立法认可中医药的合法地位。目前，全加拿大至少有10000多名中医药从业人员，其中，1/3为非华裔。
由于中医药对许多疑难杂症和慢性病有特殊疗效，信奉中医药的加拿大人与日俱增，使得许多西医从业人员也主动学习和研究中医，以便中西医结合，为患者服务。据专家预测，再过10多年，加拿大中医药从业人员中，非华裔和当地“洋人”将占50%。

五、华文媒体在加拿大
对于中华文化在加拿大的传播和发展，加拿大的华文媒体扮演着举足轻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隨着中国移民的不断增加和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华文媒体在加拿大的影响力也日趋扩大。目前，在加拿大影响较大的华文报刊有近40家，华文电台、电视台有10来家，各有千秋，都有比较固定的读者、听众或收视者。
在华文报刊方面，以每日都出版的《星岛日报》独领风骚，发行量超过20万份；该报图文并茂，以市场为导向，广告收入也十分可观。其次是《世界日报》，该报在北美位居第一，但在加拿大却屈居第二；因为有台湾背景，政治立场偏右，但其社论很出色，发行量在15万份左右。排在第三的当属《明报》、《成报和《环球华报》，发行量都在10万份左右。这些报纸能够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比较贴近华语读者，能够及时和比较客观、公正地报道中国大陆、港澳台、美国、加拿大及世界各地的新闻与其它动态，关注移民问题，可读性强。
近20多年来，加拿大的华文报刊可谓是五彩缤纷，令人目不暇接。但由于经营、经费、办报方針及其它主客观因素，此消彼长、浮光掠影、坛花一现的现象比较常见。据笔者几次在加拿大考察的所见所闻，20世纪年代以来，先后问世的华文报刊有：《快报》、《加华时报》、《多伦多星报》、《广角镜》、《多伦多商报》、《唐人街杂志》、《时代周报》、《多伦多生活报》、《加华杂志》、《多伦多生活报》、《加华新闻》、等等，但能够坚持下来的为数不多。还有一种另类华文报纸，即放在超级市场或饭店免费赠送的小报，这类小报靠广告生存，主要刊登广告和一些娱乐性花边新闻。
而在华语电子传媒方面，办得比较有特色的也有一些，如：温哥华的CHMB华语电台，其广告收入已跃居温哥华所有电台的第三位；温哥华的国泰电视以及多伦多的47台华语电视节目，收视率都相当高。这些华语电子媒体，作风严谨，了解华人心态和各方面情况，把新闻、文化、娱乐与商业资訊融于一体，深受欢迎。
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温哥华市把2月3日定为“环球华报日”，充分肯定华文媒体对加拿大多元文化的重要贡献，同年，多伦多星报集团收购了当地的《星岛日报》，开创了所在国媒体与华文媒体相互交融的先河。另外，加拿大华文媒体正在进行大胆革新，推出了一些新举措，进行资源整合，让报刊、网络与其它电子传媒互动，使文化传承、信息沟通和知识传播实现一体化、时代化和多元化；这在海外华文媒体中属于首创。
另外，中华文化以在加拿大的邮政和金融领域登堂入室。迄今，加拿大邮政公司已经发行了枚中国传统的生肖邮票，前成为加拿大最热销的邮品；异曲同工的是，加拿大最大的支票公司—韩德森公司还专门设计和推出了一款猴年支票，这是北美地区首张以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没设计蓝本的新型支票，大受欢迎。

在加拿大得以传播和发展的中华文化不仅仅是上述五个方面，还有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唐人街文化等，这里就不一一敘説了。

纵观中华文化近20多年来在加拿大的传播和发展轨迹，可以发现如下几个特点：
1、 传播中华文化的代表性阶层不仅仅是华工、华商，更多的是华人知识分子，特别是从事文化产业的华人专业人才。
2、 中华文化与当地西方文化的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彼此包容和逐渐融合；以“五缘”（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学缘）为基础、以传播和推广中华文化为己任的加拿大各种华人社会团体，在坚持和发扬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也能吸纳西方文化中自由、平等、民主和法制的价值观念。
3、 由于中华文化在加拿大的快速发展，当地中华文化与母体中华文化的关系，正在从母子关系演变为兄弟关系。
4、 既得益于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如得益于中国的繁荣富强，更得益于广大华侨、华人的卓绝贡献，不再是当地西方文化的陪衬和点缀，不再是边缘文化，已日渐成为与其它文化文化平起平坐的，多元文化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分子。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扩大，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加拿大中国移民的不断增加，广大旅加华侨和华人的不断努力，中华文化在加拿大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参考资料：
1杨万秀：中华文化是凝聚华侨华人的重要纽带 《华侨与华人》，广东，1997年第2期
2 加拿大出版的中外文报刊
3 笔者的访谈记录
  作者简介  :朱建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欧洲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加拿大研究会常务理事
  邮编:510420    EMAIL:jszhu@mail.gdufs.edu.cn   TEL;33063499

加拿大的移民女作家

赵慧珍
(兰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内容摘要：  本文介绍了加拿大移民女作家的基本情况，重点论述了几位有代表性的犹太裔女作家、欧洲移民和欧裔女作家、亚裔女作家的生平及创作，评述了她们作品的主题和风格。 在此基础上，对最有影响的两部作品，犹太女作家雪莉·费斯勒的短篇小说《一篮苹果》和华裔女作家李斯嘉的长篇小说《残月楼》，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并分析了各自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  加拿大；   移民；   女作家；   《一篮苹果》；  《残月楼》


加拿大本来就是个移民国家，除了土著民族，大家都是移民。但这里所说的移民女作家是指来自非英语国家的移民女作家，以及非英语国家移民后裔的女作家。非英语国家的移民，尤其是欧洲移民，大量涌入加拿大是在二战之后。其中有的是原来就有一定成就的作家，战争中或战后作为难民逃亡加拿大。他们到加拿大后进一步根据自己的苦难历程写作，写人类经历的战争浩劫，这不但丰富了加拿大文学的题材与内容，而且促使加拿大人改变了原来对欧洲文明一味崇仰的心态。通过移民作家的作品，加拿大人看到欧洲已沦为暴力猖獗之地，相比之下，广袤无垠的加拿大成了受苦受难之人的逃亡避难之所，是劫后余生的乐园，这样加拿大人对欧洲、对自己的国家便都有了新的认识。
移民作家开始多用母语写作，作品发表在移民社团的杂志上。加拿大素有多元文化的传统，其基本国策是鼓励多元文化共存的。不过很快移民作家就用英文写作，力求通过英语进入主流文化，这样移民作家所反映出来的多元文化色彩在加拿大并不表现在不同的语言上，而是表现在主题的多样化和内容的独特性上。移民后裔作家一般都已汇入英语主流，所以能更为顺利地描写移民生活，其作品也就更容易为西方文化所接受。
加拿大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移民作家范围很广，移民女作家也是不断涌现。就形成一定文学成就与影响而论，有三类移民女作家比较突出：一是犹太移民和犹太裔女作家，二是欧洲移民和欧裔女作家，三是亚裔女作家，尤其是华裔女作家。
犹太文学20世纪在北美盛极一时，大家辈出，索尔·贝娄和艾萨克·辛格都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拿大也有克莱因（Abraham Moses Klein, 1909-1972）、里奇勒(Mordecai Richler,1931-)、欧文·莱顿(Irving Layton, 1912-)等名家。相比之下，犹太女作家声势就不如此浩大了。不过有几位犹太女作家在加国文学史上不容忽视，首先是两位战时移居加拿大的犹太女作家，是描写二战中犹太人苦难经历的代表。玛丽亚·雅科布斯（Maria Jacobs，1930-）是荷兰移民，其回忆录《谨防死去》(Precautions Against Death,1983)，兼收了作者的散文、诗歌作品，回忆作者在荷兰度过的童年，也写到掩护犹太人、同纳粹当局进行斗争的故事。艾丽丝·帕里佐（Alice Parizeau，1930-1990）移自波兰，既当律师又写小说，其代表作《华沙盛开丁香》（The Lilacs Are Blooming in Warsaw,1985）根据自己的波兰经历讲述集中营及抵抗运动的故事。犹太女作家对战争及战争苦难的描写还可上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杰西·乔治娜·赛姆（Jessie Georgina Sime，1868-1958）于1919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妇女大姐》(Sister Woman)，叙述战争对艺术和生活的冲击，抨击战争影响了妇女、婚姻、家庭以及社会各个方面，揭露了妇女由于战争而陷于贫困甚至家破人亡的社会现实。值得称赞的是该书谴责战争的同时也批评男子参战对妇女和家庭造成的苦难，是不负责任的男权观念，要求男性理解妇女的苦衷，表达了明显的女权主义意识。赛姆晚期的几部作品也描写了秘密移民与移民生活，但没引起注意，但她仍不失为犹太女作家中比较杰出的一位。
描写犹太移民生活的代表性女作家是艾黛尔·怀斯曼（Adele Wiseman，1928-）和雪莉·费斯勒（Shirley Faessler，1921-）， 她们都是犹太移民的后裔，生在加拿大，用英语写作。怀斯曼出生在马尼托巴的温尼伯，父母是乌克兰移民。1949年毕业于马尼托巴大学，获英语学士学位。从小喜欢文学，为了圆她的作家梦，曾做过秘书、教师以及其他多种社会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她的第一部小说《牺牲》(The Sacrifice,1956)出版当年便获得总督文学奖，1974年又出版第二部小说《怪人》(Crackpot)。两部小说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犹太移民在加拿大草原地区生活的真实写照。《牺牲》的主人公亚伯拉罕屡遭命运打击，却坚持传统道德观念，寻求完美精神，由于其固执高傲，终于酿成悲剧，成了暴力犯罪的凶手。最后他终于悔悟，认识到自身的缺陷和爱心的重要，但为时已晚，全书具有古希腊悲剧之气。但贯穿全书的是犹太移民创业之艰辛，强烈地抨击了商业社会的无情与世俗。《怪人》则以大萧条时期温尼伯的犹太贫民区为背景，通过一个妓女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善良与邪恶交织一身的女性形象。和《牺牲》一样，这部作品仍贯穿着现实批判精神，特别批评了当时的教育制度和福利制度，不过笔调以讽刺幽默为主。怀斯曼还创作有散文、短篇小说、剧本等其他作品，是一位继承犹太文学传统的女作家。
雪莉·费斯勒出生在多伦多，作品多数反映30年代多伦多第一、第二代犹太移民的生活。费斯勒是描写家庭题材的高手，作品中人物粗犷真率，充满幽默，虽然也涉及到社会问题和文化隔阂问题，但已不像犹太传统文学那么沉重，而多有轻松乐观笔调。她有两部短篇小说集，《十六乘以十二》(Sixteen by Twelve，1970)和《叙述之声》（The Narrative Voice,1972），并有一部长篇小说《窗里的一切》（Everything in the Window,1979）。这部长篇小说写的是一位罗马尼亚的犹太移民之女与一位白人游泳教练之间的爱情故事，虽然在人物发展与情节呼应上存在不足之处，但文化冲突方面写得深刻生动。
使费斯勒盛享文名的只是一个短篇小说《一篮苹果》（A Basket of Apples），收在《十六乘以十二》之中。这个短篇问世近三十年来广受欢迎，不断地被收进各种文学选本，成为加拿大文学中的经典作品。以一个短篇奠定作者在文学史上一席之地的情况实属少见，也实属难能可贵。故事写的是一家罗马尼亚犹太移民和俄国移民继母的感情历程，由次女“我”讲述。 女主人公“妈”是靠叔叔杨可夫帮助从俄国偏远的农村移民加拿大的，为了报答叔叔的恩情，“妈”在他家当使唤丫头，一直干到“爸”续弦娶了她，过门时身无分文。面对着有三个孩子的劳动家庭，“妈”挑起了服侍丈夫、抚养继子女的重担，其一腔真情和质朴幽默的性格终于消除了丈夫对她举止粗鲁的不满，也赢得了继子女的真心爱戴。该篇小说成功之处在它独特的艺术风格，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粗中见细，以粗达真，粗中有柔，粗中有强，粗中有雅。一家人都是大嗓门说话的粗人，“妈”更是一个从神情到举止都粗的“乡巴佬”，烧饭没有一次不烧糊，烧水没有一次不溢出。“她过去这样凑合惯了，现在便继续凑合。砰的一声把壶放在桌上，唰的一声撒开一把刀叉，给我们一些大小不一、七拼八凑的盘子”，而脾气暴躁的“爸”不止一次地一把将这些餐具扫荡在地。“妈”体谅“爸”是个像牛马一样干活的人，甚至“愿上帝给他力量，叫他不停地训我，我不会抱怨。” 偶尔还幽默风趣地顶“爸”几句，终于以她的真情和勤劳理顺了这个家，“爸”也从粗暴待她转变到关心体贴，给她访购胖人适穿的衣服，还见她人胖弯腰困难便为她洗脚，这都可以说是粗中有柔。杨可夫嫌“爸”家贫，不同意“妈”续弦于他，“妈”没有听他的，他便以有恩于“妈”而随时训“妈”，侮辱“妈”和这个家。从不顶撞人的“妈”却不吃杨可夫叔叔的这一套，给于他严厉回击：“你污辱我丈夫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子戳在我心上……即使他厨房里只有面包皮，我也要在有生之年感谢上帝，上帝保佑他从犹太媒人介绍的三个女人中选中了我。”义正辞严，可谓粗中有强。“爸”去世后，“妈”悲痛万分，在葬礼上，尽管她袜子落到脚踝上，披肩满是灰尘，仍然一副粗样，但发自肺腑的悼词却不像出自粗人之口：“你是我的宝贝，你是我眼中的光。……给你做妻子，我活得像个王后。……你在时，我的家就是宫殿，如今没了你，我回去家就是个草棚……”1 外貌与内心对照，便是粗中有雅。“一篮苹果”的题目也设计精巧，它只出现在“妈”的梦中，梦见“爸”病愈回家，给她带来一篮苹果。但好梦没有成真，“爸”病逝于医院，临终牵挂着“妈”，嘱托女儿不要嫌弃她。女儿是个老姑娘了，遵照父愿照顾着“妈”，照样是大声嚷嚷，照样发脾气，但二人相依为命，一篮苹果如桥似线，连通两代人，牵动慈悲心。这篇小说的艺术感染力经时间考验长盛不衰，不愧是短篇小说的佳作之一。

最早描写北欧移民生活的女作家当推冰岛裔小说家劳拉·古德曼·萨尔弗森（Laura Goodman Salverson，1890-1970）。她出生在温尼伯一个冰岛移民家庭，幼年多病，十岁才始学英语。1913年与铁路工人乔治·萨尔弗森结婚，并开始写短篇小说挣稿费贴补家用。1923年出版第一部小说《海盗之心》(The Viking Heart)，以1876年的冰岛移民经历为背景，描写他们在马尼托巴省重建家园、发展壮大的进程，一直写到1919年。故事具有丰厚的历史感和文献实录般的真实感，加之汇入冰岛的神话传说和民俗风情，散发着浓郁的民族传统气息。故事也写到加拿大参加一战，反映了加拿大强烈的和平愿望和为和平而战的精神，让世人了解了这个国家不为人知的一面。第二部小说《黑网》(The Dark Weaver,1937)写一个由北欧几国移民组成的社区发展繁荣的故事，也因写到一战及高扬和平主题而受到重视，获总督文学奖。《落雀》（When Sparrows Fall,1925）写挪威移民在美国的奋斗经历，着重写女性奋斗和移民在本族传统与美国大熔炉之间两难的文化冲突。 1939年出版其自传《一个移民女儿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Immigrant’s Daughter)，又获总督文学奖。该书饱含深情地记述了移民在新世界创业之艰辛、社会之不公正、现实与移民期望与梦想之间的巨大差异。萨尔弗森还强调保持冰岛文化特色的重要性，并用自己的作品填补了这一空白，这对后来加拿大的多元主义文化政策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挪威裔女作家玛莎·奥斯坦索（Martha Ostenso，1900-1963）也是一位声望颇高的移民小说家。两岁上随父母移民美国，后迁居加拿大温尼伯。从马尼托巴大学毕业后，一面在离温尼伯很远的地方教书，一面为温尼伯一家报纸当记者。1921年至1922年间，她投奔在纽约为哥伦比亚大学开设《小说艺术》课的马尼托巴大学教授兼作家道格拉斯·德尔金，由此而传她的代表作《鸿雁》（Wild Geese,1925）是与德尔金合写的，但后经考证，《鸿雁》基本上是奥斯坦索之手笔。1945年与德尔金结婚，1963年迁往西雅图，同年逝世。除了长篇小说《鸿雁》外，奥斯坦索还有大量的小说、诗歌作品，但她因《鸿雁》而闻名，其他作品渐不流传。《鸿雁》原名《情飞》(The Passionate Flight)，是她惟一一部以加拿大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故事以大雁春来秋去为时序，讲述北欧移民的苦乐、人与自然的奇妙统一、移民社区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在反映移民现实生活的同时，亦有浪漫主义色彩。书中塑造了各种各样的移民形象，有固守土地、顽固保守、性情如西部荒芜土地一般暴戾的农场主凯莱布·加勒，有其漂亮出众却不受管束、充满情欲的女儿朱迪丝，也有和朱迪丝形成对照的端庄淑女林德，还有与加勒一家相对照的邻居布加纳森，这一家四代同堂，和睦相处。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两代移民不同的追求交织成矛盾与冲突，穿插着或热烈或含蓄的爱情故事，在文学史上被认为是加拿大小说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海伦·魏因兹韦格（Helen Weinzweig，1915-）出生于波兰，九岁移民加拿大。高中毕业正赶上大萧条时期，不能继续深造，只好寻找工作，先后干过速记员、接待员、推销员等。1940年与作曲家约翰·魏因兹韦格结婚。她读书甚广，但直到五十七岁才出版了第一部小说《草草仪式》（Passing Ceremony,1973）。故事写的是一场奇特的婚礼，新郎是个同性恋者，新娘是个作风浪荡之女，全书由男女主角及来宾的内心独白交织而成。写的事情很怪，且又充斥着梦想、回忆、荒诞离奇的仇恨与病态，加之篇幅过短，所以没有受到注意。第二部小说《珠色本黑》（Basic Black with Pearls,1980）风格与第一部相似，篇幅短，也由人物内心独白构成，但这一部是一个人的独白。女主人谢莉·卡任鲍斯基爱上了一个特工，相约多伦多。故事既伤感又有喜剧色彩，多伦多的背景富有真实感，情节又有浪漫气息，显然比第一部小说成功得多。魏因兹韦格还有不少短篇作品，散见于各报刊杂志，没有结集出版。
当代欧洲移民女作家中有两位比较活跃，成绩突出。一位是移自意大利的玛丽·迪·米凯尔（Mary di Michele，1949-），另一位是移自冰岛的克里斯蒂安娜·冈纳斯（Kristjana Gunnars，1948－）。迪·米凯尔是女诗人，生在意大利，1955年移居加拿大，在多伦多大学上本科，温莎大学上研究生，为加拿大各种文学刊物撰稿。其早期诗集有《八月的树》（Tree of August,1970）、《面包和巧克力》，Bread and Chocolate,1980）、《含羞草与其他》（Mimosa and Other Poems,1981），主要反映移民生活与家庭冲突。后来的诗集《必要的糖》（Necessary Sugar，1984）和《摆脱引力》（Immune to Gravity,1986）则进一步探索普遍的妇女问题。1984年编辑出版女诗人诗集《任何事都有可能》(Anything is Possible)，引起文坛关注和好评。收入其中的她自己的诗作《饥饿》（Hungry）有力抨击了权力政治，并分析了女人易遭性攻击的自身弱点。诗中通过两个平行的女性形象——一个装成小女孩的女模特和一个遭受强暴而丧命的小女孩——揭示了在当代社会中女性所面临的种种危险，并严厉地抨击了某些对年轻女性的成长起破坏作用的媒体误导。此后迪·米凯尔成为知名诗人，多种选本都收有她的诗作。1985年至1986年任多伦多大学驻校作家，后又兼写散文、小说，公认是新一代移民中极富才华的女作家。冈纳斯生在冰岛，1964年移民美国，1969年移居加拿大。大学在美国俄勒冈念完，研究生在马尼托巴完成。她在文学上涉足较广，既写诗，也写小说，还当编辑，同时又将冰岛的神话、传说、故事译成英语。80年代初写诗为主，其《移民村之歌》（Settlement Poems, 1980）和《单眼月亮图》（One-eyed Moon Maps,1981）都是根据冰岛神话的形式和形象创作的。她的小说多以移民生活和故国回忆为题材，其中《流浪者》（The Prowler,1989）最有名气。该书以二战结束时冰岛遥远的北方小岛为背景，讲述了一个聪明孤独的姑娘为生计四处流浪的故事。全书不按正常时序发展，而是由一个个生活片段画面组成，折射了冰岛人民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抒发了作者对和平的热爱。所写虽不是移民作家常写的移民题材，但小说中独特的视角、新颖的诗化叙事技巧、深刻的人生洞察，使任何国度的读者都有身临其境之感，容易产生强烈共鸣。它关注的不但是个人经历，而且是一国人民在霸权政治下苦苦挣扎的历史过程。其片段式叙事与诗化语言也是冈纳斯其他小说的风格，显示了这位女作家深厚的艺术功力。

