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2011-2012学年住所研究申请指南

南京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为进一步加强在研究领域中的合作，共同投资在南大—霍大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内设立“国际问题研究所”，资助中外学者来南京就重大国际性问题进行独立或合作研究。现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开始接受2011年秋至2012年春住所研究员申请，每位研究员住所研究时间通常为半年。   研究领域        中美关系、双边及多边国际关系研究；中美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环境和公共卫生等问题的比较研究；特别提倡跨学科和中外合作项目的研究，如多元(或多民族)文化问题、地方政府与中央(联邦)政府的关系、地区发展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环境治理问题等比较研究。   研究环境   中美中心图书馆    研究所人员可使用中美中心图书馆。该图书馆分别由南大和霍大提供中、英文最新图书和报刊资料，拥有中、英文期刊各200余种，中、英文图书约10万册，并提供国际联网数据库和国际馆借服务。图书馆全部开架，每天开馆16 小时，被誉为中国有关美国问题和国际问题研究最优秀的专业图书馆。研究所和中美中心的师生还可使用南大图书馆的300 多万册藏书和5300 余种中、外期刊。研究所还协助研究人员使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丰富的民国档案资料。   生活及研究设施       研究人员在中美中心内住宿和开展研究。中心设施现代，环境优雅，交通便利。配备中央空调，寝室内单独卫生间，全天供应热水，免费宽带上网，是中外学者学习、研究的理想场所。 申请和审批   申请资格      政治、社会、经济、法律或国际关系等领域内具有副教授或相当于副教授以上职称的研究人员；   正在从事以上领域研究的博士后学者和已取得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   申请程序   提交(1)申请信、(2)研究计划（中英文）、(3)个人简历（中英文）、(4)论著目录、(5)代表作(一篇)、(6)同行专家推荐信(两位)、(7)资助要求。   申请信和研究计划需详细说明申请理由、目前的研究课题、在南京研究的详细计划和时间以及合作研究的可能和方式等。   审批程序   （1）研究所收到完整的申请材料后将送交有关专家匿名评审。 （2）之后交由研究所学术研究委员会讨论决定入选名单。   资助经费   南京大学为非南京地区的中方研究员提供免费住宿，为南京地区的中方研究员提供办公和休息的场所。另外，所有中方研究员享有每人每月1000元人民币及以上的生活费。出版及其研究所需费用另行安排。自带研究经费者将优先考虑。   申请表下载   申请日期：即日起至2011年4月20 日。 申请联系：电子信箱：guoak@nhc.nju.edu.cn （南京 南京大学中美中心 国际问题研究所 邮编 210093 电话：025－8359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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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珍藏》经典照片简介与节选

 

                           景卫东

内容摘要：每张照片都是一份档案，历史学家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像研究其他类型的文档一样来对待照片，要调查清楚谁拍摄的，上面的人物是谁，为谁拍的，它想向我们表达何种涵义。

档案工作者的责任是，怎样如实的保持这些内容和信息的安全性、真实性、耐久性、持续性。

 

1、加拿大国家档案图书馆经典照片

1989年是照片诞生的第150周年。自从第一次将光学与化学结合用于记录大自然，从中获得永恒的图片后，自然风光摄影就倍受争议。不管怎样，无论艺术还是科学，技艺还是职业，摄影具有客观性与选择性，是在创造性与现实性之上的一种档案媒介。

根据最新的一次统计，加拿大国家档案图书馆现今保存有1500万张以上的照片档案。不管是百年前拍摄的还是上个星期刚刚拍摄的，照片所要传递的通常是些非常独特的信息。无论是照片、底片还是幻灯片，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无论旧与新，不管是退色了的还是色彩艳丽的，单独的还是成集的，最为关键的是它们都见证了加拿大历史与社会的发展与兴衰。

本文中所精选的照片将展现国家档案图书馆所收藏的不同地域、不同年代以及各种主题的图片资料。它们同时揭示了照片技术及其应用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在相机、镜头、乳剂和冲洗方法不断革新后可视化记录的发展道路。

本文中涉及了各种类型的照片：银盐照片、上色照片、银盐翻拍照片、干/湿感光底片的乳剂冲印、湿质玻璃感光底片、柯达循环快速成像----硝酸片基以及铜板印刷图片等。我们所选择照片有各种版式，从装裱图片到卡片镶嵌，从立体影像到皮边相册，从幻灯片到展出型照片。从这些展品中还能发现照片和底片的质量变化。不管怎样，档案馆收集照片的宗旨是为了记录某个人、某个地点或某个事件而拍，而不是为了展览而拍。因此，即使图片发生了退色或沾污甚至破裂（只有那些被认为是值得修复保存的图片才会被修复处理，比如记录发生在1857年8月12日的大西部铁路灾难的银盐照片），它们始终是一种重要的信息来源。

到了19世纪中叶，摄影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自我审视的视角，作为一种新的记录方式为后人所用。摄影早就被认为是社会的镜子，是观察的窗户或是认识知识的大门，它以图画的形式让我们与过去面对面。在现代的档案世界中，照片使得我们可以查明真相、证明身份与特征。照片与其他类型的文档一样，可以为研究者解答疑问并且提出新的思考。然而照片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视觉的需要，它更是为了呈现出事实的真相，是历史的凭证，反映了同时代的某些观点。许多照片体现和表露了我们社会的价值与渴望，社会的多样性以及社会的演变。作为历史的纽带和凭证，照片成为了研究加拿大历史上的丰富资源。

150多年来，摄影为我们提供了审视过去和保存当前记忆的方式。从皮埃尔加斯帕·古斯塔夫·乔利·德罗特彼尼埃尔到约瑟夫·卡尔什，加拿大的摄影师们为后代记录了有关人民和地理的图片，它们既有精确性又不乏艺术性。国家档案馆的摄影类收藏可谓是丰富多彩，有政府项目、也有商业焦点，有私人录像也有公众人物，有天才的专家也有执著的业余爱好者，不管怎样，它的作用是空前的，反映了我们的意愿、期望和理想。照片在记录加拿大、加拿大人以及加拿大的发展经历中所起到的作用是独特的、不朽的。

银盐照相是在1839年与公众见面的，它的原理是在涂银的铜薄板上使水银蒸汽与光线发生反应而呈现影像。作为第一个用以反映现实真实环境的较为实用的照相法，它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银盐照相使用的是一端带有镜头的木质方盒照相机，在相机另一端则是一个可插入式的感光板，光线通过镜头聚焦在感光板上。该方法所拍出的照片经常需要手工着色以完善照片的细节之处。它的细致程度成为了肖像画的竞争对手，并且为中产阶级所接受，成为富裕家庭将自己形象留给后人的首选方式。19世纪40年代，银盐照相的价格在1～5加元之间，也就相当于一条裤子的价格，这与一般的手工肖像画比起来要廉价得多。在任何照片的收藏中，银盐照相一直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国家档案图书馆收藏了150多幅银盐照片，大多来自家族收藏，且身份不明，其中能证实摄影师身份和照片主题的照片寥寥无几。但不管怎样，许多历史上较为有趣的照片被保存了下来。其中有著名的政治人物、一些不同寻常的事物、还有户外风景。在档案图书馆中保存最完好的几幅照片会在接下来的文章中展示给读者；这几幅照片的重要价值在于它们的档案价值和手工艺术价值。

奥吉布瓦族首领的肖像照片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加拿大土著人的特征。内容与外观同样著名的约翰·A·麦克唐纳阁下的肖像是放在金质小盒吊坠里的，这是他在被提升到“联邦之父”这一政治高度并且成为首任加拿大总理之前所拍摄的。记录经历1852年大火之后的莫尔森啤酒厂的照片是少数几张以户外景象为主题的银盐照片。

盛装下的男孩们的照片也是非常特别和有价值的银盐照片，它是由蒙特利尔著名摄影师托马斯·科芬·德恩于1855年拍摄的。在受到当地裁缝阿弗列·查利福克斯的邀请下，为了展现法国与新法兰西的联系，这张照片在拍摄后被保罗亨利·de Belvèze呈献给欧仁尼女皇，保罗亨利是1760年“大征服”后，第一艘访问加拿大的法国战舰“La Capricieuse”的舰长。照片上的一段题字写道：在蒙特利尔参加国家庆典仪式的这些小演员们，是为了唤起法裔加拿大人对宗教的怀念和共同的爱国情结。雅克·卡特尔是圣约翰浸礼会教友，加拿大守护神，是他在16世纪发现了现在的这个国家，当他登上这片土地的时候还随身携带着《圣经》，而在Hochelaga[蒙特利尔]接待这位法国人的则是一位印第安长老。最后，为了连接古今，一个加拿大青年穿上法国式盛装，准备在塞瓦斯托波尔同其他兄长们见面。

国家档案馆中的绝大部分银盐照片都是一个或两个人的肖像，不过我们这里所展示的最后一张肖像照则是雅茅斯商人们的集体合影。影框的背面对此合影有文字描述，这是由他们中的一人执笔写下的，注明照片上的人物是谁，以及拍照的时间和摄影师的名字。

19世纪50年代，由于被正负加工法所逐渐取代，银盐照相法最终于1860年近乎消失。这些少量的展品证明了银盐照相法在当时是很受加拿大公众欢迎的，它的质量也受到了从业者的认可，此外它们具有较好的文献价值、历史价值和手工艺术价值。

 

 

加拿大联邦之父----约翰·A·麦克唐纳，c. 1845-50

创作者：未知

银板照相法，圆形浮雕，28mm（直径） PA 121571

 

