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拿大研究网

齐丽
（山东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济南 250100）

[提要] 二十世纪60-70年代，加拿大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由于其颇具吸引力的理论和丰富的实践活动，一度成为妇女运动的主流。本文探讨了加拿大女性主义的实践活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建立了许多妇女组织，组织了包括罢工、示威等形式的活动，并积极同工会等力量联合，从而吸引了大批妇女，在实践中验证自己的理论。
[关键词]加拿大  女性主义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妇女解放运动

Practical activities of Canadian Socialist Feminism
Abstract: Canadian socialist feminism has its own attraction to mass women during the 1960-70s because of its ideology and practic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ractical activities of the Socialist Feminism. They put the theory into practice by means of organizing, strike, demonstration and so on. Thus their theory was confirmed.
Key words: Canada; Feminism; Socialist Feminism; Women’s Movement



一般说来，女性主义既是一个理论流派，又是一种政治实践，而且它作为理论流派和作为政治实践不可分离地联系着。
1966年，英国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朱丽叶•米切尔在加拿大左翼刊物《新左派观察》上发表《妇女：最漫长的革命》（Women：The Longest Revolution）一文。①加拿大左翼妇女紧随其后。1967年秋天，一些既是女性主义者同时又是左翼的妇女开始撰写她们的经历。朱迪•伯恩斯坦（Judy Bernstein）、佩吉•莫顿 （Peggy Morton）、琳达•茜茜（Linda Seese）和米娜•武德（Myrna Wood），这些加拿大学生和平行动联合会（Student Union for Peace Action）的积极分子们，在文章中写道：“姐妹们，兄弟们，情人们，……听着，追随加拿大左翼妇女的足迹去吧。”[1](p. 99)加拿大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实践活动从此发端。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活动领域十分广泛。二十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她们的实践活动已经超越了大学的围墙。从活动范围看，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从大学到社区，整个大陆都有她们的身影。从活动内容看，涉及妇女关心的日托、堕胎、组织工会、建立提高觉悟小组、增加家长津贴等问题。所以，认为它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大城市和大学的观点值得商榷。②

一、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组织数量的增加及规模的扩大

从60年代起，加拿大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逐渐成为妇女运动中颇具影响的一个流派，表现为它的组织数目从无到有，逐渐增加，规模也有扩大的趋势。本文择要分析几个有代表性的组织。
第一个自我定位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性质的组织，是创建于1969年的萨斯卡通妇女解放组织(Saskatoon Women’s Liberation)。创建者是一些主张全体妇女平等的左翼女工。该组织一直存在到1981年，是加拿大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组织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
萨斯卡通妇女解放组织同其他妇女组织有广泛的联系，它关注众多的妇女问题，经常猛烈抨击政府行为。例如，1975年5月，渥太华召开磋商会议，讨论即将在墨西哥召开的国际妇女年会的议题。该组织指出：“我们想要提醒大众注意的是，对于妇女运动屡次提出的问题来说，政府关于国际妇女年会的计划无异于一场笑剧。……政府无意对妇女所受的压迫做任何根本性的改革。” [1](p.64)如此尖锐的批评，深受左翼妇女的欢迎。
1977年10月14日，该组织发表了一份关于妇女运动的形势报告，明确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妇女的真正解放只有在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只有解放妇女才能建成。”该组织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活动。它有四条成员守则，其一是：“成员必须熟读本组织的所有文件，即便私下不同意，公开场合也必须支持这些立场。” [2](p. 6) 这个原则保证了该组织即使内部观点分歧，也能对外保持一致，从而增强了力量。
规模较大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组织是多伦多国际妇女节委员会（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Committee，Toronto），它隶属于妇女地位全国行动促进会（National Action 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Women）。
这个组织成立于1978年，缘于一个庆祝1978年国际妇女节(IWD)的计划。在一系列国际妇女节的评价会议上，许多妇女表示，有必要建立一个把庆祝活动上所讨论的许多观点付诸实践的组织。1979年春夏两季，委员会举行了一系列讨论，力图明确其政纲和策略，最后决定采取联合的基本形式，自我定位为一个包含多个妇女政治流派的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父权制的组织。在它的《团结纲要》（Basis of Unity）中，这个组织阐明了自己的斗争目标和立场：“我们主张妇女要在社会、政治、经济、性别、心理和文化等方面获得完全解放。我们以公开声明的形式反对妇女所受的压迫。……我们发现，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父权制资本主义制度。……妇女的解放必须借助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深刻而激烈的变革才能完成。……另外，在斗争中，我们不能把加拿大政府视为中立的旁观者。……必须把政府看作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法。” [1](p. 284)
多伦多国际妇女节委员会的斗争策略包括：推动多伦多各个妇女组织的联合；把妇女的联合视为超越一切的首要任务；推动女同性恋者在政治上和行动上同这个组织的一体化。后文的实践表明，这个组织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斗争目标。
这个组织吸引了许多来自其他左派组织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求变的女性组织——加拿大当代妇女运动》一书的三位作者南希•亚当森，琳达•布利斯金和玛格丽特•麦克斐尔就是这种典型。“1980年初期，我们三人同时来到多伦多国际妇女节委员会。我们来自妇女运动的三个不同背景：托派左翼，蒙特利尔左翼，多伦多女同性恋者社团。我们都致力于把多伦多国际妇女节委员会建成一个自觉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组织，使其功能更开放，而不仅仅是左派组织。” [1](p. 76)
第三个有代表性的组织，是与工会和其他组织结盟并获得扩大的萨斯喀彻温劳动妇女（Saskatchewan Working Women）。
萨斯喀彻温劳动妇女在1979年9月成立之后，向所有妇女开放，其成员包括“所有赞同组织的工会和非工会人员，有薪和无薪的人员。”它在萨斯卡通、里贾纳、斯威夫特卡伦特和阿尔伯特王子城设有四个分部，影响了加拿大从西到东的几大城市。到1980年，发展了150名成员。它的活动包括：支持女工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关注日托问题，要求政府开办足够的托幼机构，给与有子女的妇女母亲津贴；①鼓励雇用妇女和残疾人的企业行动；结束对有子女人员在工作单位所受的的歧视等。1980-1981年负责萨斯喀彻温劳动妇女的总裁丹尼思•科利（Denise Kouri ）总结了该组织的政纲：
“……我们相信向政府施加压力促其变革十分重要。我们清楚，政府并不想为我们解决问题。……我们并未把劳动妇女的问题严格地等同妇女就业问题，但我们把这一问题放到妇女在家庭和社会整体中的地位这一背景下进行考虑。”[3](p.7)
二十世纪70年代，各派妇女组织和服务机构的数目都有惊人地增长。1969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2个注册的妇女组织，到1974年，发展到100个左右。到1979年11月，全加拿大有39个妇女活动中心，每个省或者地区至少有一个。[4](p. 18)
其中，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影响日渐增强。1972年，加拿大妇女教育出版社首次出版《妇女团结》（Women unite！）一书，书中指出：“加拿大与美国的区别在于，加拿大妇女更习惯于用社会阶级的观念分析女性受压迫的根源。这表明，马克思主义观点已开始在加拿大妇女解放运动中成为中心。”[1](p. 50)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组织的共同特点是：最初由一些关心公众事务的活跃分子（大多是白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组织上对外开放，吸收各种赞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人参加；富有战斗精神，非常关注跟妇女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不拒绝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努力在广大妇女中宣传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主张等。

二、建立工会、组织罢工和示威游行等活动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从一开始就强调妇女运动走出校园，进入社区，关注女工，广泛建立组织，要求从根本上进行社会和政治变革。这样，实践活动逐渐离开了白人中产阶级创建者的初衷，走向更广泛的领域。在70年代，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把阶级和性别问题结合起来。
由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左翼和社会主义的天然联系，对工人运动的支持和参与是其实践活动中十分重要的部分。
1978年，在安大略的弗莱克（Fleck）罢工事件中，尽管警察局动用了五百名警察，支出了200万加元的费用，120名罢工工人（绝大多数是妇女）坚持斗争六个月，抵制住了种种破坏罢工的行为，最终赢得了反对弗莱克制造业限制的胜利。
在这次罢工中，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分子与工会组织联合起来，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工会活动分子马洛尼（Heather Jon Maroney）在一篇文章中强调说：“……妇女在罢工中富有战斗性的行为，是对当前资本主义社会性别劳务分工的真实挑战。在弗莱克罢工中，罢工工人明确地把这些挑战联系在一起。…… 她们得到的教训是，在合适的政治条件下，妇女的自觉组织将会在斗争中使女性主义意识和行动激进化、自觉化、扩大化。”[5](p. 94)
在男子举行罢工时，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分子还积极动员他们的妻子组成支持罢工的后援组织，以提高妇女的整体觉悟。1978年在萨德伯利（Sudbury）罢工中，罢工者的自愿者组织——妻子后援会(Wives Supporting the Strike)，就是其中一例。
工会活动分子阿加•莱尼（Arja Lane）也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她认为“同妻子后援会一道工作是一种政治化的经验。……对许多人来说，这是她们第一次开会，第一次暴露劳资关系的‘怎么样’、‘是什么’和‘为什么’。我们在开会和参与某些事件的所见所闻，学到的技巧，都使我们有能力应付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6]另一名妻子后援会的成员描述了这种组织经历对她的生活的影响。她说：“罢工之后，我丈夫用全新的眼光看待我。他听任我在会议上大声讲话，允许我自己去多伦多参加集会。我意识到我在这个家里有了更多的权利。”[6](pp. 330-331)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组织还围绕妇女堕胎问题举行过大规模示威活动。堕胎在二十世纪70年代早期成为各派妇女关注的一个问题。1968年，传播节育知识在加拿大还是非法的，麦吉尔皇后大学学生会悄悄出版的《节育手册》（Birth-Control Handbook）一书，迅速成为全加乃至全北美最畅销的地下读物。妇女们认识到，身体是自己的，堕胎是妇女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
1969年，加拿大联邦政府批准成立了一个堕胎医疗委员会（Therapeutic Abortion Committee），宣布出售节育器具、传播节育知识和堕胎为合法；但是妇女堕胎必须经过该委员会核准，否则仍被视为违法，从业医生要受到法律处罚。这被称为“联邦堕胎法”。妇女们对该法案非常不满，因为按照该法律条文的限制，要取得合法堕胎权的机会微乎其微，要堕胎就必须去非法的小诊所。由于小诊所医疗条件的限制，许多妇女因而丧命。从1970年起，加拿大妇女开始组织各种反堕胎法活动。2月14日，在温哥华举行了第一次要求废除“联邦堕胎法”的示威活动。4月，温哥华妇女决策委员会要求妇女们参加从温哥华到渥太华的穿越加拿大的“反堕胎法大游行”。她们声称：“我们认为，加拿大政府跟加拿大妇女正处于战争状态。如果政府在1970年5月11日下午三点之前不采取措施满足我们的要求的话，我们将被迫对加拿大政府的宣战做出反应。”[5](p. 94) 示威途中，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呼吁废除堕胎法。妇女在游行中抬着一具象征着在非法堕胎中死亡的妇女的棺材，从温哥华经坎卢鲁斯，埃德蒙顿，里贾纳，温尼伯，莱克海德，多伦多，最后到达渥太华。她们集中在议会大厦外，坐在参观者长廊下，结成人墙，造成了一定的声势。
萨斯卡通妇女解放组织积极参与了这次示威的组织活动。它在1970年11月的声明中总结了这次活动的影响：“在加拿大，反堕胎法大游行是整个妇女解放运动的催化剂，催生了许多新组织，提高了妇女对团结力量的认识。” [7](p. 21)妇女们认识到，她们所受的压迫的根源在于父权制资本主义政府。虽然这次示威在当时并未达到预期目的，但是广大妇女不断斗争，又经过大约十数件案例的判决后，1988年，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定联邦堕胎法违宪。

三、呼吁各派联合及同其他力量联合

70年代，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已经认识到，妇女运动内部的团结以及妇女运动与其他社会运动进行联合，都是十分重要的。多伦多国际妇女节委员会的《团结纲要》（Basis of Unity）最早明确了这一点。它指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需要的盟军，首先应该在目前组成妇女运动的各个组织中寻找。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希望同所有那些反抗妇女所受的压迫的力量合作。工会是妇女解放的一支特别重要而有力的盟军。”[1](p. 284)
因此，在各项重大活动中，社会主义女性主义都试图成为连接女性主义各派的桥梁。与此同时，工会活动家们也试图同妇女运动结合，建立广泛的具有工人阶级意识和女性主义思想的基础组织。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多伦多国际妇女节委员会和一些工会组织结成联盟，如安大略省的“劳联”下属组织和新民主党的组织，女工工会等。正是这些组织的共同努力，才使得女性主义社团旗帜鲜明地支持罢工活动。
多伦多国际妇女节委员会通过“三八同盟”把自己的观点传播给其他妇女组织。“三八同盟”是多伦多妇女庆祝国际妇女节的一个同盟组织；在1979－1984年间，多伦多国际妇女节委员会在同盟中起着领导作用。从1978年开始，大批妇女组织起来，充当一系列“妇女罢工”——比如弗莱克罢工和普泰克斯罢工的纠察队或直接参与罢工。同一年，加拿大劳工联合会（Canadian Labour Congress）召开第二届女工会活动积极分子大会；在魁北克，共同阵线赢得了妇女产后二十周的带薪假期，同时父亲也可以享受五天的带薪假期；1980年，安大略劳联（Ontario Federation of Labour）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日托运动。[1]（p. 80）多伦多国际妇女节委员会积极参与或组织了这些活动，它被许多安大略进步人士视为基层女性主义的重要声音。①
同时，萨斯喀彻温劳动妇女也积极同工会联合。它在1979－1980年的年度报告中指出，其劳工团结委员会与下述组织有联系：萨斯喀彻温政府公务员联合会，加拿大邮递员工会，加拿大公立医院从业者工会，以及加拿大公众服务业联盟。[3]像多伦多国际妇女节委员会一样，萨斯喀彻温劳动妇女并不限制成员参加工会的斗争。其成员有的参加了当地的托幼联合会，有的参加了津巴布韦籍日托工人穿越加拿大的倡议会议，有的积极关注阿尔伯特王子城地区的妇女抗议削减失业保险金大额活动。多伦多国际妇女节委员会和萨斯喀彻温劳动妇女都代表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组织同工会和其他力量联合的趋势，显示出妇女运动逐渐走向成熟，政治目标逐渐深化。

1975年之后，加拿大基层女性主义改变了策略，不再注重各派的多样化，而是注重联合，注重广大妇女的政治化。虽然各派的争论和差别并没有消失，然而各派都在寻求建立一种更具公众化、更能提供参与机会、更具对抗性的活动方向；也都认识到，妇女运动必须共同协作，才能有效地挑战现存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作者简介]齐丽（1969年—）200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参考文献：
[1] Nancy Adamson, Linda Briskin, Margaret McPhail, Feminist Organizing For Change:TheContemporary Women’s Movement in Canada [M].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SWLPapers,ConstitutionalProposal,Jan.1978.[DB/OL]http://www.biblio.uottawa.ca/archives/cwma-acmf-e.html.2005-5-15.
[3] SWW Papers, Draft of Opening Remarks by Denise Kouri for SWW,1981Convention.[DB/OL]http://www.biblio.uottawa.ca/archives/cwma-acmf-e.html.2005-5-15.
[4] A test of Unity: Lesbian Visibility in the British Columbia FederationofWomen,1974&1975.[DB/OL]http://www.biblio.uottawa.ca/archives/cwma-acmf-e.html.2005-5-15.
[5] Heather Jon Maroney, Feminism at work [A].Heather Jon Maroney & Meg Luxton. Feminism and Political Economy [C]. Toronto: Methuen, 1987.
[6] Arja Lane, Wives Supporting the Strike [A]. Linda Briskin & Lynda Yanz. Union Sisters [C]. Toronto: Women’s Press, 1983.
[7] SWL Papers, A Proposal for Action-By the Birth- Control & AbortionofSWL,Nov.1970.[DB/OL]http://www.biblio.uottawa.ca/archives/cwma-acmf-e.html.2005-5-15

于淼

（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系，河北 保定 071000）

[提要]加美关系长期处于北大西洋三角关系框架中，战后初期，最终转变成为以加拿大对美国依赖为特征的加美特殊关系，双边关系密切，但时有分歧。在对美政策上，国力较弱的加拿大面对强邻霸国维权不易。
[关键词]加美特殊关系，民族主义，特鲁多
Canadian-American Special Relationship
in the 1950s and 1960s

Abstract: Canadian-American relationship shaped in the North Atlantic Triangle a long time,and the relationship finally turned into the Canadian-American Special Relationship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Cold War. It is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that Canada has depended on the United States.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has been very close, but sometimes there have been some disputes between them. Canada is weak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so it is very difficult that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have protected Canadian rights and interests.

Key Words: The Canadian-American Special Relationship,Nationalism,Trudeau


回顾加美关系史，从18世纪后期起，加美关系就长期处于英、美、加北大西洋三角关系框架中，随着三方经济政治的不平衡发展，北大西洋三角关系框架渐趋解体，加美两国逐渐接近。两次世界大战推动了加美双边关系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中期加美关系最终演变成为以加拿大对美国依赖为特征的加美特殊关系，双边关系密切。在特殊关系框架之下，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可以称之为战后的“前特鲁多时代”)加拿大放弃了均衡外交，推行“悄悄外交”战略。它将美国作为强大后台以保护自己，并且于冷战中加入美国一方，在主要国际问题上支持美国，同时保持适度的自由。双边关系更加密切，但时常出现分歧。加美特殊关系既协调又矛盾，“协调”与“矛盾”此消彼长，而当“矛盾”一方占优势之时，加美关系便屡起波澜。特鲁多对美外交政策调整即是其结果与表象。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苏之间的全面冷战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地近苏联，又紧接美国本土之北，因此作为一个中等规模的西方发达国家，它需要依靠美国来庇护自己以抵制苏联的军事威胁，同时它对于美国来说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此基础上加美建立了全面合作的战略同盟关系。双边关系以“协调”占优势。
在经济上加拿大鼓励美资进入，美资继续大规模涌入加拿大，双方贸易稳步增长，对美贸易额在加外贸总值中的比重提高。其中出口额比重在特鲁多执政初期的1971年达到了67.8%,进口额比重则达到了70.2%。[1](p.25)同时双方经济合作深入发展。例如在水利方面双方的合作结出硕果，1959年由加美合作进行的圣劳伦斯河航道治理工程完工，1961年双方就联合开发哥伦比亚河进行水力发电建设签订了协定。而此时期加美经济合作的最重要成果是1965年的加美汽车协定，双方实现了汽车产品及其零部件的免税自由贸易。1965年汽车协定打下了日后双方全面自由贸易的基础，推动了加拿大汽车工业的迅速发展，汽车制造业成为加拿大工业的支柱产业之一。同时加美还合作开发加拿大的自然资源，双方合资开采铁矿和铀矿，进行规模庞大的泛加拿大天然气管道工程，加拿大矿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美国也获得了重要的战略物资，这对双方来说是互利的。依靠美国的雄厚经济实力，加拿大得以保持自身经济繁荣。
在政治军事领域加拿大支持美国对抗苏联的军事威胁，加美军事合作进一步加强。加拿大在北约中积极承担义务，与美国保持协调。双方防务更加一体化。1957年加美为防御苏联空中威胁签订了“北美空防协定”，翌年联合建立起“北美空中防卫司令部”（NORAD），该司令部由美国将军担任最高司令官，由加拿大人担任副职，司令部设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加拿大派出空军参加空防值勤飞行。[2](p.74)50年代加拿大还参加建立了北美雷达警报系统，由于建设和管理之需美国军事人员得以常驻加拿大，美国加强了自己在北美大陆北部的军事存在，在北美防务上加拿大受到美国控制。自1959年起双方共同实施“军工生产分享计划”（DDPSA），加强军工合作，“从而在北美形成了一个军工生产方面的共同市场。”[8](p.53)按照协议，美国每年购买一定数量的加拿大军工产品，加拿大在从中获益的同时，也以自己的工业支持了美国。1963年加拿大甚至同意其派驻北约的军队部署美国的核弹头。在古巴危机和越南战争中，加拿大虽然出于己利也有一些不同想法，但是最终也主要是站在美国一方，偏袒美国。