亚裔女作家在加国文学中是后起之秀，多为第三、第四代移民后裔，所以其声势和成就不如犹太女作家和欧裔女作家。但有几位先行者也是成绩斐然，声望不低。巴拉蒂·穆赫齐尔（Bharati Mukherjee，1940－）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本科和研究生都在印度完成，1969年在美国依阿华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从美国移居加拿大，1980年重去美国，其原因自称是在加拿大对印度妇女的态度令人难以忍受。她的小说多写文化冲突和人物的文化意识裂变，反映出东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之差异，人在这两种世界里的两难、困惑和苦恼。其代表作《虎女》（The Tiger's Daughter, 1971）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写一个受过美国教育的印度女子回到印度后的生活经历，从社会和政治方面体现文化冲突。穆赫齐尔还写有一部自传作品《在加尔各答的日日夜夜》（Days and Nights in Calcutta,1977），记述她在印度的生活经历。其作品敏感细致，东西文化韵味交汇相映，在亚裔女作家中有一定影响。日本裔女作家乔伊·小川（Joy Kogawa，1935-）是亚裔女作家中最为突出的一位，生在温哥华。二战时加拿大政府强行疏散太平洋沿岸的日本人，小川随父母疏散至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中部，后迁居渥太华。1978年在渥太华大学任驻校作家，80年代后定居多伦多。第一部诗集《碎月》（The Splintered Moon,1967）基本奠定了其诗歌风格，即诗行简短，结构紧凑，直抒胸臆，多有警句。从中可以看出日本传统的影响，特别是俳句形式，但又不同于俳句，因俳句多限于一两个意象重叠，小川诗歌内容和句式上显然比俳句更为广阔。另一部诗集《梦的选择》（A Choice of Dreams,1974）记述日本之行，东方韵味更为浓厚，但也时时透出西方式的思考，有东西合璧之美。小川还写有一部长篇小说《姨娘》（Obasan,1981），背景是二战期间加籍日本人被迫往内地疏散，许多情景都是根据作者的亲身经历写成的。故事以倒叙回忆开始，三代日本移民的酸甜苦辣得到真实的展现。虽为虚构小说，但书中夹进书信选录、研究文章、报纸报导以及政府文件等，增加了历史感和真实感。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对日裔加拿大人在历史上遭受的这一不公正的对待进行了客观冷静的叙述，表达了克制的愤怒，使该书影响更大，成为加拿大人对一段自以为是的历史进行反省的教材，提醒人们不要让历史悲剧重演。2
华裔女作家的历史相对来说比较短，也就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才形成一定气候，这与西方近年来华裔女作家的“第一次浪潮”有关。在这个华裔女作家的浪潮中，代表作家在美国有写《女强人》的汤婷婷，写《春月》的包伯漪，写《喜福会》的谭恩美，写《典型的美国人》的任吉施。在英国则有写《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的张戎，在加拿大，影响最大的当推写《残月楼》的李斯嘉。
李斯嘉（Sky Lee，1952-）生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岛上的珀特·奥伯尼镇，毕业于不列颠哥伦亚大学，又在道格拉斯学院取得护理专业证书后，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温哥华华人社区从事护理工作。80年代以短篇小说始享文名，第一部长篇小说《残月楼》（Disappearing Moon Cafe，1990）出版当年便获“温哥华市图书奖”， 同时获总督文学奖题名，奠定了她在加拿大文学史上的一席之地。1991年，出版《残月楼》的道格拉斯和麦克因泰出版社又推出一部华裔作家作品集《多嘴的麻雀》（Many-Mouthed Birds：Contemporary Writing By Chinese Canadians，ed. Bennett Lee & Jim Wong-chu，Douglas & McIntyre），除收入李斯嘉《残月楼》的片段外，还收入其他几位华裔作家的诗歌、短篇小说，其中有八位是女作家。和多数移民作家的作品一样，她们所写的侧重于华人移民经历和华裔现实生活，突出的代表作还是《残月楼》。
《残月楼》的主题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百年移民历史，四代妇女命运”。小说从王氏家族族长王贵昌于1892年受“华人慈善协会”的派遣到加拿大西部地区寻找华人遗骨开始，一直写到1987年，前后将近一个世纪。作者以回忆的形式通过叙述王氏家族的历史，通过描写这个家族在这段悲壮的历史过程中的经历，真实地记录了华人社区的发展和华人在加拿大的奋斗历程。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人物的遭遇都与当时的历史事件相吻合，相佐证。李斯嘉巧妙地将某些历史事实与她家祖辈及个人的经历揉合在一起，用家庭往事写活了历史，再现了那个特定的年代。
王贵昌到加拿大西部寻找华人遗骨是小说的引子，由此首先引出19世纪下半叶华人移民所遭受的沉重苦难。早期的华人移民大部分干的是又脏又累的活，受到的虐待和歧视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在加拿大修建横贯北美大陆的太平洋铁路时，这些华工又被派到最艰苦的路段干活，由于饥寒交迫，积劳成疾，大部分华工都死在了筑路过程中。由此才有移加华人从1890年开始历时三十余年搜寻筑路工遗骨并运回大陆安葬的史实。王贵昌则是寻找遗骨的代表，历尽苦难，在华工幸存者陈国发及其印第安妻子与女儿克罗拉协助下完成使命，历经数载将华工遗骨运回中国。这期间王贵昌与克罗拉产生了热烈爱情，并有了孩子。但不久王贵昌应父母要求，离开加拿大回到中国，由父母包办娶了中国女人李美兰。婚后六个月，美兰怀孕，王贵昌重去加拿大。寻找克罗拉时，其人已病故，只留下他二人的儿子丁安。王贵昌收留了丁安，却因其名分不正不敢认亲。1885年加拿大为了限制更多的华人移入，开始征收人头税，而且税额与年俱增，李美兰直到1920年才携儿子王崇福赴加。李美兰一踏上异国的土地，便觉得这地方并不像国内人想象的那般美好。原指望与丈夫团聚，精神上有个安慰，有个依托，但原本与她没有感情基础的丈夫再加十五年的分离，和她形同路人。她是第一代华人移民妇女，深受中国封建礼教的束缚，没有爱情的婚姻给她带来痛苦，但她既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冲杀出去，寻求自强自立之路。她只有通过大吵大闹、欺负儿媳求得平衡，她的命运注定是悲伤的。
1923年，加拿大政府新出台一个特殊的《中国移民法》，实质是禁止中国移民进入加拿大，从而形成了一股排挤、歧视华人的浪潮。根据这一大背景，作者插叙了历史上1924年发生在温哥华的暗杀事件。在华人社区谋生的一名白人妇女被杀，华人青年王福生涉嫌被捕，给整个华人社区带来了恐慌。以王贵昌为首的华人团结一心，定要为华人讨个清白，尤其是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以纯正流利的英语和高尚文明的形象赢得人们信任，最终证明了王福生无辜，从而保全了华人的利益。这是一次大胜利，显示了华人、尤其是第二代华人移民的力量。到二代华人移民时期，加拿大作为盟国参战，有很多华人青年参军出征。他们在战争中表现英勇，有的立功受奖，有的获得军衔。移加华人在战争中的突出表现，华人在加拿大经济发展中发挥的日益重要的作用，再加中国人民在二战中独自抗击侵华日军的英勇行为，使加拿大对中国人刮目相看，促使加政府于1947年废除了1923年颁布的排华法案。华人的境遇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改善，王家也成了唐人街有名的巨商首富。第二代的妇女以王家媳妇常芳梅为代表，反抗意识自然强于婆婆那一代。由于丈夫王崇福丧失生育能力，芳梅婚后五年不育，婆婆李美兰百般嘲笑，想当然地认为不育是芳梅的问题，所以最后想出借残月楼一女招待之腹为她生孙的主意，将芳梅逼上了与丁安私通以示反抗的地步。八年中芳梅与丁安共生二女一男，不知情者以为都是王家后代。芳梅由于为王家生儿育女以延续王家香火有功而地位大大提高，并凭借自己的聪明能干参与经营王家的生意，其景况远不是第一代移民妇女所能相比的。但在有了金钱和地位之后，天平便倒向“王家媳妇”这个名分一边。她在爱情与规范之间权衡，终于向规范屈服，同理解她、同情她、爱她的丁安分了手。当然她的选择是女性自强意识的觉醒，她要在王家同婆婆斗，同华人社区里羞辱过她的人斗，金钱与地位便是她实现女强人梦想的有力保证，她是无论如何不能放弃的。但这种自强是以牺牲自由与爱情为代价换取的，未必不是女性的另一种悲哀。芳梅一代是觉醒的一代，敢于反抗的一代，却也是矛盾的一代。3
二战以后，移加华人的力量大有增长，尤其是出生在加拿大的新一代人要求实施新的移民法律，要求获得公民权、选举权及其他合法权益。芳梅所生二女一男都是第三代华人了，生在加拿大，掌握英汉两种语言，受到东西两种文化、两种传统的熏陶，和祖辈相比，容易溶入主流社会，处境比以前的华人大为改善。但各代有各代的不幸，各代有各代的烦恼。第一、二代虽也遇到种族歧视、文化冲突方面的问题，但主要受害于家庭，受害于封建礼教和旧的伦理观念。第三第四代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来自家庭，也来自社会。他们出生在加拿大，受的是加拿大教育和西方文化熏陶，原有的中国传统到他们身上时如残月一般在逐渐消失。她们感受不到大家族中的温暖，看到的是婆媳之间、家族成员之间的明争暗斗，到处是一股火药味，他们在寂莫和孤独中度日。老一辈对小字辈还是中国传统教育那一套，管束甚严，不多给自由，和加拿大其他民族的家庭教育大不相同。除此之外，小字辈还受两种不同文化的冲击。长辈们要竭力保全中国式的家庭与传统，生怕孩子们受异国影响而失去他们，所以就要求后辈也全盘接受中国文化价值观念。但小字辈从家庭获得的对中国文化的感知与他们从学校、从社会听到或看到的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与评价形成反差，再加他们耳闻目睹甚至亲身经历的华人受歧视的现状，使他们对中国文化持怀疑、审视，甚至批判的态度。他们急于溶入主流文化行列，要和主流文化求得同化，可是在实际生活中，求得同化相当艰难。作为中国人的后代，他们不容易像欧洲白人移民那样易于融合，除了明显的外表特征黑头发黄皮肤之外，中国人不像欧洲一些民族在宗教和文化方面具有同样的渊源。华人无论祖辈来加多少年，甚至过了多少代，他们的黄皮肤仍被视为“外来人”和“异已”。每逢经济萧条，在同等条件下，裁减的首先是华人，失业的白人总认为是黄皮肤的“外来人”抢了他们的饭碗。这样华人后裔就对白人的文化传统产生一种不可小视的抵触，尤其是亲身感受作为二等公民的痛苦后抵触就更大。中国对他们太遥远，他们不能称自己是中国人，白人视他们为外人，他们常为身处边缘所苦。然而苦恼再多，也是前进中的问题。时代不同了，社会在进步，女性在觉醒，女性已自由，但不断又有在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出现的新问题、新苦恼，移民妇女在掌握自身命运的过程中尚任重而道远。
《残月楼》将故事放在特定的历史事件中，给读者以强烈的历史感。叙述却不按人物和时间顺序，而采用时空穿插跳跃式手法，在看似凌乱的情节发展中，贯穿着一条鲜明的华人移民历史脉络。作者在浓缩的时空和独特的观察点上运用底蕴深厚又略带中国韵味的行文准确细腻地显示了不同人物的强烈情绪波动，提示出人物性格、时代氛围和历史造成的阴影。难能可贵的是，作者通过她塑造的几代妇女形象，提示了妇女的命运不但是一部社会苦难的大历史，也是一部各种人性弱点编织痛苦的小历史，这也许是女性文学深入发展的一个特点，也体现了这位华裔女作家所写的这部奇书的深远意义。

注释

理性的泛滥 道德的缺失
----《羚羊与秧鸡》中的社会意义
The Abuse of Rationality and the Absence of Morality
--- Social Significance of Oryx and Crake

张 沫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210097）

     摘要
    本文旨在从科技与道德的角度分析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最新一部小说《羚羊与秧鸡》中的社会意义。片面倡导科技而忽视人文教育改变了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对科技的盲目追求抹杀了人类原有的自然属性和精神属性，科学并不是万能的，它必须与道德相结合，了解人类状况的复杂性，既重视现在又不忘未来，才能真正地为人类服务。

关键词：阿特伍德；《羚羊与秧鸡》；理性; 道德

The Abuse of Rationality and the Absence of Morality
--- Social Significance of Oryx and Crake
Zhang M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text aims to reveal the social significances in Margaret Atwood’s latest novel Oryx and Crak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cience and morality. The obsessive advocating of science and the neglect of humanitarian education have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social values, and the blind pursui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ll eliminate the innate physical and spiritual nature of mankind. Science is not omnipotent. It must be combined with morality. Only when we can understand the complexity of human existence, with due emphasis on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can we put science in the service for human beings.

Keywords: Atwood, Oryx and Crake, Rationality, Morality

《羚羊与秧鸡》是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继《使女的故事》之后的又一部反乌托邦小说，如果说后者是一部关于未来的小说，那么在《羚羊与秧鸡》中，未来则呈现出了另一番看似可怕却又略显熟悉的景象。这部小说依然承袭了阿特伍德惯常的写作手法：现实与过去的交替罗列，悬念的巧妙设置，词语的鲜活创新。这一切成为小说颇具吸引力的重要因素，同时，小说所反映出的社会意义更是发人深省。能够为人类造福的科技最终却将人类毁灭，是科技不够成熟吗？是人类不够聪慧吗？追根究底则是因为在科技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道德的约束荡然无存，人们为了追求科技的极速发展而舍弃一切，最终也使自己成为了牺牲品。

I．传统价值观的覆灭
在《羚羊与秧鸡》中，人类原本的自然属性和精神属性消失了，社会不再以人为本，不再有能够容纳人类自由发展的空间，“当前的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使个体全面遭受压制的社会，社会文明对个人本性实行了全面的管理和统治”(张国清 20)。特权阶层们所住的“复合集中居住区”内布满了了望塔以及各处巡逻的保安人员和守卫，看似十分安全的环境却在无形中制约了人们的行动，然而其中的居民则坦然地接受，甚至因此而感到欣慰。孩子们也不再拥有童年的纯真与幻想，色情网络、暴力游戏填满了他们所有的娱乐生活，儿童性奴更让他们失去了童年。
小说以“雪人”的回忆作为贯穿全文的两条线索之一叙述了世界毁灭之前人们的生活。“从前，‘雪人’并不是‘雪人’。他叫吉米，曾经是个好孩子。”（《羚羊与秧鸡》，15） 他的父母都是科学家， 在一家名为“器官有限养殖场”(OrganInc Farms) 的生物工程公司工作，全家人住在该公司专有的“复合集中居住区”。父亲是一名“物种设计师”（genographer），母亲是位微生物学家，后因她对所从事的实验感到不安而辞职当起了家庭主妇。小说的另一位男主角“秧鸡”（原名格兰）是吉米的好友，他沉着寡言、天赋极高，让吉米十分羡慕。年少的生活应该是丰富多彩的，然而社会环境却剥夺了他们享有的权利，他们所有的娱乐全部也只能来源于网络。
《灭绝》和《鲜血与玫瑰》是他们常玩的网络游戏，前者是关于濒临绝迹物种的互动游戏，要求玩家能够识别已死的动植物以及它们灭绝的日期，其中“有很多动物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因某种生物体的入侵而灭绝”（《羚羊与秧鸡》，80）。正是在这个游戏中，格兰用“秧鸡”作为自己的网络代码。《鲜血与玫瑰》则充满了掠夺、暴力和种族屠杀，“‘鲜血’一方代表人类大规模的暴行：个人被强奸以及谋杀都不算在内，这里有的是大批的人被屠杀。诸如大屠杀和种族灭绝之类。‘玫瑰’一方代表人类的文明成果。诸如艺术品、科学成就、建筑的星体以及有益的发明。”（《羚羊与秧鸡》，78）玩家选择其中一方来对抗另一方，可是问题在于“血腥的场面更容易让人记得。另一方面，代表‘鲜血’的一方总会赢，但是这只意味着你得到了一片荒地”（《羚羊与秧鸡》，80）。尽管这只是作者所想象的未来世界中孩子们所玩的游戏，可是我们依然能够从中发现现实世界的影子。据报道，目前，所有的韩国人都沉迷于一种网络游戏“传奇”，游戏中，普通人可以成为军火商、凶手和小精灵……游戏者在真实生活中也频繁出现暴力行为，以致引起权威人士的关注，他们将其称为：离线的玩家杀戮。事实上，暴力游戏已占据了孩子们的闲暇时间，“在‘虚拟真实’的世界里，电脑掌控着全局，引导参与者的知觉、感觉与思考方式”（Appignanesi 126）。在这样的虚拟空间中，孩子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甚至混淆了它与现实的差别，从而不由自主地将游戏中的暴力带入现实生活。这也同样说明了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的缺失，他们应该多给孩子一些有益的指导，花更多的时间关心他们的成长，还给孩子真正属于自己的童年。
另一方面，“当他们不玩游戏的时候，他们就浏览网页——登录那些常去的、喜欢的网站，看看有些什么新内容。”（《羚羊与秧鸡》，81）他们一起在网上看脱衣新闻，看心脏切除术的直播，执行死刑的现场报道，或者是中东国家的一些窃贼被剁去双手的景象，还有一些帮助人们自杀的网站和儿童色情网站。这一切读起来有些骇人听闻，然而网络确实已成为本世纪的流行语，它在给人们提供大量信息的同时，也无所顾忌地入侵了人们的生活。当网络毫无保留地暴露在思想尚不成熟的孩子面前时，它已成为一种无形的杀手。
当吉米和“秧鸡”浏览儿童色情网站时，他们第一次见到了小说中的另一位女主角“羚羊”，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出生在一个“贫穷又有很多孩子”（《羚羊与秧鸡》，115）的小村庄里，由于家里无法养活所有的孩子，她被当作童妓卖给了人贩，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又从一个买主转卖给另一个买主。后来当“羚羊”向吉米叙述自己的经历时却极其平静，甚至袒护自己曾经的买主。这本不应该发生在孩子身上的事在她看来却是如此平常、不值一提，社会价值观的改变已深深地刻入了孩子的内心，这种麻木看起来着实令人震惊。
片面倡导科技而忽视人文教育也影响并改变了传统的社会价值观，传统文科学校的破落与理科学校的兴旺在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学毕业后，理科成绩平平的吉米进了一所普通高校玛沙格林翰大学（Martha Graham），学文科，学校的死气沉沉令吉米极为沮丧。“玛沙格林翰大学已散了架，四周都是空荡荡的仓库、被烧毁的廉价公寓和空荡荡的停车场”（《羚羊与秧鸡》，185）。而“秧鸡”则进入了一所名牌理科大学华生克里克大学（Watson-Crick），“与玛沙格林翰大学相比，华生克里克大学则是宫殿”（《羚羊与秧鸡》，199）。校园里的花草、山石以及各种教学实验设备应有尽有，甚至“秧鸡”的宿舍也比吉米的强百倍。单纯硬件设施的对比足以说明理性教育在社会中的地位，这种一味强调理性教育的发展有其绝对性的趋势，这种理性将“逐渐摆脱它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和对人类的社会理想、政治理想表示关切、设置和维护的功能，从意识形态领域逐渐退让出来，后来竟成为不涉及（关切）人类命运的一股纯技术力量”（张国清 110）。对科技发展的盲目追求即是这种理性发展的具体表现，没有了人文、道德的束缚，它将最终成为压制人性的根源。