茫瓜多斯，

也叫乔治·亨利，c. 1846-8

创作者：未知

银板照相法，半金属质，140×108mm  PA 125840

传统盛装下的阿尔佛雷德·查利佛克斯和四个男孩，

1855年六月至七月

创作者：托马斯·科芬·窦尼

银盐照相法，半金属质地，108×140mm  PA 139333

商人们，梅森邸宅，雅茅斯，新斯科舍省，1855年

创作者：惠灵顿·A·蔡斯

银板照相法，半金属质地，108×140mm    C 18097

 

     大火后的莫尔森啤酒厂，蒙特利尔，加拿大东部，1852年

创作者：未知

银盐照相法，半金属质地，107×140mm  C 89689

 

 

《大草原——西部风貌》，1858年9月至10月

创作者：汉弗瑞•洛埃•海姆

从湿性硝棉底片而来的乳胶照片，

      132×178mm 衬纸大小：277×366mm    C 17443

北纬81°44′第62号营地，冬季。

  H.M.S.大发现。《锻铁坊与剧场》。

 艾利斯米尔岛，NWT，1876年4月2日

创作者：托马斯•米歇尔

 蛋白相片，157×200mm    C 52573

 

2、诺曼底激战影像档案

加拿大军事影片与照片小组（CFPU）建立于1941年秋，其任务是记录士兵们每一天的训练场景，士兵们在英国的工作和活动以及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那些年里，新闻影片策划执行部雇佣了55名固定的摄像师和摄影师，还有95名则负责记录战斗指挥情况。此小组还拥有125名男女员工来制作影片和进行发布推广。有关盟军的短片部被收集到一起以备将来使用，他们的作品渐渐的出现在美国和英国的新闻影片中。

第一个加拿大军事新闻影片出现于1942年的11月。开始的时候公映新闻片的周期是一个月。到了战争的最后一年，作品开始每周出版公映，这样一直持续到最后一部短片的出现，它的代号为106，出版于1946年2月。

1944年的4月，CFPU的一个分队被派往诺曼底去拍摄记录当时的作战场面。加拿大军队新闻片第33号，《解放圣战》，由温哥华的比尔•格兰特军士拍摄。他与女皇步枪队一起在Bernières-sur-Mer海岸登陆，他所拍摄的短片第一部传回英国与美国的新闻影片公司的短片。这部历史影片在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看，它展现了登陆艇上士兵们的模样，登陆板放下时的一瞬间，水中的障碍物以及前方被损坏的诺曼房屋。在敌方猛烈的枪火下，加拿大部队从登陆艇冲进水里向海岸突进。

CFPU所拍摄的新闻片起到了连接前方部队和后方国家公众的纽带作用。

诺曼底登陆前夜，CFPU全体人员为第一波进攻分配任务。左起：

E•R•邦特尔，克林•麦克杜格安，L•E•维克斯，F•L•杜博韦尔，C•E•鲁斯（前），军士格兰特，D•A•雷诺兹MISA 15895，戈登•斯巴尔林部队在Bernières-sur-Mer登陆，来自加拿大军队新闻影片第33号J•P•瑞格柏收藏集MISA 15934

 

3、在“皇后”号上的中国移民

移民清单包含了从1865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官方移民记录。然而，在1881年之前，只有在魁北克的港口靠岸的船只才会有记录。1881年，哈利法克斯成为了另一个官方入境港口。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其他的港口开始有了记录，圣约翰从1900年开始，维多利亚从1905年开始。移民清单只有通过缩微胶片可以看到。为了进入加拿大，每个中国移民需要缴纳50美元的人头税。这个要求和其他的一些限制措施导致了针对这个民族的一些特有附加文件的产生。登记簿上包还括了原住村庄、家庭关系等栏目。移民清单中包含的信息一直在不断的变化，但是总的来说包括了移民的出生国家、职业、年龄和婚姻状况。有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有对于某一位移民的特殊注释，如一个去找她丈夫的妇女便被特殊标记了。这个标记可以用来找到那名男性早期到达的清单。最终居住地可能是移民清单中最重要而且一直被保留的部分，有了它可以通过当地的文件记录来追踪一个移民。有些清单记录了一些特殊的移民群体：农场劳工、佣人、退役军人和他的家属、特殊种族（如门诺教徒）和年轻家庭的儿童。这里并没有一个移民清单的索引，在努力调查之前，研究者必须明确到达的日期和港口。这些文

件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移民名字的不同拼写，尤其是来自东欧和斯堪的纳维亚的移民。

许多研究者找到了搭载他们的祖先来到这个新国家的船只的照片。他们也可能找到了一些移民群体的照片，这些照片记录着这些新来者日常生活的几个方面——从衣服到住房。这些照片为我们想象我们的祖先是怎样生活的提供了一个视觉参考。这艘名叫“中国皇后”号的蒸汽机船，是为加拿大太平洋海运线建造的。1911年，在东京湾触礁之前，这艘船一直往返航行于维多利亚、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太平洋海域上。就像她的姐妹号“日本皇后”号和“印度皇后”号那样，她有160间上等舱，40间中等舱。大多数搭乘这艘船的移民（大约每次

航行有700人）来自中国、日本和印度，他们都待在三等舱，其他的乘船者则是游客或是回国的加拿大人。

 

 

“中国皇后”号的移民清单   1906年6月 RG76，reel卷 T5-5SS

中国皇后号，维多利亚，1904  诺特曼收藏，c 03943

 

4、安娜王后接见的一位印第安酋长

这幅画中的主人公是Sa Ga Yeath Qua PieghTow(伯兰特)。该画是为五个易洛魁族联盟的酋长(被称为四个印第安国王)所画的四幅画中的一幅。伯兰特和其他几位印第安首领曾在1710年到伦敦请求救援，希望英国可以帮助他们抵抗法兰西人的入侵。当时的英国王后安娜王后命约翰. 维勒尔(荷兰画家)为几位来访的印第安首领画像，以作为英国皇家收藏以纪念他们的来访。作为这一轰动一时事件的纪念，这几幅画像被人们争相寻觅。他们的肖像不断被复制，而其中的一幅雕版画流传最广泛。维勒尔为伯兰特画的这幅肖像画并没有使用传统印第安人的绘画方法，而是使用了一种欧洲皇室和贵族专用的画法。画像中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反映出了画中主人公的民族及身份地位. Sa Ga Yeath QuaPiegh Tow是约瑟夫.布朗的祖先，莫霍克族的首领。在维勒尔的这幅画中,他被画成了一位伟大的猎手。画像中的他，一手握着毛瑟枪，脚边有一把战斧，身上还有部落的图腾――熊。同时，还可清楚的看到他身上的纹身。

除了得到英国的军事支持外，英国传教士还答应到他们的部落进行传教，并贷款给他们以资助他们修筑堡垒。除此之外，在安娜王后所赠予的礼物中还有一本圣经及一个圣餐银盘。在得到Sa GaYeath Qua Piegh Tow的画像之后不久，有关这次事件的所有礼物被国家档案馆收藏，并举办了展览，伊丽莎白二世亲自主持了开幕礼。这些收藏丰富了加拿大档案馆中有关描述加拿大土著人的藏品。

Sa Ga Yeath Qua Pieth Tow(伯兰特),1710

约翰.Vere1st(c,1648－1734)

帆布油画91.5*64.5cm

在政府秘书的特别许可下于1977年购得

Neg.c 92419

 

 

5、维多利亚时代加拿大国玺

作为一种可以证明其真实性及权威性的证据，印在文件上的印章在法律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而加拿大的各种官方印章被保存在国家档案馆。在档案馆的收藏中就包括了加拿大国玺。在帝王时期，各种正式发表的文件上都要盖上这个印章以及总督的私人印章。在正式的文件上盖上国玺作为帝王权利的象征，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法国国王亨利一世。但实际上，开始使用印章的时代要比这早得多。1867年7月1日，加拿大开始使用具有英国皇家军队徽标的临时国玺，直到1869年12月，这个国玺被正式销毁。本书中展示的这枚印章是在1869年中期开始使用的第一枚正式的永久性国玺。在维多利亚时代所有的正式文件上都盖有这枚印章，直到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逝世它才退出历史舞台。另外一枚国玺取代了它的位置——1905年7月4日爱德华七世登基，开始使用新的印章。在这枚加拿大历史上的第一枚印章上，维多利亚女王坐在三个哥特式的华盖下，右手拿着一个带有十字架的权杖，左手拿着一个镶有十字架的王权宝球。左右两个华盖下分别有四个盾形徽章，徽章上的画则代表了当时加拿大的全景(1868年经由英国皇家承认的)。另外，华盖上面的一圈箴言文字：Dieu et Mon Droit，也表明了联邦政府形成时间。在印章的下角，则显示出了英国皇家的管辖领域范

围。印章四周的文字翻译自拉丁文“维多利亚，大英帝国王后，信仰的守护者”和“加拿大印章”。最初，国玺的模子是用银制成的，但之后却发现这种金属质地较软，无法承受长期在封蜡上的按压。于是，就将其原材料改成了韧度较好的钢。并没有已知的国玺反字替换物存在，也许是由某种垫衬代替的。

伊丽莎白二世现在所用的国玺用于消费和公共事务，如加拿大的一般注册登记。

 

维多利亚时代加拿大国玺

 

后 记

1968年，加拿大联邦政府颁布的《官方语言法》规定：“法语和英语是加拿大的官方语言，这两种语言在加拿大联邦政府和议会各机构中具有同等地位、平等权利和享受同等特权。” 国家公务人员被要求必须熟练应用英语和法语开展工作。由于历史的原因，法语在加拿大的使用时间比英语更长。