挑战与机遇
㈠挑战—加美关系的不对称性
关于战后加美关系的特点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加美关系的特征是冲突与合作，它们之间的特殊关系可以形容为“持久的友好关系、不断的紧张状态”[9](p.9)；另一种观点认为加美关系是以加拿大对美国一定程度上的依赖为特征的，甚至指出加拿大是美国的一个卫星国。两种观点比较，可见前者态度温和，后者立场强硬,批评一针见血；前者所看到的是特殊关系的表象，后者是其实质。加美特殊关系的“特殊性”具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指在加拿大所有的对外关系中以加美关系最为重要，加拿大必须特殊加以对待；另一方面则指加美关系是建立在加拿大对美国过度依赖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特点有别于加拿大的其它双边关系，加美双边关系的密切发展是以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不断加强为基础的，这也是加美特殊关系的“特殊性”所在。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加美关系可以视作一种发达国家之间的“南北关系” ，加拿大的相对弱小及其对美国的过度依赖使它具有“南方国家”（不发达国家）的某些特征。
就加拿大而言，它的国土广阔，面积达995万6千多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二位。而在如此辽阔的土地之上，只有2160万人（1971年1月数字），人口不多。这两个数字决定了加拿大的基本国情。首先，加拿大地大物博，资源非常丰富。从矿产资源来看，其非能源矿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三位，是最大的矿产品出口国。主要矿产资源如煤、铁、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等储量丰富，很多重要战略资源蕴藏量居世界前列。其中煤储量869亿吨，铁矿储量约284亿吨，石油蕴藏量约11亿吨，天然气蕴藏量2万5千亿立方米，铀矿储量约40万吨。石油与天然气出口是加拿大贸易顺差的重要因素。加拿大森林覆盖率达46%，其森林保有量约占世界森林总量的十分之一，有木材230亿立方米。森林资源对加拿大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加拿大拥有9亿多公顷土地，虽然由于气候、土壤等原因只有14%适于发展农业，但是加拿大仍然是一个农产品丰富的国家，它是世界上重要的粮食出口国。可见，在一定程度上加拿大是一个资源出口型的国家。
其次,加拿大只有区区2千多万人口，人少地广。其结果，一方面是加拿大的人均资源占有率很高，这是加拿大繁荣富足的物质基础和天然优势，另一方面人口过少也导致了人力资源短缺，国内市场狭小，这是制约加拿大经济发展的一个致命因素。因此在加拿大对外关系史上，移民与贸易一直是两个重要内容。移民国家是加拿大的基本特征，而发展贸易却是加拿大的立国基础之一。加拿大以贸易立国，对外贸易弥补了自身不足，为加拿大赢得了财富，推动了它的发展。但对外贸易受国际环境的制约，具有波动性。为了确保加拿大对外贸易的顺利进行，加拿大政府一直在努力寻求创造一个稳定有利的对外贸易环境，加拿大的外交政策趋向在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此。加美特殊关系的建立是加拿大贸易立国政策的最终体现。
“美国是加拿大的唯一近邻。” [8](p.52)它与加拿大之间拥有一条漫长的陆地边界，双方之间交通便捷。美国领土规模与加拿大相当，国土面积达936万3千平方公里，位居世界第四。它的人口有两亿多，数量是加拿大的十倍，地广人众。美国还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最为富裕的国家。对于加拿大而言，毋庸置疑美国是加拿大天然的亲密贸易伙伴，与美国发展贸易关系得天独厚。人口众多、先进富庶的美国既是一个具有巨大消费能力的稳定市场，又是一个拥有各种先进知识资源和庞大富源的“美味蛋糕”。吃下这块蛋糕，不但可以充饥，而且营养丰富，极其有利于加拿大自身的发展。同时对于美国而言，加拿大又是一个十分便捷的资源供应地和稳定的投资市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特殊经贸关系便建立在这种互补互利的基础之上。对美贸易自然成为加拿大对外贸易的核心，这对于视对外贸易为本国经济发展生命线的加拿大来说，在其对外决策中，“美国”便无处不在。加拿大政府在外交事务上不得不考虑美国的影响，因为加拿大在经贸领域有“求”于美国，加美特殊关系以前者对后者的依赖为特征。
二战后的加拿大与美国虽然同属发达工业国，但是两国国力相差悬殊，加拿大的综合实力只及美国的十分之一。可见加弱美强，且强弱分明，前者对后者不足以构成威胁。弱国无外交，弱国利益在强权面前自然无从谈起，加美双边关系显然是不对称的。美国并不注重对加关系，加拿大充其量是它的稳定有利的邻近经济市场和可靠的地区性政治军事盟友，美国的对加外交策略就是要给予加拿大一定的经济收益和活动自由（当然绝不能影响美国的利益），以拉住加拿大。实质上美国视加拿大为自己的一个北方卫星国。更为重要的是加拿大经济严重依赖美国，加拿大是美国的经济附属国。美国在加拿大的投资占加拿大外资总额的80%，占美国在海外投资的1/3，超过美国对西欧的投资总额。美国垄断资本势力对加拿大经济广泛渗透，美资几乎完全控制了加拿大的汽车工业（96%），同时对其它部门的控制程度也居高不下。到1968年，美资控制了加拿大橡胶（84%）、机械制造（64.8%）、电气（58.1%）、石油和煤炭（76.4%）等工业[7](p.100)及铀与稀有金属的开采。外资的注入虽然为加拿大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但是也导致加拿大的国民经济命脉掌握于美国财团手中，加拿大经济独立性受到影响，民族经济发展受阻。从1945年到1970年，加拿大负债达到400亿美元，其中4/5源于美国[7](p.100)，美国是加拿大的最大“债主”。而且加拿大的本国资本供给不足，经济发展严重依赖美国资本。一旦美国经济发生波动，加拿大经济必然受到影响。
如上所述，加拿大人口少，国内市场狭小，为维系发展须以贸易立国。其对外贸易总值约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30%，对外贸易的70%同美国进行，可见其经济增长严重依赖美国市场，对美贸易关系到加拿大的国计民生。双方之间的贸易结构亦不合理，除了进行汽车产品贸易外，加拿大对美国的出口主要集中于自然资源产品和粗加工的制造业产品；而它从美国进口的则主要包括生产耐用设备、机械、精密仪器、计算机等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可见，加拿大实际上是美国的经济殖民地，在经贸领域，前者对后者的依附性很强。加拿大经济具有“南方国家”的一些特征。
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注定会影响到政治、军事乃至文化等方面。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加拿大与美国之间虽然存在着分歧，但是对于美国的颐指气使也无可奈何。例如在对华关系问题上，由于美国的反对，使得加拿大在对华外交决策上犹豫不决，几次建交努力都因美国阻挠而中途废止，因此“在1970年以前，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外交和战略问题，不时出现在加拿大人面前。”[5](p.67)同时在军事问题上，美国的军事控制日益加强，加拿大的反控制努力举步维艰，迪芬贝克 与肯尼迪在加拿大是否接受美国核武装问题上争吵不已，最后加拿大（皮尔逊政府）还是做出了让步。在文化方面，加拿大也面临着美国文化大肆入侵的威胁。例如在文化传播领域，据统计，在加拿大观众所收看的电视节目中，美国编制的约占75%，加拿大电影院所上映的影片大部分来自好莱坞，而超过80%[12](p.54)的电影院（其中包括一些最重要的）掌握在美国公司手中。这引起了一些加拿大人的不满，他们认为，加拿大的文化正在被美国的文化所吞噬。而且伴随着美国文化的渗透，大量精神糟粕开始腐蚀加拿大的传统文化。这一切激起了加拿大一些有识之士民族主义的警觉，一场加拿大化运动开始酝酿。
而且雪上加霜的是，1971年美国的对外贸易收支出现了巨大逆差 ，同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宣布实施对外国商品加收10%附加税[6](p.244)的新经济政策，以改善其国际收支状况，保护本国市场，促进经济发展。这项政策导致了加拿大27亿（加）元的损失 ，这在加拿大人自己看来，等于宣告战后建立起来的特殊经济关系的完结。而且由于美国与其它西方国家特别是日本的贸易关系日益密切，使美国政府更加注重同日本等国家的经济联系，尼克松认为：“日本是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4](p.185)总之，特鲁多上台后已无法回避加美关系中的这些问题，他的政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困难面前特鲁多必须当机立断，加以应对。
㈡机遇—有利的国内外形势
如前所述，美国的过大影响引起了加拿大有识之士的担忧。上个世纪60—70年代加拿大国内民族主义思潮高涨，加拿大人的民族自立意识加强，“独立自主”思想逐渐深入人心。1972年一项民意测验显示，有67%的加拿大人认为在加美资已经足够多了，而1964年这个数字仅为46%。[9](p.266)从1969年到1972年，持“美资对加企业的控制权不利于加经济发展”观点的加拿大人所占比例从34%上升到47%。[9](p.266)反对美国控制以及反对美国霸权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浪潮此伏彼起。而且60年代末加拿大公众开始倾向于更加自由、更加开放、更具有创新精神的政治生活，对保守的、一味追求调和与平稳的传统政治愈加不满，加拿大社会人心思变。这两种国内因素的结合有力地推动了特鲁多的对美外交政策调整。
在国际上，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格局（特别是经济格局）开始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舞台上各种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美苏之间轮番升级的军备竞赛和全球争霸直接导致了美国国力的相对削弱。西欧、日本力量的崛起，有力地牵制和冲击着美苏两霸的扩张性势力。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开始明显衰落，经济上的绝对优势已不如往昔。从各国占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以1948年同1970年相比较，美国由54.6%下降为37.8%，联邦德国由3.6%升至10.1%，日本由1.2%升至9.5%。战后形成的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国际货币体系于70年代初瓦解，这是美国经济霸权急剧衰落的重要标志。西方各国力量的消长使西方世界的政治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加拿大外交面临着新的机遇。
同时第三世界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此起彼伏，亚非拉各国民族主义运动迭起，一些国家相继发生了反对美国霸权的改革乃至革命。例如，在美洲大陆的另一半—拉丁美洲，60年代以来不论是民选政府还是军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都具有民族主义倾向，这与其民族经济的发展是相适应的。他们都要求进一步摆脱美国的控制，奉行独立自主和多边外交的对外政策，积极发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加强拉美国家之间的团结，力图用“一个声音”与大国对话。1969年5月，21个拉美国家的外交、财政部长在智利的比尼亚德尔马市召开排除美国参加的拉美特别协调委员会会议，主张运用拉丁美洲的观点、方式、特点和力量来解决拉丁美洲自身存在的问题。这次会议反映了拉美国家推行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愿望和决心。1967年拉美14国签署的《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具有积极的反霸意义。
特鲁多执政初期，在智利还发生了阿连德 政府的改革。二次大战后，智利长期处于美国垄断资本的掠夺和剥削之下，60年代的民主改革都是半途而废。1970年9月大选时，社会党、激进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统一人民运动和独立人民运动等左翼政党组成了“人民联盟”。“人民联盟”的总统候选人、社会党领导人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为总统。阿连德推行反帝、反殖、捍卫国家主权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政策。1971年7月11日智利议会通过了实行矿藏国有化的宪法修改草案。阿连德政府于同年11月把美国资本和其他外资占有的铜、铁、硝石等矿业全部收归国有。又以征收、接管、征用等形式，将数十家本国资本和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实行国有化，并把7月11日定为“民族尊严日”。智利人民称这次国有化为“第二次独立”。与此同时，阿连德政府坚决奉行维护200海里海洋权的立场。在外交方面，智利政府坚定推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坚持维护自决权和不干涉原则。1970年11月12日，智利政府同古巴恢复了外交关系；接着，又同中国、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阿连德政府得到了加拿大左翼力量的“潜在的同情”[3](p.124)。
拉美地区是美国极力控制的战略后方，在那里美国势力独大。拉美国家独立自主意识的增强影响巨大，它们反对霸权主义的活动有力地打击了美国强权。这表明，在美洲大陆美国也不能为所欲为，加拿大人并非没有机会回击美国。而且自60年代末起以至整个70年代东西方关系出现了缓和局面，也有利于扩展加拿大的外交空间。国际形势的这些新变化要求加拿大必须调整政策，更加依靠自身力量和主动性解决问题以保护自身利益。

总之，在前特鲁多时代随着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不断加强，加拿大的“美国化”日益严重，它的独立自主地位受到了影响，加美之间在一些问题上时有分歧，双边关系中“矛盾”一面逐渐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民族自立意识进一步增强，要求改变自身不利状况的呼声迭起。同时国际局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加拿大外交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这便是特鲁多对美外交政策调整的国内外历史背景。
[作者简介]于淼（1980 - ），男，河北保定人，硕士，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系教师，主要从事加拿大史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Norman Hillmer and Garth Stevenson,A Foremost Nation: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and a Changing World,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Limited,1977.
[2] Robert Bothwell,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The Politics of Partnership,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2.
[3] Brian J. R. Stevenson,Canada,Latin America,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ism:A Foreign Policy Analysis,1968-1990,Montreal&Kingston,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0.
[4] Ivan L. Head and Pierre Elliott Trudeau,The Canadian Way:Shaping Canada’s Foreign Policy 1968-1984,Toronto,McClelland&Steward Inc.,1995.
[5] David Taras,Parliament and Canadian Foreign Policy,Toronto,Canad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85.
[6] Edelgard E. Mahant and Graeme S. Mount,An Introduction to Canadian-American Relations,Scarborough,Nelson Canada,1989.
[7] Costas Melakopides,Pragmatic Idealism:Canadian Foreign Policy 1945-1995, 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8.
[8] Anatol Rapoport,Anthony Rapoport,Canada and the World,Toronto,Science for Peace Samuel Stevens&Co.,1992.
[9] Norman Hillmer,Partners Nevertheless: Canadian-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ississauga,Copp Clark Pitman Ltd.,1989.
[10] J. L. Granatstein,Yankee Go Home?Canadians and Anti-Americanism,Toronto,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1996.
[11] Richard J. Walton,Canada and the U.S.A.:A Background Book about Internal Conflict and the New Nationalism,New York,Parents’Magazine Press,1972.
[12]  Peter C. Dobell,Canada in World Affairs,Volume XVII,1971-1973,Toronto,Canad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85.
[13] Richard Gwyn,The 49th Paradox,Toronto,A Totem Book,1986.
[14] Roger Frank Swanson,Canadian-American Summit Diplomacy 1923-1973,Toronto,McClelland and Stewart Limited,1975.

闫颖
（大连大学人文学院  辽宁 大连 116622 ）
[题要]：皮埃尔•埃里奥特•特鲁多是加拿大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总理，他具备卓越的政治才能和独特的个人魅力，在任职的16年中，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均有所建树。加拿大史学家把特鲁多执政的这一阶段称为“特鲁多时代”。他上台伊始便大刀阔斧开展的对其前任总理皮尔逊时期留下来的外交政策进行审查，其直接成果即《加拿大外交政策白皮书》。本文试图通过阐述加拿大外交政策审查的背景和过程及分析白皮书结果和内容，来全面了解和评价特鲁多总理与其前任总理皮尔逊在外交政策上的不同之处及其在外交政策改革中的灵魂作用。
[关键词]：加拿大；特鲁多；加拿大外交政策白皮书

Trudeau and the Foreign Policy for Canadians in 1970
Abstract: Pierre Trudeau has made essential contribution to Canadian politics，economics，society and so on. Canadian historians termed his period as “Trudeau Era”. And the rising of the “Trudeau Whirlwind” was indicated by his government reviewing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While the direct result of the reviewing is Foreign Policy for Canadians（usually called the white paper）.The author tries to tell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rudeau and Pearson on foreign policy and evaluating Trudeau’s important role in the making of Canada’s foreign policy throung reviewing the background and process of the making of the white paper on Canadian’s foreign policy.
Key Words: Canada, Pierre Trudeau, Foreign Policy for Canadians


一、特鲁多政府进行外交政策改革的历史背景
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特鲁多总理正确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准确定位加拿大的国际地位和义务，为外交政策审查提供了理论依据。
首先加拿大外交状况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地理渊源。加拿大有一段漫长的殖民地历史，作为宗主国的附属品，毫无外交权可言；一战后虽逐渐获得独立国家的地位，但国际影响力仍是微乎其微；二战后凭借战争中迅速发展壮大的经济实力，加拿大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但其外交从属性仍大于独立性。而地理位置方面，因为与两次世界大战中迅速发达起来的头号强国——美国近邻，这样的“地缘”因素，使加拿大不可避免的高度依赖于美国，逐渐由英、美、加北大西洋三角关系转向加美双边关系，其一系列外交实践的结果往往是作为美国的“尾巴国”，扮演附庸角色，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特鲁多总理的前任莱斯特•鲍尔斯•皮尔逊一贯奉行“国际主义”外交政策，在国际事务中努力扮演“有益的维修匠”这样一个角色，而在与强邻美国的关系上，则强调与之协调一致，在外交上俨然成了美国“温驯的代言人”。                              
其次，而20世纪50、60年代，整个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战后形成的两大阵营内部出现分化和重组，冷战局势出现缓和的征兆时，作为新兴力量的发展中国家也迅速崛起。同时，西欧、日本重建中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他们想要逐渐摆脱美国人的控制，实现独立自主的斗争，这也为严重受美国影响和制约的加拿大外交寻求自主提供了可供效仿的对象和共同斗争的盟友。再加上第三世界的崛起为加拿大外交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更为其实践相对独立外交政策准备了新的舞台，提供了展示与前任政府截然不同外交姿态的良机。最后，美国长期推行侵略扩张霸权主义政策的结果导致国内政治经济局势动荡，国际收支逆差急剧增加，实力大大受损，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地位显著下降。与此同时，西欧、日本日益复兴，美国逐渐失去经济霸主地位，对二者控制大大减弱，苏联也趁机发展了自己的实力，不断缩小与美国的差距。这些都成为美国面临的强有力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在军事安全上对美国的高度依赖性明显减弱，有了按自己的意愿在国际舞台上独立行事的机会。
再次，面对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加拿大国内要求变革外交政策，重新树立外交形象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广大民众对加拿大一直充当美国附庸极为不满，在同美国的关系问题上，加拿大一项民意测验显示，有63%的加拿大人认为加拿大没有表现足够的独立性.[1](p.279)公众舆论同样希望改变一下自己的国际形象，呼吁进行变革，主张加拿大与美国保持距离，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
国际大环境的变化和国内舆论要求变革的呼声使加拿大现存外交政策遇到诸多挑战，种种事实都为特鲁多政府着手改革外交政策，减轻内、外部压力提供了现实条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勇于开拓、敢于创新的新任总理雷厉风行的主持开展了对加拿大外交政策的全面审查。
二、加拿大外交政策审查的过程
1968年5月29日，在就加拿大的重要政策发表演说时，特鲁多明确宣布要“全面、彻底的审查包括防务、经济、外援政策在内的外交政策”。[2](p.5)
“特鲁多全面审查加拿大的外交政策是同修正政府的决策程序联系在一起的。”[3]加拿大外交部最早建立于1909年，一直由总理兼任部长一职。二战后，随着对外交往日增，1948年外交部开始有专职部长，但总理和外长全权负责外交政策的排他性决策程序一直延续下来。皮尔逊本人曾长期执掌外交部，熟悉外交事务，所以他出任总理后，与时任外交部长的马丁一起几乎完全独揽了外交政策的制定。特鲁多认为，尽管总理皮尔逊和外长马丁都深谙外交事务，但他俩一手包揽的外交决策程序，因为把内阁置于一旁，无法广泛听取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意见而存在严重弊端。在这种决策程序下出炉的外交政策往往无法在平衡全局的情况下使内政和外交适当的联系起来。基于这种考虑，特鲁多首先改革了旧的决策程序。新的决策程序首先由外交部对具体的外交事宜进行研究，然后提出几个可供选择的实施方案，按照规定的程序提交内阁专门委员会决定，而后再由内阁全体成员讨论批准。这样改革决策程序后，特鲁多一方面大大削弱了外交部对外交事务的控制权，摆脱了现行外交政策思想模式的束缚，另一方面让内阁成员都参与讨论，撇开了有关文职官员，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包括内阁之外的声音，使外交政策能更好的体现加拿大的国家利益。正是改革后的决策程序为那些在前任政府外交决策中一直处于边缘地带，几乎不能参与其中的内阁部长们提供了发表意见的机会，使外交政策能够在内阁进行全面的讨论。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即将开始的审查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这种特殊的政治历史条件下，特鲁多修正了加拿大外交决策程序，为进行全面的外交政策审查提供了重要保证，从此他开始主持开展了长达两年时间的外交政策的审查。这次审查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都对加拿大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特鲁多一直对加拿大的外交政策受制于防务的状况非常不满，他曾表示，除了紧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以外，加拿大没有外交，而且让一个军事联盟决定外交政策是绝对错误的，应该是外交政策决定军事政策才对。外交部和国防部却没能完全体会总理要求改革的决心。作为现行政策的制定者，国防部和外交部开始联合开展对加拿大防务政策的审查，同时外交部长夏普还授权成立了一个对欧关系特别工作组，将加拿大的北约政策作为整个对欧关系的一部分予以研究。此外，众议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也着手北约政策的全面审查，频频举行听证会。虽然特鲁多总理不止一次的强调彻底、全面的改革现有政策，但他的官员们仍是置若罔闻。审查的结果认为从经济、政治和军事各个角度考虑，加拿大驻欧部队应继续驻留那里，或是希望加拿大继续对北约承担义务。这样的审查报告显然不是特鲁多想要的，当然也就根本无法在内阁中获得通过。基于对工作组几次提交的报告的不满，特鲁多秘密的责成它的私人顾问伊万•黑德带领几个人就外交与国防问题进行研究。这份名为“国防政策研究”（编号为310—69号内阁文件）的文件于3月25日提交内阁，报告建议加拿大留在北约，但人数要由原来的9800人减少到3000人，并且不对北约的核武装力量承担义务。正是这样的报告才基本反映了特鲁多总理本人的想法，得到了特鲁多的首肯。最后，又经过大约半年时间的“讨价还价”，在考虑到裁军的时间安排，规模大小及加拿大空军在北约的地位等问题，并对北约盟国的强烈反对做出一些妥协之后，9月9日，国防部长卡迪列克斯在国会上宣布了未来三年中加拿大削减对北约军事义务的具体规划，总的来讲，包括从欧洲撤军，把对北约的义务减少一半，同时坚决不承担核武装义务。至此，特鲁多政府对国防政策的审查在经过十六个多月的艰难抉择之后终于宣告完成了。
对欧关系特别工作组在完成对北约政策的审查后，继续审查加拿大对欧关系及加拿大对其他地区和领域的外交政策，包括拉丁美洲、太平洋地区、联合国及国际发展等领域。1969年夏，特别工作组把对5个地区及领域的审查报告提交内阁的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讨论，但是外交部没能准确把握内阁或者说总理本人究竟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框架，而且大多数官员仍习惯于皮尔逊时期总理与外长独揽外交事务的传统决策模式，对特鲁多上台后努力实现的意在剥夺外交部权力的新的决策模式一时难以消化，所以，对特别工作组起草的报告，内阁并不满意，认为它没有涉及深层意义上的本质，要求外交部重新起草一个总文件，对加拿大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做出论述，而不仅仅是描述某些具体的外交策略问题。外交部于1969年秋成立了“政策分析小组”（Policy Analysis Group）这样一个专门班子，它的首要任务便是起草一个适合的总文件，制定出加拿大外交政策总体框架，以重新树立外交部在内阁中的形象，而此任务的主要负责人竟也是“罗伯逊报告”的主要起草人—杰弗里•马累。杰弗里•马累参考了特鲁多几乎所有的著作及对外交政策的公开声明，其中包括1968年4月——1969年起草文件时为止的特鲁多的100多篇讲话，提炼出了总文件的主要思想，将发展国民经济、建设一个公正社会、提高公正水平作为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形成大纲并在5月中旬提交内阁研究讨论。正是这样的一份研究报告仍经过了5次修改才最终在内阁获得通过。另外，其余5个份文件（分别分析了加拿大与欧洲、拉丁美洲、太平洋地区国家、联合国和国际发展的关系）也按照总文件的精神做了修改。就这样，被称为加拿大外交政策白皮书的6个文件最后于1970年6月25日提交议会并公开发表了。
三、加拿大外交政策白皮书
特鲁多政府时期发表的加拿大外交政策白皮书是对皮尔逊时期的外交政策在认真分析国际形势变化的基础上进行的综合调整的产物，其中心内容是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独立自主的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它的问世开启了加拿大外交既不依赖英国，又不倚重美国的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1968年5月29日，特鲁多在一项政策演说中谈道：“我们的方针将本着实用主义原则——起码保证我们将来的政策同我们国家的需要相一致，与我们在世界事务中履行法律义务的能力相一致。”[4](p.281)本着这样的原则，这次外交政策审查的结果——“加拿大外交政策白皮书”直接触及了加拿大外交政策的实质和根本原则，对皮尔逊时代国际主义外交政策的基石来了个全盘否定。
白皮书有6个组成部分，包括1个总文件和5个分文件。总文件阐明加拿大外交政策已成为政府对国家目的和利益理解和追求的产物，是“国内政策在国外的延伸”，在这样的原则基础上，加拿大政府总结国家外交政策六大主题：促进经济增长、维护国家的独立与自主地位、争取和平与安全，提高社会公正程度，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维护良好的自然环境。总文件的主要起草者杰弗里•马累采用六边形结构阐述上述原则目标[5](p.5) ，六边形的每一条外边对应一个具体目标，在这个具体目标旁边标明若干个“关键词”，这些词是指在实现本目标时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比如：在实现维护国家的独立和自主地位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就会涉及到“所有权”、“宪法”、“特性”、“领土完整”等方面的问题，因而此部分就标明了这些“关键词”。此外，图中有许多指向不同方向的箭头。其中直箭头代表国家基本目标同外界影响之间的关系；组成内部圆环的单向弯箭头代表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环境因素，而组成外部圆环的双向弯箭头则代表着那些政策主题之间的相互关系。
白皮书的5个分文件主要分析了加拿大与欧洲、拉丁美洲、太平洋地区、联合国和国际发展的关系。其中，在阐明加拿大与欧洲、拉丁美洲、太平洋地区国家关系的文件中，明确表示希望能与这些地区发展政治、文化尤其是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关系。在联合国一章中加拿大主要关注经济发展及环境问题；在国际发展一章中则着重强调扩大对外援助。
四、白皮书的影响及特鲁多的作用
外交政策的审查和白皮书问世的过程虽历经艰辛，但对加拿大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特鲁多总理在这样的过程中更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白皮书的发表在加拿大引起了较大的争议，各方的评价不一。但总的来看，它比较实事求是的估价了加拿大作为一个“中等国家”(Modest Power)所受到的限制和约束，客观的制定出一系列符合加拿大国情、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的外交政策，因而产生了积极的作用：首先，特鲁多政府对外交政策的审查历时较长，这一过程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关注和参与，直接促使加拿大人对外交政策与国家利益间的内在联系有了较多的了解和更深入的认识；其次，它结束了整个60年代中加拿大致力于“平静外交”的毫无结果的努力，开始奉行一条相对独立的外交政策，努力追求自身利益和国家目标的实现；再其次，此过程使决策者们更加关注外交政策目标的框架，深刻了解加拿大外交政策的根本任务，进而更注重使决策与执行尽量保持一致；再次，特鲁多改革北约政策，减少负担对北约的义务，同时大规模裁军，毫无疑问减轻了加拿大的军费开支，为发展其他社会事业提供了财源；最后，加拿大政府着手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大力援助非洲、东南亚及拉丁美洲的一些不发达国家，为保卫国际和平、促进世界协调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这次全面、彻底的审查外交政策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将一个国家全部的外交政策长时间置于审查并重新制定的状态下，给外交政策的具体执行带来了巨大压力，同时耽搁并复杂化了外交路线的形成过程。而且在内容方面，最具体而又最有争议的减少对北约的义务问题，总体上缺乏合理的审查引导，显得有些仓促；白皮书涉及到的外交政策的六个目标相对于传统的政策有些自相矛盾。
特鲁多总理直接领导了加拿大新的外交路线的制定，对外交政策白皮书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不仅在审查开始阶段，而且贯穿整个过程，新的外交政策基本框架的指导思想也同样深深根植于特鲁多的政治信条之中。当谈及特鲁多本人对加拿大外交政策做出的重要贡献时，绝大多数人可能都会想到加拿大外交政策白皮书本身，但事实上在外交政策审查中特鲁多就像灵魂一样贯穿了整个过程，特鲁多上台伊始便大力修正皮尔逊时期遗留下来的决策程序，为外交政策审查的顺利开展做好了组织上的铺垫，在面对国内国际反对审查，支持现行外交政策的巨大压力时，他仍义无反顾，坚持领导开展审查工作。审查北约政策过程中，外交部审查结果不能突破前外交政策的束缚，无法在内阁获得通过，他果断的派出以其外交顾问黑德为首的调查团，寻求新的解决方案，所有这些努力都使得作为审查结果产生的白皮书不但体现了他的许多想法，甚至模仿了他的语言。[6](p.289)尤其在针对北约政策的审查过程中总理特鲁多最大限度的发挥了指导性作用。1969年新年那天电视采访中，他曾说：“作为总理，我的一部分工作是时常与部长、官员们会面……公开督促他们振奋精神，与时俱进……在国会则要提醒他们要特别注意某些具体问题……”。[7](p.12) 于是在北约政策审查过程中，他或者是提出一系列问题或者是提供有时甚至是两种相反的解决方案，总之，他将引导者这一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此外，从加拿大外交政策审查的全过程及其结果不难看出，白皮书完全体现了特鲁多本人的思想。
第一，特鲁多的思想几乎完全继承了十九世纪自由主义思想代表人物约翰•斯科特•米勒的传统。在他看来，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国家在为最大限度的实现个人的需求而提供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是人类社会的中心问题，他强调说“加拿大人必须走出家门，真正将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国家决不能干预公民的权利”，[8](p.274)他们必须明确自己需要什么。基于这种想法，特鲁多的政治理念把内政和外交看作是同等重要的，反映在白皮书中即“外交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伸”。受这一思想影响，白皮书尤其把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生活水平、建立公正社会这三点直接关系人民大众利益的内容作为外交的首要目标。
第二，特鲁多外交思想的务实性，体现在白皮书中即主张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致力于本国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明显的突出了振兴经济和发展经贸的精神，把维护和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和寻求多样性的经济伙伴看作其外交政策的基石。
第三，特鲁多的“均衡”主义理念深深影响了白皮书的首要内容。在他看来，加拿大国内政治领域中的“均衡”就意味着在多民族的基础上建立并维护巩固的联邦体制，这不仅是“加拿大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对国际社会最突出的贡献，它能消除国家出现国际冲突的隐患，……更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经验”，[9](p.31)从而促进整个国际关系的“均衡”。所以，这种“均衡”性体现在国际事务中，便是追求一个多种力量均衡而又相互制约的国际社会的出现，即奉行多边主义。[10]例如，特鲁多坚持摒弃皮尔逊政府对美国亦步亦趋的态度，努力开创加拿大太平洋外交战略的新视野，外交工作的范围包括美洲、欧洲、太平洋地区和联合国等多个方面，尤其希望尽量摆脱与实力相差悬殊的美国之间的“不均衡”状态，他努力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增加对外援助，努力改善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关系，这既是关系到加拿大自身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也使她在世界范围内达到“均衡”，实现社会公正（即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享有同工业化国家人民一样的权利）的追求，当然更是他对未来工业化国家将日益依赖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扩大谋求更大发展，实现全球经济日益“均衡”化的事实的深刻认识。
通过上述对特鲁多执政期间外交政策审查的回顾及对外政策白皮书内容的简单介绍，我们不难看出，总理特鲁多本人的思想或风格成为这一时期加拿大外交思想的主流。尽管有些人认为在特鲁多执政的第二个阶段又把外交政策调整转向皮尔逊时期奉行的路线，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肯定是他给加拿大外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他所主持开展的外交政策审查和白皮书的发表标志了加拿大外交史上的重大转折，不仅有利于实现加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更为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作者简介]：闫颖（1979—），女，河北昌黎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毕业，主要研究方向为加拿大史，现在大连大学人文学院工作。