II．人与自然的失衡
小说所描绘的未来社会中，全球变暖，“沿海的含水土层变咸，北方的永冻冰层融化，北极冻土层冒着沼气泡，中部平原地区的干旱持续不断，亚洲大草原变成了沙丘，肉类也变得越来越硬”（《羚羊与秧鸡》，24）。人类为了科技的发展、为了自身的完善而将自然规律抛之脑后，他们可以任意地向自然索取，将自己当作自然的主导，当自然界已因此而恶化时，他们毫无察觉，又执着地为了自身需要而给动物配种，没有了道德的束缚，这一切似乎变得理所当然。
作为“物种设计师”（genographer）的吉米的父亲，在“器官有限养殖场”(OrganInc Farms)里专门研制能为人类提供替代性器官的转基因巨型猪，“它能生长出多余的肾，不但不会受到破坏，还能继续生长并长出更多的器官”（《羚羊与秧鸡》，22-23）。由于他的良好表现后又转到另一家更具实力的生物工程公司——“健康神迹公司”（Helthwyzer Corporation），研制用于更新老年人皮肤的人造皮肤的发明。
大学毕业后的“秧鸡”成为遗传工程领域的学科权威，从事一项名为“天堂项目” 的生物工程研究，即如何使人类长生不老和制造新人类，他似乎已透彻地了解了人性和人类社会，于是理想化地企图制造出一种新人类以抛弃所有现存人类的缺点。

“种族被消灭了……人仅仅通过肤色来区分。他们当中不分等级，因为他们缺乏本应创造的神经系统……他们只吃树叶、草、树根和一、两个桨果，因此他们的食物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性行为对他们来说不是一种持久的折磨，也不是一阵猛烈的荷尔蒙分泌，他们只会定期地产生欲望，就如同大多数的哺乳动物，而不像人类。”（《羚羊与秧鸡》，305）

最终“秧鸡”成功地制造出了这些和平、素食、身体没有脂肪堆积的生物，他们视“秧鸡”为造物主，被吉米称为“秧鸡的儿女们”，然而这些只知道吃树叶、交配、用尿液的气味驱赶野兽的绿眼生物又能做些什么呢？
    这些所谓的发明实验似乎都很理性，都是为了给人类带来更美好的生活，然而在这一理想目标的背后却丧失了道德的基奠，人们利用尖端科技为所欲为，将自己视为上帝希望改变一切不够完美的事物，最终却事与愿违，毁灭了一切，只剩下连“工作”“建造”“生长”这些概念都不懂的绿眼生物。实际上，有关克隆技术已经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自从世界上第一头克隆羊“多莉”诞生以来，科学家已经初步具备了克隆人类的能力。各国政府之所以禁止人体克隆，正是因为目前人们依然认为还有最后的道德防线需要坚守。一旦这种最后的防线被盲目的技术决定论和狂妄的商业欲望所攻破，那么阿特伍德所描绘的混乱情形也就为期不远了。


III．社会制度的崩溃
未来世界中看不到社会制度的踪迹，人类被分为两等，下等公民住在“辟利布地”（pleeblands），这里肮脏、拥挤、犯罪率极高，缺乏系统的社会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另一方面，有权有钱的阶层住在“复合集中居住区”，尽管这里看似井井有条，没有暴动，没有骚乱，没有犯罪，但是四周的了望塔以及无处不在的巡逻保安人员则令人窒息，人们没有自己的空间，一切行动都在“秘密警察”（CorpSeCorps）的监视之下，对此人们反倒习以为常，并且觉得安全。
当吉米的母亲因不满现实生活而逃离居住区之后，吉米的生活似乎就越发显得透明了，他的所有电子邮件和明信片都受到严密的审查。直到他后来上了大学离开居住区之后，这些“秘密警察”仍然定期与他交谈，询问有关他母亲的事，同时还使用测谎仪以检验吉米是否说了真话。对此，吉米也十分顺从地加以配合，虽然觉得厌烦，却也无心反抗。事实上，单凭个人的力量也无法与整个社会制度相抗衡，吉米的母亲和“秧鸡”的父亲就是它的牺牲品。前者尽管顺利地逃离了戒备森严的居住地，但是仍然没能逃脱警察的步步追击，几年之后还是被他们杀害；后者在发现了生物工程公司种种不道德的实验之后，试图退出该项研究，但这一有违社会的行为最终被压制，他不得不选择了跳下立交桥自杀。这样的结局与科技的发展不无关系。“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意味着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统治力量的日益增长，对人性的压制和异化的日益增长。”（张国清 20）。在这种物质与技术的压抑下，人类失去了本应有的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一味地顺应社会与统治者的需求，将所有的事物划分等级、标出刻度，这种理性的过分扩张只会带来人性的消亡。
极速的科学发展往往带有盲目的乐观性，当科学家们在用科学提高生产效率、解决技术难题的同时，却没有想到由此而产生的难以弥补的社会问题。小说中的一场咖啡战争就足以说明这种科学发展的单面性。“当每块地中的咖啡豆在不同时期成熟，需要人工挑选、加工并少量运输时，人们培育出了哈帕库帕咖啡（Happicuppa），该咖啡豆可以全部同时达到成熟期，并能在大片种植园中生长，然后由机器收割。”（《羚羊与秧鸡》，178）这一使科学家们洋洋得意的种植计划果真就如此完美吗？实际效果是，它“迫使一些小的种植者失业，使他们及其雇工们没有了生活来源。这场反抗运动是全球性的。暴乱肆虐，庄稼被焚，哈帕库帕咖啡被抢，其员工们或是被汽车炸弹袭击，或是被绑架，或是被狙击手枪杀，亦或被暴民们打伤至死；另一方面，农民又遭到军队的屠杀。”（《羚羊与秧鸡》，178） 仅仅为了提高有限的种植效率，却造成了社会上大规模的动荡，这恐怕并不是科学家们的初衷。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发展，科学技术决定论和科技的绝对化作用已遭到人们的怀疑，科技的负面结果开始越来越多地呈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对它的过分依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相反却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和矛盾。利用武器保障世界和平的同时，却带来了难以抹灭的战争灾难；在利用科技为人类服务的同时，却破坏了生态环境，造成极其严重的污染。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臭氧空洞的总面积已超过四个中国的总和。
因此科学并不是万能的，它必须与道德相结合，了解人类状况的复杂性，既重视现在又不忘未来，才能真正地为人类服务。

IV．结论
虽然这部小说所描绘的未来世界是高科技的、隔离的、也是极其危险的，读起来令人不觉一颤，然而却又是可信的。科技被赋予了造物主的能力，通过毫无约束的实验获得科技的极速发展并满足人们对科学的渴望，以及知识的滥用，这一切离我们今天的世界只有一步之遥。正如阿特伍德在自己的短文“创作《羚羊与秧鸡》”中解释说：

正如《使女的故事》一样，《羚羊与秧鸡》是一部推测性小说，而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它没有星系间的太空旅行，没有心灵传输，也没有火星人。和《使女的故事》一样，《羚羊与秧鸡》所虚构的内容都是我们曾经发明过的或者已经开始发明的事物。每一部小说都会以一种假设开始，然后据此加以叙述。《羚羊与秧鸡》的假设很简单，"假如我们继续现在的道路往下走，那会怎么样？斜坡有多滑？我们还有什么弥补的希望？谁会有决心来阻止我们？”

阿特伍德以娴熟的写作技巧创造了一个与现实生活近乎平行的另一个世界，其目的在于警醒现代人。我们在科技方面已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同时工具理性的负面影响也日益显著，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正在退化，人的道德品质也出现了危机，“长此以往，遭受无妄之灾的不仅是动物， 人类自身也将成为濒危物种”（陈小慰 8）。

参考书目

陈小慰：“《使女的故事》译序”，《使女的故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著，陈小慰译），译林出版社，2001。
张国清：《中心与边缘——后现代主义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Appignanesi, Richard.《后现代主义》，黄训庆译，广州出版社，1998。
Atwood, Margaret.“Writing Oryx and Crake”, http://www.owtoad.com/, 2003.2.20.
Atwood, Margaret. Oryx and Crake,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Ltd., 2003.

加拿大政府的多元文化政策与魁北克问题
张莲 四川外语学院研究生部 重庆 400031


摘要：加拿大政府推行多元文化政策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多元文化政策在尊重各族裔文化平等的同时，促进了本国民族文化协调发展。长期以来，法裔加拿大人希望维护本族裔的传统和特征，而并不追求融合，因此，法裔聚居的魁北克省分离问题向追求民族特征的加拿大人民和联邦政府提出严峻的挑战。多元文化政策在尊重各民族之间的差异的前提下，有效地缓和了英裔和法裔居民的矛盾，将魁北克留在联邦内，保证了国家统一。
Abstract: The choice of Multiculturalism by Canadian Government is in accordance with historical trend. On the basis of respect for equality among nations of different blood, Multiculturalism promotes ethnical unification in Canada. French-Canadians do not wish to be integrated in the dominant culture but to safeguard their own traditions and values.  Thus, the separation of Quebec, where French-Canadians meet, poses great danger to the unification of Canada. Thanks to Multiculturalism, Quebec remains inside Canada.

关键词: 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魁北克、法裔、英裔
Key Words：Canada、Multiculturalism、Quebec、French-Canadians、English-Canadians


一、 序言

在加拿大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内民族政策的整合是加拿大政府一直面对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这是由加拿大社会多族裔的特征决定的。影响这种整合的有三种理论：（一）、同化理论，即除法裔之外的其他移民放弃自己母国的传统文化，接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二）、“熔炉”理论，它设想将新移民集团与已定居的加拿大社会交融，从而最终使各族裔文化融合为一种超越任何单一文化之上的新的加拿大文化；（三）、“马赛克”理论，即多元文化主义，在维护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与加拿大的政治和经济的统一的基础上，容许各族裔、主要是少数民族保留自己的部分文化传统，由这些多样化的族裔文化共同构成统一的加拿大民族文化。在实践上，“熔炉”理论在美国比较流行，不少人认为，在美国,各种民族文化被融合在一起而创造出一个新的美国文化，但在加拿大，由于特定的环境，各族裔共处没有按照“熔炉”式融合发展，政府也从未提出以此为目标的民族整合政策。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在承认英裔和法裔二元文化的同时，加拿大政府对移民推行的是盎格鲁-撒克逊化的同化政策；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非白人移民大量涌入、少数族裔不满和反抗高涨，政府转而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它主张既要保留各族裔文化的传统，又必须维护公民对统一的加拿大民族的普遍认同，加拿大出现了多族裔文化共同发展的局面。
在探讨加拿大追求民族特征的过程中，人们发现这样一种差别：加拿大的邻国美国白人占63%，他们在美国的社会和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了美利坚民族大熔炉；加拿大白人占总人口的绝对多数，他们亦在加拿大社会和文化中占主导地位，而加拿大却被人称为民族马赛克，即加拿大各族裔的民族融合程度要低于美国。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一个明显而重要的因素是，在加拿大白人主流社会中，法裔加拿大人占据着特殊的地位，长期以来，他们所希望的是维护本族裔的传统和特征，而不是追求融合。法裔聚居的魁北克省分离问题一直是加拿大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确定因素， 它对追求民族特征的加拿大人民和联邦政府提出严峻的挑战。20世纪以来魁北克民族主义不断高涨，1971年由特鲁多政府提出的多元文化政策缓和了英法裔居民的矛盾，抵制了魁北克分离主义的破坏，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二、 历史的选择

加拿大的多族裔结构是历史形成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二十年里，加拿大一如既往地依靠欧洲和美国来提供所需的大多数移民，但到二战后的二三十年里，随着对技术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和欧洲人向加拿大移居量的下降，加拿大扩大了依据人力资本而不是种族来源的移民接纳。这种变化有利于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移往加拿大，他们主要来自亚洲和非洲国家，随之带来了新的劳动力、人力资本和更多的投资。与此同时，新移民的到来带来了加拿大社会多族裔和文化多样性的特征。
立国以来占人口多数的是欧裔移民，而在联邦政府中代表英裔移民利益的集团总是居于主导地位。尽管20世纪60年代以后来自非欧美地区的移民比例大幅度上升，但是欧洲裔移民仍然在加拿大人口中占大多数。1985年，加拿大2500万人口中刚好一半自称具有英国或法国血统，只有4%的居民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总人口中的28%，即约700万是混血居民。因此，政府的移民政策和民族政策倾向总是打上了维护英裔居民利益的烙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加拿大劳动力需求大增、新移民不断涌入、族裔多样化趋势日益加强、少数族裔开展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操英语地区的盎格鲁-撒克逊化倾向越来越不合时宜，它受到了严重地挑战。战后较长时期中，许多非白人族裔即所谓的“有色族裔”，尤其非洲裔加拿大人和加拿大土著居民在就业、住房和经济的其他领域面临着比较严重的歧视，这是战后加拿大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受到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鼓舞，60年代加拿大的黑人奋起反对本国的种族歧视，多为新近来自印度和非洲的新一代拒绝接受次等公民的待遇。联邦政府1969年颁布了《官方语言法》（The Official Language Commission）。该法案规定：英语、法语同是加拿大的官方语言；此后一切政府文件、国家律令等必须使用两种文字；所有联邦政府机构必须根据服务对象之要求，提供相应的英语或法语服务；部分政府官员必须讲两种语言；在法裔居民的地区提供法语教育。  “二元文化”和“官方双语”进一步刺激了少数族裔，他们强烈要求也像法裔居民一样，在多样化的加拿大社会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保留和维护本族裔的文化传统。在上述背景下，1971年10月8日加拿大特鲁多政府制定了“双语框架内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在资源许可的情况下，政府将对那些有愿望和努力发展能力来为加拿大做出贡献，而且对明显需要帮助的弱小民族进行帮助。（2）政府将帮助所有文化集团人员克服文化障碍，全面参与加拿大社会。（3）政府将旨在使国家团结利益的前提下，促进加拿大各文化集团之间的接触和交流。（4）政府将继续帮助移民学习加拿大一种官方语言以便全面进入加拿大社会。  为了更好地贯彻多元文化主义政策，1972年，联邦多元文化部成立；1973年，加拿大多元文化咨询委员会成立；1984年，该咨询委员会改名为加拿大多元文化委员会；在8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发展得更加完善，并被写入了宪法。

三、 多元化与同一性

一般说来，一个民族应拥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或渊源，它是该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表征，更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不言自明的是，一个民族本身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统一的文化是它在处理与外国文化关系中占据主动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对于加拿大政府来说，它的多元文化政策是否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和统一的民族文化的维护？加拿大的民族文化何在？这本来就是令世人、包括加拿大人自己迷惑不解的问题。加拿大政府多元文化政策的实施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因此批评者认为，该政策强调加拿大国内各族裔群体的特征而不利于统一的加拿大民族文化特征的形成和发展。
长期以来，在除魁北克地区以外的地区，加拿大政府推行的是民族同化政策，企图以盎格鲁-撒克逊化整合加拿大的社会和文化，历史证明这一道路是行不通的。之后加拿大政府推行两元文化政策，又企图以与魁北克法语文化的调和来平息法裔居民的不满，但随着战后非白人移民的大幅度增加，加拿大多族裔社会的形成，非白人居民要求各族裔社会和文化的平等，多元文化政策应运而生。因此，固然单元文化政策似乎是最佳的选择，但实际上多元文化政策更适合加拿大的历史和现状，因为它符合加拿大社会多族裔共存的特点，也符合世界多样化发展的民主潮流。多元文化政策并不意味着民族融合或同化不再是国家生活中的另一主题，相反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却是促进它的统一民族文化发展的有效途径。同化和民族融合是一个多民族社会，尤其是像加拿大这样一个移民社会必然发生的趋势。但在这一过程中，文化的多元性与同一性存在天生的矛盾。
切佛坦·拉多罗夫（Tzvetan Todorov）评说：“多元文化主义既不是一种灵丹妙药，也不是一种威胁，而只是所有存在的国家的现实”。 　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满足了魁北克省外法裔少数民族关于语言教育方面的要求，平息省外法裔少数民族的怨气。魁北克省内的法裔自称魁北克人，而省外的法裔则称法裔加拿大人或冠以自己所在省的名称，如法裔新斯科舍人。虽然同为法裔人，但二者之间的利益不完全一致。魁北克人力求在省内完全法语化，维护主体民族的主要特征，而省外法裔人则希望实行双语制，力求避免被英裔同化。
其次，也满足了魁北克省内英裔少数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愿望。多元文化政策也是针对魁北克在语言方面的法案，削弱这些法案的影响，保证生活在魁北克省内其他族裔的权利。第三，对维护国家的统一起了重要的作用。联邦政府一改过去同化或歧视的民族政策，以更加务实，宽容的态度对待民族问题，在尊重各民族之间的差异的前提下，保证国家的统一。第四，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为西方现代化资本主义国家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现实的经验，为世界民族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 魁北克与多元文化政策