《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珍藏》这部书，是加拿大官方主持编撰的大型珍品书籍，因而它同时具有法语和英语版本。我们这次编译是依据英语版本进行的。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在2004年10月以前分别是独立的单位，即加拿大国家图书馆、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现在两个单位的部分职能部门，仍然在渥太华市惠灵顿大街395号隔街相望，履行职能。新的办公场所被搬到魁北克省的嘎蒂诺市“加拿大国家档案图书保存保护中心”附近，以租赁的形式寄居办公，一次签约15年。加拿大国家档案图书保存保护中心，就是我留学期间的办公地点。所不同的是，它是永久的国有不动资产。

在编译《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珍藏》这部书的过程中，我根据历史原因和现实情况，特意将《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珍藏》改编译为《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珍藏》，这不仅符合现实真实情况，而且历史原因也是如此，特在此予以说明。本书的出版和发行，得到了加拿大国家驻中国大使馆、河南省人事厅留学人员与专家服务中心、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河南省档案局非常重视对外学术交流工作，对我编译《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珍藏》这部书给予了大力支持。特在此

表示感谢。

本书在编译过程中，焦克飞先生、陈霞女士、唐健女士对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参与了部分内容的编译和校对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国家公派访问学者张美芳博士对书稿进行了认真的校对。在加拿大期间，对此事给以帮助的还有：国家公派访问学者中国刑警学院的杨学锋教授；国家公派访问学者浙江大学的黄建宾教授。国家公派访问学者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胡巅主任技师，与该书照片、图片的作者对版权问题进行了电子邮件联系，并征得各位作者的书面允

许。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我的外语水平有限，特别是对法语文化背景、历史事件知之甚少，在博览群书、阅读原著时仍然有很大的局限，对加拿大国家的历史与多元文化背景了解也有很大的欠缺。在编译过程中，特别是对一些法语的人名、地名、著名事件、历史由来，有些目前仍是一知半解。所以在本书中遇到不能很好解决的词组，采取“原样不动”的“搬移”进行编译，给读者带来诸多不便，特请求海涵。为了给关心和看到此书的人们尽量减少误导，《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珍藏》的英文版原著被保留在河南省档案馆、河南省图书馆供有识之士前来阅读。

 

景卫东

2009年夏于中国郑州

 

 

文献来源：《加拿大国家档案图书馆珍藏》2009年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主编：景卫东 张美芳

 

作者简介：

景卫东 男 河南省档案馆研究馆员。国家公派访问学者；河南省政府参事预备人选；郑州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档案学会会员；河南省图书馆学会理事；编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

2004年4月28日至2005年4月29日，在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进行学术交流。主要研究方向：档案图书文献信息载体保护技术和耐久性。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档案文献复制技术》，《数字图书档案技术》等。

电子信箱：officerjing2004@yahoo.com.cn

电话号码：0371-65902198

          13623829528

 

 

 

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新标志 （景卫东摄影）

2005年春节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拿大使馆文化参赞杨学伦夫妇（左一与左六）

邀请伊恩 威尔森馆长夫妇（左四与左五）与加拿大国家档案图书馆技术部主任皮特夫

妇（左二与左三）对文化交流与合作事宜举行座谈会，景卫东先生（右二）应邀出席。

Access
Canada (www.canadian-studies.net/accesscanada),  a one-stop internet gateway to
information resources on Canada, providing free access to wide-ranging
information and internet sites for students, researchers, and anyone interested
in Canada, was launched in the UK in September 2004.  Access to
Canadi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nd sources at both federal and provincial
levels is comprehensively reflected, together with information about
Aboriginal peoples, archives, Canadian Studies, education, genealogy, film,
history, industry, law, migration, newspapers, political parties, science &
technology, students, tourism, women's studies and much more.    

The project,
which reflects the expertise and remarkable enthusiasm of a number of
individuals, was developed by the Library & Resources Group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Canadian Studies - a group of librarians and information
managers throughout the United Kingdom who identify and advertise
resources to support Canadian Studies.  It was developed as part
of a Sustained Studies Program project supported by Foreign Affairs Canada
and the Foundation for Canadian Studies in the UK, to consider and assess the
past achievements and future prospects for the Canadian Studies
Program in the UK.

Thank you,

Wang Li

Dear Presidents/Directors:

Jean Labrie has asked the ICCS to send you the message below, requesting that you relay it to your members. It is a brief report on the results of the consultation process done within DFAIT regarding Canadian Studies. Please ask your members to return theirs comments to you. These comments will help foster the discussion during the Forum in Edmonton. I thank you for your collaboration on this matter.
  
++++++++++++++++++++++

Dear Canadianist friends,

The Canadian Studies Program as we know it has been in existence for more than 30 years and is quite successful. However, it has now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evolution of the academic, government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s. You realized that also to the point where the Canadianist community,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Canadian Studies (ICCS) launched a broad consultation on the program and its components last May.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anada (DFAIT) also considers that there is room for improvement and is undergoing a review of all its academic relations programs. As we move forward in revamping DFAIT’s academic relations program, we want to ensure we are working closely with all the stakeholders so the program will be better adapted to governmental priorities and Canadianists’ needs.

A review of the Program is therefore under way and is directed towards a more strategic and targeted approach to Canadian Studies as part of Canada's overall approach to public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his program must be aligned to government and department priorities, building on synergies with other activities such as education marketing, youth mobility and scholarships.

We have already consulted our colleagues in the Department in Ottawa as well as those in Canadian missions who work on the program and we now want to submit to you the aspects of this consultation in order to get your opinion even if we have already spoken to some of you and were able to realize that our approach was similar to the one you may envisage. As you probably know, on May 24, 2007, in Edmonton, at the occasion of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the ICCS, there will be a forum on the future of Canadian Studies and we would like to take that opportunity to gather your suggestions regarding this new approach. It is therefore of the outmost importance that you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president of your association soon enough to leave her/him enough time to let us know your views even if some of you have already been consulted by our colleagues abroad. After that forum we will finaliz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new program. As the process is not yet completed, we cannot go in too much detail but in an attempt to give you as much information as possible to make your own opinion, we have prepared the following.

A NEW APPROACH
The new approach, while continuing to respect academic freedom, should be better targeted to support activities (teaching, conferences, seminars, research, etc.) in areas of policy relevance to Canada and supportive of regional strategies.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has identified some priorities that will be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allocating resources through the various components of the program. That does not mean that fields not directly related to these priorities will be abandoned.

Priority Issues:
- Peace and Security;
- North America Partnership (including key Canada-US bilateral issues);
-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mpetitiveness;
- Democracy, rule of law, human rights;
- Managing Diversity;
- Environment.

Once again, those are priorities therefore it does not exclude other issues related to enhancing and promoting a better knowledge of Canada, its values and culture.

Essential to a real renewal of the program we consider there is a need for a more focused and results-oriented approach, including:
- -        several components to run on a competitive basis. It is already the case for awards as well as support for Canadian Studies centres in some countries. We would apply this practice more widely;
- -        in these competitions, in addition to academic merit, preference will be given to projects which relate to government priorities and country strategies;
- -        increased focus on youth and connecting the best and brightest to Canada;
- -        integrate education marketing, where possible, to Canadian Studies activities to leverage our investments and promote interest among foreign students to consider Canada as a study destination;
- -        promote institutional linkages and research collaboration on priority issues between Canadian and foreign institutions through innovative partnerships;
- -        better communicate program success in Canada as well as abroad;
- -        better measurement of results.

Targeted Programming:

In addition to review existing program components, we are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ones (subject to available resources) to respond to priority issues, such as:

A Thematic Conference Grant Program: seeking a diversified participation by stakeholders including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NGOs, business sector, academics, students and Canadian experts. Such programs could be adapted to each region aiming to address important and timely issues about Canada, its relationship with a country or region, and its international affairs. Support provided would b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organizing institution in holding the event and publishing the resulting papers and proceedings. Run on a competitive basis and offered throughout the world, assessment of proposals would include relevance to Canada-country/region relations, collaboration with Canadian partners, who is engaged (students, NGO’s, general public, local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private sector, etc.);

Graduate Student Debates, perhaps organized in parallel with regional conferenc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above mentioned thematic conferences, or the statutory conference of an association, a panel could be devoted to graduate students for debating on issues of interest related to priorities issues. Proposal would be distinct from the annual grant requests and would be evaluated in light of the topic to be debated, qualification of participants, expected audience, etc.;

A Graduate Students Research Award Program: to assist full-time graduate students at degree-granting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whose dissertations are related in substantial part to Canada. Those awards would help them to undertake doctoral research in Canada. This program is already offered in some countries but we would extend it in region of strategic interest. Candidates would be evaluated by academics, first on the basis of academic merit, the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priorities of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and strategic objectives.;

Canadian Academic Leadership Program: based on a regional approach, this program would send top notch Canadian academics and researchers, and/or current or potential leaders in government, politics and the media to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world to speak on topics relevant to foreign policy objectives. Events would be organiz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local universities and other high profile organizations that would promote the event and secure a targeted audience. The program would be competitive and available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Evaluation of proposals would take into account partnership with academia, business and/or civil society (including cost-sharing), linkages to regional/country strategies and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multi country or regional partnerships, target audience(s), anticipated media coverage;

Broadening the reach of Canadian Studies activities by supporting foreign institutions in developing programs that encourage student mobility (exchanges, study tours, internships to Canada, scholarships, etc.). We think about implementing a program that would allow foreign students registered in Canadian Studies programs to complete their education in Canadian Studies programs offered by Canadian institutions. We also think about implementing an internship program where the Canadian intern working abroad would devote part of his/her time to education marketing (where there are no CECN offices), and youth programs;

A fund for innovative strategic projects that relate to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ctivities. Even if this component would be more directed to our Canadian missions abroad, it would imply that the missions get into a partnership with a local organization. The fund would support specific projects closely linked to country strategies, especially at the regional level.

Your views are crucial to this exercise. The above-described approach is our vision on how the program could be looking,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various elements we need to consider at the governmental level and our willingness to continue to count on programs proven successful.