参考文献：


[1] Robert Bothwell, Ian Drummond，John English,Canada Since 1945 [M]，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7.
[2] C. David Crenna, Pierre Elliot Trudeau：Lifting the Shadow of War [M], Hurting Publishers Ltd.1987.
[3] 刘广太:《加拿大对外关系的转折点—特鲁多外交政策初探》,《河北师范学院学报》[J]，1997年第2期。
[4] External Affairs [M],Vol.20, No.7,1968.
[5] Dale C.Thomson, Roger F. Swanson,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Options And Perspectives [M], Toronto, McGraw-Hill Ryerson Ltd., 1971.
[6] J. L. Granatstein, Canadian Foreign Policy：Historical Reading [M], Copp Clark Pitman Ltd., 1993.
[7] J. L. Granatstein, Robert Bothwell，PIROUETTE：Pieere Trudeau and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M],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0.
[8] Michael, Bliss, Right Honourable Men：The recent of Canadian politics from Macdonald to Mulroney [M],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Ltd.1994.
[9] Pierre E. Trudeau, Federalism and the French Canadians [M],Toronto, 1968.
[10] 叶海英,陈洪斌:《特鲁多对华政策思想渊源初探》,《临沂师范学院学报》[J]，2002年第2期。

李 巍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济南 250100）

[提要]加拿大劳资关系的历史演变与政府的调节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结合这种演变探讨了1870
至1990年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政府调节劳资关系的原因、措施和特征。指出对劳资关系的调节是加拿大
国家干预职能的一种表现，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关键词] 加拿大历史，政府调节，劳资关系

On the Role of Canadian Government in Intervening
Labour and Capital Relations: 1870-1990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evolvement of Canadian labour and capital relations was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governments’ intervention. Combined with the evolvement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the reasons, measur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anadian federal and provincial governments in intervening the relations from 1870 to 1990. It points out the intervention is one of the state intervention functions and made for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stability in Canada.
Key words: Canada,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labour and capital relations


加拿大从英法殖民地发展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无疑是由众多因素促成的。审视其走过的这一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和借鉴。由工人阶级组成社会劳动力和由雇主体现的资本及其运作，是加拿大由农业社会转为工业社会、进而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政府对劳资关系的调节从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加拿大学者对本国工人史的研究非常重视，在工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会的发展与劳资纠纷、以及政府的调节等方面取得可观的成果。加拿大具有西方工业国家的基本特征，其工人历史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然对它的研究目前在我国基本上是一项空白，加拿大政府在调节劳资关系中的作用更是少有涉足。本文拟对此做一初步的尝试。

一、劳资关系的历史演变

加拿大最早的工会出现在18、19世纪之交，  是由木工、裁缝、印刷工和油漆工等组成的行业工会，属于地方组织，也不够稳定。50年代，英国和美国工会开始在加拿大吸收分会，数量开始增加。至1889年数量达504个。[1](p.81) 1886年，加拿大全国性组织“加拿大行业与劳工联合会”建立， 至1908年该工会有620个下属工会，会员40728人。[2](p.566) 进入20世纪，工会的数量和规模都有了较大的增加，并出现比较富有斗争性的产业工会，1913年有会员17.5万人，[3](p.84) 1992年增加到380万人。[4](p.253)
为了获取合理报酬、改善劳动环境和缩短劳动时间，早期工人组织主要的斗争手段是罢工。从1815至 1880年，共发生833次罢工。[3](p.71)其中为了提高工资的罢工占了多数。
工会无疑对资本的原始积累造成威胁，雇主反对工会及其组织的罢工。在1871年“工会法”颁布之前，他们援引“习惯法”的有关条款将工会组织视为违法。采取的具体措施有：反工会的宣传，迫使工人签订承诺不加入工会的协议，将工会骨干会员开除；拒绝同意工会代表工人与自己谈判；招募其他工人破坏罢工和要求政府镇压罢工。为了有力地对付工会，雇主甚至也建立自己的组织，向联邦和省议会游说，在雇佣工人的条件上达成一致。
然而，在压制工人的运动的同时，有一部分雇主为了培养工人的忠诚而采取笼络手段。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有铁路公司就向技术工人提供娱乐活动场所，其他的雇主有的在圣诞节时向工作努力的工人发放“红包”。多伦多一家农业机械工厂在80年代除向工人提供医疗服务和图书馆外，还赞助工人的铜管乐队和体育运动队。[5](p.335) 20世纪20年代，一些雇主同意与工会就雇佣条件进行集体谈判，有的向工人发放退休金和实行各种保险等。30年代的大危机过后，许多公司的老板向政府建议由工人、雇主和政府各拿出相当于工人工资5%的资金，建立一个工人伤病、失业和退休基金。[6](p.302)
雇主采取上述措施目的同采用强硬手段对付工人完全一样，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因此，这些措施往往不能满足工人的需要，罢工仍然大量存在。从1895－1945年，加拿大共发生8500次罢工。[7](p.134) 总的看来，“二战”前雇主态度比较强硬，劳资关系紧张。
“二战”后，雇主迫于“工业关系和纠纷调查法案”的压力，不得不都与工会进行谈判。此期，虽然罢工仍然存在，但劳资双方交涉的主要场所从工厂大门前的纠察线转移到室内的谈判桌上来，劳资关系相对缓和。
为了在与雇主举行的集体谈判中取得胜利，各工会都搜集信息，经过分析和研究后就工人工作条件的各个方面提出一些标准。同时建立了教育部门，训练工人如何进行谈判和控制不满情绪。它们还加强对下属工会的指导，力争谈判尽量以工厂或工业部门为单位，谈判内容尽量全面。
雇主采取的对策，首先是千方百计地逃避集体谈判。他们尽量雇用不受劳动法规管辖的半天工和临时工，并把工作转包出去，以便把一部分工人置于集体协定之外。有的雇主宣布破产而重新开办一个新的企业，或将工厂迁到乡村，以逃避工会。在新斯科舍省，麦克林公司不仅迁到三个小镇，而且还促使省议会通过了一条“麦克林法”，规定一个公司所有下属工厂的工会必须同时建立。在10年中，它至少使该公司的三个工厂单独组织工会的行动陷于失败。[8](p.136)其次，在集体谈判中极力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们坚持自己对企业的管理不受到影响，同时争取降低在工作安全和生产保护方面的投资标准等。
工会有时取得谈判的成功，谈判破裂后举行合法的罢工。两种方式的交替使用为工人带来较多的利益，工人的工资在战后逐年增长，60年代末增长率达到两位数，1975年比1974年增长了18.8%，[8](p.125) 创历史最高记录。
然而，70年代中期加拿大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滞涨”现象，经过80年代初短暂的恢复，又进入一个新的衰退期，90年代更是长期停滞。在这种背景下，雇主开始冻结工资、减少福利和要求政府抑制通货膨胀，对工会采取转守为攻的策略。首先，在签订新合同的谈判中，提出必须冻结和降低工资，减少加班费和带薪假期的时间，并压缩医疗和退休计划中的付款。他们强调工资应与生产率和公司的利润挂钩，而不是与物价增长联系在一起。其次，向政府游说，代表了150个大公司和7500亿加元资产的“工商业问题理事会”，自1980年以后在影响联邦政府的政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最后，求助于政府镇压工人的非法罢工。直到90年代，在罢工中仍出现流血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1976年安大略省出现的由劳资双方组成的“质量小组”模式为一些企业和商业机构所仿效。它们实行弹性工作时间，鼓励雇员对生产和管理提出改进建议，并采取利润分成等措施。该项计划通常设置一个由第三方组成的控制委员会，负责解决实施中的问题。[9](前言)这一形式一般在没有工会或工会力量较弱的部门或地方实施，在一些小的工作场所取得了成效。它带有劳资合作的性质，但雇主着眼的主要是生产质量和数量的提高，并把这个新的方法当作避免公司工会化的一种方法。
总之，自70年代中期以后，面对经济衰退和雇主主动采取的行动，加拿大工会处于守势，对雇主做出较多的让步。

二、政府对劳资关系的调节

国家从本质上看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政府代表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加拿大联邦政府在罢工发生暴力冲突时调动警察、军队甚至民兵前去镇压，流血事件经常发生。从1867年至1914年，加拿大国防部曾调集民兵48次，其中35次是去镇压工人罢工。[10](p.417)1891年，维雷斐尔德的棉花工人罢工，3人遭到杀害。在赫尔的伐木工人罢工中，民兵向罢工的工人发射了2000发子弹。[3](p.82) 只是自20世纪30年代起，加拿大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才改为只使用警察对付罢工中出现的暴力冲突。
然而，国家还具有凌驾社会之上、调解阶级矛盾和维护整个社会稳定的职能。从历史上看，加拿大联邦和省政府确实发挥了这种作用，而且越来越明显。加拿大劳资关系的演变，主要由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和价值观倾向决定的。然而，政府的干预从中也产生了不不容置疑的作用。
加拿大政府通过颁布对工人有利的法律，是其干预劳资关系的一种方式。1871年，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之际，加拿大联邦政府为了稳定工人的情绪和建立一种健康的工业秩序，通过颁布了“工会法”而确立了工会的合法地位。70－80年代，新斯科舍省、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分别通过了禁止童工的法律。1883年，安大略省以英国的“雇主责任法”为蓝本，制定了加拿大第一个雇主赔偿工人的法律，规定雇主有条件地对受伤的工人给予赔偿。1914年，安大略省制定了加拿大历史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工人赔偿法”，使受伤的工人可以无条件获得赔偿。它规定，工人完全伤残后应得到数额相当于平时工资的55%的赔偿金；半伤残后得到的赔偿金额则是工伤前的工资与伤后的工资之差的55%。赔偿基金由政府和雇主承担，工伤事故发生后自动赔偿，具体事项由专门委员会负责。[11](p.53) 至1920年，多数省有了类似的法律。从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加拿大联邦和省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也颁布许多法律，建立和完善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在从某种角度看，这也是对劳资关系的一种调节。
在重大劳资纠纷发生后，往往由政府官员、雇主和工会三方组成临时的“皇家委员会”，它对事件进行调查后提出的报告往往成为制定法律的依据。这种委员会最早出现在1881年。1903年，联邦政府针对铁路工人大罢工成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担任其秘书的劳工部副部长维廉•里昂•麦肯齐•金提出：“工人应当是机器主人，而不是它的奴隶”。他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雇主应当做出让步而容纳工会的活动，建议在一定范围内做出改革，把工人运动纳入可控制的轨道。[31](p.103) 这种观点可以说代表了加拿大政府的一种深思熟虑的思想。
为实现这一点，在1907年铁路、能源和市政工程部门举行的大罢工中，威廉•里昂•麦肯齐•金又提出了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劳资纠纷的设想，成为政府干预劳资关系的第二种方式。这一年，联邦议会根据皇家委员会的报告制定了“工业纠纷调查法案”，规定这些部门在发生劳资纠纷时，首先应接受协调委员会的调解，调解失败后才允许罢工。“一战”中，联邦政府为了保障军工生产， 1916年将该法律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军事工业部门。  此外，联邦政府官员经常会见全国性工会的领导人，早在1891年形成一年一次的惯例。联邦政府还任命工会领袖在政府或政府管理的企业中任职。1925年，温尼伯市一位工会领导人被任命为加拿大就业部门的一名主任，“加拿大行业与劳工联合会”的主席摩尔被任命为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董事会的董事。
“二战”前后，加拿大政府在调解劳资关系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34年，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颁布了“工业地位法案”，鼓励小公司与工会共同制定劳动政策。1937-1939年，几个省通过了要求雇主与工会进行协商的法律，只是没有采取措施强迫雇主与工会谈判。“二战”爆发后，加拿大联邦政府为了避免罢工造成对工业（尤其是军工）生产的影响，首先把1907年“工业纠纷调查法案”再一次延伸到所有与军工生产有关的部门，1944年又颁布了“第1003号政府令”，迫使雇主与工会谈判。它规定，雇主必须与能够向一个新的劳动关系委员会证明自己得到工厂中多数工人支持的工会进行谈判，该委员会有权监督谈判的整个过程，并对任何“不公平的劳动方式”做出裁决。该法令还规定，当谈判破后工人在罢工、雇主在闭厂之前应当接受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此前举行的罢工为非法。1948年，这项政府令经议会通过后成为“工业关系和纠纷调查法”。与美国类似的法律相比，它加强了政府干涉的力度，体现了加拿大的特色。1967年，联邦政府颁布“公共部门雇员关系法”，允许政府雇员拥有集体谈判的权利。虽然该法律对这种权利做了一定的限制，但它毕竟使政府雇员有了与一般工人相同的权利。[12](p.310)
恩威并施是加拿大政府在调节劳资关系中采取的第三种方式。60年代，面对较高的工资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它严禁工会举行非法罢工。早在1950年国家铁路公司的13万工人罢工时，联邦议会制定了法律，要求工人48小时内复工。这一做法开了议会强制仲裁和禁止工人罢工的先例，使用的次数越来越多。1950－1964年使用6次，1968－1984年94次，1985－1987年21次。[8](p.127)1969年，联邦政府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监测经济、工资和物价，它于1970年提出了年工资增长率不超过6%的建议。当该建议于当年和1974年两次遭“加拿大劳工联合会”拒绝后，1976年联邦政府颁布了和平时期的第一个强制性控制工资和物价的法令，并成立了执行机构“反通货膨胀局”。80年代初，联邦政府开始采取货币供应政策，减少社会福利开支，同时从美国引进“双层工资制度”（即所有新的雇员每小时的工资必须低于正常工资5加元）。1990年，加拿大政府决定冻结政府雇员的工资，直到1998年才解冻。
然而，在限制工人工资增长的过程中，联邦政府对工人要求的“工业民主”也做出了回应。70年代初，它组织工会领袖与政府官员、教授和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一同赴欧洲考察，带回了提高工人在工业社会中的作用的计划。为此，1976年建立了一个“三方结构”——雇主、工会和政府官员组成的“劳动关系委员会”。其主要目的是让工人和雇主就工资和物价等经济问题达进行合作，达到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

结 语

较长的殖民地时代和移民国家的性质，使加拿大政府在国家的治理中表现出明显的社会干预职能。为了尽快发展经济和增强国力，它在联邦政府建立后不久就制定了“国家政策”。显然，这种干预职能也容易运用到对劳资关系的调节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加拿大政府的社会干预职能得到越来越多的发挥。
还应当看到，加拿大政府这一职能的行使，也是与工人队伍的壮大及其不懈的努力分不开的。从19世纪开始，加拿大各种工会就不断地针对生活和工作的问题，要求联邦和省政府颁布有利于工人的立法，其中包括了上述法律。1891年，“加拿大行业与劳工联合会”甚至派出一个委员会面见联邦总理麦克唐纳，提出工一系列的立法要求。
在这方面，工人通常采取的方式是参加各级议会的选举。19世纪，他们支持原意为工人讲话的候选人，希望他们在议会里反映工人的意愿。进入20世纪不久，各省的工会一度兴起直接推选工人候选人的“工人独立党”运动。1921年成立的共产党和1933年成立的社会民主党性质的“平民合作联盟”，都得到工人的支持，它们在各级议会的选举中积极地代表工人的利益。由“平民合作联盟”转变的新民主党于1961年成立以来，在一些省取得了选举的胜利。它虽然没有执掌过全国政权，但加拿大的联邦制度使之对国家调节劳资关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0世纪初实行普选权后，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候选人为了在工人中获得选票，也开始在竞选纲领中反映工人的要求，尤其是为了与社会民主党性质的政党竞争时吸收对手的一些主张。它们上台后采取了一些对工人有利的措施，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对劳资关系进行调节。在联邦一级的选举中，工人在两大政党中做出选择，工人手中的选票促使资产阶级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
加拿大政府对劳资关系的调节是双向的。要求雇主承认工会并与之进行集体谈判的法律，是针对于雇主；而要求工会在谈判破裂后在罢工之前应当接受仲裁的法律，则是针对于工人。在不同的时期颁布的法律具有不同的指向。经济繁荣时期（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要求雇主做出较多的让步，相反，则向工会施加较大的压力。换言之，联邦政府的干预和调节与劳资关系的变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工业生产高涨时劳动力紧缺，工会总是趁机向雇主提出更多的要求；经济衰退带来的劳动力的过剩则会给雇主在谈判桌上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加拿大政府的干预往往倾向于二者中的“主动者”。
显然，它这样的做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这两点可以说是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承担的任务。资本与工人是一个对立统一体，加拿大政府对劳资关系的调节缓和了劳资双方的对立，避免社会动荡，有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从而为社会中的各个群体都带来了一定的利益。
勿庸置疑，加拿大政府在行使社会干预职能的同时，从未放弃其镇压职能，它反对工人举行非法罢工。在1871年“工会法”出台的同时，它又颁布了“刑事法修正案”，援引阴谋罪和围攻罪条款禁止或限制工人在罢工进行纠察。在工会有了集体谈判和与雇主签订合同的权利后，法律明确规定在合同有效期间发生的罢工为非法，应予以禁止和镇压。这些事实表明，加拿大政府始终致力于把工会活动限制在可控制的范围内；诚然，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是它最根本的宗旨。

[作者简介] 李巍（1956年－），男，2000年获博士学位。现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加拿大史研究。

参考文献：
[1] Bryan D. Palmer, Labour Protest and Organiz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anada, 1820-1890 [J]. Labour, V.20, 1987.  
[2] W. T. Easterbrook,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 [M].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8.
[3] Charles Lipton, The Trade Union Movement of Canada, 1827—1959 [M].Toronto: NC Press, 1978.
[4] Statistics Canada, Canadian Year Book 1999 [M]. Minister of Industry, 1999.  
[5] Paul Craven ed., Labouring Lives [C].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5.      
[6] J. M. Burnsted ed., Interpreting the Canada's Past [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7] Douglas Cruikshank and Cregory S. Keasley, Strikes in Canada, 1891-1950 [J]. Labour V.20, 1987.  
[8] Craig Heron, The Canadian Labour Movement [M]. James Lorimer & Company, 1989.  
[9] J. B. Cunningham & T. H. White ed., Quality of Working Life: Contemporary Cases [C]. Minister of Supply and Services Canada, 1984.
[10] Michiel Horn & Ronald Sabourin ed., Studies in Canadian Social History [C]. McClelland and Steward Limited, 1974.    
[11] Mechael Piva, The Workmen's Compensation Movement in Ontario [J]. Ontario History Vol. LXVII, 1975.  
[12] Desmond Morton, Working People [M].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姚英华

（上海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200240）

【提要】加拿大英语，通常称之为“马赛克英语”或“鸡尾酒英语”，它作为一种后殖民主义的产物，受到了加拿大独特的历史、文化的影响。本研究将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揭示加拿大英语的语言特色及其形成和变化和动因。研究表明，引起加拿大英语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殖民历史、政治背景、经济发展、文化传播、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移民、教育和民族主义。以上各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上，在加拿大英语发展过程中互相交织、互相影响。
【关键词】加拿大英语，因素，形成，变化

A Study on the Driving Forces in the Shaping of Canadian English
Abstract: Canadian English, commonly called “mosaic English” or “cocktail English”, is an outcome of post-colonialism. Canadian English has received its particular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nfluences in its development as a new English variety. The research is conducted in the descriptive and historical approa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inguistics. The study finds out that the factors which lea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anadian English include: colonization, political kinship, economic motive, migration, education, mass media, geographic location,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nationalism, all of which are interwoven and interactive to some degree.
Key words: Canadian English, Factor, Shape, Change