1980年5月6日魁北克省约86%的选民参加了全民表决，结果以59.6%的多数票否决了魁北克政府同联邦政府谈判独立问题的主张。魁北克全民公决的失败一方面取决于魁北克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独立后会影响一部分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则归功于特鲁多政府不断落实多元文化政策，满足了一部分人的要求。1980年魁北克全民公决是该省历史上首次就主权问题进行的公民投票，它使联邦政府和其他各省清醒地认识到不能像过去那样处理与魁北克的关系了，开始意识到魁北克的特殊地位，为最终承认魁北克是一个“特殊社会”奠定了舆论基础；促使联邦政府下定决心，修改宪法，重新划分联邦与省的权力，促使加拿大向英国收回制宪权。联邦政府更加重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完善与实施，1987年重新制定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与1971年的政策相比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主要表现是：1971年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主要是对少数民族集团，现在是对所有加拿大人；增加了两项政治内容，即消除歧视和社会平等；在理论上有很大的提高，支持一体化理论，而不是同化理论。
收归宪法是特鲁多政府最重要的政治成就，标志着加拿大真正成为拥有完整的主权的国家。1982年4月17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渥太华签署了新宪法，取代了原来的《英属北美法案》。但是1982年宪法未能满足魁北克关于特殊地位的要求，魁北克拒绝加入新宪法。没有魁北克的加入，新宪法是不完整的。要使魁北克加入联邦宪法，必须承认其特殊地位，这又将引起其他省份和英裔加拿大人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联邦政府只有加大力度贯彻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小心翼翼地处理魁北克与其他省份的关系，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才能维护国家统一。
然而，魁北克人把1980年公民投票、《米奇湖协定》及《夏洛特敦协定》的失败当作英裔加拿大人拒绝他们的最好例证，认为只有选择独立，才能更好地解决魁北克社会的问题。独立主义的高潮又一次到来了。1995年10月30日，魁北克进行了第二次全民公决，结果是反对分离的联邦主义者以50.5%的得票率领先，分离主义者为49.5%。11月27日，加拿大总理雷蒂安向联邦议会提交一项法案，提请议会承认魁北克省在联邦内的“特殊地位”。12月11日，加拿大议会通过了该法案，正式承认魁北克省的“特殊地位”。这一举措是联邦政府在魁北克问题上做出的伟大的妥协。正如特鲁多总理所指出，政府支持和鼓励的是那些“给我们社会带来稳定和活力”的各种文化和族裔群体，鼓励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共享”，使族裔对自己文化的自我认同和信心是民族团结的基础，因为由此才可以产生对他人的尊重和分享其他观点、态度和设想的愿望。“一个有生命力的文化多元主义将有助于产生这种最基本的信任，这种信任就形成了使所有成员公平竞争的社会基础。”  雷蒂安总理秉承特鲁多总理制定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以促进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为目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魁北克问题。

五、结语

多元文化政策承认各族裔文化平等，在双语框架下承认法裔居民的特殊地位，更指明了加拿大文化向统一的加拿大民族文化发展。多元文化政策没有影响加拿大民族融合的发展，它承认各族裔自身文化的传统，它们是因地域、语言、人种、生活方式等等经由长期的历史积淀而保存下来的东西，因而不会轻易地发生变化。但是，当生活在一个新的环境之中，各族裔的融合是不可避免的，经过数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的变迁，它们必然要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包括它们相互之间的适应。1985年加拿大的一项民意调查中有一个问题是：你喜欢“马赛克”还是“熔炉”模式？有56%的被访者回答喜欢“马赛克”模式，而27%的人喜欢“熔炉”。到1993年相同的调查表明，喜欢“马赛克”的人下降为44%，而支持“熔炉”的人上升为40%。  这一结果说明了民族融合为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所认同，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加拿大政府的多元文化政策是成功的。
魁北克问题的实质是民族问题。语言、宗教、风俗等都是民族的具体特征，如果这些具体的特征逐一丧失，那么这个民族也就不存在了，为此魁北克的法裔做出了长期不懈的奋斗。尤其进入20世纪后，政治、经济问题日益在魁北克问题中占有重要地位，使魁北克问题复杂化。多元文化政策说到底是处理加拿大主流文化与少数族裔文化之间关系，它在化解魁北克省独立风波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多元文化政策主张英裔文化应该对法裔及其他少数族裔的文化采取宽容和接纳的态度；少数族裔文化一方面要主动争取融入主流文化，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对本族裔文化的扬弃。有这样宽容的民族政策，加拿大能够进一步发展自己包容并蓄的统一的民族文化，以其鲜明的特征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参考书目

（1）Quebec Studies, [J]，the American Council for Quebec Studies, Dartmouth College, Hanover, New Hampshire, US, Vol. 3, 1985.
（2）姜芃主编：《加拿大民主与政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
（3）姜芃主编：《加拿大社会与进步》，[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4）刘盛仪、冯光荣：《魁北克》，[M]，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5）内蒙古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中国加拿大研究论丛（一） 》，[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2年。



作者简介:

张莲，女，重庆永川人，四川外语学院在读研究生，从事主要英语国家文化研究。

外国资本与加拿大经济
袁 锐
（四川外语学院 研究生部 重庆 400031）
摘要：加拿大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等社会生活许多方面的许多重大问题，都与外资问题有关。因此，要了解加拿大，就不能不研究加拿大的外国资本。本文试从六十年代以来外国资本在加拿大的规模以及外资对加拿大经济的影响的角度来看当代加拿大的发展。
关键词：外国资本；外资渗透；外资控制；民族独立
Foreign Investment and Canadian Economy
Abstract: Foreign investment has very close connection with some important issues in Canadian politics、economy and culture. Therefore, the key to understand Canada is to analyze its foreign investment. The article tries to figure ou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anada from the scale of foreign investment and its impact on Canadian economy.
Keywords: foreign investment; foreign capital’s infiltration; foreign capital’s control; national independence

自从1867年自治领成立后到其以后的几十年中，输入外国资本都是加拿大早期发展阶段筹集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在以后的长期发展中，外资输入始终是加拿大经济中惹人注目的最大特点。
在自治领成立的1867年，外国在加拿大的投资，数额还很少，总共只有2亿元。从1867年到1900年，在世界经济史上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接近终点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帝国主义加强对外经济扩张，而加拿大正处于建设联邦国家的初期，非常需要资金。这种“巧合”，使外国投资迅速增加，33年增长了5.5倍，平均每年增长了5.9%。
表 1       外国在加拿大投资的增长

年  份
外 资 额
年  份
外 资 额
1867
1900
1913
1918
1922
1930
1939   200
1,305
3,746
4,536
5,207
7,614
6,913 1945
1952
1960
1969
1973
1975
  7,092
10,384
22,214
41,668
54,570
68,649
资料来源：《加拿大历史统计》，《统计资料周报》1975年10月3日、1978年2月3日。
从1900年到1913年，加拿大学者称之为“小麦繁荣”时代，也是帝国主义为从新瓜分世界而激烈争夺的时期，13年中外资增长1.8倍，平均每年增长8.4%。1914年到1930年，加拿大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二十年代的经济高涨阶段，外国投资继续增加，但速度比以前有所放慢。到三十年代的大危机与长期萧条时期，外国在加拿大的投资，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9.2%。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外资恢复增长，但直到1945年尚未恢复到三十年代大危机前的水平。战后，外国资本蜂拥而至，急速增长。从1945年到1975年， 30年间增长了8.6倍，平均每年增长16.8%，是加拿大历史上外国资本增长最快的时期。总的说来，从1867年自治领成立到1975年的108年中，外国在加拿大的投资共增加了34.2倍。到1975年，外国在加拿大的私人长期投资累计总额，相当于加拿大国民生产总值的42%。使加拿大已成为世界上外国资本渗透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程度最深的国家。
加拿大受外资渗透的程度，从它在美国私人资本输出中所占的地位来看，更是一目了然。美国是当今世界帝国主义国家中最大的资本输出国，私人国外投资遍及五大洲。就单个国家来说，加拿大是世界上输入美国私人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1976年底，美国在国外的私人直接投资总额为1,372亿美元，其中投在加拿大的就占339亿元，比美国投在英国的直接投资多1.16倍，比投在西德的多2.26倍，比投在法国的多4.7倍，比投在澳大利亚的多5.2倍，比美国在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总和还多16%。
在加拿大的整个经济发展历史中，外国资本的输入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特别是早期阶段，外国资本在加拿大经济所使用的资本总额中占有很大比重，本世纪二十年代为50%，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比重更高。大规模引进外资，对加拿大某些经济部门的发展，无疑是起了很大的加速作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加拿大铁路事业的蓬勃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某些经济部门的发展，无疑是起了很大的加速作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加拿大铁路事业的蓬勃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某些采矿部门的突飞猛进，都是明显的例证。但是外资的自由涌入，也给加拿大的经济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第一， 加拿大一些重要经济部门被外国资本控制。
随着外资输入的增长和投资形式的变化，加拿大经济受外国资本控制的程度愈强。加拿大官方统计，对加拿大经济被外国资本控制的情况，每年都提供按部门分列和包括有公司数、资产、销售额、应纳税收入和利润等项目的详细资料。但是，加拿大的官方统计，明显地缩小了外国资本控制的程度。因为，官方统计中所谓的“控制”，是按50%以上的股本被谁持有来划分的。而实际上，控制一家公司，常常只需掌握小于50%的股本就够了。因此，考虑到加拿大官方对控制所采用的定义，外国资本对加拿大经济的实际控制程度，要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
表 2          外国资本对加拿大经济的控制程度（%）

部   门      控  制  的  百  分  比
1926年 1939年 1948年 1963年
制 造 业
石油与天然气
采矿与冶炼
铁      路
其他公用事业 35
---
38
  3
20 38
---
42
  3
26 43
---
40
  3
26 60
74
65
2
4
合   计 17 21 25 34
资料来源：《加拿大商业季刊》1975年春季号，第26页
从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出，就加拿大整个经济而言，外国资本控制的程度不断提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尤其是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加拿大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虽然对外国资本的依赖远远大于以后时期，但是，由于外资输入主要采取证券投资形式，所以加拿大经济受外资控制的程度还很低，尚未形成一种威胁性势力。可是随着直接投资的增长，尽管外国资本占加拿大经济中使用的总资本的比重比前大为下降，但外国资本控制加拿大经济的程度却与年俱增。
到七十年代初，外国资本控制加拿大经济的程度，又进一步提高。就整个非金融部门的资产来说，外国资本控制的百分比，已从1963年的32%，升至1970年的35%，1971年再升至37%（1975年降至33%）。1975年，外国资本控制的加拿大非金融公司，总数达6,102家，其中受美国资本控制的为4,454家，占73%。
表 3   1975年外国资本控制情况（%）
部  门 资  产 销 售 额 利  润
农 林 渔
采 矿 业
制 造 业
建 筑 业
公用事业
批发贸易
零售贸易
服 务 业    9
  57
  56
  14
  8
  29
  21
  27   7
  67
  58
  14
  11
  28
  18
  21   19
  65
  66
  15
  18
  28
  12
  30
非金融部门合计   33   37   46
资料来源：《公司和工会申报局1975年度报告：第一部分----公司》加拿大统计局，1978年4月，第142、150、154页。
同外国在加拿大投资的部门分布相适应，外国资本控制程度最高的是加拿大的采矿业，其次是制造业。对这两大部门中的许多行业，外资控制都达到很高程度：
表 4     1975年外资控制采矿业与制造业若干部门的情况（%）
    资     产    销  售  额
金 属 矿
矿物燃料
烟    草
橡    胶
纺 织 品
机    器
运输设备
电机设备
非金属矿制品
石油和煤制品
化学和化工制品 44
71
100
93
59
67
78
66
66
92
75 45
86
100
90
57
68
88
66
56
96
83
资料来源：《公司和工会申报局1975年度报告：第一部分----公司》加拿大统计局，1978年4月，第142、150页。
显然，外国资本控制程度高的都是加拿大工业中重要的部门。据《加拿大商业季刊》1978年春季号上一篇文章报道，加拿大整个制造业将进60%被非加拿大居民所控制，石油和天然气工业中使用的长期资本的四分之三，矿业部门长期资本的一半以上被非加拿大居民所控制。而橡胶工业中长期资本的99%、汽车及零部件工业中的96%、电器设备工业中的73%以及化学工业中的86%，都控制在外国资本手中，而其中绝大部分（80%）又控制在美国资本手中。 据加拿大《金融邮报》1977年夏季增刊号报道，加拿大全部非金属公司，按销售额计算的最大的200家公司中，有135家所占总数的75%被外国资本控制，不少公司100%的资产完全属于外国资本所有。其中赫赫有名的加拿大福特汽车公司的资产，88.1%属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所有；加拿大通用汽车公司的资产100%属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所有；加拿大石油部门最大的公司帝国石油公司69.5%的资产属于纽约的埃克逊公司，如此等等。至于资产100%属于外国资本所有的公司，在加拿大最大的200家非金融公司中就达68家之多，例如加拿大克莱斯勒公司、加拿大国际造纸公司、加拿大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等。
外国资本对加拿大经济的高度控制，严重地损害着加拿大的民族利益。外国首先是美国资本，凭借着对加拿大经济的巨大控制权，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支配加拿大经济发展的方向、结构与性质。加拿大是有生产与供应地区脱节问题，长期遭受阻扰而得不到解决，就是一例。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加拿大西部阿尔伯达和萨斯喀彻温省大量的石油被源源运往国外保证美国工业的能源需要，而加拿大渥太华河谷以东的东部地区却要依赖进口石油供应的情况始终没能改变。
第二， 外资毫无限制的自由流入以及从属于外国资本利益的投资倾向，在许多方面大大加剧了加拿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包括部门之间和部门内部的不平衡发展，以及地区配置的不合理现象。
美国垄断组织为了掠夺资源，使加拿大变成自己的原料附庸，极力促进加拿大采掘工业的优先发展。结果，加拿大采矿业片面膨胀，例如，从1945年到1973年，加拿大石油产量猛增了77倍，天然气产量增长了64倍，铁矿产量增长48倍。在美国和其他工业发达的国家，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采掘业的比重趋于下降，而加拿大的情况则恰恰相反，采掘业的比重连续上升。
外国资本对采掘业的控制，使加拿大采掘的许多矿产绝大部分被运往国外，不在加拿大加工，因而外资控制下的加拿大采掘业的巨大发展，并没有带来有关制造业的相应发展。换言之，外国资本对加拿大采掘业的控制，人为地阻碍了加拿大制造业的发展。石棉工业可以算是一个典型例子。加拿大石棉工业实际上完全被美国资本所统治，1974年加拿大开采的石棉源矿，94%被运往外国工厂进行加工，因而在加拿大的石棉生产部门中，几乎只有采掘业而没有加工业。其他的如铁矿等部门，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种情况。
外国资本的控制，除了导致加拿大采矿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外，还造成制造业内部各部门之间严重的比例失调。由于外国垄断组织掠夺和控制的需要，加拿大制造业中，得到较大发展的是造纸和有色冶金等面向出口市场的部门，而黑色冶金工业和一般机器制造特别是机床制造业，则遭到了人为阻扰而发展缓慢。美国垄断资本为了阻碍加拿大钢铁工业的发展和推销美国的铁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极力阻扰加拿大黑色冶金业建立自己的原料基地，虽然战前已知加拿大蕴藏有丰富铁矿资源，但几乎完全没有进行勘探与开采工作，以致使加拿大铁矿开采业极为薄弱，被迫从美国输入所需铁矿的绝大部分。
外资控制造成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也表现在生产力地区配置的某些极不合理现象上。如加拿大主要工业区远离煤矿产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加拿大的工业，80%集中于安大略和魁北克两省西部，这里是加拿大最大的工业中心，这种布局本来就是美国资本利益所决定的，它实际上是美国经济区的自然延伸，可是该地区完全没有煤矿藏，它离新斯科舍煤区约1,600公里，离阿尔伯塔煤田更远达3,000公里左右。因此加拿大主要工业区用煤不得不依赖从美国进口。安大略水电公司的能源几乎四分之一用进口的美煤，加拿大最大的三家钢铁公司炼钢用煤也几乎完全依赖从美国进口。
第三， 外资控制，使加拿大的失业问题和国际收支状况恶化。
如前所述，外国在加拿大进行巨额投资的目的之一，是掠夺加拿大丰富的自然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外资控制的加拿大采掘业和冶炼业的相当一部分产品，都以原材料或只经过初步加工的半制品输往国外，而不在加拿大生产制成品。其结果势必要人为地影响加拿大制造业的发展，从而减少制造业可提供的就业机会，使失业问题更为严重。这就是加拿大报刊中称为“就业输出”的情况。以石棉业为例，加拿大政府曾估算过：加拿大开采的石棉原矿，在加拿大进行加工的比例即使只提高到25%，也会带来直接提供20,000人就业机会的一个部门的建立，何况这种情况在加拿大的许多部门普遍存在。失业本来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产物，但对资源丰富而又只有2,000多万人口的加拿大来说，失业问题竟严重到超过许多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程度，这不能不使外资控制的一大恶果。
至于外资控制对加拿大国际收支状况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大量出口原材料，大批进口制成品，使贸易差额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再以石棉为例，从1964年到1969年，加拿大出口石棉纤维只1,600万元，而进口经国外加工过的石棉制品的价值为4,970万元，仅此一项，就造成贸易逆差3,370万元。所以，在加拿大经济中，由于外资充斥，使加拿大国际收支状况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第四， 外资控制大大加剧了加拿大经济的不稳定性。
外国资本尤其是美国资本对加拿大经济的渗透与控制，使加拿大经济严重依赖于美国经济行情。加拿大对外贸易60—70%集中于同美国进行，因而美国经济中任何微小的行情变动，都会在加拿大经济中得到反映。加拿大的再生产过程也与美国及经济周期关联最为紧密。 五十年代后半期，美国加紧采购铀矿，加拿大的铀矿工业成了加拿大采掘业中的一个主要部门，而六十年代初，美国采购的规模缩小，加拿大铀矿部门的处境就急剧恶化。出于安大略省的美国子公司喀兰矿业有限公司，1973年突然关闭了他的全部业务，原因是他的美国母公司业务景况不佳。一旦美国经济处于衰退阶段，美国总公司通常总是“优先”让它的加拿大分厂或子公司停产与解雇工人。所有这些影响，加拿大公众也逐步有所感觉。
二战后，加拿大经济的发展一直受到外国资本的影响，其结果是它的许多主要工业部门处在外国、尤其是美国资本的控制之下。外国资本对加拿大经济有上述一些消极的影响，但我们也应注意到战后发达国家经济相互依存的加强是一种普遍的趋势，并不是加美经济关系中所特有的现象，只是由于加拿大的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缺乏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使其工业化的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主要依赖外部供应，因此，加拿大维持了较高的资本对外依赖水平。但是，虽然加拿大经济中外资水平较高，却并没有严重到影响加拿大人维护自己主权和独立。而且80年代以来，外国资本在加拿大非金融资本中的占有率也有所下降，例如在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外资占有率下降较为显著，从1968年占75%降至1987年的35%，其中美国资本的占有率从1968年的61%降至1987年的25%。 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经济来临之际，加拿大经济更是持续增长，2000年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5%，位于“七国集团”各工业发达国家之首。迈入21世纪的加拿大在保持经济持续繁荣的同时也将继续维护自身民族特性的独立。