Please send your comments to the president of your association who, in turn, will forward them to your representative at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ICCS.

Thank you in advance for your help.

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张继焦研究员和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朱爱兰（Ellen R. Judd）教授合作，组织各国学者召开国际研讨会，共同探讨了“中国和亚太地区的移民”问题。
来自中国、加拿大、日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印度、挪威、芬兰、香港和台湾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位学者提交了论文。其中，加拿大学者有7人，他们是：马尼托巴大学人类学学系朱爱兰（Ellen R. Judd）教授，多伦多大学的珍妮特•萨拉芙（Janet Salaff）教授、安格拉•思科（Angela Shik）副教授，米莫丽尔大学（Memorial University）的玛丽莲•珀特(Marilyn Porter)教授，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詹森（Graham E. Johnson）教授、亚洲图书馆馆长袁家瑜（Eleanor Yuen）教授和西蒙弗雷泽大学的琼•格雷克（Jon Grenke）先生。
本次研讨会探讨了：海外华人和国际移民研究、移民理论和政策、中国流动人口、世界各地的移民等4个议题。
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移民问题越来越引起各国政府和学者的高度关注。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各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都出现了巨大的移民运动。根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2004年发表的《2005年世界移民报告》：2000年全世界共有1.76亿移民，到2005年全球移民人数增加到了1.92亿人。在亚洲，移民人数也从1970年的2,810万人，增加到了2000年的4,380万人。
与会代表指出：都市的诱惑是世界性的。在亚洲和太平洋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大量的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迁移、从落后地区向富裕地区的迁移。在都市生活环境中，各种传播媒体、教育、文化和现代通讯事业都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对迁移到城市工作的人口而言，就是要尽快适应城市的工作和生活。他们来到城市的目的远非打工——赚钱那么简单，在城市环境中，他们自身所携带的本民族文化和乡村文化必然与城市的主体文化发生一系列的接触和碰撞，这是一个广泛的整合过程。人类学家必须关注这类新兴的经济社会变迁和文化适应的现象。
这次会议是中国民族学会、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筹备委员会（ICAES 2008）、中山大学等3家在广州联合主办的“文化多样性与当代世界” 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分会场之一。
会议期间，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筹备委员会常务副主席、国家民委原副主任周明甫会见了加拿大代表团的部分成员。
（杜发春供稿）

2007年1月22日晚，在北京嘉里中心饭店咖啡苑举行了加拿大校友会联谊会。加拿大商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南茜•安东尼（Nancy H. Anthony）女士出席了联谊会。南茜在1998年进入加拿大总商会之前，曾出任过联邦政府的副部长、爱德华岛省政府的高级顾问，她还担任过加拿大商业和劳动中心董事会的执行委员等职（见照片）。南茜•安东尼会长是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的邀请来华访问的。

中国加拿大研究会有4名成员参加了联谊会，他们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加拿大中心龚雁、付美榕、张笑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加拿大中心杜发春。来自加拿大校友会部分校友、加中贸易理事会成员、在北京的企业代表30余人参加了聚会。大家就中加经贸合作、学术交往等话题进行了自由而友好的交谈。这次联谊会标志着加拿大校友会2007年新年活动的开始。本次加拿大校友会联谊会由加中贸易理事会主办。加中贸易理事会是一个旨在通过加拿大和中国的企业家或专业人士的之间的交流合作，促进加中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社团组织。

在2005年11月8日，由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加拿大校友会、加中贸易理事会北京分部、中国加拿大研究会等机构主办了类似的活动，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出席了那次晚餐联谊会。
（杜发春供稿）

青少年文学国际研讨会通知

由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宁波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主办、加拿大外交部和驻沪总领事馆、《外国文学研究》编辑部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协办的“青少年文学国际研讨会”定于2007年5月18日-20日在浙江省宁波市召开。本次大会的议题包括：（1）加拿大当代青少年文学；（2）中加青少年文学比较研究；（3）外国青少年文学与中国青少年文学：创作与评论；（4）青少年文学创作与评论的多元化探索；（5）青少年文学中道德伦理的表达方式和效果；（6）中外成长小说研究。会议的工作语言为中英文两种语言。大会邀请了来自国内和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瑞典等国的知名作家与文艺评论家，如原国际儿童学会会长、澳大利亚首席儿童文学理论家John Stephens，国际儿童文学学会副会长Clare Bradford、加拿大University of Winnipeg 的Mavis Reimer教授，加拿大Calgary大学英语系教授、加拿大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 Roderick McGillis教授，瑞典Kristianstad大学Jane Mattisson博士，届时他们将在大会上精彩发言。大会论文将择优在《外国文学研究》专栏上发表，会后还将出版国际会议论文集并申请ISSHP。会议详情请登录大会网址：http://ffl.nbu.edu.cn/huiyi.htm
参加本次会议的会务费为：中方专家每人人民币800元，外籍专家100美元，在读研究生每人人民币500元。
    与会专家到宁波市后的乘车路线为：在宁波火车南站和宁波汽车站下车后可乘坐546路公交车，到终点站宁波大学下车，也可乘坐出租车到宁波大学，出租车费用为40元左右；在宁波栎社机场下飞机后，可乘坐机场大巴到兴宁路民航售票处，然后乘坐367路公交车到宁波大学下车，或从机场乘坐出租车直接到宁波大学，出租车费用为100元左右。
宁波大学外语学院热忱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相聚港城宁波，请您于2007年4月15日之前将回执寄至：浙江省宁波大学外语学院马钊；邮政编码：315211；联系电话：0574-87600048，同时将论文中英文摘要寄至上述地址，或者把电子文本发送至：mazhao@nbu.edu.cn或liuchunhui@nbu.edu.cn。


宁波大学外语学院
                                                        2006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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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执（与会者敬请务必寄回）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职称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E-mail地址
论文题目（中英文）


是否住宿 单人住/双人住
注：本次会议中外代表均住在宁波大学宾馆。每晚单人间房费为200元，双人间房费为218元。费用自理。

杜发春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2006年12月13日至14日，中国—加拿大“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加拿大政策研究所、国际人类学民族学2008世界大会筹委会联合主办，加拿大驻华使馆协办。会议得到加拿大外交与国际贸易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资助。来自加拿大和中国的7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其中加拿大23人。
本次会议旨在加强中加两国学者在社会和经济政治方面的相互了解，探索未来合作对话的机制。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围绕民族文化多样性、移民管理、经济繁荣、社会福利政策、教育与反贫困、环境政策等议题展开了讨论。中加两国都是多民族的国家，消除贫困、保护文化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两国的共同目标。以此会议为桥梁，中加两国学者相聚一堂，共同探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民族文化多样性
中加两国都是多民族国家，因此，对于多民族、多元文化国家的治理成为本次论坛的重要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郝时远教授在主旨发言中认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其中“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思想，不仅是对当代世界正在形成的文化多样性观念的本质把握，也是实现多民族国家社会和谐的重要观念保障。这种观念无论对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还是多样性世界，都揭示了处理包括族际关系在内的社会关系、国际关系的新境界。人类社会在认识差异和多样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消除差异、排斥多样的误区。但是，事实证明，文明多样、文化差异并不必然导致冲突，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对待“差异”和“多样”的观念与实践问题。对文化差异的尊重、对社会生活多样的包容是培植创造性的温床。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智慧中不仅有“和而不同”的观念，而且也有在“差异”和“多样”中求和谐的实践。这对我们认识在差异中求和谐、在多样中求统一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LALIBERTE André博士对加拿大宗教多样性的管理进行了探讨，认为加拿大的大城市试图协调现今一些移民团体的宗教信仰需求时，面临一系列两难困境，两难困境来自于宗教机构的双重属性，即，既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又是文化一致性的障碍。那些适用于针对欧洲移民的统计机制有待于完善，以便将宗教多样化的新近移民包括在内，特别是亚洲移民。决策者有必要促使当地公共机构培植新的宗教共同体，培养共同公民权的责任。
    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GAGNON Alain G.教授以《加拿大的联邦制度，国民多样性以及民主政治》论题，探讨行政联邦制度的概念，评价它在管理加拿大的国民多样性时所起的作用以及它在联邦民主政治中的运用。认为行政联邦制度将被看作是存在于日益多样化的政治团体背景下的国家霸权政策的潜在力量。
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HASMATH Reza博士，以中国和加拿大为例，分析《民族性、社会包容和人类发展途径》，探讨加拿大人和中国人如何理解和执行种族差异管理制度。