一、引论

今天，英语作为一种世界通行语在五大洲、被几亿人口所使用。英语在不同的社会中会有不同的功能，它时而是母语、第二语言、官方语言，时而又用于教育、科学、或商业。
大多数人会把英语与英国联系起来，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当今世界中所使用的英语，我们不难发现，随着其使用功能或者所接触语言的不同，英语会产生巨大的变化。有时我们甚至很难去定论一种语言是不是英语。在语言学界，关于语言的划分，也会有不同的标准，可以是语言学的标准、也可以是以社会政治因素来区分。其中有一种方法是根据语言被使用的地区来划分，简而言之，就是根据不同国家来划分不同语言。
加拿大英语，虽然使用于地域广阔的加拿大，它仍然是一种容易被忽略的英语。一些方言学的观点认为加拿大英语不能算作一种独立的英语类别。事实上，Lilles[1] (pp.3-10) 曾声称根本没有“加拿大英语”，这种概念的产生只不过是为了加强加拿大的国家身份。他指出加拿大英语缺乏语音和正字标准，且只拥有微小的加拿大词汇。Sutherland[2](pp.19-20)马上驳斥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加拿大英语不仅仅只是“地区语言的综合”，词汇和正字标准也并不能作为划分语言的唯一标准。也有研究认为加拿大英语的一些特征正在消失，并向美国英语同化。总之，加拿大英语的地位始终备受争议。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语言学家对加拿大英语的语言特征已经有过一些较为系统的研究，但是就加拿大英语如何成形这一领域，可以说几乎是一块处女地。
上世纪60年代起，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从传统的规定性转向描述性，这一转变大大发展了对语言种类的研究。本文将结合描述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方法，研究在社会背景中的加拿大英语。通过比较加拿大英语和其他种类英语的语言特征，作者试图找到加拿大英语形成和变化过程中的动力因素。在这里必须指明的是，本文中所提到的“加拿大英语”是指英语加拿大地区所使用的英语，以多伦多英语为代表，区别于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及其他移民社区中所使用的英语。此外，作者也希望本文作为对加拿大英语的定性研究，能丰富英语种类的研究，并为语言变化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论文旨在找出加拿大英语形成过程中的历史、社会、文化等因素，因此论文将采用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同时，由于客观条件所限，这篇定性的论文主要建立于对二手数据和材料的整理和分析之上。此外，论文主要是从宏观的视角探索加拿大英语。

二、关于英语种类的研究

对不同种类英语的研究直到描述语言学的时代才开始受到普遍关注。一、二十年前，英国英语及其伦敦音还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英语，然而今天，美国英语已成了大热门。举个简单的例子，在1990年代初期，伦敦音是中国的大学入学考试英语听力中唯一采用的发音，但是如今，美国发音已经在入学考试中平分秋色。在语言学界，爱尔兰英语、新加坡英语、非洲英语等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那么，规定语言学究竟是如何走向描述语言学的呢？
规定语言学曾一度受到大力推崇，由此而产生了诸如Samuel Johnson 1775年的正音词典、Robert Lowth 1762年的英语语法词典等一系列词典，以此规定什么是“正确”的英语，什么是“错误”的英语。直到20世纪中叶，规定语言学开始受到质疑。一方面，规定语言学过于拘泥于形式。它致力于用公式来证明其假设或理论，因此对数学有很高的要求，看起来“高深莫测”，从而使许多研究者“望而却步”。另一方面，规定语言学也被认为十分“教条主意”，缺乏真实的例证，过于狭隘地忽视了语言的多样性。
20世纪60年代，描述语言学一说开始被语言学家接受。随着“描述性”一词内涵的延伸，现在它常和“语言的‘事实’”这一概念联系在一起，不论其正式或非正式。现在，描述语言学的任务通常被理解为“观察和分析实际发生的语言现象”。虽然很多人依然鄙视“不标准”的语言形式，但从描述语言学的观点来讲，“不标准”的语言和“标准”的语言是同样“正确”的。
几个世纪之前，英语仅仅属于大不列颠群岛，而现在，各种新兴的英语种类正在不断涌现。语言学把这些“新式英语”大致分成三类。第一种新式英语就是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当操不同语言的人群为了贸易等目的，经常性地试图沟通，就产生了皮钦语。皮钦语通常只具有简化的语法和有限的词汇，是一种处于较为原始状态的语言。皮钦语不是一种母语，而当它渐渐成为一群人的母语，拥有固定的语言使用群体时，就产生了“克里奥尔语”，比如牙买加克里奥尔语，夏威夷克里奥尔语等。虽然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是不成形的语言形式，但是它们对语言演变，尤其是语言产生的研究，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第二种新式英语是“新英语”。Platt, Weber 和 Lian[3](pp.2-3)在《新英语》一书中对它有过详细的定义。综合来说，“新英语”就是主要通过教育而传播，通常是一个国家的官方语言，占主导地位，但是该国家还拥有另一种被广泛使用的本土语言，比如新加坡英语、印度英语、非洲英语等。第三种新式英语是除英国英语以外的其他本土化英语，典型例子包括美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新西兰英语和加拿大英语。在这些国家，由于殖民和移民的因素，不同口音的英语混杂在一起，久而久之，也开始具有其独特的语言特征，从而产生新的英语种类。
加拿大疆土辽阔，有着丰富的地形地貌，虽然人口不多，却拥有几十个民族。因此，不论从语言构成还是社会经济角度来说，加拿大的多元性和复杂性都是勿庸置疑的。加拿大是一个双语国家，英语和法语同为官方语言，但是，如果撇开魁北克省，英语仍是加拿大人使用的主要语言。根据1981加拿大人口普查，在魁北克省以外地区，84.2 % 的加拿大人的母语为英语，母语为法语的仅有4%[4](p.91)。
“加拿大英语”一说最早出现于1857年，也就是加拿大联邦独立的十年前。有人说这种说法只是为了强调突出加拿大的国家概念，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加拿大英语。然而，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加拿大人逐渐开始编写他们自己的词典和教科书。较之美国和澳大利亚，对加拿大英语的研究起步很晚。美国自独立战争和内战结束以来，就掀起了研究美国英语的热潮，澳大利亚英语也早在1826年开始被研究，而加拿大的第一个语言学协会直到1954年才成立。虽然关于加拿大英语，较为系统的研究已经展开，也有了不少成果，但是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加拿大英语及其成因的研究仍然十分缺乏。

三、语言变化过程中的因素

考虑到论文旨在研究加拿大英语形成变化的推动因素，所以有必要在这一节综合回顾一下语言学家曾提出的影响语言变化的因素。语言变化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概念，其中包括语言传播和语言变异。由于加拿大英语是一个殖民和移民的产物，语言传播和语言变异更是密不可分。
Brosnahan[5](p.20)提出有四种因素会导致语言传播：1）军事占领；2）长期的军事统治；3）政治统治；4）经济因素。Cooper[6]继续提出城市化或工业化、经济发展和教育进步也会引起语言的传播。Fishman[7]认为宗教和政治姻亲关系也是影响语言传播的因素。同时Fishman还补充说明，以上各种因素都是相关的，共同作用于语言传播。
关于引起语言变异的因素，Aitchison[8](pp.281-303) 总结了三个主要因素，即流行、外来影响和社会需要。流行是语言变异的触发点，但往往流行的背后有更为深层次的潜在因素。外来影响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社会中已显得越来越重要。而社会需要则也是功能语言学的重要观点之一。此外，民族主义也是促使语言变异的因素之一。语言是民族、国家的象征。人们对自己语言的重视程度也反映了他们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重视与否。在李晔的硕士论文中就曾提到过美国英语的快速发展与美国人民精神上要求独立于英国殖民的民族精神是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影响语言变化的因素可以分为以下五个类别：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心理因素。在下一章中，我们将基于以上讨论，仔细探究加拿大英语的特点及其形成和变化的因素，并试图发现是否还有其他因素会导致语言变化。

四、加拿大英语形成和变化的因素

“加拿大英语”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义。描述加拿大英语的一种方法是把它称为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的混合体。举例来说，加拿大人叫“卡车”为“truck”，而不是“lorry”；加拿大人有些词采用英式拼写，如“labour”、“colour”、“cheque”，而有些却采用美式拼写，如“plow”、“draft”、和“program”。加拿大人的英语发音虽然趋于美国化，但有时也有英式发音的影子。
然而，也有许多专家并不认同“混合体”一说，因为他们观察到加拿大英语本身也有许多词汇、句法和发音习惯，区别于英美两国。因此，加拿大英语即便是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的混合体，也不仅仅是如此而已。
概括以上两种观点，在这篇论文中，加拿大英语将被定义为“以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为主，多种其他语言元素共同存在”的英语种类。社会语言学的观点认为，语言变化是社会变化的产物。那么，是哪些因素促成了加拿大英语得以有如此特征呢？
语言变化决不是简简单单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的突然转变，也不是某一个社会事件的单一结果。语言变化的背后总是有着许许多多，直接或间接的因素共同作用，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辅相成。既然我们已经定义加拿大英语为“以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为主，多种其他语言元素共同存在”的英语，那么，在下面的几个章节里，我们将详细讨论是哪些因素分别造成了加拿大英语中的英国特色和美国特色，其他共存的语言元素又是何以产生形成的。
在加拿大曾经历过一次全国范围内的争论，称之为“‘－our’大讨论”。1998年《加拿大媒体》提出“honour”和“colour”的拼写应改为“honor”和“color”。这一倡导顿时掀起渲染大波。加拿大的权威报纸以及辞书机构认为加拿大人应遵循原先的英式拼法。大讨论的结果以“－our”的胜利而告终。
虽然这一小小的插曲并不能遮盖“加拿大英语更倾向于美语”的事实，但是它至少反映了英国英语的传统在加拿大英语中是根深蒂固的。这种根深蒂固来源于以下几个因素。
早期及长期殖民
《英语：历史、多元性和变化》[9](p.185)中写道，殖民的语言学结果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新的英语种类的出现。无疑，导致加拿大英语兴起的最大因素便是殖民。加拿大早在15世纪末就被英、法两国发现。虽然法国率先在加拿大的土地上建立了殖民区，但是在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后，加拿大东部的土地几乎都为英国所有。大不列颠帝国在加拿大的殖民史长达400年，势力范围涉及今天加拿大的大部分省，包括安大略、纽芬兰、新斯科舍、曼尼托巴、不列颠哥伦比亚及魁北克。
由此可见，英国在加拿大长时期、大面积的殖民使得大英帝国的语言几乎渗透了这片新土地的每一个角落。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加拿大英语扎根于英国英语的原因。
联邦独立后的政治结构
1867年加拿大独立，然而，作为英联邦的成员国，加拿大虽然享有独立主权，但其政治和法律机构都是以英国为模板而建立的。因此，在政法领域，加拿大英语大多借用了英国英语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在1867年加拿大颁布的《英属北美法案》中，就可以找到很多英国议会和立法体系所使用的词汇，如：dominion，province（“省”而不是“州”），Governor-General，privy council，parliament，House of Commons，Upper House，session (of parliament)，disallowance, legislature等。 还有例如 constituency （选区）和 by-election （预选）这样在加拿大被广泛使用的词汇可能对于美国政治学的学生都很陌生。在法律词汇中，“亲英”的传统也十分明显。如加拿大人使用charge而不是summation，recess而不是adjourn。这些无疑说明了加拿大英语“亲英”的特点和加拿大的政治从属关系是分不开的。
教育
加拿大的教育也以英国传统为重。在学校里教授的英语正确拼法是英国的拼写，而且，具有权威性的辞典是各种版本的《牛津词典》，而不是美国的《韦伯斯特词典》。或许这也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为什么“-our”能胜过“-or”，为加拿大人所认同的原因。
总的来说，政治因素对加拿大英语的“亲英”特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军事占领、殖民是形成语言地方变体的触发点。而教育，虽然以传授知识为途径，却往往带有很强的政治动机。如同军队维护国家安定一样，教育能够推进语言地方变体的规范化。
另一方面，早在1889年，Lighthall[10](pp.581-583) 就观察到加拿大英语和美国英语有着明显的相似，且这种相似的程度，除了在政治法律领域，是远胜于和英国英语的相似度的。他还成功地预言了加拿大英语会越来越接近美国英语。事实上，那时许多常用的美语的词汇已经出现在加拿大，如：pants，buggy，fixing，limbs，location，sidewalk，clerk，fall，ticket office，down town，boom，smart，so－long等。
以上例子并非用来证明加拿大英语与美国英语如何一致，但它们的确反映了加拿大英语很大程度上的“亲美”特征。历史语言学告诉我们，语言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的，然而，像加拿大英语这样，如此大范围地从一个方向转向另一个方向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去猜测加拿大英语变化背后的推动因素。
“保王派”迁移
加拿大英语从英国英语转向美国英语始于18世纪“保王派”的大面积迁移。保王派，也就是托利党人，他们以忠于大英帝国为名，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逃离美国，迁移至加拿大，并成立了独立的“上加拿大”一省。Bloomfield[11](pp.59-67)说：“是保王派造就了加拿大，他们成为了统治阶级，并规定了社会的一系列准则，包括语言。”
“保王派”迁移在加拿大掀起了美国主义的第一次热潮。独立战争（1776-1783）结束时期，有大约40000人移民加拿大，而到1812年，“上加拿大”的人数达到100000，几乎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四。有趣的是，“保王派”虽然在名义上是拥护大英帝国的，但实际上他们却把美国的传统方式灌输给了加拿大。他们以美国的教育制度建立学校，使用美国带来的教科书，同时也建立了许多宗教和其他社会机构，为加拿大的美国化播撒了种子。无疑，“保王派”迁移是加拿大英语从“亲英”转向“亲美”的转折点。
经济动机
加拿大英语里有个有趣的现象，加拿大人使用的有关铁路运输方面的词汇清一色都是美语。如：railroad （英：railway），ticket office （英：booking office），one－way ticket （英：single－ticket），conductor （英：guard），dining－car （英：restaurant car），等等。
这个现象或许难以给出一个完整的解释，但我认为，加拿大对美国的“西进运动”的效仿可谓造成这一现象的最大原因。众所周知，美国在19世纪末开始开发西部土地，获得了经济上的巨大发展。由于加拿大的土地覆盖和美国相仿，于是在20世纪初，政府借鉴美国“西进”的成功经验，建造铁路，向西扩张，发展经济。1920年，加拿大的铁路轨道总长从1900年的29000公里延伸到了63000公里，奠定了加拿大国民经济的物质基础。因此，在铁路领域里“亲美”的这一特殊现象可以归因于经济动机。
媒体入侵
美国自独立以来，一直积极扮演着文化传播者的角色，推崇其美利坚文化。大量的好莱坞影片、流行歌曲、电视节目、报纸杂志席卷了全世界，而加拿大，则是它最近最直接的接收者。加拿大本身在大众传媒产业的发展上起步很晚，直到上世纪70年代，加拿人看的还几乎全是美国电视。所以，如果说“保王派迁移”标志着加拿大“亲美”的开始，那么大众传媒则大大推进了“亲美”的进程。
1972年到1972年，加拿大语言学协会和加拿大英语教师委员会开展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大调查，对象是加拿大人所说的英语，包括语音、语法、拼写和词汇，参加调查的是当时九年级的学生以及他们的父母。通过调查，结果显示，在英语的各个层面上，加拿大人所说的英语都在美国化。当然，媒体并不一定是这段时期内推动“亲美”特征的唯一因素，但它的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刺激者。
地理位置
Downes[12](p.36,179)在《语言和社会》中写道，住的相近的人容易产生相似的习惯，这也叫做“邻居效应”。加拿大是美国最亲密的邻国，两国之间拥有最长的分界线，这些都给语言接触创造了机会。事实上，加拿大英语与美语发音的相似度是随着离美国的距离而递减的。据统计，在加拿大南部最靠近国界的Cardston和Raymond城，84％的人操美国音；在较北部的Calgary，这个比例下降到48％；更北部的Peace River一带则只有39％[13](pp.79-80)。由此可以推断加拿大和美国在地理位置上的“亲密接触”也导致了加拿大英语的“亲美”特色。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保持着各自的特色，同时并存于加拿大英语中。这种矛盾的状况在其他语言中一般是很难看到的，因为通常在一种语言的发展中，总是一种特征会占主导地位，盖住另一种特征。加拿大的这种情况应该可以归咎于加拿大人淡薄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美语之所以能迅速发展成一种独具特色、区别于英国英语的英语种类，和美国人民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要求独立于英国的精神是分不开的。而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我是谁？”一直以来都是加拿大人最大的困惑。这种模糊、淡薄的国家意识也体现对语言的使用上，致使加拿大英语一直在英国和美国之间徘徊。
加拿大英语中也包含着丰富的其他语言元素，如土著语、法语、德语、汉语、日语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土著语和法语元素。
在加拿大英语中也能找到印第安语和爱斯基摩语的身影，虽然它们并不构成加拿大英语的主体，但也是加拿大英语独具特色的一面。加拿大英语中所吸收并沿用至今的土著语大多来自加拿大独有的气候环境、动植物名称以及和土著族生活相关的词汇，比如：muskeg是指类似于泥炭地的一种地貌，igloo是当地土著族居住的“雪屋”，mukluk是一种能在冰天雪地里行走的防水的长靴[14](p.1189,861,1174)。由此可见，加拿大英语中土著元素的溶入来源于加拿大特有的地理条件。
法语，作为加拿大官方语言之一，也在一定程度上溶入了加拿大英语。如alcool、serviette、tuque等法语词汇在魁北克以外地区也经常使用。这可以追溯到法国对加拿大的早期殖民，但更为重要的是，长期的法语浸没式教育拓宽了加拿大的英语使用者对法语词汇的选择面。

五、结语

通过以上丰富引例和详细分析，可以看出，加拿大英语形成和变化的因素有：殖民历史、政治背景、经济发展、迁移、教育、媒体传播、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民族主义。殖民和政治背景是加拿大英语诞生之源，也是加拿大英语“亲英”特征形成的首要因素；迁移是加拿大英语变化的转折点；传媒推动了加拿大英语的“美国化”，而“近水楼台”般的地理位置则大大推进了“美国化”的进程；淡薄的民族意识却又使加拿大人在“英国”和“美国”之间摇摆不定；自然环境造就了加拿大英语多元性的一面；教育则规范了加拿大英语；相较之下，经济因素显得较为次要。不过总体来看，这些因素互相之间多多少少有所关联，有时也是相互作用的。
值得提出的是，以上众多因素可以分为两类，教育和传媒可看作是一种工具，其他则归为原因。因为教育和传媒通常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其背后带有较强的政治动机。如此分类，可以更加细分不同因素对语言变异所产生的作用。
鉴于本论文的分析建立于二手资料之上，所以结论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作者仍然希望所得出的结论能够作为理论基础，丰富对加拿大英语和对语言变异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Lilles, J., The Myth of Canadian English, English Today [J], 16.2 (62), 2000.
[2] Sutherland, F., Sprightly Muddles and Errors. English Today [J]. 16.4 (64), 2000.
[3] Platt, J., Weber, H., & Lian, H. M., The New Englishes [M], Routledge & Kegan Paul plc, London, 1984.
[4] Chambers, J. K. Canada, English around the World [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1.
[5] Brosnahan, L., Some Historical Cases of Language Imposition, in Language in Africa [C], edited by Spencer, J.,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63.
[6] Cooper, R.,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76.
[7] Fishman, J.,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M] (1991 edition.), Multilingual Matters, Clevedon, UK, 1977.
[8] Aitchison, J., Language Change: Progress or Decay?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1.
[9] Graddol, D., Leith, D., Swann, J., English: History, Diversity and Change [M], Routledge, London, 1996.
[10] Lighthall, W. D., Canadian English, in The Week (Toronto) [J], Aug. 16th, 1889.
[11] Bloomfield. M., Canadian English and Its Relation to Eighteenth Century American Speech, in J. E. G. P. [Z], 1948.
[12] Downes, W., Language and Society [M], 2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8.
[13] Orkin, M., Speaking Canadian English [M], General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Ontario, 1971.
[14] Marsh, J. (ed.), The Canadian Encyclopedia [C], Hurting Publishers Ltd., Alberta, 1985.

范冠华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提要]在20世纪的加拿大政治中，第三党运动较活跃乃是一大特点。其中平民合作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兴起即是典型。究其原因，一是萨斯喀彻温省的地理环境推动了农场主的联合;二是农场主的境遇酝酿了平民合作联盟；1929年的经济危机则直接促成了平民合作联盟的诞生和壮大。
[关键词]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平民合作联盟

On the Reasons of the Rising of CCF
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Canadian politics of 20centery, there was a great feature that the third party movement was rather active. The rising of the 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Federation was just a classical case. The reasons of it’s rising are: firstly,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f Saskatchewan promoted the coalition of the farmers; secondly,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farmers confronted brew the 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Federation; thirdly, the economic crisis in1929 impell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Federation.
Key word: Canada, Saskatchewan, 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Federation



在20世纪加拿大的政治发展中，政党 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中第三党 政治比美国更为活跃，则是加拿大政治的一大特点。在加拿大西部的萨斯喀彻温，马尼托巴，艾伯塔等省份，第三党对省级政治的影响力表现得尤为明显。对此，加拿大学者道森曾评论道，“不论两党制在理论上有多么妥当，加拿大自1921年的议会选举起就有三个党甚至七个党参选，每届议会至少包含三个党，有时是六个党，虽然这些团体都不是主要大党，但认为只有自由党和保守党才是多数党，其他党都是少数党是不确切的。一些少数党，如20年代的进步党，1935年以后的平民合作联盟，都对其他党的政策有很大影响，这两个党不仅掌握省级立法权，且参与联邦议会。”[1](p. 416)
在加拿大的第三党中，平民合作联盟（The 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Federation，简称CCF）是其中特殊的一个。一位经历了平民合作联盟成立大会的见证者在60年后深有感触的写道，“平民合作联盟的成立是加拿大政治史上的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2](p15)因为该党的成立及后来执政不仅是对被保守党和自由党所垄断的加拿大西部原有政治秩序的颠覆，而且该党的目标是成为代表农场主、产业工人利益的全国规模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
1932年8月，平民合作联盟在卡尔加里召开了成立大会，次年7月在里贾纳举行首次代表大会，通过了《里贾纳宣言》（The Regina Manifesto），成为该党的基本纲领。相对于进步党和社会信用党，平民合作联盟的纲领比它们要激进得多。《里贾纳宣言》主张，“我们的目标是取代现行的资本家掌权的体系，及其内在的不公正，非人性的部分。”[3](p. 224) “宣言”深刻指出，现代资本主义表现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即生产手段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他们左右着几乎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状况的发展导致了少数拥有财产的人不仅在经济上而且也在政治上获得了统治地位。[4](p142)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的同时，“宣言”又反对暴力变革，主张用民主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3](p224)总体来看，“宣言”提出了平民合作联盟的最终目的，即通过循序渐进的议会道路，和平进入平民合作社会；实现计划经济和主要经济部门的国有化。[5](p97)1944年，平民合作联盟在萨斯喀彻温省的议会选举获胜后上台执政，并在此后20年中每4年一次的省级议会选举中均告获胜，一直执政至1964年。
平民合作联盟作为萨斯喀彻温省农场主的喉舌，该党的纲领和政策则是他们的政治诉求的反映。在地理环境与加拿大西部大草原相似的美国西部小麦带，尽管在19世纪70、80年代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农场主激进运动，但美国的第三党运动却远不及加拿大活跃。因此，本文拟对平民合作联盟在萨斯喀彻温省兴起的原因作粗浅论述，以求说明在西部加拿大出现农场主激进运动进而成立政党作为其利益代表的原因；从发掘平民合作联盟兴起的社会文化动力的视角进行考察，力图从一个侧面展现加拿大西部大草原社会与政治发展独特的历史画卷。

一、萨斯喀彻温省的地理环境促使农场主走向联合

1950年，正当萨斯喀彻温省由平民合作联盟执掌政权达6年之际，当时年仅28岁的美国政治学与社会学泰斗西摩•马丁•李普赛特出版了《农业社会主义》一书。这是公认的第一部关于研究平民合作联盟的著作。 他在书中认为，在加拿大西部大草原，曾经出现过以社会主义为执政路线，代表当地工农集团利益的社会主义政党——平民合作联盟，加拿大曾经存在着不应忽视的社会主义力量。这一政治力量缘何会在萨斯喀彻温省产生，固然是该省社会发展的产物，与此同时，它也与该省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关联。
萨斯喀彻温省原本是哈德逊湾公司的属地，在1870年以前一直为该公司所管辖，其居民主要是印第安人与梅蒂人。美国在19世纪后半期随着铁路的修建而掀起的西部拓殖浪潮，对加拿大西部哈德逊湾公司的土地构成现实威胁。为此，加拿大政府不得不加快对大湖区以西、北纬49度纬线以北的领土的建省进程。这种抢先宣示领土主权的行为意义重大，奠定了今天加拿大版图的基础。加拿大政府通过的国家政策的实施，修建铁路，吸引移民，开始了西部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在19世纪90年代美国西部边疆结束之后 ，加拿大西部成为“最后的，最好的边疆”[6](p294)，开发步伐亦大大加快。由于联邦政府成功的吸引了各国移民到加拿大西部定居，特别是以美裔和英裔移民为多，例如在1898年至1915年间，进入艾伯塔和萨斯喀彻温的美裔移民就接近60万。[6](p296)这使得萨斯喀彻温的人口在1901至1911年的短短十年间翻了5番。[7](p64)较快的拓殖进程不但使得欧美各国移民麕集于斯，也使得萨斯喀彻温于1905年建省，并成为加拿大小麦产量最大的省区。在拓殖者的心目中，西部边疆乃是相对不发达的地区，相比城市而言，受教育的条件差一些，工作机会也少一些，但这里也是自由之乡，是通过个人奋斗实现理想的天堂。当第一批拓殖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达未开发的加拿大西部大草原时，面对茫茫荒原和冬天严酷的气候，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不得不联合起来建立地方政府、学校、医院与电话系统。[8](p237)由于萨斯喀彻温适于种植小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小麦种植一直是该省的经济支柱。因此，进行单一作物种植的农场主们在经营农场过程中都会遇到类似的各种难题。试想，在彼此孤立的加拿大西部农场里，在一个人口密度较低的环境中，在其他地区靠个人力量就可解决的问题，到了这里就不得不通过协作联合，才能解决共同面临的难题；面对这样的情境，怎能让农场主们拒绝联合呢？“因为所有的农场主都种植小麦，有着共同的利益和问题——对一个区域的问题的解决也就意味着能为其他区域的人们所接受。”[8](p240)农场主因为单一的小麦种植与地理环境的挑战而走向联合，建立了各种地区农民协会。这些组织增强了大众维护其切身利益的政治意识。其中，最有典型意义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占支配地位的“萨斯喀彻温谷物种植者联盟”（The Saskatchewan Grain Growers’Association,简称SGGA），该组织与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成功交涉维护了农场主的利益，使得他们相信必须联合成为更强有力的组织。[7](p65)萨斯喀彻温省农场主的联合为平民合作联盟的成立打下了社会基础与组织基础。