参考文献:
[1] Li, Peter S. The Making of Post-war Canada[M]. Toronto. 1996
[2] Metcalfe William(eds.) Understanding Canada[M] New York University 1982
[3] Clement, Wallace. Canada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A]. Daniel Glenday, Hubert Guindon, Allan Turowetz, eds, Modernization and the Canadian State. Toronto, 1978
[4] 洪邮生.加拿大--追求主权和民族特性[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
[5] 吴纪先.加拿大经济[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
[6] 高鉴国.加拿大文化与现代化[M].辽宁出版社，2000年

作者简介: 袁锐,女,四川绵阳人,四川外语学院在读研究生, 主要从事英语国家文化研究
e-mail: yuanray77@hotmail.com

走出冰封世界
——解析阿特伍德小说《猫眼》中的二元对立
尤蕾   傅俊
内容提要：当代加拿大知名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集小说家、诗人、文学评论家于一身，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一直以“加拿大文学代言人”的身份活跃在世界文坛。本文围绕她的第七部小说《猫眼》，以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的二元对立观为切入点，从游戏、“猫眼”视角、回忆和主人公画作这几个角度入手，分析主人公对二元对立观从初步接受，到内化，及至最终超越这一漫长曲折的内心之旅，并指出重新评价“差异”从而打破二元对立的意义。
关键词：阿特伍德    《猫眼》    二元对立
Abstract: Known as a public voice of Canadian letters for the past 30 years, the contemporary Canadian woman writer Margaret Atwood distinguishes herself by her numerous highly acclaimed works ranging from poetry, fiction to criticism. The following paper is a tentative analysis of her seventh novel Cat’s Eye. Centering on binary opposition rooted in Western metaphysical tradition, it makes an exploration of the heroine’s long journey to maturity, i.e., from her initiation into, to her internalization, till her final transcendence of binary opposition, from the angles of games, cat’s eye vision, reminiscence and the heroine’s paintings, and points out the vital part played by the re-evaluation of difference in dismantling binary opposition.
Key Words:   Atwood     Cat’s Eye     binary opposition


一、引言
当代加拿大知名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集小说家、诗人、文学评论家于一身，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一直以“加拿大文学代言人”[1]的身份活跃在世界文坛。她的第七部小说《猫眼》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享誉文学界。与前六部小说一样，《猫眼》关注的是个人如何面对种种压抑人性的社会规范和思维定势,进而学会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的问题。小说中，束缚着人们思想的是植根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的二元对立观。作为形而上学把握世界的一个基本模式，它受到解构主义倡导人——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猛烈抨击。德里达认为，“唯见一种鲜明的等级关系”[２]的二元对立，鼓吹尊崇一方而贬抑另一方的“非此即彼”的狭隘思维，隐含着深刻的危机。在小说《猫眼》中，我们看到无所不在的二元对立：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强国与弱国，强势社会群体与弱势社会群体。这种对立甚至还体现在个人身上，如理智与情感，意识与无意识的对立。这一导致西方社会精神荒原的重要思想根源，也是造成《猫眼》主人公伊莱恩冰封的内心世界的直接原因。本文将从游戏、猫眼视角、回忆和主人公的画作这几个角度来探讨伊莱恩对二元对立观从初步接受，到内化，及至最终超越这一漫长曲折的内心之旅。

二、 对二元对立观的初步接受
小说描述了年届五十的女画家伊莱恩到多伦多——她度过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地方——举办个人作品回顾展。往事涌上心头……伴着主人公的回忆和反思，旧时的恩恩怨怨终于消泯殆尽，小说结束于伊莱恩画展后的返机途中。
不难发现，阿特伍德的多部作品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施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对立。这一对立也在小说《猫眼》中，特别是在儿童的游戏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作为儿童模仿成人的重要活动方式之一的游戏，看似无邪，实则承载着社会规定的、人们必须遵守并付诸实践的种种规则和目标。于是，这种渗透着社会价值观的儿童游戏，成了二元对立观——本书中最具代表性的成人思维模式的载体，深刻地影响了主人公早年性格的养成。
正是在这些早已失去童真童趣的游戏中，伊莱恩一次又一次地扮演受害者的角色。以科迪莉亚为首的女孩们以帮助伊莱恩改进为名,对她的一言一行无不横加指责和嘲讽。这种所谓的“改进”游戏令她无所适从，极度自卑，在评判的眼光下度日如年。而在“活埋”游戏中，伊莱恩扮演砍了头的苏格兰玛丽女王，被科迪莉亚“活埋”在她家后花园的洞里，久久不被放出。在这个痛苦的瞬间，伊莱恩“失去了力量”，过去的那个无忧无虑的她死了，未来如同一扇门一样对她永远地关闭了。而更为残忍的沟壑边的游戏则几乎将伊莱恩推向死亡。科迪莉亚将伊莱恩的帽子扔到桥下小溪中，并命她将其捡回。伊莱恩陷入结了冰的溪水，眼看就要冻死之际，被一个她坚信是圣母玛利亚的女人救起，并护送她回到母亲的怀抱。在这场唯见黑暗人性的游戏中，伊莱恩作为受害者的这一形象让读者铭刻于心，挥之不去。事实上，儿童野蛮的游戏下隐藏着的是成人的二元对立观。这种思维模式把现实划分为“我”和“他者”，“他者”即“非我”，是种种反面形象的代名词，因而常常受到歧视、排挤甚至迫害。从本质上来讲，二元对立要求的是一种对 “我”的趋同，因此任何背离“我”的“差异”都是无法容忍的。正是这种差异（她远离城市的丛林中的生活，她开明的父母与众不同的价值观念）使伊莱恩陷入了孤立，并因此受到各种精神上的折磨。
另一方面，游戏强烈的性别暗示又将另一对被一些作家称为二元对立的原型——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推向前台。拼贴画游戏拼贴出一个个刻板虚假的“夫人”形象，而女性在为追求完美而争相模仿这些形象的同时，也失去了真实的自我。这些片面夸大女性特征的刻板形象，一方面使男女之间的差异更为明显，从而将女性放逐到“他者”的地位上。另一方面，它们也成为父权社会控制女性的手段，女性只能去扮演并被限制在这类为人妻、为人母的“夫人”角色中，桎梏于女性从属、依附男性这一传统观念之中，提供给女性的社会空间是如此狭小，从而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男性的支配地位。性别差异使女性沦为受害者这一社会现象，在许多女性作家的作品中都得到了深入的探讨，事实上，阿特伍德本人就“频频不断地把加拿大的无力状况比作是女人的柔弱境况。”[３](191)
虽然竭力逃避自己的受害者身份，伊莱恩却也在不知不觉中逐渐认同了这一身份。她盲目地接受别人对自己的判断：“我不正常，跟别的女孩子不一样”。 她渐渐地把一切过错都归咎到自己身上: “我眼下所遭受的一切是我自己的错……”她想尽办法要使科迪莉亚她们满意,因为，“我极其害怕失去她们。我想讨她们的喜欢”。她渴望被他人、被社会所接纳，而这种接纳却是以牺牲个人的主体性和个性为代价的。真实的自我被一个统一的、规范化、标准化的自我所覆盖。别人的认同赞许成为衡量自身价值的唯一尺度。而此时的伊莱恩在她以自我分裂的痛苦方式融入社会的同时，这个社会的重要价值标准——二元对立观，也侵入了她的意识领域。

三、对二元对立观的内化
经历了生死磨难的伊莱恩在强烈的自我保护欲的驱使下，采取了不同从前的“猫眼”视角，在自己和他人中间，人为地设置起一道障碍。作为小说题目的“猫眼”，是童年的伊莱恩常玩的酷似猫眼的玻璃弹子，在伊莱恩生活的各个重要阶段反复出现，带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儿时的伊莱恩将猫眼视作充满神秘保护力量的护身符，她渐渐学会了象猫眼那样看人，却也失去了正常人应有的感觉，变得麻木、冷漠，“我的心中出现了一种坚硬的东西，水晶般透亮，似一颗玻璃。”她成了一颗活的猫眼，一个冰女孩。少女和青年时代的伊莱恩也学会了用评判的眼光，敌对的态度，去对付她从前的施害者，把她们，尤其是把科迪莉亚看作是与“我”对立的“他者”。她将后者过去对她的种种精神折磨逐一反施其身：她在墓地自称是吸血鬼，来吓唬控制科迪莉亚；她将科迪莉亚当作靶子来练习自己刻薄的口才；作为科迪莉亚“最好的朋友”，她无情地嘲讽后者演出上的失败；在科迪莉亚最失意的时候，她不肯给予起码的安慰；科迪莉亚精神崩溃，入住精神病院后，她拒绝科迪莉亚要求帮助离开医院的请求，后者从此音讯全无。显然，此时的伊莱恩在她由受害者向施害者的角色转换过程中，已内化了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并因此陷入了一片黑暗僵冷的内心世界，无法自拔。
伴随着伊莱恩情感上的冷漠的是她的“健忘”，“有些事情我已经忘了，我已经忘了我已把那些事情忘记。”这些被她压抑的记忆是她的过去，因为过去只会使她想起自己当年处于“他者”和受害者地位时的无力无助。如前所述，偏离所谓 “主流”的“差异”是用以区分“他者”的唯一标准，人们往往因民族、种族、阶级等差异而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小说中来自印度的留学生班纳杰先生、犹太人邻居费恩斯坦恩夫人和伊莱恩的老师——故乡苏格兰横遭掠夺的斯图亚特小姐，无一不在忍受种族歧视、殖民统治和战争所带来的创伤。“他们不属于他们身处的这个世界，……他们所感到的一些重要品质已失去或受到抑制。”[４](15)在本书中，阿特伍德更为关注的是性别的差异，它使女性成为“他者”的代名词，成为他人主观印象的投射场所，成为物化了的客体，而失去了人所特有的主体性。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伊莱恩竭力回避自己的女性身份，宁愿把自己变成一只冷冰冰的评判的眼，而这只眼也使她实质上成为父权制的帮凶，驱使她用带有偏见的眼光去看待其他女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论是她与美术老师约瑟夫的恋爱，还是与第一任丈夫乔的婚姻，都以失败告终。一方面她下意识地反抗男性利用所谓的“女性形象”对她的定位和规范，另一方面她毫不犹豫地将同样虚假刻板的形象投射到其他女人身上。她对苏茜（那个和她同时与约瑟夫恋爱，怀孕后自行堕胎，差点丧命的“情敌”）的态度就是最好的例证。从伊莱恩见到苏茜的第一面起，她就主观武断地给苏茜贴上种种含有贬义的标签：先是不懂爱的浅薄女子，然后是被爱压垮的恋人，接着又成了“没有理智、胡搅蛮缠的”“问题儿童”。她看不到苏茜作为个体的人所具有的独特个性和复杂性，而只是简单地将其归类为“非我”，正如她对自己的定义也不再是她真实的自我，而是她用以逃避“他者”地位的抽象概念——“非他者”。事实上，这类伊莱恩强加给苏茜的肤浅而缺乏个性的女性角色折射出男性对所谓“女性气质”的规定，即男性才是这类女性刻板形象的始作俑者。它们如同一面镜子，能做的只是被动地反映男性的欲望、需求、价值观和审美观。伊莱恩生命中重要的两个男人乔和约瑟夫，前者认为女人只有两种：不是聪明就是愚蠢，而后者则视女人为“无依无靠不能自立的花，或是供他摆弄或审视的人体。”由此可见，“在父权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妇女的思想常常被视为封闭的空间。在那个空间里，由男性思想所创造的一切被存在着或者受到顶礼膜拜。”[5]

四、对二元对立观的超越
小说开首的那一段话提纲挈领，预示了小说的基本结构特征——记忆的并置。那一个个浮出水面，并为主人公意识所捕捉的是她深埋在潜意识中不愿面对的过去。当四十九岁的伊莱恩于旧物箱中偶然发现了自己封存多年的 “猫眼”弹子时，记忆之闸打开了。“我往这弹子里看，看到了我生活的全部。”鼓足勇气直面过去、体味旧创带来的是对过去的深刻反思和洞察，并促使她逐渐认同了科迪莉亚。书中反复出现的双胞胎意象暗示了两人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我俩就象旧的寓言故事中的双胞胎，每人都被给了半把钥匙。”这是一种理解基础上的认同。伊莱恩意识到科迪莉亚对自己的施虐不过是把其父对她的不公转嫁到小伙伴身上的表现。科迪莉亚对成人的模仿，她不停地变换面具，她“给人以虚假感觉”的风格都暗示着她分裂的人格。和童年时的伊莱恩一样，在父权制的高压下俩人都处于“他者”的边缘地位。这种认同打破了施害者与受害者、“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而对伊莱恩抛弃二元对立思维起到关键作用的另一事件则是哥哥斯蒂温的死，他被作为西方社会、白人和 压迫阶级的代表，被一群恐怖主义劫机分子推下了正在高空飞行的飞机。“他死于以眼还眼”，深切体现二元对立思维的种族、民族的纷争使他成为最无辜的牺牲品。
如果说回忆促成了主人公的转变，那么从她的画作中我们不仅能觉察出这种转变，而且也能感受到她通过艺术超越二元对立观的努力。
我们注意到，小说除第一章“铁肺”外，其余十四章都以主人公回顾展上的绘画作品为题，这些作品以不同于伊莱恩回忆性叙述的角度将她的故事无声地道出。在《猫眼》中，艺术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主人公可以通过绘画艺术来重构“那些她无法言谈的过去生活中的某些方面。”[４](69)正如伊莱恩自己所承认的那样，“那时侯我的许多画都始于我对文字的一种混乱不清的概念。”就象她的叙述一样，这一幅幅画同样把她带回到了过去，从早期作品的无意识回忆到后期作品对往事有意识的追溯。但更为重要的是，从画家的画作中，尤其是五幅近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主人公对传统的观察事物方式的挑战和超越。不同视角并存，种种“差异”游戏其中，从而消解了僵硬封闭的“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这些画作同时也表现出一种习惯于用评判的目光注视他人的主人公过去所无法想象的同情的目光。这种目光来自理解，来自人与人之间真诚的交流和情感的投入。这种目光在阿特伍德看来尤为重要。在《生存》中，她这样写道，“甚至我们所观察的事物也要求我们的参与、我们的承诺，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其结果就是一种越狱，一种从我们旧有的观察习惯的逃脱和一种 ‘重新创造’。”[6]最后一幅画《统一场论》则最传神地表达了这样的一种“重新创造”。画面上种种对立的二项并存在同一层面上：过去和现在，科学和艺术，光明和黑暗，生者和死者。它们之间原本可畏的界限，现在已了无痕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自由的交融与和谐。而阿特伍德所希望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建立在对立各项相互联系基础上，包容一切而又充满活力的过程。”[7]在这幅画中，我们看到伊莱恩对生活、对现实全新的领悟，这种领悟最终促使伊莱恩在想象中与科迪莉亚和解。在她向后者伸出双手的刹那间，她眼里和心中的坚冰融化了，“我眼中的飞雪如轻烟似的渐渐隐去。”
对二元对立观的超越，不仅表现在小说内容上，也在阿特伍德兼收并蓄、不拘一格的写作策略上得到体现。她对梦境、幻觉的大量运用，打破了现实与幻想的界限；她对各类体裁的吸纳，如自传、历史小说、民间故事，童话等，消解了文学史上长期盛行的体裁高低之分；她采用柏格森的心理时间，运用意识流手法，使“现在和过去，时空和记忆的不同维度，交汇在一起。”[４](15) 艺术手法上的包容对应着思想上的解放,“非此即彼”的逻辑为“亦此亦彼”的理念所取代。世界是一个圆，种种如主体与客体、事实与虚构、意识与无意识等二元对立关系被摒弃了。

五、 结论
综上所述，以二元对立为代表的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现代西方人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困境。那么人们如何才能走出这狭隘的思维定势呢？在这里，阿特伍德强调“差异”的重要性，呼吁重新评价“差异”。这一点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席卷西方的深具颠覆性的后现代思潮密不可分。在这股思潮中，那些此前因为性别、种族、阶级等的差异而一直受到压制的社会群体也象那些主流社会群体一样，被载入了史册。这种对“差异”的重估最终将会达成对立二项之间平等的交流与对话，从而打破“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处在一个科学进步加速了人们传统认知和思维模式崩溃的时代，成长在一个具有强烈“反中心”意识的国度，投身于“在今天加拿大多元和变动的社区中正在形成的后现代写作”[8] 中的阿特伍德，无论是“她的性别，[还是]她的民族政治观，都凝聚成了一种对人类权利的强烈的关注意识。”[３](191)谈到《猫眼》，作者曾自言要以这部半自传式的小说来“重建文学的家园”[9]，毋宁说她是在人类精神的荒原上建立了一个突出重围的绿洲。

注释:
①小说引文皆出自 [加拿大]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猫眼》， 杨昊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
参考文献：
[1] 傅俊：《渊源·流变·跨越：跨文化语境下的英语文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19页。
[2] 王先霈、王又平:《文学批评术语词典》，[Z]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353页。
[3] [加拿大] 琳达·哈切恩:《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加拿大现代英语小说研究》，[M]赵伐、郭昌瑜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
[4] Davidson, Arnold. Seeing in the Dark: Margaret Atwood’s Cat’s Eye. [M] Toronto: ECW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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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ooke, Nathalie. Margaret Atwood: A Biography. [M] Toronto: ECW Press, 1998, p294.

加拿大民族身份---谁可与主
四川外语学院研究生部
                                                                  叶向平

摘要:加拿大仍是一个性格不明确的经济强国.这种状况与其世界经济地位极不相称.占人口绝对优势的英裔为何不能成功地引领这个年轻的国家摆脱这种窘境?这有历史的,地域的,经济的,民族的深刻原因.加拿大性格何时能定性?民族凝聚力是不是就是个时间问题?
关键词: 加拿大,民族身份,势均力敌,原因,

    虽然迄今为止,"美国热"的余温并未消散,但人们的目光却都不自觉地关注上了这个超级大国的年幼邻邦.说它年幼并不夸张.因为与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中华相比,它确实是太年轻.建国才不过一百多年,而且直到1949年3月,纽芬兰才最终加入联邦.虽然加拿大如今已早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这个地大物博,资源丰饶的枫叶过国度也成了一些世界有识之士纷纷向往的圣地麦加.但作为一个民族,其精髓和立足之本是其民族身份,一种认同感和凝聚力.正如华夏民族之大而"和"为主流,因为有汉文化为主形成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以日本岛国之小而立于东亚之颠,因为他们有大和精神光芒下的凝聚.所以,一种文化可构筑一种身份,以其强烈而鲜明的对比而找到一个国家乃至个人的心灵归属.他们知道自己是谁.美国人自幼便知自己是世界强国的公民1 ,所以"美国人"这个名词很容易限定.而加拿大人则自小便认为自己是个民族性格不明确的国家的公民,说不清它的现状,也说不准它的未来 2 .
    加拿大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与其所有远亲近邻均有所不同.它的已被世人公认的多元文化现状和多元文化主义,在促进一个民族文化"百花齐放"的同时,也模糊了它的民族身份.致使即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英裔文化也无法改变这个现状.更无法挑起构建加拿大身份的重任.