二、国际移民
关于国际移民问题，学者们重点探讨了加拿大亚裔移民问题。
萨斯喀彻温大学李胜生（Peter S. Li）教授在其主旨发言《加拿大人口限制与移民论之间的矛盾》中，认为当前加拿大人口与劳动力的增长是由外来移民人口增长造成的，外来移民的构成已经由欧洲转变为亚洲或其他区域。尽管加拿大始终仰赖于外来移民，特别是非欧洲的移民，但是，有些研究认为，太多新来者带来了过多的多样性，这会对加拿大的领土和社会边界造成潜在的威胁。李教授认为，为了加拿大的经济与国家利益，必须排除对外来者的标准化偏见，并制定包容性的社会政策。
西蒙菲斯大学董德沃兹教授(Don DeVeretz)在主旨发言中说，最近，有很多香港及世界各地的加拿大移民又离开祖国，回家或去了第三国。这些移民大部分是加拿大公民。发言中讨论了他们对自己最后的离开是否满意，以及他们是否都完成了在加拿大没有完成的心愿。他说，加拿大人口正在呈现民族文化多样化的趋势。中国人已经成为加拿大人数最多的有色少数民族。但是，一些因素使他们对加拿大生活的满意程度增长或者降低，这些因素将最终影响他们的去留。董德沃兹教授对此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并在此与大家分享了他的研究结论。
与会者还特别关注了中国移民在加拿大的就业问题。魁北克大学ZHU Nong教授和中国外交学院的张翠珍讲师的论文《中国移民自就业的决定因素》分析了中国移民从事自就业的倾向以及收入的决定因素，认为较高的收入是从事自就业的动因。对大陆移民来说，文化程度较高的移民更倾向于从事自就业，但文化程度对香港移民从事自就业的作用不显著。从收入来看，文化程度仅对从事劳务活动的大陆移民的收入起促进作用，对从事自就业的大陆移民的收入没有影响。但对香港移民来说，无论是对自就业还是对劳务活动，文化程度对收入都起着显著的正向作用。
萨斯喀彻温大学宗力副教授在论文《中国大陆新移民及其在加拿大的就业障碍》分析了大陆专业技术移民在加拿大劳动力市场上就业的不利境况，指出造成就业障碍的某些因素：自身语言上的障碍、缺少在加的工作经验、劳动力市场的因素、以及在中国取得的学历和工作经验不能被承认或被贬值。最后讨论了政策意义。
《移民参与祖国经济：中国和加拿大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则从中国和加拿大两个角度帮助大家理解中国的海外商业，认为具有中加双重文化背景的中国企业家具有三个特点：国际视野、网络方法和综合的管理。这些因素解释了为什么这些企业策略尽管面临挑战仍能够给加拿大和中国带来机会。
对于华裔移民的认同问题，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龙登高教授在题为《在海外重建文化认同与社会网络》发言中，认为共同的经历与利益结合，才是推动移民在海外新建认同与网络的决定性因素，而既有的文化背景只是一种基础而已。文化决定论、中华文化独特论等都是简单的、直观的现象性推论。

三、中国境内的移民问题
中国境内的移民为题，也成为本论坛的议题之一。
河海大学移民研究中心周建博士对中国非自愿移民历史、实践与政策进行了专门研究，内容包括移民安置政策和法律框架、补偿标准、机构以及新近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杜发春副研究员对中国生态移民所面临的挑战及其政策导向进行了分析，认为尽管一些地方的生态移民工程实施后取得了成效，但鉴于生态移民的复杂性，总体而言中国生态移民仍然处于试点、探索之中，在实施过程中还面临着许多挑战：如移民回迁、后续生计、城镇适应和文化传承等。一些地方的移民项目存在着缺乏科学规划、移民安置补偿低、牧民改行择业空间小等问题。有的地方移民后形成新的环境破坏，有的少数民族搬迁到政府免费为他们建的现代化住房，但不久又返回大山，使地方政府官员遭遇尴尬。如何解决生态移民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首先，要从文化视角看待环境问题，保护区域文化生态，动态地把握民族文化多样性现象，对各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态智慧加以系统总结，移民成本应包括经济成本、文化成本、环境成本和心理成本等。其次，推进移民制度创新，建立长效、稳定、自主选择的人口转移制度，移民规划与区域产业布局相结合。再次，探讨建立生态移民的和谐机制及其动态评价指标体系，深化生态移民研究。
随着中国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流动成为中国一种特殊的移民形式，即流动的劳工。因此，少数民族移民在都市中的适应成为社会问题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张继焦研究员对此进行了专门讨论。认为他们在都市中的适应包括两大方面：一是进入都市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适应过程，二是在都市环境中与其他民族的交往、合作和竞争的适应过程。

四、社会政策领域
在社会政策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唐钧研究员在《社会保障与社会和谐研究》中指出，由于中国的公共财政投入有限，在“养老”、“医疗”、“教育”和“住房”这4个方面都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以上海、新疆社会保障改革实践以及新加坡社会保障模式为例，探讨了中国社会保障的改革路径选择，即“基本保险加补充保险”的模式：其中的基础部分可以在人们遇到社会经济风险时保住其生活水平的底线；补充保险部分，则可以形成综合性个人账户，在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可以以按揭方式贷出，用于购买住房、职业培训、子女教育乃至特殊情况下的医疗费用，然后按现行银行贷款利息分期还款。
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林志超博士关于《中国养老金制度的改革与发展》的演讲，认为为建立中国养老保险长效机制，实现养老制度可持续发展，应借鉴国际成功做法，把握总体发展趋势，逐步调整养老基金管理政策，改进基金管理方式，健全市场运作机制，加强内部风险管理，提高投资收益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杨团研究员对城市社区福利服务体制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城市社区福利服务领域，工业市场和政府的内部市场都很难进入。要突破这个症结，需要找到一种需求与供给的聚合与对接机制，这个机制就是公共服务以产业方式提供。
清华大学俞文华教授则关注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对社会政策的影响。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中央和地方分权上，由之初“分权让利”的行政分权，向基于“税权划分”为主的财政分权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分水岭是1994年以实行分税制为代表的财政体制。分税制的实行，在提高中央财政对社会资源调控能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财政失衡现象加剧的局面。尽管分税制对中央和地方的支出权力也做出了粗略的划分，但就社会政策而言，中央和地方的支出权力并没有明确地予以规定。结果，上述财政失衡现象给致力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社会政策的推行，带来了地方政府社会政策支出负担增加与地区之间差距拉大的直接后果。尽管中央财政转移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失衡状况，但仍然难以缓解地方政府日趋沉重的社会政策支出难题，特别是经济落后的中西部省份。最后认为，加拿大经验对目前中国社会政策变革的借鉴意义。

五、教育与反贫困
对于减少贫困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看法。
对于解决贫困问题，加拿大政策研究所项目官员骆菁博士认为，贫穷不仅仅指低收入，而且使人们产生被社会排斥的体验。有七个方面的因素与低收入有关： 1、基本商品与服务；2、可靠的工作和收入；3、舒适和能够承担的住房；4、公共设施齐全，邻居友好；5、健康富有；6、基本人权，或者7、社会网络。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严浩博士则以加拿大扶贫实践，提出“资产建设”路径。认为贫困不仅是一个收入不足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储蓄和资产不足的问题。加拿大资产建设项目在扶贫对象中进行储蓄理财教育的经验值得参考，在现行的培训课程中，适当增加储蓄理财教育的内容，工作人员实时督导，保证扶贫资金的有效使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剑峰博士的题为《就业减贫与保护少数民族平等劳动权益》的演讲，探讨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化过程中，少数民族所面临的困境。在经济市场化过程中，中国少数民族的发展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挑战：一个是贫困问题，另一个是边缘化。这个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导致贫困的长期化和加深化。在农村贫困尚未解决的同时，伴随着体制转轨，城市贫困日益显现。当前在西部城市的新贫困群体主要有两部分构成：一是下岗工人，二是农民工。失业导致贫困。因此，促进少数民族就业在减贫行动中至关重要。在劳动力市场化过程中，少数民族就业面临着挑战，这种挑战一方面来自于自身，另一方面来自于社会排斥。这些情况要求我们的社会政策对此做出反应，以应对挑战，并通过促进少数民族就业的手段，推动减贫目标的实现。
如何通过教育来促进贫困的解决，中央民族大学黄健英博士主要从教育角度，探讨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问题。农村教育已成为缩小地区间、民族间发展差距，实现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的关键因素。基于民族地区农村教育发展的特殊性，在落实“两免一补”的基础上，采取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措施，通过政府有效的政策构建和制度安排，缩小教育发展差距，进而缩小民族间的发展差距。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所项目专家张延竑博士、渥太华大学曹沪华博士，从跨国研究的角度出发，提出提高教育质量与改善教育公平的政策和措施。
中国社会科学院周学文博士阐述了加拿大社会平均主义的表现和特点、正面意义、负面影响以及近年来加拿大社会的右倾化趋势。提出了中国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应该借鉴加拿大的成功经验并吸取其失败的教训。

六、中加经济合作和中国经济发展问题
中加经济合作也是此次会议的焦点。
约克大学教授FROLIC Bernie Michael博士题为《加拿大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从小麦到石油》，回顾了中加经济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以及利益相关者。
加拿大政策研究所SAWCHUK Gary博士为我们分析了中国如何影响加拿大市场中的加拿大经济？指出，自从2000年以来，中国捕获了美国失掉的加拿大市场，这部分市场份额所得比其他所有国家加起来的所得更多（除了加拿大本身）。加拿大本土公司的高价值部门将同样面临来自中国的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些压力来源于中国面向加拿大市场领域的销售。
中国的金融市场在逐步开放，那么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策略是什么？中国如何监管境内跨国银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陈北博士进行了精彩的分析。在对待如何拓展母国在中国的金融业务问题上，外资跨国银行策略不一，这一切给中国金融业既带来了机遇同时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通过跨国银行的准入条件、信用风险的监控、跨国银行在东道国的业务范围、以及现场检查等方面的研究，探讨东道国和母国对跨国银行的监管。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成为本次论坛的一个热门话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丁赛博士对农村地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村人均年纯收入差异及其影响收入差异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性的经验分析，认为少数民族人均年纯收入低于汉族和全国的平均水平。从地域来看，东北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在人均年纯收入上的差异最小；其次是西北地区，西南地区，而最后的位于中南地区湖南省的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影响少数民族人均年纯收入的主要因素是本村所在省的人均纯收入、本村劳动力从事工业的人数占村总人口的比例、少数民族所在的地理位置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
中国商务部国际经济贸易研究院赵萍副研究员对中国的收入差距与消费分层进行了分析，认为经济转轨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逐年持续上升，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与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存在较大差距。中国最富裕的20%家庭的收入占到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50.2%，而最贫穷的20%家庭的收入仅仅占到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4.3%。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小珉副研究员以广西为例，探讨了农业结构调整与民族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深层次关系。
中央民族大学施琳博士以云南红河区为例，认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具有“多型态”特点，经济发展的途径亦有多种选择。