二、 西部农场主的境遇酝酿了平民合作联盟

如前文所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移居萨斯喀彻温的农场主们主要来自美国和英国。其中，很多英裔移民来自英国的城市，了解社会主义思想，熟悉英国工联主义的主张，而很多美裔移民则经历过美国的平民主义运动，他们中的政治活跃分子在移居萨斯喀彻温以前就已经获得了农场主组织或劳工组织的领导职位。[7](p65)这样的移民构成自然影响了萨斯喀彻温农场主的政治倾向，当平民合作联盟成立后，他们会对该党的政治主张更趋认同。对此，有学者评论道，“尽管平民合作联盟有其组织和意识形态的历史，它在大平原上的成功不能孤立于进步主义运动的实践之外，进步主义运动留下的遗产使选民能认同平民合作联盟的鼓动。”[9](p261)
加拿大西部农场主群体中存在着激进主义思潮只是在思想意识领域遍布干柴，而联邦政府的国家政策，铁路公司的高额运费，中间商的盘剥和国际小麦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则是引发农场主激进运动，进而导致平民合作联盟兴起的火种。
农场主是加拿大西部开发时期最主要的社会力量，也是加拿大国家政策歧视西部最主要的受害者。[5](p74)在加拿大首任内阁总理、联邦之父麦克唐纳执政时期开始施行的国家政策，漠视西部地区的经济利益。例如，太平洋铁路的建设使铁路公司廉价甚至免费获得大片优质土地，使得铁路沿线的农场主在购置土地时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关税政策为了保护加拿大东部地区生产的工业品的市场，对美国工业品征以重税，使得西部农场主要付更高的价格购买国内工业品。这种关税政策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即保护了国内工业的成长，保证了国产工业品的市场，但却使西部农场主不但要面对严酷气候、远离国际小麦市场、缺少资金与运输手段带来的严峻挑战，更要忍受东部加拿大的经济控制。[10](p89)要摆脱控制，维护自身利益，自然需要一个政党来作为他们的利益代表。
除了对农场主不利的联邦政策，萨斯喀彻温省的经济结构单一，增加了农场主收入波动的可能性和应对经济危机冲击时的脆弱性。联合自保以求克服困难是符合农场主处境的现实选择。在萨斯喀彻温省，面积在300英亩以下的农场在该省农场总面积中所占份额从1921年到1931年间一直保持不变，均为34.7％；面积在300－1279英亩之间的农场所占比例则略有下降，从1921年的65.3％下降到1931年的59.6％；而占地在1280英亩以上的大农场所占比例则由1921年的不存在增加至1931年的5.7％。[11](p38)从总体上看，中小农场主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是相当稳定的。李普塞特曾对萨斯喀彻温省的农场主有如下描述，“萨斯喀彻温省的农村是一个阶级结构单一的社区，尽管这里的人们存在收入和地位的差异，但这差异不会达到产生阶级分化的程度，相对于其他团体，种小麦的农户们在经济上有着大量共同之处。”[8](p238)大量共同利益的存在，说明在这个主产小麦的省区，只有干旱、虫害、霜冻、冰雹等自然灾害，以及农场主们无法控制的国际市场小麦价格波动，才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冲击。因此，成立农场主协会可以给农场主提供农具、燃料、信贷上的帮助，这样可以降低生产成本。[11](p37)更为关键的是，这些组织的建立孕育了平民合作联盟。在经济繁荣时期，农场主对某个问题的诉求一般是通过诸多农场主协会以经济上的抗议来实现，而在萧条时期，他们就会诉诸政治运动，用支持第三党的方式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因为“在经济萧条的年代，农场主没有足够资金投入他们的合作计划，掀起政治上的激进运动只能是唯一的选择。”[12](p26)

三、1929年经济大危机的直接结果

在1925年至1928年的四年中，萨斯喀彻温省经历了农业经济的繁荣时期。小麦产量在这一时期达到2亿6千万蒲式尔，售价在每蒲式尔1美元左右，每年的农业收入可达4亿美元。[13](p118)然而，1929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对单一依靠农业的萨斯喀彻温省打击特别严重。加上严重的干旱，小麦亩产降至2.7蒲式尔，售价跌至35美分。[13](p119)结果，1929年成为加拿大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分水岭。[12](p34)若以1928年的经济情况作为最高值100，呼啸而至的大危机使得萨斯喀彻温省的经济在1933年降至25.5。[5](p93)在这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中，许多农场主生活贫困无告，只能指望联邦政府“垂恩降泽”。正如加拿大历史学家杰拉尔德•弗里森所指出的，“整个30年代对西部大草原的居民而言，是充满考验的十年。”[14](p388)直至1937年年末，仍有三分之二的农业人口陷于陷于贫困。[14](p416)
大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萧条，促使当时仍以农业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加拿大调整国家经济结构。联邦政府在发展东部工业的同时，以暂时牺牲西部省份的农业为代价，未对西部农场品实行价格扶持政策。这样的联邦战略刺激西部省区早已十分尖锐的争取平等待遇和自然资源控制权的地方主义不满情绪。加拿大学者乔•克拉克评论道，“如果说西部存在着融入联邦的自然趋势，这种趋势被西部在大萧条中经历的政治上、经济上的磨难冲散得一干二净。”[15](p72)对于当时的形势，李普塞特甚至认为，“30年代的大萧条对萨斯喀彻温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影响怎么夸张都是不过分的。”[13](p119)大萧条期间农场主生活质量的下降是显而易见的。萨斯喀彻温省的零售额在1930年至1933年间下降了超过45％。[13](p125)教育质量的下降更为严重，学校缩短学期，教师工资更是降到不得不申请救济的程度。[13](p127)省内经济的崩溃，更迫使萨斯喀彻温省南部和中部的大片农场被遗弃，很多家庭北迁至该省北部未开发的森林地带定居。[13](p129)在此期间，为了防止更多的农场主破产使土地落入抵押公司之手，加拿大农场主协会(UFC)为农场主提供必要的资金，进一步推动了农场主的联合。[7](p77)
大危机的打击、经济上的困顿、联邦政府的态度、加上原有的不满情绪导致积怨的爆发，推动萨斯喀彻温省的农场主走向政治，在第三党中寻求出路，表达诉求。结果，平民合作联盟于1932年在萨斯喀彻温省成立。由于受英国工联主义的影响较深，该党选择了一条相对于加拿大其他第三党更为激进的路线。[16](p16)并在12年后的1944年取得了萨斯喀彻温省的执政权，建立了北美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府。

四、结语

平民合作联盟的兴起是各种机缘汇聚的结果，也是萨斯喀彻温省第三党政治长期发展酝酿的产物。它的兴起反映了在加拿大西部的政治环境中，存在着第三党运动得以活跃的社会文化动力，即农场主希望摆脱大商业资本的政治经济控制，反对使他们陷于困境的种种政策。“相对于联邦政府，省级政府在政策上更加灵敏的反映农场主和劳工集团的要求。”[17](p39)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虽然“第三党政治给加拿大政治体系增添了许多复杂因素”[18](p363)，平民合作联盟在执政后的施政也未竟其全功，但仍不失为卓有成效，加快了萨斯喀彻温省的现代化进程。对此，李普塞特曾评价道，“平民合作联盟成功地将更多民众纳入直接的民主政治活动的行列中，这是美加历史上其他所有相类似的农民政党所未能取得的卓越成就。”[8](p235)正是平民合作联盟等第三党在西部加拿大的崛起，在加拿大政治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并发挥政治影响力，构成了加拿大政治制度不同于美国的突出特色之一。

参考文献：
[1] R. Macgregor. Dawson,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0.
[2] Skilling H. Gordon,“Witness the Birth of the CCF”[J],in CanadianDimension,Jun/Jul95,Vol.29,Issue3,P15.EBSCO.
NankaiUniversityLibrary,Tianjin.17Dec2005
<http://www.ebscohost.com/>.
[3] Roger. Gibbins, Conflict and Unity: An Introduction toCanadian Political Life [M]. Scarborough, Ontario: Nelson Canada,1994.
[4] 常士言：马赛克文化中的政治发展探索——加拿大主要政治思想流派[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5] 付成双.加拿大西部地方主义研究[M]，民族出版社，2001.
[6] John C Hudson, Across This Land: A Regional Ge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Baltimore[M], MD, USA: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2. Ebrary. Nankai University Library,Tianjin.17Dec.2005
<http://site.ebrary.com/lib/nankai/doc?id=10021638&ppg=294>
[7] Lorne Brown, Roots of Canadian Social Democracy: The Progressive Tradition in Saskatchewan[J], in Dimitrios I. Roussopoulos. ed, Canadian and Radical Social  Change[M].Montreal ,Black Rose Book Ltd,1973.
[8] Seymour Martin Lipset, Social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Activity [J],in Bernard R. Blishen,Frank E.Jones,Kaspar   D.Naegele and John Porter, ed. Canadian Societ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M]. Toronto: Macmillan of Canada,1971.
[9] Michael M. Janine and Jane Jensen, The Party System[J],in
Michael.S.Whittington and Glen William, ed.Canadian Politics in the 1980s[M]. The Carswell Company Limited,1984.
[10] Arthur K. Davis, The Saskatchewan CCF[J]. in Dimitrios I. Roussopoulos. ed, Canadian and Radical Social  Change[M].Montreal ,Black Rose Book Ltd,1973.
[11] James N.Mccrorie, Change and Paradox in Agrarian Social Movement:The Case of Saskatchewan[J],in Richard J. Ossenberg ,ed.Canadian Society——Pluralism, change, and conflict[M]. Prentice-Hall of Canada ,Ltd,1971.
[12] Jeffrey W.Coker,Confronting American Labor:The New Left Dilemma.Columbia[M],MO,USA:University of Missouri,2002,Ebrary.Nankai University Library,Tianjin.Dec 17.2005
<http://site.ebrary.com/lib/nankai/Doc?id=10048235&ppg=42>
[13] Seymour Martin. Lipset, Agrarian Socialism[M].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1971.
[14] Friesen,Gerald.The Canadian prairies,A History[M].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4.
[15] Joe. Clark.A Nation Too Good To Lose:Renewing the Purpose of Canada[M].Toronto:Key Porter Books Limited,1994.
[16] Kenneth.R.Carty,Rebilding Canadian Party Politics[M].Vancouver, BC,CAN:UBC Press. Ebrary.Nankai UniversityLibrary,Tianjin.17Dec.2005.
<.http://site.ebrary.com/lib/nankai/Doc?id=10055994&ppg=26>
[17] T.A. Hockin, Government in Canada[M].Mcgraw-Hill Ryerson Limited,1976.
[18] Richard J. Vanloon , and Whittington,Michael S. The Canadian Political System:Environment,Structure and Process[M]. Mcgraw-Hill Ryerson Limited,1981.
[19] 沃尔特•怀特，罗纳德•瓦根伯格，拉尔夫•纳尔逊.加拿大政府与政治（刘经美，张正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0] Dean.McHenry, The third Force in Canada[M].Ottawa:Ottawa University Press,1950.
[21] Walter Young，The Anatomy of a Party: the National CFF1932-61[M].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9.
[22] 张友伦.《美国农业革命》，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23] Dimitrios I.Roussopoulos. ed,Canadian and Radical Social  Change[M].Montreal ,Black Rose Book Ltd,1973.
[24] Bernard R. Blishen,Frank E.Jones,Kaspar .D.Naegele and John Porter,ed. Canadian Societ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M]. Toronto:Macmillan of Canada,1971.
[25] Richard J. Ossenberg ,ed.Canadian Society——Pluralism, change, and conflict[M]. Prentice-Hall of Canada ,Ltd,1971.
[26] Michael.S.Whittington and Glen William,ed.Canadian Politics in the 1980s[M]. The Carswell Company Limited,1984.

陈 素 娟

（安徽省淮北煤炭师范学院 历史系， 淮北 235000）

[摘要]“平静革命”是20世纪60年代发生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一次重大变革，给魁北克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促进了魁北克社会的世俗化，扩大了魁北克省政府职能，并且提高了该省公民参与政治的程度，提高了其社会的民主化，可以看作是魁北克政治现代化的起点。
[关键词] 加拿大，“平静革命”，魁北克，政治现代化


The Quiet Revolution and the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in Quebec
Abstract：The Quiet Revolution was a period of rapid political reform experienced in Quebec from 1960 to 1966, which had great influences on Quebec. It brought about the secularization of the society in Quebec, enlarged the scope of its government and improved its democratization. Therefore, it can be regarded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process of the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of Quebec.
Key Words：Canada, the Quiet Revolution, Quebec, the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平静革命”是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一次改革运动。关于这一问题，在国外尤其是加拿大学术界对的研究较为丰富和深入，众多学者从社会精神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研究“平静革命”，提出了很多深刻的见解。 中国国内尚无专著，只是在一些论述魁北克历史发展或民族主义问题的论文中有一定涉及。 如果从政治现代化的角度出发，可以看出，“平静革命”实为魁北克省政治现代化的起点：促进了魁北克的世俗化、扩大了省政府的职责范围、增加了公民的参政机会，促进了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一、 同传统彻底决裂，实现社会的世俗化

世俗化是衡量政治文化发展的一个尺度，是政治体系的重要方面。天主教作为魁北克法裔社会的两大支柱之一（另一个支柱是法语），长期控制着魁北克教育、社会服务等各个方面，同时，教会还要求居民信教，保持传统，维持大家庭，利用手中控制的教育权，吸收最好的人才，保持教会自身的发展。
20世纪中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教会由于人力、物力方面的限制对于现实的控制能力逐渐下降。但当权的杜普莱斯西省政府为了利用教会影响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仍将管理教育和社会事务的权力交给教会。杜普莱西斯曾经说：“教士们是从我手上讨生活的，魁北克省的力量在于宗教感情的强度。”[1]可见，天主教会在魁北克的影响仍然十分强大，魁北克社会仍然是一个天主教统治下的传统农业社会。
“平静革命” 中自由党政府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削弱了天主教会在魁北克各方面的影响，实现了社会的世俗化。
第一，抛弃传统的天主教统治下形成的“农业主义”、“反政府干涉主义”。1960年大选中，勒撒热提出了“改革的时候到了”，1962年又提出“经济殖民主义已经控制了魁北克。如果我们现在不能做回自己的主人，就永远也做不回了。” 在这些口号的激励之下，魁北克出现了一种新思想——“追赶”，即要赶上加拿大其他省份尤其是安大略和北美其他地方的发展。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魁北克人抛开了几百年来的“低人一等”的想法，重新找回了民族自信，认为魁北克民族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和资源来建设一个更加现代的工业社会。因此，魁北克马塞尔•茹克斯评价说：“‘平静革命’有一个被人们忽略的现象即说法语的人们逐渐恢复了他们正常的人格，之所以会被忽视是因为这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事件”。[2](P.136)
第二，进行立法和司法改革，确定省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省政府设立司法委员会对原先的法律制度进行调查，发表题为《当代司法》的官方调查结果，分析原有法律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方案。同时，任命终身公诉人，成立舞弊、腐败监察部，引进缓刑，通过《刑法赔偿法》，并制定一系列法律来规范律师职业，并规定给予刑事案件当事人一定的法律援助。勒撒热政府还建立调查官制度，1964年对《民法典》进行修改，废除对于妇女的束缚，增加了妇女在婚姻中的权利，规定如果离婚，财产应由双方共同分割，简化离婚的程序，为1969年通过新的《婚姻法》奠定了基础。同年，自由党政府还采用了新的《劳工法》，简化工会建立的程序，允许公共部门的雇工罢工。同时还修改《地主-佃农关系法》，更多地保护了佃农的利益。这些法令的实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树立了自由党政府的权威性与合法性。
第三，改革教育，废除天主教会对于教育的控制。改革之前，魁北克法裔社会的教育主要是天主教教育体系，教会保留了对受过洗礼的孩子的宗教教育权利，天主教教育委员会对于教育体系的各方面具有控制和监控权，政府在教育问题上是教会的附属物。教会控制下的“古典中学”  根本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于现代人才的需求。
“平静革命”中自由党政府对于这种教育体系进行了重大改革，专门成立由帕朗先生主持的皇家教育调查委员会（简称帕朗委员会），委员会经过调查提出一个临时报告，以英国教育体系为模式，对魁北克教育改革提出建议。
勒撒热政府采纳了该委员会的建议，对教育做出以下改革：首先，改革教育管理机构。1960年勒撒热以青年部（1964年后是魁北克教育部）取代了传统的天主教教育委员会的行政职能，而后者仅仅保留了学校的宗教信仰管理权和道德教育职责。在地方上，1964年9月自由党根据临时报告在全省各地设立了55个地方教育董事会，管理地方教育事宜。至此，传统教会完全丧失了对于教育的主控权，[3](P.165) 教育的管理权完全被省政府所掌握。其次，改革中等教育。自由党政府废除了原来的古典中学教育，规定在6年的小学教育结束之后，是5年的初中教育，为所有的学生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此后，再设立两年制高中教育，为初中毕业生提供大学学前教育或者高级技术教育。1966年3月，自由党政府决定建立“普通职业教育学院”，以取代原来的古典中学，这种学校融合原来的古典中学、技术教育和师范教育为一体，既可以为即将进入大学的学生提供基本文学、艺术和科技教育，又可以为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学生提供职业教育培训，学生的选择可以更加灵活，同时将对于现代社会至关重要的技术和大众教育联系起来，凸显了教育的实用性。再次，改革高等教育。改革之前，魁北克的大学完全处于教会控制之下，大学教育中存在严重的阶级差异，在1952－53学年中，蒙特利尔大学的3000名入学新生中：47.7%的学生是专业人士和经理的子女，工人和农民的子女只占21.3%，与此相对应的是在该省男性劳动大众中，专业人士和经理只占10.4%，而工人和农民占到59.7%。 [4](P.176)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使得大学生入学率提高，大学资源相对紧张。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自由党政府采用了帕朗委员会的建议，于1965年提议在蒙特利尔建立第二所法语大学。1968年魁北克民族会议通过法案，1969年魁北克大学正式成立，后来该校的分校区遍布整个魁北克省，为不同地区的学生提供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奉行大学生活民主化、课程多样化的教育理念。与此同时，在自由党政府的引导下，1968年蒙特利尔大学、1971年拉瓦尔大学相继成为世俗学校，引进了英国的教育网络。政府还加大对大学的投资力度，政府对大学的补助金从1960年的1000万加元，增加到了1970年的3亿加元。[5](P.68)
除此之外，自由党的教育改革还包括：将义务教育的年限提高到16岁，规定女孩与男孩有同样的受教育权利；增加面向学生的贷款，免费为学生提供书本；要求地方学校董事会为本地中学教育提供师资；规定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课程、教师可以自由选择教学方法。
教育改革在魁北克创建了一个世俗的、广泛的、开放的、民主的、多样化的教育体系，其主要活动者和管理者是魁北克省政府而非教会，教育的目的不再是满足教会需要，而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不断变化的需要。教育改革的成效很快就显现出来：1960年13－16岁的孩子入学率仅仅57%，1965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80%。[6](P.67) 教育改革为推进政治、经济改革提供了合格的人才，同时也促进了魁北克人思想的解放与进步，进而促进了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由党的教育改革“标志着人们开始接受这样一个原则：教育对于经济进步是至关重要的，法裔可以通过自我教育、改革商业来控制经济。” [3](P.170)
第四、废除教会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控制。“平静革命”之前魁北克的社会福利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类似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慈善事业。[5](P.70) 医院、孤儿院和残疾人救济也都由教会组织。省内至少存在10个相互独立、互不合作的机构。杜普莱西斯根据政治优惠政策，  将资金拨给那些支持他的团体，通常是天主教慈善机构，再由这些团体向穷人发放，其间造成很多钱款流失。当时13300个抚恤金计划的服务对象仅仅是6.8万名魁北克工人，覆盖面积不到25%。[5](P.70) 1965年自由党实行了魁北克抚恤金计划，第一次提出了一个综合抚恤金计划，时任社会安全部长的勒内•莱维斯克引进了重要的改革方案，剥夺了教会的权力，以客观需要取代了原有的政治优惠，救济款直接发放到受益人的手中，并且实行了工伤事故保险和家庭收入补助。相对于平均工资而言，福利水平从45%上升到了51%。[5](P.70)
同样的，“平静革命”发生之前，魁北克的医疗保健事务也存在等级之分，权力掌握在教会和医药权威的手中，政府作用不大，结果各个系统之间缺乏合作，出现不正常的竞争，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勒撒热政府引进医疗保险，使得教会最终不得不退出医药行业，政府完全控制了这一领域。在地方上，成立地方社会卫生和服务委员会，在协调委员会的指导下对地方医疗、福利工作进行平衡处理。这些措施的实施在魁北克初步建立了社会福利制度。
通过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魁北克社会实现了世俗化，教会势力急剧下降，信教人数从1960年的60%降到了1970年的30%，其中24岁以下的信教人员降到了12%；1961年蒙特利尔的一个地区做弥撒的人从60%降到了30%。[5](P.60)成百上千的教士离职，所剩均为年老力衰者，所以有人写道：“魁北克从一个最信仰天主教的社会变成一个最不信仰的社会。学校、医院和社会服务都实现了世俗化。教士职务空出，做礼拜的人数减少了，教堂也空了，政治家和教士们都认为这是平静革命的一个胜利。”[1]
天主教的主宰地位被剥夺，社会世俗化的实现，对魁北克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解放了魁北克法裔长久以来被天主教会控制的思想，促进了人的现代化，强化了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促使更多人参与政治，提高了社会人员的流动性；其次，世俗权威的合法化意味着以习惯和超凡魅力为基础的合法性标准的削弱，而政府实际的重要性日益成为合法性的基础；最后，世俗化使得更多人参与政治，为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明确性和实效性，为政策发展指明了方向，要求政府政策按照所需的方式来控制社会和经济环境，从而使政策倾向于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