    这首先在于英裔加拿大人自己的不一致和冲突.在提到加拿大人时不可避免会看到French Canadians和English Canadians这两个词.而这两者不仅从字面上有很大区别,在民族心理上差异更大.英裔加拿大人这个笼统的概念模糊了其内在根本的差别.因为当时从英国去加拿大的人,并不是现存加拿大人的全部.当年赴加的讲英语的人源自不列颠群岛的各个部分: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等等.虽然他们都讲英语,但同宗语言并未成为他们形成同一民族身份的坚固桥梁.入加的说英语的人尽管没统一,但是必须承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团结的.这种团结凸显在于法裔加拿大人的冲突与争斗中.不过这种团结热忱的来源却不是因为他们有统一的民族意识---如果事实如此的话,加拿大民族身份的概念将早就不是讨论热点,而成为既成事实---而是源于他们地域趋同性和宗族同源而带来的政治上的相对认可.这种认可之所以是相对的,因为英格兰和爱尔兰间的政治,武装冲突是众所周知的.这种民族意识对这两大类英裔移民不可能没有影响.纵观这个年轻国家的历史,和平的环境没有为这种建立在特定条件下的团结提供更多的生长土壤,反而使它不时因缺乏共同利益追求而停滞在说英语人群的派别政治斗争中,停留在母国矛盾影响的漩涡中.这无疑是英格兰人同化其他讲英语的加拿大人的最大障碍.这样的背景下,在听到说英语的加拿大人回答"你是哪一民族"的提问而听到他们说'我是苏格兰后裔'或'我是爱尔兰后裔'时,就不会感到惊讶了.3 问题其实十分简单:都说英语是一回事,讲英语的人是否经过几百年已形成了新的民族又是一回事.住在一个国家不是形成一个大民族的充分条件.既然新产生一个民族如此困难,那么已经形成的民族的民族意识当然很难消失,更难转化为另一民族,这就十分好理解了.也就是在这种固有的民族意识的驱动下,英裔加拿大人中,一半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不承认为英格兰人4.所以,操英语的加拿大人至今还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在他们中间只有统一语言概念 5 ,或许还有同一的族源概念,但没有统一的民族概念.当然就难从己做起建构整个加拿大民族身份的伟大工程了.

    作为加拿大最大的人群,英裔自身的不统一无可置疑的影响了这个国家民族身份的早日形成.但这种内耗远不及法裔加拿大人对此形成的强大阻力.法裔加拿大人的情况完全不同.他们都来自法国,说同一门语言,都是法兰西民族的后裔,因而他们不仅有地域认同感,还有政治认同感和共同的心理素质.语言在法裔加拿大人中建起了很强的纽带作用.是他们反击英裔加拿大人及其文化的坚强武器.因此法裔加拿大人也充分利用各种手段保护自己的语言,发展它,发扬它,不惜通过各种手段,包括立法的司法的方式进行抗争.比如:魁北克当地语言法规规定:所有户外标识均应使用法文书写.约翰.拉布拉克开的加油站外的招牌上写着:La Breque Auto Service(拉卜拉克汽车加油站).乍看之下,这个招牌并无不妥.毕竟在英语和法文中auto 和service这两个字都通用.但正确地法文词序为"Service Auto La Breque".所以这个不幸的加油站老板就因使用不规范的书写词序竟被罚款八千加元.
    100多年来,法兰西人在加拿大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引起法兰西人对自己前途的得严重忧虑. 6所以法裔加拿大人用语言为武器维护本族的特有身份地位无可厚非.然而问题在于:尽管法裔人数在加拿大排名第二,他们却都集中在魁北克及其邻近省.比如新不伦瑞克省,爱德华太子岛省,新斯科舍省和安大略省.这就为地方主义的滋生创造了温暖的环境.魁北克民族主义发展到要从加拿大独立出去的地步,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可以说是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成了魁北克民族主义发祥的诱因.因为美国独立后,许多忠于英皇室的效忠派涌入加拿大,从而彻底改变加拿大的英法人的比例,也改变了两种人的命运.魁北克省以外的法兰西人语言的被同化趋势在所难免.入住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的法兰西人,懂英语的比懂法语的人还要多;在西部各省,法兰西人后代在语言上受同化的现象就更严重.7 这样,魁北克的法兰西人理所当然只有坚守这最后一块的神圣战场.他们更有理由竭力维护法裔及法语在这个联邦中的地位---因为是他们的祖先最先到达加拿大,使他们建立了北美第一座城市:魁北克.这种民族主义在1962年利塞奇连任魁北克总理是进一步升级.因为此人设法使魁北克只用法语,从而造成魁北克生与其他省份对立.操法语的加拿大人要求有特殊地位,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对加拿大联邦政府又攻.其他省份则认为各省平等而反对.1968 年,魁北克出现了魁北克党,主张从加拿大中分离出来,在北美建立一个法语国家.该党的建立是民族主义发展成了分裂主义.分裂主义是加拿大民族身份形成过程中影响甚为深远的大冲撞.当然严重破坏了"盎格鲁"化加拿大的努力.
    法裔加拿大热衷于保留传统的语言形成对英裔的对抗.其实这种内在的凝聚力还来自他们仍旧奉行的法式生活习惯.他么这么做,表面是不忘来美洲开拓的先人,实际上用他们的话来说,这是他们对失去加拿大统治权,深受英国统治的反抗情绪...以此提高法兰西民族在加拿大的地位.8法裔加拿大人的抵抗还有强大的民族文学和宗教信仰作后盾.早期法国移民是多信天主教的.共同的语言信仰形成了在于英裔斗争中的号召力量.两种宗教竞争激烈,两大加拿大民族形同水火.1763 年的<<巴黎和约>>使法兰西居民深受胜利的英方的政治压迫,唯一的发泄口就是精神信仰.他促成了加拿大法拉兰西人得更加团结,有力的反击了英裔加拿大人经济政治上的同化.所以现代加拿大法兰西人成功组建自己的政党,成立自治政府,拟定施政纲领.如1968年的魁北克党就提出了"主权-结合".虽然民族间的交流不可避免,几百年的时间也许会使两大民族融合.但这种精神的存在,对英裔更是对早日明确加拿大民族性格的迎头痛击.

    英裔加拿大人至今也难完成建构加拿大身份的重任,美国应该也难辞其咎.真正的原因并不在于两国地域至近而产生的影响.这主要是指美国从经济上对加拿大的制约和文化上的渗透.加拿大作为一个年轻的却已现代化的国家,其经济发展速度和成果均为世人瞩目.经济实力的雄厚使它对国际人才万分具有吸引力,并从此开始了一个良性循环.加拿大经济的耀人成就取决于许多因素.比如长期和平的国内政治环境.即便是加拿大的独立,也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有序地协商谈判,没有发生暴力革命;再此是两战使其经济飞速增长.因为参战的欧洲农产品急剧减少,而加拿大则应运而成非常重要的增补基地,其重工业也应战争之需而长足发展;再次是吸引国际人才.就以中国而言,最终被批准赴加的人都是因其所学正好适应加拿大的某种需求,具有专业特长,适应当时那个时代的需要.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那就是对美国经济的依附.1900年,加拿大85%的外来投资掌握在英国手中,美国资本仅占14%.而到1954年,美国资本比重已上升到80%.1956年,在160亿元的外资总额中美国占117亿.且每年递增9亿元.9 这种经济制约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至加拿大工业方针的确立,重大工程的事实都要看纽约,芝加哥的脸色行事.
    的确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加拿大没有在经济上摆脱美国的阴影,有如何谈及构造一个独立的民族性格?即使有,那也是不完整不独立的.加拿大的有识之士已意识到美国化对自己祖国身份的巨大危害,也努力反击,但螳臂岂能挡车?所以虽力挽狂澜却只得英雄抱憾归.梅西委员会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美国势力的影响,加拿大广播公司和国家电影局为民族音乐家的成功创造了许多机会,加拿大本土作家的俄作品也越来越鲜明的体现加拿大的民族特征.克市文明的流向也是从高处到低处.大量美国宣传工具---报纸,电影,电视几乎垄断了加拿大的文化市场.大批加拿大人对美国播放的节目偏爱使加拿大民族主义者无可奈何...加拿大的体育运动,尤其是曲棍球等强项,都已与美国的体育运动合流了.10人口占多数的英裔加拿大人,因为与美国文化可以算是同宗同祖,也根本无意也无力取抵消这个强大邻邦的影响. 在这种严峻的事实面前,加拿大民族文化身份何时才能像其国旗上的红枫叶一样独放异彩,时间是否就能给出答案,确实是个问题.

    美国的势力对构建明确的加拿大身份影响巨大,似乎使移民的作用淡化了.其实和美国一样,加拿大从立国之初,甚至之前,就开始了移民历史.只是初期的英法移民早已成了加拿大的自然公民了,而且还是主体公民.加拿大政府根据需要不断调整其移民政策---一把名副其实的"双刃剑"---这种政策在吸引了大批饱学之能人异士的同时,却无形中形成了加拿大民族身份的绊脚石.冷静地观察者不难发现,如今能顺利踏上这枫叶国度的多是饱学之士.他们的思想言行在饱浸了自己本土文化性格后,打上了深深的民族烙印.且看中国赴加的移民.早期的赴加移民与赴美移民一样,多从事繁重而新科的体力活.他们的文化水平显然很低,不可能对加拿大的民族性格产生台的影响;即便他们为了生存而聚居,也不可能形成强大的本土文化圈,反而是极易被同化.而如今移居加拿大的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出于政治上的加拿大白人政府的歧视政策,另一方面出于对祖国文化和民族的自豪感及赤诚的炎黄子孙之心,仍恪守几千年承袭下来的中华风俗季节日,弘扬中华语言.华人移民并不是要故意阻扰新故乡的性格建构,但高度发达的中华文化是不可能被取代的,这是本来就脆弱的加拿大性格的统一遭受到强烈挑战.因而加拿大在外国知识分子及其发达文化的冲击下,将更难凸显其特色.如果说确实有一种特色被浓化了,那也只是指这种"拼凑式",而非一个统一的,占主导的民族性格被加强了.
    华人比唯一对加拿大产生精神文化影响这么大的人群.随着加拿大本土公民意识的变化及出生率的降低和"丁克"家庭的出现,大批欧洲移民,包括意大利裔,德裔,乌克兰裔,葡萄牙裔,西班牙裔,波兰以等等,也成了加拿大民族生存的新鲜血液..但欧洲大陆历来都是多冲突,多战争,与笃信"天人合一,和为贵"的中国人不同,他们好斗.长期的战争和分裂使同宗的各族人民利益冲突大.即使到了新的土地仍不统一.只有对立,竞争.如在加拿大的斯拉夫人,就因为来自中欧,东欧,获南偶尔从来没有团结过.其他移民集团也有类似情况.11移民集团分裂的加剧,其实是强化了对主体文化及其上所建的民族性格的离心力.脆弱的加拿大民族性格就更加四分五裂.


    建构加拿大民族身份的理上阻力重重.美国和移民只是增加其困难的两个砝码.最深的原因应该从加拿大公民中寻找.如果他们从一开始便团结共建,那这还是个问题吗?英法裔加拿大人固有的诸多矛盾冲突,内耗了二者本应有的力量.力量内耗有历史的原因.世人都渴望和平.它是上帝送给人间的最珍贵的礼物.而加拿大则是这弥足珍贵的礼物的宠儿.纵观加拿大短暂的历史,它没有饱受如中国人民分分合合,民族干戈相向,几近亡国灭种的历史悲剧;也没有如同他国一样的几次面临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加拿大所面对的几次战争,如一战二战,都是远离其本土家园.即使是对加拿大人有划时代意义的1867年自治领的成立,也是和平过渡.此后又一直处在英联邦的羽翼护卫之下,可谓得尽天宠.美国在这方面也算是幸运儿了.但它的独立战争不也拚得你死我活?1812年战争不也硝烟滚滚?内战更是让联邦元气大伤.后来与苏联相互拖的精疲力竭.可正是这一次次的民族危机凝聚了不同人,共同的利益追求让它们融合.从而诞生了如同凤凰涅磐后的新民族风格.是否可以说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还有地理的原因.如此广袤的国土上却只散居了3000万人口!加拿大人在自夸其人均占地率高,中国人民在以艳羡的目光看着大洋彼岸的这个枫叶国度时,是否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距离是否与它们之间的空间距离成正比?
    加拿大有两个最早的土著民族:因纽特人和印第安人.尽管二者情况迥异,但却都不能被认为是可以推动形成加拿大性格的有力后盾.因为这两大民族自身特色太明显.
    加拿大因纽特人是单一民族.由于生存的原因,以致多生活在西北地区.从而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而这种特有风格是不可能被破坏的.可以看到:首先这种风格的载体---因纽特人---的人数正处于上升趋势.更不容易的事,在加拿大政府的帮助下,其文化教育水平正在提高.虽然当代便捷有效的交流手段可以改变他们的有些理念,但总言之,因纽特人历年积淀的文化坚不可摧.一种文化既然经过历史的检验能一直存在,那么它就有充分理由继续存在下去,不管它是大是小.极地极端恶劣的生存条件,气候的锤炼让他们意志坚强而团结.虽然各个集团的因纽特人住地相隔几千里,但却都是住在北极圈内.易形成近似或相同的生活习惯.而且他们这种文化的传承工具---语言---是相同的,只是操有不同方言而以.关键是他们的方言上的差异并不足以构成交流上的障碍.今日的现代化的通讯设备,使原先几乎互补往来,几近割裂的因纽特人被连接在一起,内聚力也加强了.这个无论从语言,生活习惯,民族意识各方面都基本相同的古老民族是不可征服的.他们没有与任何人和政府签订土地条约.他们坚守自己这块纯洁的生活领地,当然会以更加顽强的意志捍卫他们的精神家园.
    与单一的因纽特社会相比,印第安人的情况更复杂.但却不乏稳定.这一点与因纽特人是一致的.但是印第安人的稳定自成特色.因为它的稳定是建立在不同部落,不同语言之上的.可谓是历史沉淀之果.当初进入北美的印第安人的祖先本就操不同语言,所以当代印第安人语言分化大也在情理之中.并且它们也不像因纽特人一样聚居于相对集中的大片土地上,而是更散.由于皮革贸易,他们更早地域外人接触.就更早接受了西方文明的冲击.这仿佛是印第安人保存其特色性格的障碍.但是,却也正是这种更早地与外来文化接触和杂居,引发了印第安人竭力维护其身份的诱因---这一点因纽特人受益较少:与外族人冲突过程是有利于强化一个民族的风格的---只要它有力量不被征服.众所周知,任何一个民族,只有在危急时刻才会迸发出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捍卫了其民族特色.印第安人与政府就一直冲突不断.主要体现在印第安人应享有的平等权利上.然而无论从历史上还是现在,他们的权利都没能被充分认可.在土地开发,资源开采上,政府也较少顾及印第安人的利益.在安大略北部,一公司因水印严重遭印第安人强烈反对而被控告.但此公司不但没被关闭,相反成功获得77平方公里的森林开发权.总之在白人加拿大政府里,印第安人总是失利.当然会造成二者关系紧张.同时加强印第安人为相同利益而团结.从而成就了该民族的文化传承和风格存留.所以只要这个民族发展下去,它的风格就不会消失.印第安人会消失吗?目前不仅其人口在增长,文化在发展,政治权利也有了一定体现.而且在于政府的冲突中民族意识在加强.那加拿大统一性格的形成就更加漫长.

    面对这个经济强大却身份模糊的加拿大,使人迷惑的眼光不约而同地转向了与他在很大程度上同宗同祖的美国.既然两者都是移民国家,为国人的性格明朗如此?这绝非因为美国建国更早.穷其根本,人们不难发现,这其实可以说是一个质变与量变的问题.美国当初的移民就以英式文化为主,在此后几百年的移民过程中,这种已经站住脚且占了一点优势的文化竭力同化了其他民族风格.把外国人成功"盎格鲁"化.历史不断翻转的车轮渐渐承认了英文化在美的地位---尽管也许最初还有些薄弱,但后来的各民族文化却都不得不在这种文化的阴影中艰难前进,最后被一股强大的气流推入英文化的大漩涡,只能"随波而流"了.可是加拿大"不仅先天缺乏而且后天也不注意培养一种以一贯之的,凝聚力很强的的主体文化"12 .可以有希望与主加拿大性格的英文化受到法文化的坚决抵制.在两大文化的对抗中,后来的民族及土著文化得以喘气而立足,最终形成了各大民族风格势均力敌的局面.如果不能有一个加拿大民族扳过这种"平局"的状况,不能积蓄力量达到量变的临界点,那么加拿大身份的质变就不可能发生.





























注释:
    1.Understanding Canada                        P392
    2.Understanding Canada                        P392
    3.<<加拿大民族志>>                            P175
    4.<<加拿大民族志>>                            P175
    5.<<加拿大民族志>>                            P175
    6.<<加拿大民族志>>                            P125
7.<<加拿大民族志>>                            P126
8.<<美洲文明>>                                PP95-96
9.<<加拿大通史简编>>                          P245
10.<<加拿大通史简编>>                         P273
    11.<<加拿大:文化的碰撞>>                      P43
    12.<<加拿大:文化的碰撞>>                      P43







参考书目:
    <<枫叶国度---加拿大的过去与现在>>   宋家珩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9年
    <<美洲文明>>                       金计初     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9年
    <<加拿大民族志>>                   阮西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
    <<加拿大:文化的碰撞>>              房海滨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2年
    <<加拿大通史简编>>                 张有伦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4年
    Understanding Canada               William Mectalfe
    

加拿大印第安人走上民族自强之路
——论创建加拿大第一民族大学的意义
（论文摘要）
杨立文
前言  第一民族是加拿大印第安人对自己的称呼，以表明他们才是美洲大陆最早的主人。2003年6月21日加拿大第一民族大学宣告成立，表明加拿大印第安人走上了民族自强之路。
一、狠抓教育才是现代西方土著通向机会之门
美洲土著与欧洲殖民者在社会发展水平上本来就有很大差距，在当前高科技、高竞争的西方主流社会中更无法立足，大批人失业，社会问题较多。老一辈印第安长老们首倡只有发展印第安民族教育才是出路，坚持让印第安人管理印第安人教育，于是他们找到了通向机会之门。
二、从萨斯喀彻温印第安联合学院到加拿大第一民族大学
自从印第安人接过教育管理权之后，印第安中小学得到普遍发展，在此基础上，1976年5月，萨省印第安部落联盟与里贾纳大学缔结联合办学协定，创建萨斯喀彻温印第安联合学院。该学院成立后20多年间在教学、科研、培养人才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1998年萨省省政府根据印第安部落联盟与群众意见，决定另辟校园创建加拿大第一民族大学。经五年努力，大学建成，除里贾纳校本部，还在萨斯卡通、艾伯特王子城和拉龙日设立了三所分校，全校共有学生约2000人。
三、加拿大第一民族走向自强之路已经开通
加拿大第一民族大学的建成，标志着加拿大第一民族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印第安人一旦掌握了自己受教育的权力，就等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与未来。这所新大学在萨省的建成，给加拿大其他各省的土著提供了样板和经验，也给西方世界的土著树立了一座走向自强的灯塔。

Canadian Indians on the Path of National Revival
On the founding of the First Nations University of Canada
(abstract)

Yang Liwen

Forward

Canadian Indians refer to themselves as the First Nations to underscore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the earliest inhibitors of the Americas.  The First Nations University of Canada was established on June 21, 2003, demonstrating that Canadian Indians are truly treading down the road to national rejuvenation.
  