七、加拿大原住民
会议还特别关注了加拿大原住民问题。
关于原住民收入，Wilfred Laurier大学副校长Paul Maxim教授在《加拿大原住民与非原住民收入间的分散化与两极化：收入不平等的分析》一文中，比较分析了薪水分布的范围和这四个原住民工人小群体同非原住民加拿大工人之间的两极分化现象，耐人寻味。
此外，有的学者还关注了原住民的身份和权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姜德顺副研究员的《加拿大土著民艰辛的维权之路》一文，认为加拿大的土著民问题与土著权利和条约权利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这两类权利衍生于两大类法律规章：一类是《印第安人法》及其形成后百余年来的各种修正案，以及经由立法机关制定的一些法案；另一类是在殖民者或加拿大自治领当局代表英国王室与由一些酋长和头人所代表的各个部落土著民之间制订及缔结的条约，以及其他方面之间缔结的有关条约。
北京外国语大学王助副教授在《加拿大土著人身份确认的演变及现状》对新的《印第安人法》中的某些歧视性条款进行了分析，最后还对加拿大土著人身份和中国少数民族身份的确认方式进行了一些对比分析。
南开大学陈•巴特尔副教授对加拿大土著民殖民教育模式进行了文化反思，认为在欧洲殖民统治和加拿大自治领成立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以白人文化为中心的殖民教育模式在土著教育中占有绝对优势。后殖民时代，土著教育的发展要坚持文化平等的原则，解构欧洲中心的文化霸权，建构以土著文化为基础并融合西方科学的新模式。

八、环境政策
当前，在我们居住的地球村里，环境保护已经超越国界，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因此，环境保护成为今天论坛议题之一。
女王大学ANDERSON Bruce教授、MELIGRANA John副教授、项目专家ZHANG Zhiyao博士对于加拿大如何对于水质量管理与环境保护的理论和思想进行研究，以促进中国可持续水质量管理中的社会包容与经济发展。
加拿大一直关注中国的环境问题，并援助实施了若干环境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李宇军副研究员对此进行了专门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周民良研究员从产业格局与区域格局角度，探讨了中国的环境污染。认为从产业角度看，环境污染的扩大显然与工业化的推进有关。环境污染的扩大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控制环境污染政策的失效。如果有自上而下的严格约束政策的推动，环境污染扩大的趋势是可以改变的。
中央民族大学谢丽霜教授认为，随着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深入，伴随而来的“东污西移”使西部开发陷入引资与环保的两难僵局，提出应该建立西进企业环境效应的控制—引导机制。

付 成 双
内容提要：毛皮边疆是北美西部开发中最具有传奇性的一种边疆，它不仅涉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而且创造了白人与印第安人交往的新形式，同样也给北美印第安人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从环境史角度探讨了毛皮边疆对于印第安人所带来的生存环境的恶化和生态伦理的堕落，驳斥了所谓印第安人从毛皮贸易中受益的神话。
关键词：毛皮贸易 印第安人 环境伦理 瘟疫


毛皮贸易（Fur Trade）是北美历史上一种重要的边疆开发形式 。自白人殖民者踏上北美东岸的土地起，最初的交换就开始了。直到19世纪70年代前，从南到墨西哥湾、北至哈得逊湾沿岸，自大西洋海岸直到太平洋海岸的广阔范围内，都曾经出现过这种经济形式。毛皮贸易曾经是新法兰西存在的基础，也是列强争霸和促使他们深入北美内陆的关键因素。这是一种同其他边疆截然不同的开发模式，它不像其他边疆那样排斥印第安人，夺取其土地和生命，而是需要后者的合作。没有土著人的合作，这种经济形式一天也不可能在北美生存下去。而对于毛皮贸易问题的研究在我国学术界还一直没有引起学者们足够的重视，本文即试图围绕毛皮贸易对于印第安人的生态影响做一探讨，以求抛砖引玉，带动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一种白人与土著人合作的边疆

狭义上的北美毛皮贸易仅指猎取和交换带有优质皮毛的动物皮，尤其是海狸皮（beaver）的行为。当时海狸分布在北美的绝大部分地区，数目估计在1，000万到4，000万只之间 ；而广义上的毛皮贸易还包括交换动物皮革的行为，如北美东南部的白尾鹿皮、西北地区的驯鹿皮和麋鹿皮、大草原上的野牛皮等。不过，海狸皮贸易是整个毛皮贸易的核心，在交换的过程中，其他动物的毛皮和交换的商品都要换算成海狸皮来计算。如1733年哈得逊湾公司在詹姆斯湾的麋鹿河毛皮站，1张上好的海狸皮可以兑换下列物品：1/2磅珠子（米色的）；3/4磅彩色的珠子；1只黄铜壶；1磅铅弹；1.5磅火药或2磅糖 。
最初吸引欧洲人到北美去的是纽芬兰附近丰富的鳕鱼资源，附近的印第安人对于渔民随身携带的铁器及小镜子、小珠子等用品非常渴望，于是就拿出自己所拥有的海狸皮进行交换，这样，最初的交易就开始了，而渔民们也就成为了最早的毛皮贸易商。1534年，法国探险家卡蒂埃在圣劳伦斯湾探险的时候，就曾经同印第安人进行过交易 。自此以后，毛皮贸易从其他行业中脱颖而出，成为北美历史上最具有传奇色彩的行业，以至于“150年来，欧洲人对西部内陆地区的兴趣几乎一直仅限于毛皮贸易” 。
与北美的其他边疆形式相比，除了同农业边疆相对立，具有极强的扩张性和脆弱性外，毛皮贸易的独特性还在于它是惟一一种依靠印第安人合作的边疆开发模式。毛皮贸易不同于农业边疆，后者所垂涎的只是印第安人的土地。在美国历史上，除了早期需要土著人帮助时、白人曾经对他们有过友好以外，其他大部分的边疆开发时期，印第安人是被作为文明进化的阻力而被排斥的。美国的“拓荒者坚持认为：印第安人和那些森林一样，必须当作文化进步的敌人而加以消灭” 。而在加拿大的毛皮边疆中，“那句‘一个好的印第安人就是一名死的印第安人’的口头禅从来没有被应用到毛皮贸易之中” 。毛皮贸易是“作为商人的白人和作为狩猎者的黄种人之间所进行的一项合作” 。“除了极个别的特例外，印第安人这边对欧洲物品的渴望和欧洲人那边对印第安毛皮的渴望是商人与西北地区的土著人之间的‘友谊’的唯一基础” 。除了在19世纪落基山区的捕猎中，美国毛皮商人阿斯特曾经引入了利用白人捕猎的集会制度外，毛皮贸易在它存在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离不开土著人的合作。
法国人在同英国人争夺毛皮资源的过程中，都有自己的印第安人盟友。早在尚普兰时期，法国人就同休伦人结盟。1609年，他帮助休伦人袭击了易落魁人的一个部落，从此与强大的易落魁人结仇；而后者则与英国人联盟。休伦人是法国人在毛皮贸易中的第一批猎手和中间贸易商。随着毛皮贸易产地的不断深入内地，法国人的猎手和中间商也不断西移。1640年代后，随着休伦人的灭绝，渥太华人、奥吉布瓦人、达科塔人、曼丹人直至最西部的部族，大部分都先后卷入毛皮贸易之中，不是变成猎手，就是中间人。
正是由于毛皮贸易中白人与土著人的这种相互关系，所以才在北美历史上缔造了一个特殊的混血种族¬¬¬¬¬¬¬¬¬¬¬¬¬¬¬¬¬¬¬¬¬¬¬¬¬¬¬¬¬¬¬¬¬¬¬——梅蒂人（Métis）。从事毛皮贸易的商人和雇员大多是孤身深入内地的年轻人，远离欧洲的家庭和社会，许多人逐渐同土著妇女结婚。早在尚普兰时期，种族通婚就已经开始，他曾经对印第安酋长说：“我们的年轻人同您们的女儿们结婚，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对白人来说，“如果一名毛皮商人想要确保土著人的领袖每年都把毛皮送到他的贸易站来，那么没有比同他的女儿结婚更好的方法了” 。而对印第安人来说，想要持续得到白人的商品，尤其是枪支弹药的供应（这在对付敌对的部落时特别重要），维持自己部落在其他边缘部落和白人毛皮商人之间的中间商地位，同白人联姻也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手段。“印第安人中显要人物的女儿同一个欧洲毛皮公司的青年结婚会坚固贸易关系，并且在其他方式不可能的情况下击败反对者” 。
正是在这种双方都相互需要的基础上，法国毛皮商人与印第安妇女之间的婚姻逐渐流行起来，于是妇女成为毛皮站里面重要的人手和组成部分，“没有乡村妻子（指印第安妇女）与之分享居处的商人是很少的” 。英国的哈得逊湾公司起初为了约束自己的雇员，禁止他们像法裔商人那样接纳印第安妇女，但法国人由于同印第安人联姻而在毛皮贸易中稳占上风。为了对付法国人的竞争和获得优质的毛皮，哈得逊湾公司最后也不得不接受了种族通婚的事实。甚至到了后来，海湾公司也体会到了利用印第安妇女作为免费劳动力和种族通婚的妙处。它的一名官员甚至向伦敦的董事会进言：“培育一小批有用的人手，使他们最终能够代替欧洲出生的雇员是非常有益的。”  正是由于毛皮贸易中印第安人同白人之间的这种特殊的关系，梅蒂人作为加拿大一个特殊的民族集团逐渐形成，并最终定居在红河地区，充当毛皮贸易的中间人和后勤保障，并在随后的贸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根据加拿大1870年对雷德河居住区的首次人口普查，在当时的11，963名人口中，白人只有1，565名，印第安人558名，法裔梅蒂人5，757名，英裔的梅蒂人4，083名 。梅蒂人作为一支特殊的种族就这样在加拿大生存延续下来。根据1996年的人口统计，加拿大的梅蒂人总数达到了210，190人 。