二、提高政府能力，促进制度化

就政府方面而言，现代化意味着政府力量的增强、政治体系能力的提高。“政治现代化的本质是权力与权威转移到政府的手中”，[7](p.137)也就是政府能力增强。 阿尔蒙德认为“政府能力包括政府机构从社会吸收资源的能力，这些资源包括税收、劳力、物资等；政府能力还包括规定人民社会生活的能力，例如要求人们工作，规定工作时间，确定工资，控制犯罪，管理交通等。” [8](P.362) 政府能力的提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收回原来散布于社会中的非正式权力，使之成为一种正规化、系统化、统一化的公共权力；二是政府权力逐步超出政治领域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层面，强化对社会各方面的监督与控制，最终实现制度化。
“平静革命”前杜普莱西斯奉行“不干涉”的自由主义政策，将经济权力下放给英裔资本家、社会服务权力下放给天主教会，法裔公民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所以，法裔新中产阶级、新法裔小资产阶级和有组织劳工联合起来,要求魁北克省政府加强其权力，保护法裔在魁北克的政治经济利益，但他们的愿望没有得到当权者的重视。勒撒热的自由党政府上台之后顺应了形势发展的要求，扩大了省政府的职责范围，密切了政府与社会的联系。省政府将原来控制在英裔和英美资本家手中的经济权力和教会控制的教育及社会服务权力收归省政府所有。经济方面，设立了魁北克经济委员会，研究本省的经济状况，开发本省的物质与人力资源，制定发展计划。利用省政府作为杠杆，提出“购买魁北克计划”，抵制英裔和英美资本家在魁北克的势力，将一些控制在私人手中的关键领域收归省政府所有，最成功的例子就是魁北克水电的国有化。还建立魁北克钢铁公司、魁北克矿业开发公司、魁北克森林回收及开发公司、魁北克石油开采公司等现代企业，加大对本省丰富自然资源的开采力度。在金融方面，鼓励魁北克人投资经济，成立了魁北克投资总公司管理抚恤金，建立魁北克储备投资银行，为法裔企业发展提供必要资金。教育和社会福利上，自由党剥夺了天主教会的控制权，颁布一系列教育改革法案，扩大社会福利项目。
同时，自由党政府还扩大自身的职能，加强对于社会的控制。规定省政府定期召开例会，并对会议的内容作详细记录，在各部门之间流通。为了反映政府政策的倾向性，设立教育部、社会事务部、自然资源部以及移民和国际事务部等专业部门，强调各部门之间合作与协调，并要与外界力量和团体做好协调工作。并且以个人的实际能力作为标准招募法裔公务员，增加公共支出。为了保证这些措施与机构的合法性，勒撒热每实行一项政策都经过了法律程序，得到了立法机关的批准，保证政策的顺利推行。这些专门机构的设立和法律的通过保证了魁北克政治的制度化。
政府能力增强、权力及职责范围扩大产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第一，密切了政府同民众的关系。公共服务的扩大，公务员选拔措施的改革使得政府能够直接面对社会、直接管理民众。第二，政府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职责。政府的职能范围和行政领域的扩大，使得它必须承担原来由社会机构履行的职责，如慈善事业、社会救济、公共事业。最后，提高了政府的动员能力。政府能力的提高和职能范围的扩大使魁北克省政府成为社会中心，公民个人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对这个社会中心有着巨大的义务承诺，负有相应的忠诚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对于自身的利益和社会事务的关注也就更加提高了，公众参与和社会动员得到加强。所以有人说，“勒撒热政府的行为表明60年代政治变革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通过创立新的政府或准政府部门，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深度都有了较大的扩展，政治现代化进程开始启动了”。[7](P.136)

三、扩大政治参与，促进了民主化

政治现代化一方面表现为政府权力、职责范围的扩大与增强，社会动员能力的加强；另一方面表现为社会对政府的约束力的上升，各社会集团对政府的参与和影响的提高，社会流动性的加大。这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作用与反作用同时存在，最终实现和谐。从社会方面来看，现代化意味着社会力量的增长，也就是普通民众对政治体系的参与和影响的扩大。
传统政治体制缺乏民主，地方和个人对中央权力缺乏约束、对社会事务缺乏积极性。改变这种弊端的方法就是要对权力进行重新分配，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由权威主义政治向社会民主政治的转型。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利益分化加剧，新的利益群体政治参与政治决策的要求越来越高，旧的政治结构和体制不能容纳这些新的利益群体，不能推动政治发展，政治合法性受到挑战，政治有效性严重失灵。可以说政治现代化就是指不发达政治系统在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向发达政治系统变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动员得到普遍提高。“平静革命”正是这一原则的体现。
“平静革命”之前，魁北克政治的最大特点在于杜普莱西斯政府实行的政治优惠，他将选区集中在农村，在选举中使用威胁甚至恐吓手段来获取选票，实际上剥夺了民众尤其是城市居民参与政治的权利。魁北克民众在传统天主教思想和现实的杜普来西斯的专制统治之下，对这种政治腐败表现出顺从的态度，并且很快习惯这种情形，对政治表现出一种漠视。
20世纪中期，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很多新的思想，创造了更多的机会。社会上出现民主态度与行为方式，天主教在魁北克的影响力迅速下降。法裔开始认识到想要保持其认同性，抛弃退却思想，控制自己的命运而非屈服于他人。魁北克防卫性的保守的民族主义开始转变为积极进取的、倡导工业发展的新民族主义。法裔为了实现其愿望，开始希望积极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决策。
自由党上台后向人民宣传民主思想，使法裔魁北克人抛弃了天主教影响下形成的“退却”、“不参与”思想，认识到应该更多地参与政治，而非“远离”。省政府废除了政治优惠，使得魁北克公民认识政治民主程序，不再将政府用于公共工程建设的资金看成恩惠，需要以政治支持作为回报。在人才聘任方面采取英才聘任制，将个人的实际能力作为聘任基础，使得有能力的法裔新中产阶级和新法裔小资产阶级获得更多机会进入管理阶层，能够更多参与省政府政策的制定，为很多原来处于魁北克社会底层的人提供了进入政府机关和企业管理部门工作的机会，增强了社会的流动性。同时，自由党进行选举改革：自由党政府将选举年龄从21岁降至18岁，重新划分选举地图，更改选举区划，改变杜普莱西斯倾向农村的选举政策，为城市市民提供了更多的参政机会。规定在省大选中由省政府为候选人和政党提供公共财政支持，取消竞选秘密基金，限制竞选支出，目的在于减少政党对于大企业、大公司的依赖。
通过这些措施，使更多人参与政治事务的讨论，民主的概念在魁北克进一步深入，一个新的论争的时代出现在魁北克，政府的决策处于人民的关注之下，决策过程都要经过民主讨论，促进了魁北克社会的民主化。

四、结 论

“平静革命”及其各项措施主要体现在反对天主教会、建立世俗社会，扩大教育层面和省政府的权利与职责范围，提高民众参与程度上。虽然有些措施在当时未能生效，改革措施所触及的社会范围也只是局限于魁北克法裔的一部分人，尤其对魁北克的农村地区作用有限，但是“平静革命”实现了魁北克社会的世俗化，废除了天主教会对于魁北克人的思想和社会的控制，扩大了魁北克省政府的能力和职责范围，彻底废除了在杜普莱西斯统治下发展到极至的政治优惠政策，将更多的人力和物力集中于魁北克省的建设，给魁北克人民带来了更多参与省政治的权力和机会，对于魁北克的政治发展是一次极大的推进，因此，“平静革命”是魁北克政治现代化的起点。

[作者简介] 陈素娟（1979年5月-），200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任教于安徽省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历史系。
参考文献：
[1] Preston Jones, Quebec after Catholicism[J/OL]. http://www.firstthings.com/ftissues/ft9906/opinion/jones.html,2004-9-9
[2] Marcel Rioux (Trans. By James Boake), Quebec in Question[M]. Toronto: James Lorimer & Company Publishers, 1978.
[3] William D. Coleman,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in Quebec 1945-1980[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4.
[4] Michael D. Behiesl, Prelude To Quebec’s Quiet Revolution[M] . Montreal: McGill-Queen University Press, 1985.
[5] Fitzmaurice, Quebec and Canad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M] .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5.
[6] Marcel Rioux and Yves Martin, French-Canadian Society (Vol. 1)[M].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Limited, 1964.
[7] Kenneth McRoberts, Quebec: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Crisis[M].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Inc., 1988.
[8] 阿尔蒙德. 发展中的政治经济[A]. 罗荣渠. 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C].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付成双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 美国的兼并威胁不仅是促使加拿大联邦建立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对加拿大西部开发产生重大影响的外部因素。虽然加拿大在西部开发中也借鉴和吸收了美国的经验和教训，但由于它时刻都担心美国的吞并威胁，因此，加拿大的西部开发具有浓厚的防御色彩，从而导致了与美国西部截然不同的特征和结果。
[关键词] 西部开发， 美国的兼并威胁，加拿大太平洋铁路
       [中图分类号]
The Impact of the Threat of American’s Annexation to Canada’s Western Exploitation


Abstract：The threat of American’s annexation had deeply effected Canada’s Western exploitation. Because of the thre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f Canada had played a far more active role than its American counterpart. The CPR shouldered the task of Canadianization of Western Canada and monopolized the Western exploitation.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National Policy and achieve the dream of founding an independent nation in North America, the regional interest of Western Canada had been subdued to the “interest of the Dominion.”
Key Words: Western Exploitation, American’s Annexation Threat, CPR

加拿大的西部开发与美国的西部开发一道，构成整个北美西部拓殖运动的南北两个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组成部分。美国的西部开发以“显然天命”（manifest destiny）为幌子，展示了美国发展史上最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画卷，培养了不折不扣的个人主义这种典型的美国性格，创造了发展的奇迹，西部成为“最美国化”的部分。同时，西部开发也伴随着对印第安人的残酷掠夺，付出了人类尊严和血的代价。而加拿大的西部开发却是在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背景下，由联邦政府一手操纵的，以“和平、秩序和良好的管理”为信条的有秩序开发。上下边疆形成鲜明的对比，“下面是蓝色，上面是红色。蓝色代表阴险和不守信诺，而红色则表示保护和坦诚直言。”[1](p. 71)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除了加拿大借鉴和吸收了美国的经验和教训、两国历史、环境和时代的差异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美国对加拿大的兼并威胁，正是这种威胁才使得加拿大在西部开发中采取了许多对抗美国的措施，从而形成了西部开发的独特经历和特征。

一、抵制美国的兼并是加拿大西部开发所面临的当务之急

自从1821年哈得逊湾公司和西北公司合并以后，大湖以上的英属北美就处于哈得逊湾公司的统治之下。50年代以来，随着铁路时代的到来和加拿大民族意识的逐渐发育，他们对西部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著名的政治家乔治•布朗及其领导的改革党也对西部充满兴趣，占领西部加拿大是他们党的一项重要的主张。早在1854年，他的《环球报》就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帝国……”[2](p. 316)新斯克舍省的约瑟夫•豪也是较早鼓吹兼并西部的政治家。他1857年在哈里法克斯的一次演讲中就大胆预言：“我相信这个屋子里的许多人能在有生之年听到蒸汽机车的轰鸣声回荡在落基山谷之间，那时从哈里发克斯乘火车去太平洋只需要五六天就足够了。” [3](p. 117)
可就在加拿大人认识到西部的价值，并准备占领和开发西部的同时，美国的扩张势力在完成了向南面和向太平洋的扩张以后，也把目光投向了加拿大西部，掀起了企图吞并加拿大的又一次高潮，当时的形势对加拿大极端不利。
首先，进入60年代后，解决了国内奴隶制问题而有恃无恐的美国朝野掀起了阴谋吞并加拿大的第三次高潮：美国借口“亚拉巴马号”事件，要求英国割让整个加拿大西部作为赔偿，并纵容爱尔兰芬尼党进攻加拿大；1867年购买了阿拉斯加的国务卿西沃德也在议会中公开承认他此举的意图是从南北两面对不列颠哥伦比亚形成夹击，以便把英属北美的太平洋西北地区纳入华盛顿的轨道；[4](p. 4) 1866年，扩张分子纳撒尼尔•P•班克斯（Nathaniel P. Banks）将军向美国众议院引入一项法案，要求总统授权宣布“新斯克舍、新不伦瑞克、下加拿大和上加拿大各省，以及塞尔克可领地、萨斯喀彻温、[不列颠]哥伦比亚领地……被接纳为美国的州和领地。” [5](pp. 196-197)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亚历山大•拉姆齐在1867年要求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动手制定吞并西经90度以西的加拿大西部的计划，甚至还开列出了“优厚”的条件；[5](p. 197)美国铁路更是19世纪后期向英属北美西北地区扩张的急先锋：1969年美国参议院太平洋铁路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声称：“我们领先开通北太平洋铁路注定了英属北美91度经线以西地区的命运，它们将在利益和感情上倾向美国，并会事实上在自治领中被隔离出来，它们并入美国只是时间问题” [6](p. 44)。
其次，在19世纪60年代前后，加拿大西部同样存在着有利于美国扩张的因素。第一是位于太平洋岸边的不列颠哥伦比亚。截止到1864年，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1.5万名淘金者中，3/4是美国人。从各方面讲，不列颠哥伦比亚殖民地都是美国西部扩张的新边缘：虽然它的首府是维多利亚，但经济上的首都却是旧金山：它第一条电报线是连接旧金山的，甚至连寄往东部加拿大和英国的信件也得加贴美国邮票才行。美国驻维多利亚的领事得意地向华盛顿报告说：“温哥华岛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陆]上的人民几乎一致期望合并进美国之中。” [7](p. 93)另一个焦点是马尼托巴和西北地区。美国，特别是明尼苏达很早就对红河定居区怀有吞并的野心。1869年的里埃尔起义为美国提供了新的机会。里埃尔不仅宣布成立临时政府，还资助了一家名为《新国家》（New Nation）的美国报纸，该报在第一期中就刊登了名为“兼并是我们的显然的天命”的文章，鼓吹北美西北地区和加拿大为重重山水阻隔，两者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而它与美国则“从经济上、地理上、文化上和长远来看，是一体的”。 [4](p. 6)虽然里埃尔本人的真实意图是想通过接近美国达到让加拿大联邦政府让步，从而能够在自治领内建立梅蒂人自己的省政府，可是，这一事件本身就意味着美国提供的机会，一旦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其结果必然是西北地区为美国所有。麦可唐纳深知这次事件的严重性，决定“不管在权利上或者在军事上都不能让美国在我们背后插手，并截断我们通向太平洋的道路” [8](p. 27)。
再次，即便是在加拿大西部开发的过程中，扩张成性的美国人也并没有彻底放弃兼并加拿大的想法。哈里森总统的国务卿“好战者”吉姆•布莱恩公开宣布：“加拿大就像挂在树上令我们刚好抓不到的一颗苹果，我们努力去抓，可树枝却每每退到我们刚好抓不到的地方。随它的便吧，总有一天，它会落到我们的手中。” [4](p. 26) 1892年成立的主张兼并加拿大的“大陆联合会”（Continental Union League），其后台就包括安德鲁•卡内基、约翰•雅格布•阿斯特、伊莱休•鲁特、海约翰和西奥多•罗斯福等著名的扩张主义分子。甚至到1911年美加再次进行自由贸易谈判时，参与法案起草的钱普•克拉克在下院发言中，仍然声称：“我希望看到有一天，美国的国旗飘扬在英属北美直到北极的每一寸土地上面” [9](p. 70) 。
总之，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期加拿大占领和开发西部的工程中，美国的吞并威胁一直如达摩克里斯之剑那样高悬在加拿大头顶。加拿大在占领和开发西部的工程中首先要考虑的也是如何去抵制这种来自美国的威胁，如何把西部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如何让这个新生的国家在北美独立生存下去。因此，加拿大向西部的扩张从一开始就具有防御性质，有人将加拿大西部的开发称为“防御性扩张”，这与美国西部所表现出来的赤裸裸的攻击性截然不同。

二、西部开发服从于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总体规划

美国的吞并威胁既是加拿大联邦国家建立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新生的自治领所面临的最艰巨的挑战。以麦可唐纳为首的联邦缔造者们所要创建的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而这个国家能否存在下去的关键就是能不能抵挡住美国的兼并威胁，建立起独立的民族经济体系。为了实现这一梦想，以麦可唐纳为首的保守党政府制定了后来被称为国家政策的一整套建国方略，这套政策的蓝图是：“以太平洋铁路为中轴，商业上形成一种东西向的贸易体系，主要对付来自南方的竞争，开放大西洋与太平洋港口的货物、人员、资金的运输功能，美国永远是这一组织的主要敌人，而英国则是它仅有的联盟。” [10](p. 475)占领和开发西部被纳入了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总体规划之中，“没有繁荣的西部就没有必要修建横贯铁路；没有横贯铁路就没有东西贸易；而没有东西贸易，保护关税也就没有任何意义。” [11](p. 56)国家政策在西部的目的是实现西部的加拿大化。V•C•福克曾经说过：“不仅是西部的开发，而且西部的发展与圣劳伦斯经济彻底溶为一体，才是加拿大联邦之父们的国家政策” [12](p. 260) 。
西部开发从属于加拿大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整体方略的结果使得加拿大西部开发形成了如下特征：
第一，联邦政府发挥了最充分的积极主动性：（1）麦可唐纳在联邦建立之初，迅速推行“从海洋到海洋”的扩张计划，赶在美国兼并之前占领了西部，并迅速平定了里埃尔的第一次起义。1869年，加拿大联邦政府在英国的帮助下，以30万英镑的价格从哈得逊湾公司购买了鲁伯特地区。并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了红河危机，在西部建立了马尼托巴省。在中央建立内地部（Ministry of Interior） 专门负责西部的移民和开发事务。1871年又通过谈判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纳入了联邦。（2）为了开发西部，实现西部加拿大化的目标，麦克唐纳保守党政府又采取了三项相互联系的措施：与印第安人签订条约、设置西北骑警和修建太平洋铁路。[13](p. 9)正是由于联邦政府在西部开发中的作用，所以有人认为西部“发展的蓝图完全是在渥太华制定的” [17](p. 463)。
第二，联邦政府直接控制着西部的一切，与其他建国省份相比，西部处于二流的从属和半殖民地地位。联邦总理麦克唐纳曾表示：“自治领购买了整个西北地区，它属于整个加拿大。” [14](p. 14)为了修建铁路和吸引移民这两项“自治领的目的”，1870年通过的《马尼托巴法令》和1875年的《西北土地法案》都规定联邦控制西部的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一心要加强联邦权力的自治领中央绝不允许西部的地方利益妨碍国家政策的推行，多次否决西部试图打破太平洋铁路的垄断，吸引美国铁路到加拿大西部来的动议。西部不仅在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而且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技术也由蒙特利尔、多伦多为中心的中部提供，完全匍匐于东部的影响之下。
第三，由于西部开发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抵制美国吞并，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梦想，所以，在加拿大的西部开发过程中，政治利益常常高于经济利益，地方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麦克唐纳政府的铁道部长塔伯曾讲过的一句话是对这种情形的最佳阐述：“为了国家利益是否得牺牲马尼托巴和西北地区的利益？我说，如果必要的话，是！” [13](p. 268)

三、太平洋铁路主导了西部的开发

修建太平洋铁路是麦可唐纳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的设计规划中，铁路和西部是互为依靠的，他“可以用铁路去保卫西部，也可用西部来验证铁路的重要性。” [1](p. 140)太平洋铁路不仅承担起了西部加拿大化的重任，而且还主导着加拿大西部的开发，它所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美国的横贯大陆铁路。
首先，太平洋铁路承担西部加拿大化的使命是由其性质所决定的。联邦政府修建铁路的目的是抵抗美国的兼并威胁，通过修建铁路来推动西部的开发。而太平洋铁路辛迪加的詹姆斯•希尔、乔治•斯蒂芬和唐纳德•史密斯等人之所以投标修建太平洋铁路，是要获取垄断利润，他们认识到了加拿大西部土地的潜力，认为“铁路通过处女地，能够创造自己的生意，如果我们通过草原建造这条铁路，那我们将运送定居者所需要的每一磅供应品，并带走他们想出售的每一磅产品，这样，我们双向都能得到利益。” [15](p. 18)太平洋铁路在西部控制着2500万英亩“最适宜定居”的土地，而在铁路建成时，马尼托巴有62000人，西北地区有56000人，不列颠哥伦比亚也只有几万人。所有这一切就决定了太平洋铁路要想生存赢利，就必须吸引移民，开拓西部，自己为自己制造运输业务，如果它想要建立自己独立的运输系统，垄断西部的运输，就必须与一切试图夺走西部运输业务的势力进行斗争，所以，在这个系统中， “美国铁路是它天然的敌人” [10](p. 302) 。
其次，太平洋铁路同美国铁路在西部展开激烈地争夺。西部加拿大化的首要目标是建立联邦对西部的有效控制，它所面临的主要敌人是美国及其铁路，美国境内最靠北的两条铁路——北太平洋铁路和詹姆斯•希尔的大北铁路时刻想把势力伸入西部加拿大，带走那里的运输，威胁麦可唐纳国家政策的实现，也威胁到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利益。 “太平洋铁路的策略从一开始就是保护自己的国家不受美国侵犯”， [10](p. 69)不仅在平定1885年里埃尔叛乱中立下了大功，而且在西部同美国铁路展开激烈的争夺。针对美国铁路要伸入马尼托巴的企图，太平洋铁路予以积极的反击，不仅也在美国扩张它的苏支线铁路系统，而且还在西部大规模的扩张支线，到1914年，它在马尼托巴的支线扩展到1777英里，在斯喀彻温省内的支线也达到了1902英里，在该省南部和中部偏南地区构成了较密的铁路网，而阿尔伯达路段的支线包括鸦窝关铁路在内此时也达到了639英里。大量的支线不仅保证铁路线在西部形成一个基本完善的铁路网，增加了它的运输能力，也为它打击对手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第三， 太平洋铁路大力促进西部的移民和农业定居事业。太平洋铁路在西部的干线授地是2，500万英亩“最适宜定居”的土地，另外还通过修建支线获得了数百万英亩土地，扣除它退还给联邦政府的670万英亩，它在西部总共获得了22，224，496英亩的授地，是西部最大的地主，而当时联邦土地也开始象移民开放。为了吸引移民，它“花在移民事业上的精力比政府还多”。 [19](p. 106)太平洋铁路采取各种措施吸引移民：1）在世界各地派驻代理，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吸引移民，并为他们移居提供便利。2）它不仅为移民提供交通方面的便利，而且对于购地者也给予折扣，原来规定每英亩5元的土地，“只要定居并开垦这些土地，就可以以1.25元的价格得到。” [20](p. 177) 3）铁路还实行借贷农场和现成农场制度，前者用以吸引美国中西部那些有农业经验，而资金不足的农民，允许他们用谷物支付地价和偿还借贷；后者主要针对的是英国那些意欲定居，但缺乏农业经验的英国富裕阶层，铁路不仅为他们建好农场，播种上第一季庄稼，还派出工作队，建立示范农场，指导他们的农业活动。4）也许太平洋铁路鼓励农业定居活动的最大的创举是在卡尔加里附近开辟的北美最大的鲍河灌区，从而在干旱的草原上创造了上百万英亩可灌溉土地，不仅吸引了大量移民，而且还为卡尔加里的发展提供了一块广阔的农业边缘地。5）鼓励阿尔伯达南部地区发展混合农业。
第四，整个开发时期，太平洋铁路除了积极推进移民和鼓励农业开发外，还插足西部的其他行业：1、不列颠哥伦比亚东南的采矿和冶金行业。它先是买下了美国人海因茨在特利尔小城的冶炼厂，并对它进行改建，将加拿大矿山生产的铜和铅在那里冶炼，还取得了矿山的开采权。在这一基础上，太平洋铁路在这一地区的采矿冶金活动经营的非常成功，不仅生产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而且还在此基础上建立磷、钾肥生产基地，以致于特利尔的一个小冶金厂变成了后来规模庞大的“考米诺”集团（COMINO）。2、草原地区的能源开发。它在西部建立了三处煤矿，并在草原地区组织勘探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以图保证它干线铁路对煤和它的太平洋海岸轮船对石油的需要。3、太平洋铁路还在北美西海岸建立了沿海运输船队，并开通了到达太平洋对岸的香港、东京等地的远洋运输业务。
第五，太平洋铁路还对西部的城市化予以决定性的影响。它通过将铁路主线从萨斯喀彻温河谷转移到南部光秃秃的草原上，从温尼伯往西一直通往洛基山，不仅改变了移民定居的方向，延缓了北部地区的发展，而且还按照自己的意志在草原上建立起一系列定居点，据统计，仅草原三省，就有大约800个定居点和市镇的位置是由太平洋铁路决定的。[15](p. 19)更重要的是，太平洋铁路还在西部中心城市的发展中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温哥华是太平洋铁路直接缔造的一座城市，1886年，它将西部终点向西迁移12英里，到达了格兰维尔地区，并根据总经理范霍恩的意见，将这里更名为温哥华，并扶植它成为太平岸边水陆联运的国际中心。在19世纪后期盛传：“一切有利于太平洋铁路的就都有益于温哥华” [16](pp. 395-396)，温哥华“作为城市的第一阶段是由太平洋铁路主导的。” [20](p. 215)温尼伯也是在太平洋铁路的支持下，代替塞尔克可成为进入草原的门户，它的“崛起有赖于铁路、谷物交易、商品批发、一定的制造和金融业务，但铁路在它的发展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17](p. 275) 。
诚然，太平洋铁路在西部开发中的的确发挥了巨大作用，有人称它“是渥太华以西的主导力量。” [15](p. 6)连他的一名老职员也自豪地声称：“我们创造了西部。” [18](pp. 81-82)从客观上讲，铁路在西部的作用是与加拿大的民族利益相一致的，所以，他受到了保守党联邦政府的刻意扶植。太平洋铁路自身也是反对美国的一股坚定力量，它坚决反对自由党所提出的与美国发展自由贸易的主张，被自由党攻击为“装了轮子的托利党政府”。