I  Education opens doors to opportunities for modern Western aboriginals
A wide gap exists in the societies of North American aboriginals and the descendants of European settlers.  Aboriginals find themselves ill-equipped to adapt to the high-tech and high paced Western mainstream society.  Unemployment is rampant and social problems fester.  Indian elders have along advocated that the priority lies in fostering Indian national education.  They maintain that Indians must take charge of Indian education in order to open doors to opportunities.

II  From the Saskatchewan Indian Federated College to the First Nations University of Canada
Since Indians regained the right to educate themselves, India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have flourished.  In May 1976, based on this progress, the Saskatchewan Indian Bands Federation and the University of Regina formally agreed to jointly form a college, paving the way for the birth of the Saskatchewan Indian Federated College.  Over the next twenty and more years, the college has exerted significant influence across Canada and internationally, making major strides in teaching, research, personnel training and other areas.  
In 1998, 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Saskatchewan Bands Federation and listening to popular opinion, the Saskatchewan government decided to break ground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irst Nations University of Canada.  After five years of hard work, the university opened its doors to the public.  In addition to its main campus on the grounds of the University of Regina, three other campuses have been set up in Saskatoon, Prince Albert, and Laronge (?).  The university currently has a total enrollment of 2000 students.

III  The path to national renewal is wide open to Canada’s First Nations
The founding of the First Nations University of Canada represents the realization of a long-held dream of Canada’s First Nations.  Once Indians take charge of their education, they are able to control their own destiny and futu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s university in Saskatchewan provides a model and experience for aboriginals throughout Canada and serves as a beacon for other aboriginals in the entire Western world in their quest for national renaissance.    



加拿大印第安人走上民族自强之路
——论创建加拿大第一民族大学的意义
杨立文
2003年6月21日“土著节”这一天，加拿大第一民族大学在萨斯喀彻温省里贾纳市宣告正式成立。在新建的巍峨而充满现代化特点的大学主楼旁，举行了庄严而隆重的挂牌剪彩仪式，来自联邦政府、省市政府的首长、教育和学术领域的知名人士、各保留地的首领参加了大会，笔者有幸也亲历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
众所周知，当哥伦布1492年到达美洲时，他误以为到了印度，把所遇到的第一批美洲土著错误地称之为“印第安人”。历史就这样以误传误，直到今天，中外文献中仍将美洲土著称之为“印第安人”。后来在加拿大自治领建立后，法裔和英裔移民为了突出自身的地位，歪曲历史，自称自己是加拿大的建国民族。这就激怒了土著居民，于是他们提出了自己是“第一民族”（The First Nations）这一称号，以表明印第安人才是这块广大领土最早的主人。印第安人认为这个称号是本身的基本理论立足点，是印第安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也是加拿第一民族大学命名的由来。
一、狠抓教育才是现代西方土著通向机会之门
自从欧洲人登陆美洲大陆500多年以来，世界加快了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脚步。原来生活在美洲大陆的土著居民，本来就具有原始民族或古代民族的特征，过着游牧和漁猎生活，他们与欧洲殖民者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差了很大距离。几百年来，加拿大印第安人同生活在美洲其他部份的印第安人一样，他们原有的宁静生活受到了挑战与摧残；他们的土地被掠夺与霸占，他们的民族语言与文化遭蔑视与破坏，……特别是在当前这个时代，加拿大印第安人也同生活在西方世界的其他土著和少数民族一样，正面临着新世纪高科技、高竞争的现代化社会的强大挑战。在日新月异、奔腾不息的西方主流社会中，印第安人会飘向何方？应如何应对这诸多挑战？这个十分现实和尖锐的问题，正摆在全体西方土著人民的面前。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加拿大印第安人同该国其他民族相比，经济贫困，教育落后，社会地位低下，在招工、受雇、录用、提升等方面，都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印第安人中的社会问题也比较多。根据官方材料，印第安人的离婚率、死亡率、自杀率、犯罪率、凶死率、坐牢人数都比全加平均数高二至四倍。50—60%的疾病与死亡都与酗酒有关。有些印第安人其实也没有犯什么罪，只因为他们的行为不符合白人的法律与习俗，被关被押的也很多。印第安青年中的失业人数比全国多两倍以上。i
印第安人中的这些问题对加拿大的国家形象也造成了很大影响。联合国每年都要根据各国的人文发展指数，评选全球最适宜居住的地区。加拿大于1992年首次名列榜首，此后的七年，加拿大一直保持第一名。但在2001年度的评选中，加拿大的排名已落至第三位，位于挪威和瑞典之后。而最新的2002年度评选结果显示，加拿大的排名又后退五位，仅排在第8位。导致加拿大名次大跌的主要原因，据称是加拿大土著居民低下甚至是贫乏的生活条件。ii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印第安人的这些问题呢？其实原因是很清楚的：由于印第安人长斯遭受民族歧视，造成他们文化水平低，不掌握专业技术，在高度现代化的加拿大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对自己的前途失去信心，因而造成犯罪率、自杀率高等等上述这些问题。印第安人长期被迫困居在保留地或贫民窟中，接受政府的“福利补助”，终日无事可干，尤其是青年人感到困顿苦恼，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于是很容易产生酗酒、犯罪、家庭破裂以至滋事生非等现象。因此，这种作法遭到了许多觉醒了的印第安人的反对。他们要求取消民族歧视，给予印第安民族以平等权利，特别是要求有更多的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而不是什么福利补助。
在教育方面，加拿大政府过去对印第安人实行同化政策，想把印第安人变成“黄皮肤的白人”，即所谓外表黄内里白的“苹果印第安人”。加拿大实行十二年义务普及教育，但达不到目标，印第安学生辍学率很高。原因是加拿大以前的教育不能反映印第安人的实际，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为白人学生编的整套教材歪曲了印第安人的历史和文化，印第安人对此很不满意，致使印第安学生中90%的人不能完成十二年义务教育。到70年代中期，全国只有二、三百个印第安大学生，萨省只有十几个印第安大学生。当时还没有专为印第安人开设的民族院校。印第安民族在教育方面的落后与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
针对这种情况，发展印第安民族教育的设想早在上世纪50-60年代就已经有了，那是老一辈印第安“智叟”们最先提出来的。他们建议要创办印第安人自己的民族学校，强调让印第安人管理印第安人的教育。老一辈印第安智叟们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正确认识到，“要想在这个现代世界中生活，你就需要教育”，iii“你应该试着去学习文化并受到一门教育。当你有了这两样东西时，你就坚强有力了。”iv过去印第安人正是由于没有受到教育，就使印第安人失去了很多工作与进取的机会，这个民族也失去了很多的青年人。印第安长老们深刻认识到，不抓教育，印第安人的历史就只能永远由白人去写。这个问题，在当今西方土著中，包括生活在美国、南美和澳洲的土著中，是一个普遍存在而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从萨斯喀彻温印第安联合学院到加拿大第一民族大学
加拿大印第安人认识到教育对自身的重要性之后，就立即动手创办民族院校，经历了一段艰苦而漫长的模索过程，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终于把这条路子走通了。
在加拿大历史上，自1867年加拿大自治领建立后，从1868—1945年，由政府与教会联合办学，对印第安人实行分校教育；二战后由于印第安人一再要求结束分校教育政策，自1946—1969年实行合校教育，即印第安儿童与非印第安儿童合校学习。到70年代初期，一部份印第安领导人要求，他们需要自决并直接参与印第安人教育体制的改革。1972年全国印第安人兄弟会正式提出，印第安人有权直接管理他们孩子的教育，由父母与地方当局负责。1973年联邦政府表示接受印第安人管理印第安人教育的建议并同意把这一建议作为印第安人未来教育发展的基础。从此印第安人的民族教育大大改观。
自从印第安人自己接过教育管理权之后，由印第安保留地村落社v管理的学校逐渐遍及全国。虽然根据规定，印第安孩子可以上村落社办的中小学，也可上省办的中小学，还可以上联邦政府办的中小学，但实行的结果是，进入省与联邦学校学习的学生越来越少，最终实现了村落社管理学校的目标。由村落社管理教育有很多优点，他们重视从幼儿园和小学这类初级教育开始抓起，让孩子的父母和村落社过问学校的事务。这样学生到校率大大提高，中途退学的减少了。重视将教学大纲与本地区的具体情况紧密结合，包括讲授印第安人的传统技术，请长老参加教学大纲的讨论，并给学生作报告。还特别重视培养本民族自己的教师，在印第安地区中小学中任教的印第安教师的比例越来越大。各类学校都注意教育学生继承印第安人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如印第安人的历史、语言和文化等都作为正规课程，在教学安排上占有合法地位；帮助学生从道德上、文化上加深对本民族的感情，例如让学生发展自我价值观念，培养个人对本地区社会、对国家和世界的责任感等等。
在印第安中小学有了较大发展的基础上，必然产生了兴办印第安民族大学的要求。早期萨省印第安部落联盟在靠近印第安保留地的萨斯卡通市租了一间办公室来运筹此事。1975年在创办萨省印第安高等教育的征途中是很关键的一年。在这一年，萨省印第安部落联盟充分发挥了自身的创造性与干劲，找各方协商筹划。终于在1976年5月，得到里贾纳大学校长劳埃德·巴贝尔博士的大力支持，双方缔结了联合办学协定，正式创建萨斯喀彻温印第安联合学院。vi协定规定，该学院是独立管理的一所大学学院，它的董事会由萨省印第安部落联盟的首领们委任，学术上与大学联成一体，在规章制度、教职工的聘任、学术项目的发展等方面，学院遵循大学的有关规定。印第安联合学院的所有项目都尽量委托里贾纳大学进行。里贾纳大学拨出大学里的“学院西楼”（College West）作为印第安联合学院的办公室。这样，印第安人就有了一所属于自己的民族高等院校。
萨省印第安联合学院成立后20多年中，印第安人在兴办民族高等教育的工作中无论在教学、科研、培养人材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加拿大同时也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学院成立之初，根据当时印第安人的实际情况发展了一系列独特的印第安课程。例如，针对当时印第安人中存在的社会问题较多，首先创立了“印第安社会工作系”，以便培养一批社会工作者，去印第安人中解决存在的问题，并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同时为了发展印第安民族教育亟需本民族师资，学院成立后下大力气培养印第安师资，学成后分配回保留地各级学校任教。此外，还相继建立了“印第安研究”、“印第安艺术”、“印第安语言”和“印第安行政管理”等领域的学位项目；除里贾纳大学主校区之外，还在萨斯卡通和艾伯特王子城建立了分校校区。
经多年努力，萨省印第安联合学院成为了全加唯一一所有权授予学位的、由印第安人自己管理的综合大学，由于独具特色，办得越来越好，在加拿大同时也在国际上享有越来越高的声望。除了本省的土著学生，还有全加各省的学生来这里学习。从学院成立之初只有几个学生，发展到共有注册学生1300多人；累计曾资助过各类学生2000多人，已有1200多人从该学院毕业，不仅都找到了工作，他们中很多人还在加拿大各领域占据着领导地位。学院还与加拿大本国的、中南美洲、澳洲的土著和中国的少数民族院校签订了近30个合作交流协议，建立了国内外交流合作，已有100多中南美洲土著学生从这里毕业后回国工作。这一切充分表明，学校办学成绩斐然。
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根据萨省印第安部落联盟和群众的建议，1998年萨省省政府决定为土著单独建立一所民族大学。新大学应另辟校园，改变原来“萨斯喀彻温印第安联合学院”的名称，新校名应标明是全加拿大的、第一民族的大学，这个决定把土著民族办大学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根据省政府的决定，为建立这所土著民族的新大学，里贾纳大学在校园外的东边，拨出了32英亩土地作为新大学的校园。从1999年开始，为建设这所新大学而大兴土木。经过近五年的努力，一座建筑面积近14万平方英尺的大学主楼拔地而起，巍峨壮丽，现代化特色的外表和充满土著特色的内部装修，布局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建设的总费用，包括楼房、仪器和设备等项，共约三仟万加元。除了联邦政府和省、市政府的拨款之外，还有土著民族社区、合作单位以及教工、学生和友好人士的大批个人捐款。这些义举使土著民族企盼建立一所本民族大学的热望，终于美梦成真，如原以偿。所以在大学举行挂牌剪彩仪式这一天，来自各部落的成员，穿着华丽的盛装，唱啊、跳啊，表演充满土著特色的歌舞，情景令人感奋！
根据校方文件，明确办学方针是：“加拿大第一民族大学的使命，是提高第一民族的生活质量，保存、维护和解释其历史、语言、文化和艺术遗产。该大学在萨斯喀彻温省第一民族的委托和掌管之下，将获得和扩展为第一民族的最佳利益所需要的基本知识与理解。这个教育机构是第一民族掌管的一所大学学院，将既为第一民族的学生，也为选自本省的、全国的和全世界的非第一民族的学生提供受教育的机会。”vii
为了确保“印第安人管理印第安人教育”这一原则，加拿大第一民族大学的董事会由萨省75个保留地及其11个部落委员会的首领组成，凡涉及大学办学的方针大计和重大事项，均由董事会讨论决定。
加拿大第一民族大学的校长埃贝尔·汉普顿博士（Dr. Eber Hampton），作为一个土著，是从哈佛大学完成博士学位的国际知名学者，具有丰富的教育管理经验，在省内外兼任了多项职务。大学下面各院系领导和骨干教师也多为土著出身，并拥有欧美名校的学位。
加拿大第一民族大学建成之后，在原萨省印第安联合学院的基础上，共分四个校区，其中里贾纳新校区是校本部，另在萨斯卡通、艾伯特王子城和拉龙日设立了三个分校。目前这四个校区的学生分别为：里贾纳550人，萨斯卡通500人，艾伯特王子城与拉龙日两所分校共800—900人，全校共有学生约2000人。考虑到学生未来的就业安排，学校共开设了12个专业，如印第安语言文学，印第安艺术、印第安研究、印第安教育、印第安社会工作、印第安商业管理；还有科学系、电脑系、英语系、新闻传媒系等。
在加拿大第一民族大学建立之后，它与里贾纳大学在管理上分开了，但在学术上仍保持着密切联系。由于两校校址相连和历史上的密切关系，它们之间签订了新的《联合协议》viii，以便作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例如在第一民族大学注册学工程的学生，可以到里纳大学上课，反之在里贾纳大学注册学印第安语的学生，也可以到第一民族大学上课，等等。
加拿大第一民族大学办学的经费来源：加拿大联邦政府印第安与北方事务部，每年拨款800万加元，萨省省政府每年150万加元，学生学费每年350万加元；其他来自南美等国的特别项目经费约500万加元，以上共约1800万加元。
加拿大第一民族大学的学生毕业之后，90%的学生都有工作等待他们去做：其中70%的毕业生进入了加拿大主流社会，30%的毕业生回到了保留地。近年来加拿大的人口形势，土著人口增长较快，白人人口下降，这对土著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也较为有利。
三、加拿大第一民族走向自强之路已经开通
2003年6月21日加拿大第一民族大学的成立，是一个伟大的日子，这一天加拿大第一民族的梦想已经变成现实。加拿大第一民族大学的创建表明：印第安人实现了管理印第安教育的原则，而印第安人一旦掌握了自己受教育的权力，在当今这个时代，也就等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与未来。
萨斯喀彻温省的75个印第安部落形成了一股强大力量，为了振兴土著民族，改善印第安人在加拿大的地位，他们自己动手办学。经过30多年的艰苦奋斗，他们不仅改善了土著民族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的整套教育体制，而且自己动手创办土著民族高等院校，从租用萨省卡通一间办公室开始，到借用里贾纳大学“学院西楼”的一些办公用房，到建成雄伟壮观的加拿大第一民族大学，这就向世人表明，印第安人并非不想自强的民族。新大学的漂亮楼房，先进设备，对土著青年必定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定会吸引更多土著青年前来深造。走向自强的道路业已开通，只要坚持下去，土著民族肯定会有光明美好的前途。
加拿大第一民族大学首先在萨斯喀彻温省宣告成立，这就给加拿大其他各省的土著提供了样板和经验。在萨省的影响下，近些年邻近省份的土著也已纷纷行动起来努力办学，据统计其他省的土著业已建立了8个类似的土著民族院校，不过规模小一些。例如艾伯塔省已经建立了一所土著民族学院，有一座楼，由一个部落管理。
对于生活在西方其他国家的土著民族来说，加拿大第一民族大学的建立，等于为他们树立一座走向自强的灯塔。自从萨斯喀彻温印第安联合学院建立后，美国、中南美洲和澳洲的土著已经从加拿大第一民族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如今加拿大第一民族大学的建成，更给他们提供了比较完整的经验，证明在当今高科技、高竞争的西方社会里，土著民族只有痛下决心狠抓民族教育，发奋图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注释：

中加贸易障碍探析与对策研究

许  晖1   杨超慈2

内容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同加拿大的贸易有了较快的发展，但近年来加拿大对中国出口企业实施的非关税壁垒（主要是反倾销和技术壁垒）越来越成为阻碍中加贸易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在基于中加贸易发展现状分析的前提下，着重就加拿大对华实施非关税壁垒等主要障碍进行研究，并针对壁垒形成的原因，探讨相关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中加贸易；非关税壁垒；反倾销；技术壁垒；绿色壁垒