二、毛皮贸易改变了土著人的生存环境及其生态伦理

为了能得到持续的毛皮供应，毛皮贸易这种经济形式需要保存北美毛皮产地的原始状态，与农业边疆那种大规模的征服自然、改天换地的情形相比，可以说是在北美诸多经济形式中对自然环境影响较小的一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保护环境和与自然和谐的。毛皮贸易以其特殊的方式同样在北美历史上制造了惨烈的生态灾难。
首先，毛皮贸易导致了许多珍贵毛皮动物的加速灭绝，从而改变了印第安人的生存环境。毛皮贸易一直处于一种高度的竞争状态，最明智的方法是在其他竞争者到来前尽量猎捕，把一片空白留给对手。例如，19世纪20年代后，哈得逊湾公司总裁辛普森针对有争议的落基山西南部地区而要求他的员工：“该地区海狸资源非常丰富，基于政治原因，我们应该设法尽可能快地努力去猎光它。”  这就是海湾公司所采取的著名的焦土政策（scorched earth policy）。毛皮贸易是法属新法兰西的经济支柱。1743年，法国与加拿大进行毛皮贸易的重要港口——拉罗谢尔——进口了12.7万张海狸皮、3万张貂皮、1.2万张海獭皮、11万张浣熊皮和1.6万张熊皮 。1742年，仅仅约克贸易站就交易了13万张海狸皮和0.9万张貂皮。甚至到了毛皮贸易已经衰竭的1854年，在伦敦市场上仍然交易了50.9万张海狸皮 。
疯狂的灭绝式大屠杀，导致了这种珍贵的毛皮动物数目锐减，并在多处灭绝。在1600年的时候，圣劳伦斯河一带的海狸就被捕完了；在1610年，哈得逊河上海狸还很常见，到1640年，它就在这一带和马萨诸塞海岸一带都绝迹了；到17世纪末，新英格兰的海狸几乎完全绝迹了；到1831年，海狸在北部大草原上也灭绝了，捕猎的方向转向太平洋地区。19世纪30年代，整个落基山区一年也只能捕获到2，000张海狸皮了。到19世纪40年代，北美的海狸皮捕猎永远地结束了。
就在海狸相继消失的同时，其他毛皮动物也遭遇到了类似的灭顶灾难。北美东南部的白尾鹿在白人到达时约为4，000万只。1707年，有12万张鹿皮被运离查尔斯顿；18世纪四五十年代，查尔斯顿每年平均运出17.8万张鹿皮。有的研究者认为，在贸易的盛期，每年大概要屠杀100万只鹿 。到19世纪末，曾经庞大的白尾鹿面临着灭绝的危险。草原上的野牛也经历了几乎相同的命运。由于需要供应西北公司和哈得逊湾公司的牛肉饼需要，梅蒂人到1850年，就已经把马尼托巴省的野牛都杀光了。在1873年以后，随着野牛皮制革的成功，野牛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在1872—1874年，每年被杀死的野牛高达300万头。结果，在短短的数年内，野牛的数量从原来的上千万头锐减到不到200头。到1903年，整个北美还剩下34头。
在白人到达前，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曾经是北美印第安人重要的食物来源，而毛皮动物的灭绝等于切断了北美土著人重要的食物来源，从而导致他们的贫困和对白人社会的依赖。1801年，克里克人的领袖疯狗抱怨道：“我们的鹿和野生动物几乎都没有了。”众所周知，野牛的灭绝是草原印第安人被迫放下武器、迁入保留地的重要原因。
其次，毛皮贸易在给毛皮动物造成灭顶之灾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北美印第安人的生态伦理。千百年来，印第安人通过自己的方式，已经在北美的土地上深深地打上了自己的烙印。虽然目前学术界对于印第安人是否可以定义为生态的居民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但印第安人的确拥有非常优秀的一些生态伦理传统，不能用我们现在的准则去苛求他们符合我们的规范。他们虽然有时会杀光整群野牛，但他们有自己的伦理依据。而且，有的部族还相信如果不把见到的都杀死，这是对动物的大不敬，甚至认为这些动物会越杀越多。他们在猎杀动物时还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比如根据著名的毛皮商人亚历山大•亨利的记述，当一只海狸死后，奥吉布瓦人会把“它的头拿在手里，数次拍打并亲吻，由于拿走了它的生命而上千次地乞求原谅，称她是自己的亲戚和老祖母” 。虽然印第安人的许多做法我们现代人并不见得认同，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白人到来以前，印第安人通过迁移和根据季节转换而更换食谱，从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而且由于他们总体人数较少，被他们所改变的居住地周围的自然环境的在他们搬迁以后会迅速地恢复起来，而且他们猎捕的动物的数量远远低于动物自然淘汰的速度，不会对整个物种的延续造成太大的影响。
而毛皮贸易到来后，印第安人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变成了白人猎捕毛皮资源的杀戮工具，这“显然背离了他们原有的价值观” 。白人到来前，印第安人每年猎捕的毛皮一般以满足自己和家庭需要为依据，如地处白尾鹿密集地区的克里克人在卷入毛皮贸易前，平均每个家庭每年需要25—30张鹿皮。阿尔贡金人对于所猎取的海狸一般不会浪费，食肉用皮，甚至连海狸的大牙也是切割东西的工具。草原印第安人也形成了同野牛紧密相连的关系，一切生活所需都来源于野牛。然而一旦涉足毛皮贸易，印第安人屠杀动物的性质就变了，“随着毛皮贸易的加剧，卷入其中的土著部落开始了从为生计而捕猎向为海湾公司而捕猎的转变，杀死的动物远远多于他们本身所需” 。到19世纪上半期，随着越来越多的草原部落卷入毛皮贸易，他们“在把野牛当作赖以生存的基础的同时，开始把它们当成一种交易的商品” 。在卷入毛皮贸易后，一名克里克人平均每年要猎杀200—400只鹿，换取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一般每名土著猎手一年会去毛皮站交易100张毛皮，其中，70张用来满足生计需要，30张用来供挥霍。
而且大部分印第安人都对欧洲的物品趋之若鹜，从而逐渐忘记自己传统的生存技巧。最初卷入毛皮贸易的蒙塔格奈人曾经对法国神父保罗•勒热纳说道：“海狸把我们的一切都打点好了，它会带来锅、斧头、刀剑和珠子，总之，它造就了所有的一切” 。欧洲工具的到来的确改变了一些部落的生活，如有了铁器，获得了暂时的富足等。然而，卷入毛皮贸易却使不少土著人逐渐放弃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变得更加依赖欧洲商品，从而增加了自身的脆弱性。许多有识的印第安人也认识到依赖欧洲货物给他们造成的危害，在18世纪，当问及欧洲东西的用途时，得到的回答是：“勾引我们的女人，腐化我们的民族，引导我们的女儿们走上邪路，使她们变得骄傲而又懒惰。”就在印第安人疯狂屠杀海狸而富足的时候，一位温尼伯湖边的老人预言道：“我们如今不费力地去屠杀海狸，现在很富足，但很快就会变穷。因为当海狸被灭绝后，我们将没有东西去购买家庭生活所需要的物品。陌生人现在用铁夹子在我们的土地是游走，猎获海狸。我们，还有他们，不久就会变穷” 。
再者，毛皮贸易还使白人文化中的恶劣因素传入印第安人部落之中，侵害土著人的身体健康和道德观念。“毛皮商人走在最前面，探查最好的土地，把白人的工具和罪恶带给印第安人，以削弱印第安人自给自足经济，为后来的移民铺平道路” 。另外，虽然毛皮贸易这种经济形式本身并不像南部的农业边疆那样直接砍伐森林，改变环境，然而，毛皮商人为了得到上好的毛皮而不断深入美洲内陆，给东部乃至欧洲提供第一手的资料，客观上为后来的农业边疆的扩张准备了条件。