四、美国威胁下西部开发的副产品：离心主义的缘起

在美国西部的开发过程中，虽然也存在东西关系问题，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农场主造反运动，甚至到20世纪30年代，西部神话以“沙窝”（dust bowl）而告结束，但总起来说，西部的美国化是成功的，西部人民发挥了最大限度的积极能动性，不仅创造了西进运动的奇迹，而且也缔造了西部神话，发展了西部民主，从而使西部发展成为“最美国化”的部分；然而加拿大的西部开发，虽然在具体政策方面吸收了大量美国的实践和经验，也存在着基本相似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但却表现出与美国不同的特点，出来前面我们所分析的一些特征外，加拿大西部开发的所带来的结果也同美国有着鲜明的差异。其中最典型的一点就是：加拿大西部开发过程中，没有使西部成为“最加拿大化”的部分，相反却为西部离心主义敞开了大门。
由于加拿大的西部开发是作为整个联邦政府国家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的，民族利益高于地方利益，经济利益也常常服从于政治利益，在大敌当前之际，这样选择本来也无可厚非，然而联邦政府没有能够很好地协调国家与地方、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过多地强调加拿大的民族利益，强调东西拉力对南北引力的斗争，结果西部在加拿大的开发中，处于一种类似半殖民地的地位，政治上没有自己自然资源的控制权，经济上也无法制定自己的发展政策，所以，省政府同西部的农场主都感到不满，前者痛恨自己的二流地位，后者眼看着自己的经济利益得不到保护，不能与美国发展自由贸易，却花大价钱购买东部制造的劣等工业品。而且联邦政策在西部的执行工具太平洋铁路的诸多政策也损害了农场主的切身利益，如对西部的垄断造成运价太高，封锁大片的土地不对移民开放，迟滞了北部的开发，甚至同东部工业势力合作，阻碍本地区的工业发展等等。
因此，西部自从加入联邦之日起，就掀起了反对国家政策，追求平等权利的斗争，1869年和1885年里埃尔领导的两次梅蒂人大起义是西部争取在联邦中平等地位的第一次尝试；其后马尼托巴省领导的反对太平洋铁路的斗争，成功地打破了它对西部的垄断；西部争取平等省权和收归自然资源的斗争持续了60年的时间；西部农场主反对关税和特权阶层的经济斗争，迫使联邦在许多方面作出了整顿和让步；以进步党、平民合作联邦和社会信用党为标志的民粹主义运动，是农场主从经济斗争走向政治斗争的新阶段。这些斗争和反抗构成了西部传统地方主义的主要内容。
作为边缘的西部在这长期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地区意识，或者说是一种西部所特有的边缘意识。这种意识大致包含以下主要内容：第一，对联邦政府的不信任感，认为联邦是东部各省和大资本家利益的代表，西部在联邦中没有影响，联邦政策忽视并损害西部的地区利益；第二，对西部在自治领中历史地位的屈辱感，认为西部在联邦中的贡献与所得到的回报不相对称，自己为联邦的发展付出的代价太大，虽然自然资源已经交还，但对那段半殖民地地位历史的回忆却经常引起西部的不快，联邦政策一旦有什么变更，西部会自然而然地与过去那段屈辱的历史联系起来；第三，由于单一的大宗产品经济受外部市场的影响比较大，西部具有一种天然的危机和无能为力的感觉，所以倾向于寻求地区合作，减少本地区的脆弱性；第四，整个地区的主导思想是希望融入加拿大主流社会，在联邦中寻得本地区的一席之地。早在1883年，来自梅蒂辛哈特的一封农民来信就是这种思想的绝佳例证：“我们希望东部的朋友们认识到，我们非常愿意成为这个伟大自治领中平等的一员，而不是从属者，不要以为我们是得到整个世界都不满足的自私者，我们是为了那些非常珍贵的权利和自由而斗争的人们。” [13](p. 225)这种地区意识就是西部离心主义思想的最初萌芽。

总之，由于美国的兼并威胁，导致加拿大形成了一种很强的抵抗美国，建立政治上、经济上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的心理。虽然19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的兼并威胁主要是由一群兼并分子所鼓噪的，美国政府并不准备真正通过武力夺取加拿大西部，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兼并的威胁也呈现减弱的趋势，不过，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加拿大人仍然会警惕地注视着南面。所以，加拿大总是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措施，试图以东西部的相互联系和补充来抵消来自美国的南北拉力，西部开发才被纳入了建立独立民族国家这一宏观战略之中，致使太平洋铁路成为执行联邦政策的工具，西部的暂时的地区利益同国家的整体利益产生冲突，并发展出离心主义这种独特的西部地区意识，从而使得加拿大的西部开发出现了与美国不同的特征。

[作者简介]付成双，（1970-），男，山东惠民人，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北美西部史和世界环境史。

参考文献：
[1] Peter B. Waite. Canada Arduous Destiny 1874-1896 [M].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1971.
[2] Robert Craig Brown. 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anada [M]. Key Porter Books, 1987.
[3] E. B. Biggar. The Canadian Railway Problem [M]. Macmillan, 1917.
[4] J. L. Granatstein and Norman Hillmer.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1990s [M]. Toronto: Copp Clark Pitman Ltd, 1991.
[5] F. W. Howay, W. N. Sage and H. F. Angus. B. C. and the U. S.: The North Pacific Slope from Fur Trade to Aviation [C]. New York: Russell, 1970.  
[6] V. C. Fowke. National Policy and Wheat Economy [M]. Toronto, 1957.
[7] Jean Barman. The West beyond the West: A History of British Columbia [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1991.
[8] 唐纳德•克赖顿. 加拿大近百年史1867-1967 [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72.
[9] Norman Hillmer. Partner Nevertheless: Canadian – 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20th Century [C]. Toronto, 1989.
[10] Donald Creighton. Macdonald: the Old Cheiftain [M]. Macmillan, 1965.
[11] R. D. Francis et al. Destinies [M]. Halt, Rinehart and Winston of Canada, 1988.
[12] Hugh G. Thorburn. Party Politics in Canada [M]. Prentice Hall Canada Inc., 1985, 5th edition.
[13] R. Douglas and Howard Palmer. The Prairie West [M]. Edmonton: University of Alberta, 1995.
[14] Morris Zaslow. The Opening of the Canadian Northwest 1870-1914 [M] Toronto: M&S, 1971.
[15] Pierre Berton. The Last Spike [M]. MaClelland and Stewart, 1971.
[16] Gillbert A. Stelter and Alan F. J. Artibise. Shaping the Urban Landscape [C]. Carleton University, 1982.
[17] Geanald Friesen. The Canadian Prairies [M]. Toronto: Toronto University, 1987, reprinted in 1993.
[18] Chester Martin. Dominion Land Policy [M].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1973.
[19] John Lorne Mcdougall. Canadian Pacific: A Short History [M]. Montreal: McGill University, 1968.
[20] John A. Eagle. CP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anada 1896-1914 [M]. McGill –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臧继红
（河北经贸大学马列教学部；河北石家庄；050061）

摘要：特鲁多总理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对加拿大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改二战后加拿大历届政府在外交上对美国亦步亦趋的作法。独立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另外特鲁多政府还突出了外交为国家经济利益服务，并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的维护。
关键词：特鲁多；国际形势；独立；国家利益；和平

A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Trudeau Government
Abstract: Premier Trudeau had radically reformed the foreign policy of Canada, from the former passively-following policy to a comparatively independent policy, according to the change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The core of his foreign policy was breaking away from the control of the US, developing the independent diplomacy. In addition, Trudeau government highlighted that diplomacy to serve for the nation’s interest and devoted itself to the world peace and security.
Key Words: Trudeau;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ndependence; Peace

    皮埃尔•埃里奥特• 特鲁多(Pierre  Elliott Trudeau)1968年4月出任加拿大联邦总理 。适应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特鲁多对加拿大的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 一改二战后加拿大历届政府在外交上对美国亦步亦趋的作法，使加拿大的对外政策呈现出新的特点。
特鲁多上台前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对其外交战略的形成起着关键的作用。
一、特鲁多上台前后国际形势的变化
1、冷战出现变化的征兆
60年代末以东西方严重对抗为标志的冷战出现了缓和的趋势，自从古巴导弹危机以后，美、苏双方一直采取措施避免紧张局势的再次发生，到1969年11月，美、苏甚至开始就限制战略核武器举行谈判,从而成为缓和的一个标志。加拿大外交部长米歇尔•夏普（Mitchell Sharp）在对议会的报告中指出：“东西方的分歧不可能在一夜间获得解决，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真正的谈判时代已经到来。”[1]
加拿大地近苏联，又是西方盟主美国的近邻，显然两大阵营冲突愈激烈，加拿大在防务上就越依附于美国，由此在外交上也不得不听从于美国的指挥棒，即使偶尔发出与美国不和谐的声音，也基本上是“求大同”而“存小异”。成为北约的成员国很明显是美国对加拿大政策发生影响的一个实例。因为没有美国的加入和支持，加拿大无论如何也没有勇气在二战的硝烟刚刚散尽之后又再一次把自己的军队派往欧洲。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当美国与英国发生分歧时，加拿大选择了顺应美国的作法。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英国主张按国际法及国际惯例给予承认，而美国先是采取等待“尘埃落定”的作法，待朝鲜战争爆发后，又派第七舰队开往台湾海峡，阻挠中国领土统一，与新中国站在了对立面，因此采取了不承认的态度，“而在英联邦与西欧—美国集团第一次对抗中，加拿大抛开了英联邦而追随了美国”。[2]而缓和局面的出现就为加拿大走出冷战的阴影，摆脱在外交上对美国的屈从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
2、 西欧、日本重新崛起
    西欧、日本经过战后的重建与发展在60 年代已崛起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力量。西欧、日本的崛起对加拿大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使加拿大在二战后初期形成的国际地位受到了冲击。二战中，加拿大本土远离战场，未遭战火破坏，同时，作为民主国家的后方基地，巨大的战争需求又刺激了加拿大经济的增长，从而大大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以至于使加拿大在战后初期成为唯一与美国一样有能力对外输出资本的国家，为西欧、日本的恢复重建做出了贡献。而当西欧与日本重新崛起后，加拿大在战后初期形成的国际地位便相对下降了，因此，加拿大需要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重新对其国际地位进行定位，并相应调整其外交战略。第二，西欧、日本独立自主趋向日益加深，西方阵营发生分化，不但为加拿大提供了效仿的模式，而且为特鲁多的多边外交赢得更大地国际活动空间。当戴高乐将军宣布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时，加拿大曾对其大加赞赏，特鲁多上台伊始，也便着手对加拿大的北约政策进行审查，之后，宣布减少对北约义务的一半。当加拿大推行旨在减轻对美国依赖的第三种选择时，也是希望能通过密切与西欧、日本来达到目的。
3、第三世界开始兴起
       60年代末70年代初，第三世界已崛起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第三世界的兴起一方面为特鲁多的外交活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特鲁多上台后积极关注第三世界的发展,进一步密切与第三世界的关系,增加对其援助。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又成了特鲁多追求本国利益,推行独立外交的舞台,对古巴的政策就是一例。（下文将详述）
4、美国实力相对下降
    由于历史的原因，二战前加拿大与美国尽管有较为密切的经济关系，在政治上隔阂却很深。战时两国在经济、军事上的合作进一步密切了双方关系，战后英帝国的衰落、美国的强大特别是冷战局面的形成使加拿大逐渐脱离了英国而步入了美国世纪，二战后加拿大历届政府都把对美关系放在对外关系的首位。二战以后美国长期推行全球扩张政策，尤其是60年代中期以后，侵越战争不断升级，使美国的实力大为受损，霸权走向衰落。
1969年1月，在特鲁多执政加拿大一年后，以现实主义政治家著称的尼克松坐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面对变化的现实，尼克松果断决定从越战脱身，并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开始推行尼克松主义。在对盟国关系中，尼克松要求其盟国为自己的防务分担更多的义务，并试图与盟国建立平等的关系，以赢得更多的支持。1972年4月尼克松访问加拿大，在对加拿大众议院做演讲时他表示：在与加拿大的关系中，美国奉行尼克松主义，这种政策的前提是基于成熟的伙伴关系必须各自拥有独立自主的政策。[3]当美国调整外交政策，在盟国中寻求建立平等伙伴关系时，便为特鲁多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及执行减轻了外部压力。
特鲁多抓住了国际环境所提供的有利时机，以求实的作风、开拓进取的精神，使加拿大的外交呈现出与战后历届政府不同的特征，实现了战后加拿大对外关系的重大转折。
二、特鲁多政府外交政策的特点
（一）力图摆脱美国束缚，体现出强烈的自主外交倾向
60年代以来，美国霸权衰落，西方阵营发生分化：法国政府推行“抗美”、“独立”的戴高乐主义，西德勃兰特政府提出旨在与苏东缓和关系的新东方政策，70年代初日本抛出多边自主外交，这对于加拿大来说无疑是一个可以趁机“造反”的机会。先于美国承认中国,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发展与第三世界的关系以及在与美关系中奉行第三种选择是特鲁多力争摆脱美国控制的重要举措。
1、 冲破美国的阻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中国，对于特鲁多而言并不陌生，在他出任加拿大总理前，曾两度到过中国。第一次是在1949年，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府溃败的情形，第二次访华是在1960年,回国后，特鲁多与人合著了《两个星外来客》呼吁政府尽快承认中国。  
对加拿大而言，对华政策的最大困境在于与加美关系纠葛到了一起，特鲁多以前的加拿大历届政府在承认中国问题上的作法已证明了这一点，因而在加拿大公众眼里与中国的关系已成了衡量加拿大在国际事务中是否具有独立性的标准。 在成为制定加拿大外交政策的掌舵人后，承认中国问题便急切地提上了特鲁多的议事日程。1968年5月特鲁多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大选，在竞选活动中宣布，如果他能当选，将推动政府尽快承认中国。[4]再次出任总理后，1968年夏，特鲁多便指示外交部审查加拿大的对华政策，并从各个角度评价承认中国可能带来的后果。[5] 1969年3月特鲁多在访美时，谈到加拿大将寻求不同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加拿大将不接受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不能再被忽视了。[6]  
    经过谈判，加拿大和中国宣布于1970年10月建交，从而揭开了加中关系的新篇章，也标志着在对华政策上加拿大开始脱离美国的指挥棒独立行事了。
2、 缓和与苏联的关系  
    1971年5月，特鲁多访问苏联，成了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个访问苏联的总理。期间双方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其中最重要的是《协商议定书》（Protocol on Consultation）,条约规定要对双方共同感兴趣的国际问题及双边关系定期进行协商，并商定一旦地区局势趋于紧张，双方将进行商讨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缓和紧张局势。
    对于这一协定的签署加拿大在事先并未与美国商讨，引起了美国的震怒，视之为脱离自己轨道的行为。[7]然特鲁多却无动于衷，在新闻发布会上他表示面对美国的强大压力，加拿大意识到使其交往渠道多样化的重要性，并指出协议的签署是加拿大朝着建立自主外交政策迈出的重要一步。[8]
3、 发展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
    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长期以来是美国的势力范围，特鲁多时期把发展与拉美的关系视为拥有独立外交的一种表现。1970年的《加拿大外交政策白皮书》明确指出：进一步密切同拉丁美洲的关系将会加强加拿大的主权与独立。
加拿大与古巴的关系即是表明加拿大在外交上谋求自主的典型。古巴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后，美国对其实行了全面禁运，加拿大却无视美国的作法继续与古巴发展关系。特鲁多时期进一步密切了与古巴的外交、贸易往来。加拿大的高层官员频繁访古，1976年，特鲁多本人访问了古巴，使双边关系达到了高峰，访问期间，特鲁多与卡斯特罗举行了会谈，并就一系列问题如：削减核武器，支持联合国及其机构的行动，援助发展中国家及制定海洋法等达成了协议。双方贸易往来也不断扩大，1969年—1981年间加拿大对古巴的出口增长了10倍多，1969年加拿大对古巴的出口额为4亿加元，1981年已达到45亿加元。同一时期古巴对加拿大的出口额从七百万增长到1.96亿加元。[9]
对于加古之间不断发展的友好关系，美国并未置若罔闻，在不断的向加拿大政府施压的同时，还通过立法拒绝批准其母公司在美国的加拿大子公司与古巴进行贸易的请求，对此加拿大有关官员表示：加拿大的公司有权同任何国家进行贸易，美国的干涉行为是不能接受的。[10]
4、 与美国关系的第三种选择
1972年10月，加拿大外交部长夏普就加美关系发表了一篇题为“加美关系未来的选择”的文章。文章提出了对加美关系的三种选择方案，第一是维持与美国关系的现状；第二是进一步密切两国关系；第三是加拿大应追求一个广泛的长期的战略以发展其经济和国家生活的其他方面来减少加拿大的脆弱性，即拉开与美国的距离。夏普明显倾向第三种选择。夏普的建议得到了特鲁多的肯定与支持。
第三种选择成了特鲁多政府与美国保持距离的明证。
（二）外交与内政紧密相连，突出外交为国家经济利益服务
特鲁多一向把外交视为实现国内利益的工具，在加拿大1970年的外交政策白皮书中明确反映了特鲁多这一思想。白皮书指出：“从实质上讲，外交是……，在国际环境中追求民族目标及利益的产物，它是国内政策的延伸。”[11] 与西欧、日本的契约联系，在第三世界中寻找市场，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都是为这一目标服务。
1、 与西欧、日本的契约关系
    特鲁多把加强与西欧、日本的联系作为减轻对美国贸易依赖的重要措施。因而，希望与西欧、日本建立“契约关系”，谋求定期磋商，以扩大在经济、贸易上的合作。
    为了促进与西欧的贸易往来，1973年，加拿大向欧共体派驻了大使，1976年7月与之签订了《贸易•经济合作总纲协议》，但由于西欧对加拿大北约政策的不满及对美国的顾忌，双方的经济联系没有取得大的进展。
特鲁多也非常重视发展与日本的关系，把它作为扩展与亚太地区贸易的重要基地。与西欧相比，加拿大与日本的契约关系取得了一定成果，1970年，对日本的进口贸易占其进口贸易总额的4.2%，出口贸易占其出口贸易总额的3.6%，1975年，对日本的进口贸易在进口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虽有所下降，但仍达12亿美元,与对英国的进口贸易额相当，而对日本的出口贸易在其整个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已升至6.4%，已达21亿美元,这一数字已超过当年对英的出口贸易额(18亿美元)。[12]70年代日本已成为加拿大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是加拿大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2、 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寻找市场
    特鲁多认为贸易增长的最大潜力存在于发展中国家而非传统的贸易伙伴中。[13]
    拉丁美洲是加拿大在发展中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特鲁多时期尤为注意发展与这一地区国家的关系。1976年，1979年特鲁多两次出访拉美国家,1973年---1977 年间,加拿大有25 个政府官员代表团访问了这一地区，其频繁程度不亚于同一时期加拿大代表团访问西欧的次数。
特鲁多开展对拉美地区国家外交攻势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希望能进一步扩展与这一地区的贸易往来。从1970年到1980年加拿大对拉美地区的出口额增长了4倍,已超过30亿加元,同一时期加拿大对这一地区的直接投资增长了1倍,超过了25亿加元，占到对发展中国家私人直接投资的80%。[14]
3、 与中国、苏联的经济联系
1970年10月加拿大与中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为两国双边贸易的发展扫清了一大障碍,之后两国经贸关系有了较快的发展。1971年加拿大对华的出口贸易额为2.04亿美元,进口贸易额为2千3百万美元，1972年对华的出口贸易额为2.58亿美元，进口额为4千8百万美元[15]1973年特鲁多总理访华,两国政府签定了《中加政府贸易协定》,并成立了中加联合贸易委员会，就贸易问题举行定期磋商,是年加中双边贸易总额已增至3.25亿美元，到1983年双边贸易总额已达到15.2亿美元。[16]
特鲁多时期随着与苏联政治关系的发展，经济联系也日益密切。1971年加拿大的工业、贸易、商业部长丕平(Jean-Luc Pepin)访苏时与苏联签定了《工业应用中的科技合作协定》并建立了副部长级的定期会晤协商制度，1976年两国又签定了《应用科学的科技合作协定》。
(三) 致力与东西和解、南北相谐展现外交政策的和平性
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也是特鲁多政府外交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籍此，加拿大提高了国际地位，并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
1、 为缓和东西方关系而努力
（1）外交上承认中国对缓和东西方关系的意义：
         60年代末，中美关系尚未解冻，特鲁多便积极推动加中建交，1970年10月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加拿大成为第二个与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主要国家。建交谈判中最大的障碍就是台湾问题，经过双方的努力，达成协议，在建交公报中采用了“注意到”（take note of）的方式即加拿大“注意到”中国对台湾的领土要求的原则立场，对此，加方既不提出异议也不表示赞成，被称为“加拿大模式”。这一模式为其它西方国家发展与华关系提供了借鉴，并成为70年代大多数西方国家与华建交所遵循的模式，对推动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做出了贡献。    
（2）和平倡议：
    1979年12月，苏联出兵阿富汗，东西方关系又趋紧张。美国卡特政府后期及其后上台的里根政府重新对苏采取了强硬政策，对苏联实行经济制裁，并中断了美苏战略核武器控制谈判，搁置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且在西欧部署了中程武器。美苏关系降至60年代末冷战出现缓和以来的最低点。
         为了缓和日趋紧张的东西方关系，特鲁多在最后任期内发出了“和平倡议”。1982年在联合国特别裁军会议上，特鲁多直言不讳地指出世界正面临着战争的危险。1983年10月特鲁多在以“核时代的和平与安全战略”为题做的演讲中公开发出了和平倡议，指出拥有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对东西方安全都是必须的，呼吁美、苏重开高层对话，提出要制止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并希望拥有核武器的五个国家加强合作以防止核扩散。
         为赢得支持，特鲁多出访了西欧、东欧、亚洲、莫斯科、华盛顿进行游说。在他的积极努力下，和平倡议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美国的盟国德、意、英开始向美国施加压力，美国里根政府也注意采取措施不使形势进一步恶化，特鲁多取得的最大成果便是得到了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对其和平倡议的支持。
2、 积极推动南北关系的发展
    加拿大从经济上讲是一个发达工业国，又因其殖民地经历与第三世界关系密切，因而特鲁多认为加拿大能够为推动南北关系的发展做出特殊的贡献。
（1）增加对外援助：
    特鲁多认为第三世界的贫困、南北差距的拉大，已成为世界动乱不安的根源，而这也必将影响到发达国家的发展。在1968年5月的一次讲话中特鲁多谈到“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样一个现实，从长远来看，加拿大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外国投资，外国的意识形态，甚至不是核战争，而是占世界三分之二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的贫困”[17] 因此，特鲁多政府采取措施进一步增加了对第三世界援助。
    1968年加拿大成立了专门管理对外援助的机构—国际开发署。1969年加拿大在面临财政困难，大力削减政府开支的同时，却增加了国际开发署的预算开支。在特鲁多时期，加拿大的对外官方援助，由1968年占GNP的0.21%，增长到1970年的0.41%,1978年的0.54%。
（2）推动南北对话，赞成改革现存的国际经济旧秩序
特鲁多认为要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要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因而特鲁多支持发展中国家要求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的主张。1981年10月，在墨西哥的坎昆举行了关于合作与发展的南北首脑会议，特鲁多与东道主墨西哥总统一道担任了会议主席，并以“新国际秩序”为题发表了演讲，对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公正、合理、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做出了积极响应。
三、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特鲁多时期，加拿大的外交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 “独立”成为其 整个外交政策的灵魂和核心。不言而喻，“独立”是相对于美国而言的，是指在外交上拉开与美国的距离。
    特鲁多把寻求经济伙伴多元化作为实现独立的重要手段。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始，大量美国资本涌入加拿大，据统计，1945年至1976年间，在加拿大外国的长期投资总额增长了11.5倍，而美国资本占全部外资的四分之三。[18]这使加拿大严重依赖于美国资本，而加美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又使加拿大严重依赖美国市场。因此，以至加拿大的经济盛衰直接受美国影响，这成为在外交上屈从于美国的重要原因。特鲁多时期大力发展与西欧、日本以及中国、苏联和第三世界的经济联系，试图通过实现加拿大经济伙伴的多元化来减轻对美国的依赖，以实现外交上的独立。
    而特鲁多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在国际舞台上努力树立加拿大的形象，显示加拿大的独立存在，以表明加拿大并不是美国的应声虫。它能够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独立的作用。无论是南北关系中的桥梁作用，还是致力于东西和解，其实都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
    然而特鲁多的“独立”也包含了对现实的无奈。国际形势出现了缓和，但仍潜伏着危机， 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及 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表明了苏联军事威胁的存在，这使加拿大在军事上不得不依赖于美国的保护。1983年2月加拿大同美国签署了为期5年的关于美国利用加拿大的设施和领空进行巡航导弹和其它先进武器实验和鉴定的总协定。为摆脱美国在经济上的控制，特鲁多在任期内采取了许多措施，包括限制外国资本的措施。1974年政府颁布了外资审查法，成立了外资审查局，根据“重要利益”原则，对外资开设新企业和兼并旧企业的申请加以批准或否决。1980年3月特鲁多再次上台执政后，针对外国资本对加拿大能源工业的控制，执行了“国家能源计划”，计划规定在加拿大开发石油、天然气时，只有在加拿大股份占50%以上的前提下，政府才发给许可证。但这些措施的效果并不理想，到1977年末，加拿大石油、天然气的74%，采矿业的60%，制造业的56%，公用事业的4%，铁路的1%被外资，特别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加拿大的子公司所控制。[19] 因此，军事、经济的现状使加拿大无论如何在外交上也不可能完全自行其是。正如特鲁多总理一针见血地指出：加拿大跟美国在一起，就如同睡在一个大象旁边的小动物，不管这个动物多么友好，性情多么平和，大象的每一个抽动或每一呼噜，都会使她受到影响。[20]所以特鲁多政府的独立外交只是力图改变二战后加拿大历届政府在外交上对美国亦步亦趋的作法，为加拿大争得相对的自主权。