1、中加贸易的发展现状
中加两国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民间贸易活动，1961年的《中加小麦协定》标志着两国正式贸易关系的开始，加拿大也是最早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之一，自1970年10月两国建交，并于1973年签订政府间贸易协定以来，中加友好合作总体上保持了良好、不断发展的势头。在双边贸易额增长的同时，中加经贸合作商品结构也从过去单一的贸易发展成为全方位、跨领域、多元化的经济技术合作，商品、服务、人员和资本的流动日益频繁，两国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深。1999年11月，中加达成并签署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市场准入协议，标志着两国经贸关系翻开了新的篇章。
中国和加拿大同处太平洋沿岸，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西方发达国家，两国的经济互补性很强，这为发展中加贸易奠定了基础。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建交初期中加双边贸易额仅为1.5亿美元，到2003年中加双边贸易额增长到100.07亿美元，是建交初期的66.7倍。进入90年代以后中加双边贸易发展更为迅速（如表1所示），到2003年上半年为止，加拿大已成为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欧盟、东盟作为整体），同时中国是加拿大第三大贸易伙伴。2004年1～5月，双边贸易总额为55.96亿美元，同比增长47.6%，其中中国出口27.95亿美元，进口28.01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37.6%与59.2%。在双边贸易额增长的同时，中加商品结构也从过去单一的结构得以不断优化，中国从加进口大类商品为纸浆、钾肥、机电产品和小麦，出口大类商品为机电、服装、高新技术产品和纺织品。
         表1  1994～2003年中加贸易发展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总额
进口
出口
金额
同比（%）
金额
同比（%）
金额
同比（%）
1994
32.28
25.4
18.31
33.1
13.97
16.6
1995
42.14
29.8
26.81
45.0
15.33
9.7
1996
41.86
-0.6
25.70
-4.1
16.16
5.4
1997
39.12
-6.6
20.07
-21.9
19.05
17.8
1998
43.65
11.5
22.37
11.5
21.28
11.6
1999
47.67
9.2
23.34
14.1
24.33
10.8
2000
69.09
44.9
37.51
60.7
31.58
29.8
2001
73.74
6.7
40.28
7.4
33.46
6.0
2002
79.32
7.6
36.27
-10.0
43.05
28.7
2003
100.07
26.2
43.74
20.6
56.33
30.9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统计。
二、非关税壁垒——中加贸易发展的主要障碍探析 　　
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经贸发展空间广阔，两国多年来的合作使得中加贸易额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在前进的过程中，也存在制约中加经贸合作的因素，其中加政府对中国出口产品实行的非关税壁垒政策，就是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中加贸易所面临的主要非关税壁垒是来自加拿大的反倾销和技术性贸易壁垒。
非关税壁垒（Non-Custom Barrier）是指用关税以外的手段来保护国内市场，如进口配额制、歧视性政府采购政策、反倾销、反补贴、技术性贸易壁垒等。加拿大保留与世界贸易组织（WTO）一致的非关税措施，现存的非关税措施主要是：在进口方面对于濒危动物和一些动物的皮毛的进口必须预先获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对于活动物、肉禽类产品、蛋及蛋制品、奶制品、新鲜水果和蔬菜、谷物、油籽及果核、林产品、化肥等进口必须申请获得进口许可证；除非有特殊用途，禁止进口每升含铅量超过5毫克的汽油；对纺织品和服装实行进口数量限制(拟于2005年1月1日取消)。钢铁属于自动进口许可产品。3
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拿大明显加强了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反倾销（Anti-dumping）调查，由此而征收较高的反倾销税使中国出口企业蒙受了较大的损失；同时加拿大政府为保护国内的弱势产业，也在逐步加大采取技术壁垒（Technical Barrier to Trade，TBT）政策的力度。这两项非关税壁垒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扩大对加的出口贸易，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2003年7月，国家经贸委产业损害调查局的一份关于“入世一年来全球贸易摩擦状况及中国面临的形势”的报告显示，入世以来，中国面临的包括反倾销、技术壁垒等方面的贸易摩擦有增无减，形势严峻，中加贸易也显现了这一迹象。以下将分别就加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的反倾销和技术壁垒障碍加以探讨。
1．加拿大对华的反倾销
近几十年来，国际社会和各国对倾销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并通过公约和国内立法进行限制。近些年来，国际反倾销法得到了不断发展与完善。反倾销是国际通行的保护国内产业的手段，也是用来对付不公平竞争的必要工具，它具有形式合法、容易实施、能够有效保护国内产业且不容易招致报复的特点，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中国与加拿大都必须遵守这一国际惯例。
据不完全统计，自1981年以来加拿大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调查机构共发起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案件共计23起，其中1起保障措施，1起案件（防腐板）是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同时发起的，其他案件均为反倾销调查案（详见表2）。


表2   加拿大对华反倾销案一览表
序号
产品
类别
立案时间
终裁税率（%）
1
防水胶鞋
反倾销
1981.5.22
19
2
猪鬃餐具
反倾销
1983.8.23
62.7
3
陶瓷餐具
反倾销
1983.8.18
未征税
4
液压水轮机及零部件
反倾销
1983.9.8
61
5
木衣夹
反倾销
1984.5.22
51
6
野营帐篷
反倾销
1984.5.28
52.2
7
相册
反倾销
1985.9.20
68.49
8
袖珍相册
反倾销
1987.8.28
24～64
9
女鞋
反倾销
1989.8.25
26.10～47.30
10
自行车
反倾销
1992.5.15
13～34
11
防水鞋
反倾销
1992.7.9
5.5～47.20
12
便携式公文夹
反倾销
1995.9.21
70.70
13
大蒜
反倾销
1996.8.23
70.00
14
热轧碳钢板
反倾销
1997.2.13
18.10～27.30
15
防水鞋
反倾销
2000.5.12
33.0
16
新鲜或冻大蒜
反倾销
2000.10.31
55.70～68.10
17
防腐板
反倾销
2000.12.04
4.10～37.20
18
热轧碳钢板
反倾销和反补贴
2001.1.19
7.70～92.90
19
冷轧板
反倾销
2001.3.12
10.7～100.00
20
皮质安全鞋
反倾销
2001.6.15
39.4
21
汽车挡风玻璃
反倾销
2001.12.18
2002.07.31裁定无损害
22
部分钢铁产品
保障措施
2002.3.21
2002.08.19 (中厚板、螺纹纲、标准管关税配额)
23
黄原酸盐
反倾销
2002.6.21
2002.08.21初裁有损害
资料来源：广东省经济贸易委员会，http://www.gdet.gov.cn/jmzc/cybh/fwngw/t20021121_5815.htm，2004年7月18日。
加拿大对中国产品实行反倾销政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反倾销的产品比较集中。在全部反倾销产品中，以轻工产品（鞋类、文具）及冶金产品为主，而且对同一种产品加拿大有可能反复发动反倾销调查，如相册、鞋类、大蒜都是其重点监测产品，也是反复发动反倾销调查的产品；还有2003年1月10日，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对原产于中国的热轧碳钢板作出反倾销日落复审终裁，决定继续维持1997年10月27日的裁定；
（2）对华反倾销立案呈增加趋势。2000年以前，加拿大对华反倾销基本为每年1起，2000年，加拿大对华反倾销立案增至3起，2001年再增至4起，可见其国内产业已将中国产品列为重点监测对象；
（3）最终裁定征收反倾销税的比例较高。已裁决的案件中未征收关税的仅有两起，高水平的反倾销税对主要以低价为出口优势的中国出口产品极为不利。
2．加拿大对中国的技术壁垒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在国际贸易中通过关税壁垒限制别国产品进口已越来越行不通，同时许可证、配额管理等非关税手段也大大受到抵制。因此，通过技术壁垒措施来维护其自身利益，成为发达国家限制别国产品进口的一个主要手段。狭义的技术壁垒主要指以技术规定、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为核心的一系列技术性措施；广义的技术壁垒还包括：包装和标签的规定，商品的品种、规格、花色及其他外观要求，计量单位制(英制、米制、公制)，条形码标志，电子数据交换，商品检验和动植物及其产品的检疫措施等等。
技术壁垒实际上是一些发达国家利用其科技优势，通过商品法规、技术标准的制定和实施，通过商品检验及认证工作，对进口商品实行限制的一种措施。目前，技术壁垒已成为中国出口面临的第一大非关税壁垒，从技术壁垒的发展趋势看，已经从针对产品本身的性能、质量标准发展到产品生产、包装、运输的全过程。
与欧美对中国出口产品实施的技术壁垒相比较而言，加拿大对中国的技术壁垒相对较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加对中国实施的技术壁垒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1986年前后，中国出口加拿大一批陶瓷，因铅含量超过加拿大《危险产品法》所规定的限度而被加拿大海关没收；
（2）1989年起，加拿大开始对中国出口到加拿大的蘑菇罐头进行批批抽检，并列入进口警告清单；
（3）1995年3月，加拿大颁布了关于进口罐装食品的视检议定书，规定不能有一听存在严重缺陷。虽然理论上适用所有进口商、制造商，但实际操作中对当地产品基本不检，其他国家仅抽检，对中国则批批检；
（4）加拿大自 1998 年起先后开始对所有从中国进口货物的木质包装和木质铺垫材料提出严格的技术处理要求和认证要求，此举增加中国出口产品包装成本20%。
（5）2002年，中国出口欧盟的蜂蜜被以“抗生素超标”为由遭到“封杀”，随后，日本、加拿大、美国等也加强了对中国蜂蜜的检验；
（6）2004年3月，加拿大发出通报，将对家用电器能源效率法规进行修订，提高涉及燃气和储水式热水器、洗衣机、洗碗机和水冷却器等产品的能效标准。由于加拿大是中国家电的主要出口市场之一，此举将对中国家电出口带来新的技术壁垒。此次提高能效标准，特别对占到加拿大市场份额一半以上的中国热水器出口产生了冲击。
近几年来，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又有了新的发展，随着人类环保意识的提高，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经济、技术优势，假借环保之名，实贸易保护之实，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设置“绿色技术壁垒”。这种壁垒已越来越成为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所使用的主要技术壁垒。目前，加拿大对外实施的技术壁垒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4：
（1）“绿色技术标准”。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较高，在保护环境的名义下，通过强制性技术标准，限制国外商品进口，而这些标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是很难达到的。这种貌似公正，实则不平等的环保技术标准，限制了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1995年4月，由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标准化组织开始实施《国际环境监查标准制度》，要求产品达到ISO9000系列质量标准体系。目前，加拿大和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制定环保技术标准，如CSA(Canadian Standard Association)认证5，并趋向协调一致，相互承认。
（2）“绿色环境标志”。它是一种在产品或其包装上的图形。它表明该产品不但质量符合标准，而且在生产、使用、消费、处理过程中符合环保要求，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均无损害。
  目前，加拿大已建立了环境标志制度（EV制度）和环境选择计划（ECP）认证等，并趋向于同其他发达国家的标准协调一致，相互承认。发展中国家产品为了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必须提出申请，经批准才能得到“绿色通行证”，即“绿色环境标志”，这使得中国产品进入加拿大和其它发达国家市场更加困难。据中国外经贸部门估计，由于发达国家环境标志的广泛使用，将影响中国40亿美元的出口。
加拿大对中国出口产品实施的反倾销和技术壁垒政策已对中国向加出口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及不小的损失，而且损失量在短期内还将有所增加。
三、加拿大对中国实施非关税壁垒的成因分析
由于加政府实施的无论是反倾销还是技术壁垒，其目的都是为了保护本国产业，阻止已发展成为贸易大国的中国冲击本国市场，因此我们将其实施反倾销和技术壁垒的原因进行综合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竞争的必然结果
加拿大对中国实施非关税壁垒，首先是因为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世贸组织要求其各成员国大幅度削减关税和取消进口数量限制, 加拿大为防止减税后国外进口产品对本国工业的冲击,采用了非关税壁垒消除这一不利影响；其次，中国出口贸易增长迅速，引起包括加拿大在内的贸易伙伴的关注与不安，自然成了加拿大实施非关税壁垒的重要对象之一。
2．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制度歧视
不可否认，加拿大对中国经济体制和企业运行模式存在一定的偏见，仍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一旦遭受“非市场经济国家”待遇，加不把国内市场价格或出口到第三国的价格作为衡量“正常价值”的标准，而是以采用市场经济“替代国价格”作为计算基础, 这种替代国价格无疑具有很强的主观性、随意性，加大了中国出口产品被裁定倾销的概率；并对中国外贸企业以“国有”为由，普遍实行单一的反倾销税率，甚至把对个别企业的反倾销当成对整个国家来裁决，这显然有失公正合理。由于中国现有的产业结构，中国入世后15年内仍会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以及特殊保障措施等因素，因此，国外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技术性贸易壁垒今后将会有增无减。
3．国际营销水平较低，出口结构失衡
一方面，中国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原料与人力资源的价格相对低廉，因此出口的多是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品、机电、化工类产品, 产品的技术含量及附加值相对偏低，易给加拿大造成低价倾销的印象；另一方面，中国出口企业大多缺乏对加拿大市场行情和价格水平的真正掌握，在国际营销中仍采用单一的价格策略，出口企业削价竞销, 导致中国出口到加拿大的商品价格大幅下跌, 给加进口方造成“质次价低”的印象；同时由于缺乏对加国消费者风俗习惯的调查研究，不重视口味、款式、包装等方面的改进和创新,使一些产品的市价低于其真实价值。这些因素也增加了加对中国实施反倾销的可能性。
4．对技术壁垒和相应标准认识不足
第一，中国对加出口企业大多对技术壁垒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注重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仍然依赖廉价劳动力和低成本的优势，这不仅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而且在出口过程中很易受到进口国的技术壁垒限制。第二，中国出口企业缺乏对国际标准的了解。国内中小企业对通用的国际标准和技术性管理措施知之甚少，对加拿大进口产品的技术要求缺乏了解。第三，中国在技术性贸易措施管理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其中包括中国的技术法规、认证工作机制不健全，缺乏权威性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信息与管理机构，缺乏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预警和争端处理机制和手段，还有一些企业根本没有将获取国际认证这项工作纳入到议事日程，致使其产品不能获得加拿大的技术认可而遭受技术壁垒限制。
5．反倾销应诉不力
在加对华反倾销案件中，高比例的败诉不仅使中国企业丧失了其在加拿大多年开辟的市场，而且也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利益，更助长了加对中国产品反倾销的气焰。
败诉的原因有二：其一，目前中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反倾销应诉机制, 存在着应诉经费不足、企业应诉意识淡薄等问题；同时，企业和律师对国外反倾销法不熟悉，不能很好地发挥中介作用。其二，加拿大对中国反倾销案调查后,中国企业很少依法应诉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由于应诉费用很高，而“谁应诉，谁受益”的原则不能很好地落实，使得企业应诉积极性不高。相反，如果企业能积极应诉，很多案件是完全可以改变被裁定倾销的败局的。
以上几方面的综合作用使得中国产品在出口加拿大是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非关税壁垒，阻碍了中加贸易关系的发展，应当引起中国政府和向加出口产品的企业的足够重视，以期在未来的发展中避免遭到更大的损失。

四、突破加拿大对华实施非关税壁垒的对策探讨
1．注重提高产品质量和企业竞争力，优化和调整出口商品结构
在开拓加拿大市场的过程中，中国出口企业应当高度重视技术壁垒，积极顺应市场要求，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实施产品差别化战略，努力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和提高产品质量，最终提高企业竞争力。
在企业提高技术水平过程中，要注意以环保产业作为发展的有效途径。一方面，企业要加大研究与开发投入，完善创新机制，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另一方面，还要提高管理水平，使其组织结构、战略管理以及经营管理等适应企业国际化发展的需要，创造出适合自身的管理方法，从制度上保证产品的效能和质量，提高产品的技术标准、安全标准、卫生标准和环保标准；再有一方面，就是为了达到加拿大的技术标准水平和认证要求，建立清洁生产机制，在从产品开发、规划、设计、建设到生产管理的全过程中采取整体性环境保护策略。
2．遭遇反倾销投诉的企业应积极应诉
在中国出口加拿大产品的反倾销案件有不断增多趋势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应当做好积极应诉的准备。一方面，出口企业在反倾销案案发前就应尽早采取各种防范措施，深入了解其所出口的产品在加拿大市场的目前状况与发展趋势，以及该企业或其它同类企业的任何市场行为将给加市场和其出口产品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另一方面，行业协会应当发挥指导应诉作用，当某类出口产品遇到反倾销指控时，应由行业协会出面联络各涉案企业，并聘请当地有经验的律师进行申辩和负责处理案件，积极应诉。只有积极应诉，中国企业才有可能获得较好的应诉结果，不战而退是千万不可取的。

3．建立和完善中国的反技术壁垒体系和技术壁垒体系
中国企业要逾越越来越高的和种类繁多的技术壁垒，就一定要在认识这些技术体系的基础上，建立反技术壁垒的体系，继而再建立中国自己的技术壁垒体系。
为使中国企业避免受到更大的伤害和给国家带来贸易损失，应建立技术壁垒的预警机制和完善反技术壁垒体系。一是建立技术壁垒的预警机制。有关部门要利用各种渠道建立贸易技术壁垒数据库和咨询中心，及时为出口企业提供加拿大和其它国家的技术壁垒信息，从而对其可能出现的技术壁垒采取预先防范措施，打破壁垒，扩大出口；二是健全反技术壁垒的研究和协调管理机制。组织专门的人力、物力研究加的技术壁垒体系，收集、整理技术壁垒资料，研究和掌握《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研究国内外反技术壁垒典型案例，总结国内外企业突破技术壁垒的经验和教训，探索应对技术壁垒的一般规律，并在解决贸易纠纷中发挥指导和协调作用；除此之外，还应当引导企业积极采用国际标准，改进产品以适应加拿大制定的各种先进技术标准，尽快通过国际标准与质量认证，主动攻破其“技术壁垒”。
另外，还要尽早建立中国自己的技术壁垒体系，这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技术壁垒有效保护本国市场的一种手段。中国入世后，要逐步履行减税的承诺，为避免国外进口企业给国内市场的过度冲击，建立技术壁垒体系是明智之举，这也是发达国家常用的手法；另一方面，适时构筑中国国内贸易技术壁垒体系，保留报复的权利，使外国因害怕报复而尽量减少和撤消针对中国的不合理的技术壁垒。
4．积极推行绿色管理和绿色营销
21世纪将步入一个绿色时代，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消费市场越来越崇尚绿色消费，针对发达国际“绿色壁垒（Green Trade Barrier）”，出口企业实行绿色管理和开展绿色营销将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所谓绿色管理是指将环境保护的思想观念融入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注重对生命、资源、环境的管理。企业实施绿色管理，要达到三个主要目标：一是物质资源利用的最大化；二是废弃物排放的最小化；三是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绿色化，根据市场需求，开发对环境、对消费者无污染和安全、优质的产品。绿色营销是以常规营销为基础，强调把消费需求与企业利益及环保利益三者有机统一起来，是一种较高级的社会营销理念。这种营销活动的主要特征是：提倡绿色消费意识、实行绿色促销策略、采用绿色标志、培育绿色文化。实施“绿色营销”，企业不仅可以跨越加拿大政府设立的“绿色壁垒”，还可通过自身的绿色形象提高产品的环境竞争力。
5．将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对接，积极开展国际认证工作
为了将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市场，实施全球化战略，中国政府应当逐步将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对接。中国标准得到加拿大和其它发达国家的认同，是化解贸易纠纷有效途径。中国产品要进一步进入世界市场，就应不断提升与更新部分落后的国家标准，使其与国际标准一致；同时，还要密切关注加拿大技术标准的变化动向，及时制定和调整国家标准，以使中国的出口商品适应和满足国际标准或进口国的要求，避免陷入技术壁垒的陷阱。另外，国家有关部门应当在国内积极推广并规范国际认证工作，走国际标准化的道路，扩大认证覆盖面，为企业取得国际认证创造有利条件，使更多企业和更多产品拿到进入加拿大和其它发达国际市场的“通行证”。
6．灵活调整拓展加拿大市场的战略模式，变出口为投资，绕过反倾销壁垒
加拿大市场与中国经济有较强的互补性，尽管竞争激烈，但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为避免其反倾销，中国出口企业还可以灵活调整拓展国际市场的战略，绕过反倾销壁垒，变出口为投资。中国出口企业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式：
一是在加拿大投资设立企业，设立企业的方式可以是新建一个企业，也可以是并购一家当地企业。新建方式比较适合生产自己品牌的产品，而并购则可以较快地进入加拿大市场，利用被并购企业的相关资源提高竞争力。但应注意要是产品的新增加值达到一定的比例，以免被加拿大裁定存在规避反倾销的行为，这样同样会被征收反倾销税。
二是在第三国投资设立企业，即到与加拿大有贸易协定关系的国家（如美国和墨西哥都属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投资创办企业，然后再利用第三国与加拿大之间存在的贸易优惠将产品销往加拿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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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朱桂方，“论当前非关税壁垒的发展及我国企业的应对之策”，《实践与探索》，2004年第2期。


附：
作者基本情况：
许晖，天津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国际企业管理、国际市场进入战略与模式、国际市场营销。
杨超慈，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企业管理硕士研究生。
通讯地址：天津南开区王顶堤迎水道98号2号楼2门601号，许晖。邮编：30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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