参考文献：
[1] Bruce Thordarson, Trudeau and Foreign Policy: a study in decision-making,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72, P11  
[2] 唐纳德.克赖顿著《加拿大近百年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72 ,P409
[3] Roger Frank Swanson,  Canada-American Summit Diplomacy 1923—1973,
selected Speeches and Documents, McClelland and Stewart Limited, 1975,
,P298
[4] C.David Crenna,Pierre, Elliot Trudeau:Lifting the shadow of War,Hurtig Publishers Ltd .1987,P7
[5] Norman  Hillmer  and  Garth Stevenson, Foremost Nation: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and a changing world, McClelland and Stewart, 1977, Toronto, P232
[6] 同[5]P235
[7] J.L.Granatstein and Robert Bothwell，Pirouette: Pierre Trudeau and Canadian Foreign Policy,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0.P194
[8] 同[7]P195
[9] John M..Kirk and Petter Mckenna, Canada—Cuba Relations:the Other Good Neighbor Policy,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e,1997, P106
[10] 同[9]P100
[11] “Foreign Policy for Canadian”  VoL.2 P9
[12] 同[7] P173
[13] J.L.Granatstein,Canadian Foreign Policy:Historical Reading,York Uiversity,
1993,P294
[14] 同[9] P90—91
[15] J.Arthur Lower, Canada on the Pacific Rim, McGraw-Hill Ryerson Limited,Toronto,1975 ,P136
[16] 《世界知识年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 P 332
[17] 同[4] P10
[18] 《世界经济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 P378
[19] 同[18] P378
[20] 同[3] P275

吴克燕
（保定师范专科学校综合素质教研室,河北保定 071000）
[摘 要]加拿大政治社会中自始至终贯穿的一大矛盾就是民族矛盾，即法裔加拿大人和英裔加拿大人之间的矛盾。执政者处理这一问题时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妥当与否，直接关系到联邦的存亡。劳里埃当政期间，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妥善地处理英、法裔之间的民族矛盾，坚定地维护了英法裔的团结、联邦的统一。
[关键词] 劳里埃，联邦统一，策略

The Exploration about Laurier′s Strategy on
Defending the Canadian Federation

Abstract: The national contradiction, which about French-Canadian and English-Canadian,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conflictions in Canada. Whether her leader who had adopted applicable policies or not was connected with the existence of Canadian Federation. As the seventh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Laurier dealt it with the flexible and pragmatic attitude, so he steady maintained the solidarity of English-Canadian and French-Canadian, defended the Federal unity during the period of his presidency.
Key word: Alfred Laurier，Federal unity，Strategy

作为加拿大历史上的第七位总理，劳里埃(Wilfrid Laurier)努力调和英法裔之间的矛盾，竭力维护联邦的统一。虽然是法裔加拿大人，但他从小就接受了法英两种文化的熏陶。良好的“双语文化”教育为其从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71年，劳里埃加入自由党，同年进入魁北克省议会。三年后，他当选为联邦众议院自由党议员，并很快崭露头角，因其超凡的口才和深刻的政治见识而倍受人们青睐。1877年他出任A•麦肯齐(Alexander Mackenzie)政府的国内税收部长，成为人们公认的自由党在魁北克的领袖。在爱德华•布莱克(Edward Black)接连遭遇两次大选的失败而心灰意冷并要求隐退时，劳里埃于1887年被推举为联邦自由党领袖，此后他注意加强自由党的建设，扩大党的力量，领导自由党在1896年全国大选中获胜并出任联邦政府总理，成为第一位担任该职务的法裔加拿大人。在任期间，他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妥善处理政府和教会、英裔和法裔之间的关系；以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为己任。虽然说促进民族团结、维护联邦统一的愿望不是劳里埃独具的特征，几乎每一位加拿大政治家都有这样的愿望；但是对劳里埃来说，所有其他的原则都应该有意识的从属于这个主要的原则。
一、执政前维护联邦的言行
早在大学毕业时，劳里埃就曾在毕业告别演讲中呼吁英法裔加拿大人之间的种族团结和宗教宽容，“今天，两个种族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虽然在过去有过不友好的时期，但是我可以自豪地说，种族之间的斗争在加拿大已经结束了。不管人们讲何种语言或祭拜什么样的圣坛，这儿除了温暖的大家庭外别无其他。……伟大国家的形成靠的就是我们对公正和博爱的追求。”[1](p. 7) 1877年，劳里埃在魁北克城发表他著名的《论政治自由主义》演说时，更是一改他早年在“加拿大研究所” 时同联邦抗衡的激进自由主义观点，转而维护联邦制度，“是什么让我们拥有全面的权利和自由呢？是联邦制度，是我们的祖先为我们努力争取来的，也是我们今天正在享有的联邦制度”，[2](pp. .37-38) “我们是自由且幸福的人民，而我们之所以这样（幸福）要得益于我们的体制”[1](p. 121)。其实，早些年劳里埃之所以质疑联邦制度是担心联邦制会威胁到法裔加拿大人的生存，担心在一个英裔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内实行联邦制会使法裔少数派丧失他们的各种权利；但是联邦成立后的事实证明这种顾虑是多余的。所以到这时劳里埃认为联邦制度能为法裔提供更好的保护，应该全力支持它。
劳里埃反对一切可能危害到联邦统一的行为。他警告那些想组建天主教政党的人们：“你们希望组建一个天主教政党，你们希望所有的天主教徒都加入一个建立在共同宗教信仰基础上的政党，可是你们有没有考虑这样做可能会使所有的新教徒也去组建一个类似的新教政党……你们将会打开一扇战争之门，一扇在所有的战争中最恐怖的宗教战争之门。”[3]( p. 46)同样，在1885年里尔(Louis Riel)事件发生后，劳里埃虽然也强烈谴责政府，认为不该处死里尔，但面对英法裔民族分裂的危险，劳里埃还是冷静且理智的限制了奥诺雷•梅西埃(H. Mercier) 领导下的法裔加拿大民族主义暴力运动。他警告梅西埃说如果法裔加拿大人组建所谓的“民族党”，就无异于自掘坟墓。因为在这个国家里法裔是少数派，如果他们组建一个“民族党”，肯定会引起人口占多数的英裔的不满，假如英裔也去组建一个类似的政党，对于法裔来说其结果只能是灾难。当然劳里埃也认识到两个民族之间仍然存在着深深的芥蒂，他也不确定能否彻底的消除这种分歧；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所以他强调“我们是一个新的国家，我们正努力尝试着联合各个冲突的部分形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但假如联结这个国家的纽带是报复，假如我们总是重揭旧的伤疤并把他们放在首位，那么我们还能成功吗？”[1](p. 182)
与生俱来的温和或许有助于解释劳里埃在两大民族间实现团结的信心。而这种信心在劳里埃给布莱克担任助手期间也得到了加强：作为一个英裔加拿大人，在其支持力量主要来自于安大略的情况下，布莱克能认可并接受一个法裔加拿大人的意见，特别是在里尔事件中布莱克赞成赦免里尔的态度等，都加强了劳里埃在两大民族间实现和解的信心。接任自由党领袖后，劳里埃在魁北克的第一次发言中强调的就是维护联邦统一的重要性。他认为国家统一应该是每一个爱国者的目标，“法裔同胞们，我请求你们记住一件事，请记住我——一个法裔加拿大人，已经被推举为加拿大自由党的领袖了。你们不要再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把法裔的世界仅仅局限于魁北克。我们应该把它扩展到整个加拿大的国土上……我请求你们记住这个是为了提醒你们，你们最简单的，也是最重要的任务是成为加拿大人！它也是联邦缔造者们创建联邦时的目标：即把所有不同种族的人民、所有分散的群体联结起来，消除彼此之间的矛盾并紧密地团结在一起。”[3]( p. 108)面对梅西埃在1889年掀起的法裔民族主义运动，劳里埃明确表示：“如果我的法裔同胞中有人梦想在圣劳伦斯河岸为他们自己建立一个小的法裔加拿大人的社会的话，我不是他们中的一个。”[4](p. 49)他坚决反对法裔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分离运动。
为了英法裔之间的团结共处，维护联邦的统一，1894年劳里埃还在魁北克市发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讲：“我是一个法裔”，他说，“是那个伟大民族的后裔，那个民族，就像思想家们评论的那样曾引起人们无数的羡慕、嫉妒、甚至憎恨；但是它不平庸，它曾经那样伟大。我承认我是一个法裔，但是假如我承认这个事实，那么我也必须承认我们种族的另一种身份：即我们在亚伯拉罕平原战斗中的失败身份……我们当中的某些人已经忘记了这些事实，甚至于想在圣劳伦斯河岸建立一个法裔共和国或君主国，我真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我不能接受这种思想，……对于我来说，我相信自己是一个自由的人，这也是我赞成现行体制的原因。”[4](pp. 363-364）劳里埃认为自由党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加拿大人的国家，而这个伟大目标的实现依靠的就是对联邦的推动和发展，把英属北美土地上的不同群体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团结的整体，这是自由党在联邦内的主要任务。劳里埃还说“我相信我将继续完成拉方丹(Louis-Hippolyte Lafontaine) 和卡蒂埃(G. E. Cartier) 的工作，因为这样的结果将更有利于法裔加拿大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处境是充满了困难的，而且这些困难无疑是巨大的。但是，没有什么是不能克服的，这个国家所需要的首先是和平、和睦，以及所有种族的团结。让我们向世界展示：我们不仅有让人尊敬的过去，我们也将有令人敬重的未来……让我们时刻牢记：热爱胜过憎恨，信任胜过怀疑。在未来的道路上，让希望成为引导我们前进的火炬。”[4](pp. 370-371）言为心声，所有这些言论都体现了劳里埃内心世界的强烈愿望：团结并巩固联邦，不断推动其发展，创立一个充满自信的加拿大人的国家。
二、执政期间维护联邦统一的策略
1896年出任联邦总理后，劳里埃更是主张英法裔之间应互谅互让、和睦相处；而政府要尽量做到维护种族、宗教和地区平衡。这一点在组建内阁、解决马尼托巴学校问题和布尔战争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大选过后，劳里埃在组建内阁时极为谨慎。他认识到在加拿大组建一个高效率的政府，除了要求其成员有卓越的个人才能，能在各项决策上密切配合、协调一致以外；在选择其成员时还应照顾到各种族、宗教和地区之间的平衡，这样才能组建一个在全国各地都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政府。为此他从各地网罗人才，其内阁中吸收了三个省总理：来自安大略的老哲人奥列弗•莫瓦特(Oliver Mowat)担任司法部长，莫瓦特在安大略已经担任了24年的省总理，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而且德高望重。他的加盟不仅增加了加拿大中部商业界对新政府的信心，还给那些怀疑劳里埃不会忠于英帝国的人以保证。来自新斯科舍的前任总理W. S. 菲尔丁(W. S. Fielding)担任财政部长；而由另一位来自沿海省的省总理——新不伦瑞克的A. G. 布莱尔(A. G. Blair)担任铁道运河部长。由于担心西部的萧条和落后会导致政府管理的失败，劳里埃选择了马尼托巴省知名的自由党人克里福特•西夫顿担(Clifford Sifton)任内政部长。对于魁北克，劳里埃当然更不能忽视，他任命自己在魁北克的主要助手以色利尔•塔特(J. Israel Tarte)担任公共工程部长。这样，劳里埃组织了一个注重维持种族和地区平衡的内阁，为其长期执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劳里埃和他的新内阁首先必须解决的就是马尼托巴学校问题 。虽然在竞选过程中，自由党许诺会拿出比保守党的解决法案好的多的解决办法，但这个问题包含了两个种族不同人生哲学的教育和宗教两方面的问题，不太可能得到令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法裔天主教徒相信独立学校对于他们来说至关重要，因为独立学校就意味着一个完全按照天主教指导思想组建的学校，在这里完全由天主教徒进行管理，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的行为以及其教材的内容都完全符合天主教的原则。而英裔新教徒提倡建立“公立学校”，在学校里不分教派，由政府而不是教会来进行管理，决定其课程安排；如果要进行宗教教育，其课本也必须通过政府的审查，确定没有令各种教义相冲突的内容。正是种族因素使情况变得复杂，要想找到一个令双方都满意地解决方法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
为了显示自由党政府的诚意，新内阁刚刚成立，劳里埃就立刻派出了代表团同马尼托巴省政府进行谈判。其实，劳里埃倡导的所谓“阳光路线”就是一个妥协方案，由政府出面调查和解，然后在双方都做出让步的情况下使问题得以解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双方很快就达成了一致协议。它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学校可在放学前半小时进行宗教教育，由天主教牧师或其代理人主持。但是必须是在学生家长要求并经地方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在农村里只要有10名学生的家长要求或城镇里有15名学生的家长要求就可以进行。不同的教派可以在不同的地点或不同的日期进行。但均采用自愿形式，不得强制学生参加。第二，在城镇只要有50名天主教学生或在农村有25名天主教学生的学校里，只要学生家长要求，学校就应聘请天主教老师。同样，如果有一定数量的非天主教少数派学生家长要求，学校也应聘请其他教派老师。第三，无论在哪个学校，只要有10名以法语或其他语言为母语的学生，学校授课可以按“两种语言制”进行，即可用英语也可用法语，或者可以用英语和学生的其他母语组织教学。[3](p. 8)显然，这第三款是最符合法裔加拿大人的要求的。但是在其他方面没有大的变化，仍然只有公立学校才能得到政府的财政拨款。马尼托巴天主教徒原先的权利并没有得到完全恢复。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好的折衷方案。因为大部分法裔加拿大人认为劳里埃毕竟为天主教少数派赢回了宗教教育和双语教育的权力；而英裔加拿大人则为马尼托巴省对教育的控制权没有受到损伤而满意。但马尼托巴和魁北克天主教的主教们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觉得劳里埃背叛了天主教，背叛了法裔加拿大人。于是，七十年代的场景再次出现，主教们利用书刊杂志等各种渠道向劳里埃及其政府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并禁止出版自由党的报纸，阻碍教民们投自由党的票。面对这种情况，劳里埃毫不退缩：“自从我进入政界，我就接受了联邦并为其工作，而且我已决定为它奉献一生。没有什么事情能阻止我前进，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我们的公民自由；没有什么事情能阻止我前进，我会尽全力去维护我们的祖先花费无数光阴和鲜血才换取来的国家制度”。[3] (p. 17)最后，劳里埃决定将其作为一个宗教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来对待。他联合参、众议院里多名天主教自由党议员，共同联名请求罗马教皇出面干涉。教皇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后于1897年发布一道圣谕，宣布劳里埃与马尼托巴省政府的协议已经部分的满足了天主教会的要求，应该给予承认。如此一来，主教们对劳里埃的攻击才慢慢平息了下去。
因此，马尼托巴学校问题的解决可以视为劳里埃中间路线的巨大胜利，他解决了一个困扰加拿大多年的宗教政治冲突，有效地维护了联邦的统一。另外，通过这个方案，劳里埃改善了少数派在马尼托巴的处境，劳里埃认为：“对于我，对法裔的救助不应该是隔离而是奋斗，尽可能地给我们的孩子以最好的教育，把他们放在同其他的民族一样平等的基础上，并适当的给予他们在奋斗中所需要的自豪感。这才是拯救，这才是自治。”[1](p. 335)
1899年爆发的布尔战争再次使劳里埃面临如何协调英法裔关系，维护联邦统一的难题。布尔战争爆发后，围绕加拿大应不应该参战的问题，英裔和法裔两大民族之间的分歧再次出现。以前有关加拿大参加帝国战争的问题从来没有被认真考虑过，而且在1885年苏丹战争中，麦克唐纳(John A. Macdonald)曾表示：“时间还没有到，我们的志愿军去援助母国的时机还未到……另外我们为什么要在这种悲惨的事情上损耗人力和物力呢？”[5](p. 103)但是到1899年情况变了，怀着英国进行的是正义战争的信念，大部分英裔加拿大人强烈要求加拿大参战，特别是战争初期英军在南非失利的情况下，英裔加拿大人要求政府派遣军队的呼声很高。但法裔加拿大人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战争没有直接涉及到加拿大的利益，因此战争与加拿大无关，加拿大没必要参战。而且法裔加拿大人没有分享他们英裔同胞的同情心，反而更同情布尔人，甚至拿布尔人的地位与自己在英帝国的地位相比较。所以法裔加拿大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被重新激起，坚决反对加拿大政府派兵参战。这样，旧的民族裂痕又被重新撕开了。
开始，劳里埃认为南非危机不会影响到加拿大。虽然他也曾说过假如有一天英国遇到危险，各殖民地应该积极援助之类的话。但是他认为布尔战争并没有对英国构成什么威胁，所以起初劳里埃只是对南非发生的事件表示遗憾，对那里英国臣民权利的被“剥夺”深表同情。同情是可以的，但他并不想参加任何直接的行动。当《蒙特利尔星报》报道说加拿大政府可能要派遣军队去海外作战时，劳里埃立即驳斥这篇报道“纯属捏造”。他相当明确的表明了政府的立场：“根据军事法案规定是可以派遣志愿军到海外参战，但前提是加拿大的安全受到了威胁。现在那里（德兰士瓦）并没有威胁到加拿大，所以或许我们希望提供军队，但我实在看不出来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没有议会的拨款我们又能做什么？”[4] (pp. 320-321)这似乎是一个比较充分的理由，但是他忽略了英裔加拿大人日渐高涨的参战热情，法律的规定并不能阻挡英裔的民族主义感情。劳里埃也不可能长时间的忽略这些情绪，而且他开始受到一些诸如“法裔加拿大人的忠诚正在接受考验”之类的指责。同时，帝国的压力也跌撞而至，英国殖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公开发表讲话希望各殖民地派兵参战，这更激起了英裔加拿大人与母国保持一致，向母国效忠的强烈愿望。
相对于英裔狂热参战热情的是法裔的坚决反对，法裔的报刊杂志差不多都一致认为布尔战争是一场帝国的侵略战争，与加拿大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强调：“我们毫不犹豫的宣布：假如劳里埃内阁因为往德兰士瓦派遣军队而花费了国家的钱财，我们将谴责他的政策。”“不往南非派一个人，花一分钱”。[5] (p. 107)布拉萨(Henri Bourassa) 更是反对加拿大卷入布尔战争：“如果我们派出2，000人，花费200万去与一个总人口不过25万人的国家作战，那么我们又要派多少人、花费多少钱来与一流的强国联盟作战呢?”[2](p. 91)从而把法裔因战争而激发的民族主义情绪推上了高峰。
同样的分裂也出现在内阁中。劳里埃认识到：如果他支持派兵，他将受到法裔的责备；不支持派兵他将会受到英裔的指责。他也相信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加拿大是否应加入帝国战争的问题，而是如何避免加拿大两大种族分裂的问题。经过内阁激烈的讨论，并召开了自由党骨干分子会议之后，劳里埃决定实行“中间路线”。1899年10月18日，劳里埃宣布：“考虑到大多数已经准备好参战的加拿大人的强烈愿望，政府将装备并运送一支1000人的志愿军去南非援助英国。但是军队到了南非，将由英国政府负担其所有的军费开支。”[6](p. 40)这个解决方案，在有狂热参战愿望的英裔加拿大人和坚决反对参战的法裔加拿大人之间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妥协办法：它既满足了那些叫嚷着要参战的英裔加拿大人的愿望；也没有损害法裔加拿大人的利益。这个政策是令多数加拿大人满意的，当然那些极端的民族主义者除外。英裔极端民族主义者认为劳里埃的志愿兵政策仅给了帝国最小的支持，是不愿承担责任的表现；而法裔极端民族主义者则坚持劳里埃的政策将会使加拿大卷入到帝国未来所有的军事行动中去。“一个先例”，布拉萨说，“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7](p. 207)他认为加拿大派兵是劳里埃屈服于英国压力的结果，而这样做将会使加拿大卷入帝国未来的所有战争中。劳里埃否认加拿大将参与英国所有战争的说法，认为将来如何做要看具体情况而定。但他不否认英裔加拿大人的压力是促成派兵的主要因素：“假如我们拒绝我们应承担的责任，将可能产生最危险的动乱，而根据所有的可能性，这样的动乱将会导致国家依照种族的界限而分裂，这样重大的灾难永远不能发生在加拿大”。[3] ( vol Ⅱ,p.44)可以说，自由党政府在布尔战争中的政策是劳里埃个人有关两个民族和解政策的又一次成功实现。
对于劳里埃来说，国家统一的原则是首先应该考虑的事。他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道：“我的目标就是巩固联邦，并把我们长期处于疏远状态的人民团结在一起，逐渐的形成一个民族，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相对于这个目标，其他所有的事情都是次要的。”[5](p. 206)劳里埃一直把维护联邦统一视为他执政的最高准则，无论是在学校问题还是在同帝国的关系问题上，他都以维护联邦统一、保持民族团结为其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所以积极稳妥地处理两大种族之间的矛盾，巩固联邦并促进其发展是劳里埃最大的心愿，也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



[1] Joseph Schull, Laurier: The First Canadian[M], The Macmillan Company of Canada Limited, 1987.
[2] Barbara Robertson, Sir Wilfrid Laurier: The Great Conciliator[M], Quarry Press, 1991.
[3] O. D. Skelton, Life and Letters of Sir Wilfrid Laurier (volⅠ、Ⅱ)[M], McClelland and Stewart Limited, 1965.
[4] J. S. Willison, Sir Wilfrid Laurier and the Liberal Party(volⅠ﹑Ⅱ)[M],George N.Morang and Company Limited, Toronto, 1903.
[5] H. Blair Neatby, Laurier and A Liberal Quebec[M], McClelland and Stewart Limited, 1973.
[6] Robert Craig Brown and Ramsay Cook, Canada, 1896-1921[M], McClelland and Stewart Limited,1983.
[7] Kenneth McNaught, The Penguin History of Canada[M], Penguin Books Ltd,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