三、枪支、酒水和瘟疫——白人的“馈赠”
毛皮贸易之所以在北美历史上持续3个多世纪而经久不衰，关键就在于它的丰厚利润，无数张被海狸的鲜血染红的毛皮转化成白人手中闪闪发光的金银。有资料表明，一张海狸皮运到欧洲最高利润可以达到200倍以上的利润 。在海湾公司成立的头20年里，每年向股东支付的股息达到298%。然而毛皮贸易带给印第安人的却是灾难、耻辱和灭顶之灾。
在白人的所有商品中，有两样最为土著所青睐，一是枪支，二是酒。最初土著人从尚普兰那里领教到了枪支的威力。1609年6月，尚普兰同三名法国人卷入了休伦人与伊洛魁人的战斗。在这次冲突中，白人的火器给土著人留下了很深的影响 。领教了火器威力的易洛魁人从荷兰人那里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枪支，从而“激起了易洛魁人进行征服和扩张的欲望”。到1630年，他们就拥有足够的枪支把法国人的阿尔贡金人盟友赶出了自己的领地。据称，莫霍克人到1643年就拥有了400只毛瑟枪 。随后，法国人也向他们的盟友提供枪支。自此以后，枪支在土著人中泛滥起来。拥有了枪支，就意味着自己的部族在同敌对的部族的对抗中，可以处于有利地位。“对于一个自己的敌对部落拥有火器的部落来说，没有别的选择，他们个个都感到不高兴，不可避免地会向竞争者宣战” 。枪支成为所有交换品中最为贵重的东西，最早的时候，一摞与枪等高的毛皮才能换到一支枪，即便是到了毛皮贸易的盛期的1718年，也得花费克里克人25张上好的毛皮。而且枪支的到来，不仅加快了猎杀的速度，使珍贵的毛皮动物加速消亡，而且还大大加强了土著冲突中的杀伤力。卷入毛皮贸易中的各部落为了争夺交易中间商的地位、欧洲商品和毛皮，相互侵入对方的领地，从而爆发冲突。18世纪早期，奇克托人杀光了自己领地内的鹿群，转而移入奇克索人的地区猎杀，从而引起双方的战争。而冲突爆发后，更加依赖欧洲的商品，尤其是枪支弹药的供应，形成恶性循环。据估计，从1620到1750年的130年间，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有3.6万人死亡，其中有1万人直接死于战争，占死亡总数的25% 。
而酒则被土著人当作救命神水。起初，印第安人对酒水还心存恐惧，可后来尝到此物的甜头以后，对此渴望之极，从而给个人和整个部落都带来十分消极的影响。1770年，一名印第安事务官写道：“可以肯定的是，没有比它更让印第安人喜欢，而白人也更乐意给予的了。”虽然毛皮公司为了保证毛皮贸易的长远利益，禁止向土著人大量出售白酒，但通常是在同印第安交易前，先把他们灌得烂醉，然后再进行交易，而且公开和秘密的走私也一直泛滥不绝。比如，1799年，每季度大约有9，600加仑朗姆酒运往加拿大的西北地区；1803年，增加到21，000加仑。在卖给真正的消费者时，平均再兑上4倍的水，以致于酒占去了当时独木舟所运送的货物的1/3，成为“这一地区的流通货币” 。酒可以说是对印第安人危害最大的一种奢侈品，著名的毛皮商小亚历山大•亨利说道：“我们完全可以断言，酒是西北地区的万恶之源。”  19世纪30年代，著名的画家卡特林就曾经听说过600名苏族的武士用1，400条野牛舌头仅仅换了几加仑威士忌 。甚至连富兰克林在目睹了印第安人酗酒的混乱场面后，也不禁感叹：“如果真是上帝有心让这些野蛮人灭绝，以便给耕作的人们腾出土地的话，看起来朗姆酒很可能就是指定的工具。它已经消灭了所有那些从前居住在海岸的部落。”而且饮酒还使不少印第安人寻衅滋事，扰乱了原来部落之间的团结和和平的局面。饮酒的另一个害处是导致土著人生育率下降，人口素质变退化。1753年10月3日，易落魁人酋长向宾夕法尼亚殖民地长官和派来的调查员痛斥白酒带来的危害：“你们的商人们现在除了朗姆酒和面粉外，火药、铅弹或其他有价值的东西都不带来。朗姆酒把我们都毁了，我们请求您通过规范商人而阻止如此大量的酒类运到我们这里。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贸易会变成了仅仅是威士忌和面粉…… 当这些威士忌酒贩子到来后，他们携带30到40公斤的酒放到我们面前让我们大喝，然后骗走我们本来同正当商人签约购买货物的所有毛皮……这些奸诈的酒贩子，一旦让印第安人饮酒上瘾，就会让他们把身上的每一件衣服都当掉。总之，如果这种事情继续下去，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被毁掉。”
第三，通过与白人毛皮商的接触，白人所带来的传染病不仅在沿海泛滥，而且还随着毛皮贸易的脚步，不断深入内地，给整个北美的土著人造成灭顶之灾。随哥伦布一同到达美洲的传染病包括天花、肺炎、流感、霍乱、斑疹伤寒和痢疾等。其中以天花对土著人的危害最为深重。根据皮艾尔•比尔德的记载，早在1616年，传染病已经在缅因和新斯克舍地区流行。1616年，天花第一次在新英格兰南部地区流行了3年之久，深入内地20—30英里。此后，天花就经常在北美各地爆发，17世纪30年代在马萨诸塞的阿尔贡金人中爆发，结果印第安人“整村整村地灭绝，在一些村庄里逃脱厄运的还不到一个人” 。其中1633年在北美东北地区爆发的一次最为惨烈，受感染者死亡率高达95%。频繁的疾病打击，使得印第安人的数量急剧减少，在17世纪的前四分之三的时间里，新英格兰土著人口的数量从7万多人下降到了不到1.2万，东北部曾经强大的阿本乃吉印第安人（Abenaki Indian）的人口从1万人下降到了不到500人。
白人所带来的这些传染病随着毛皮贸易的不断向西延伸而深入北美大陆内部，给那里的印第安人带来灾难。例如，著名的草原部落——黑脚人由于卷入毛皮贸易而导致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1780年，白人带到西北地区的天花使得90%的奇帕维安人（Chipwyan）丧生；1818—1820年，百日咳和麻疹袭击了草原，致使阿西比尼亚人的一半（3000人）死去，克里人死掉了1/3 。多次被援引的下述事件是毛皮贸易传播瘟疫的最佳例证：1837年4月，一艘美国毛皮公司的汽船“圣皮特号”离开圣路易向密苏里河上游航行，船上有人感染了天花。6月5日，该船到达苏人的毛皮代理站，并卸货给等待在那里的扬克顿人和桑迪苏人；14天后，船上的两名阿里卡拉人妇女在克拉克堡下船。5天后，“圣皮特号”到达尤宁堡。该船所到之处，传染病都流行起来。在一个曼丹人的村落，600人中只有14人幸免于难，致使曼丹人在草原上几乎绝迹；另有3/4的黑脚人，1/2的阿西比尼亚人和阿里卡拉人，1/4的波尼人，总共有17，000名印第安人被这次瘟疫夺去了生命 。
疾病不仅使土著人的人口锐减，还彻底摧毁了印第安人的社会秩序和生存基础。原来，巫医在部落中享有很高的地位，现在，不仅普通的印第安人大量死去，甚至连巫医自己也经常难逃染病死亡的命运，整个社会的宗教和精神基础就这样变松懈了。而与此同时，东部的白人则大肆散布所谓印第安人野蛮、是异教徒的谬论，加紧文化同化政策，结果在同白人接触了几个时代以后，东部印第安人从社会基础到精神基础都垮了下来。虽然有些土著领袖认识到了毛皮贸易带给他们的危害，也有极个别的像加拿大西北部的奇帕维安人坚持依靠猎取驯鹿为生拒绝插足毛皮贸易。但北美大陆上的大多数部落都身不由己地卷入毛皮贸易之中，而且深受其害。有的学者估计，天花等传染病造成了北美80%的土著人死亡，即便是最保守的估计也在65%左右 。
四、结论
总之，通过分析毛皮贸易对印第安人的生态影响，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毛皮边疆开创了两种文化接触和交往的新模式，是北美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边疆。毛皮商人的脚步几乎踏遍了整个北美大陆，绵延三个多世纪而不绝，大多数的北美印第安人都先后被拉入了这个体系之中。同南部农业边疆中那种公然悬赏土著人的头盖骨和为了谋取土著人的土地而发动的战争相比，毛皮边疆创造了白人与土著人合作交往的新模式，缔造了一个新的种族——梅蒂人，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北美，尤其是加拿大的历史发展。同时，毛皮贸易也深刻地改变了印第安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毛皮贸易商为印第安人带来了白人的商品与文化观念，这些商品从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印第安人社会进化的步伐，使他们从前铁器时代一跃发展到火器时代。随着这种物质变化的发生，在印第安人内部，也出现了两派不同的意见，一派是要求印第安人恢复到过去自给自足的传统生活方式，而另一派则主张采纳白人文化的一些先进的因素，实行现代化。
其二，毛皮边疆同北美历史上其他边疆开发形式，如方木边疆、渔业边疆、畜牧业边疆等一样，是一种所谓的大宗产品经济（staple economy），这种经济的特点是大规模地开发一种或几种自然资源，供应出口。而毛皮贸易所主要赖以存在的是海狸、白尾鹿等少数几种动物资源。由于当时整个北美盛行的是基督教文明所鼓吹的人类征服自然、万物为人类所用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同其他形式的边疆开发一样，毛皮边疆也深深地改变了北美的自然环境，带来了空前的生态灾难：无数动物遭到史无前例的血腥大屠杀，濒临灭绝的境地。
第三，毛皮贸易改变了印第安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态伦理，使他们堕落为白人牟利的屠杀工具，不仅饱受白人所带来的瘟疫的危害，而且变得更加脆弱，因而，印第安人是毛皮贸易中的牺牲品而不是获利者。在当今的学术界，有些学者片面看到毛皮贸易带给印第安人的暂时的繁荣和进步，而漠视它给印第安人带来的沉重灾难，声称：“毛皮贸易没有摧毁土著人的文化，印第安人是贸易中的参加者，而非牺牲品” 。通过我们的前面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印第安人自从卷入了毛皮贸易以后，传统的伦理观念和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冲击，沦落为白人谋取毛皮的杀戮工具，原来的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面临饥饿的威胁。同时，由于毛皮贸易是印白合作的一种经济形式，相对于其他边疆形式，卷入毛皮贸易的印第安人更容易受到白人所携带传染病的危害。连当时的白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1640年，耶稣会会士杰罗姆•拉勒芒写道：“无论我们在哪里驻足，死亡和疾病都与我们形影相随……人们上百次地提到，我们在哪儿最受欢迎，在哪儿施洗礼最多，事实上那里的人便死得最多。”

[本文作者付成双，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天津 300071]


The Ecological Impact of the Fur
Trade on the Indians of North America
Fu Chengshuang
Abstract: Fur trade was the most fantastic frontier in the history of North America, which lasted more than 300 years and covered almost all the areas of North America. Compared to the agricultural frontier of the American West, the fur trade frontier shaped a new mode of the White and Indians interaction. The two races cooperated in their chasing of the fur bearing animals. However, as the white benefited a lot from the fur trade, what left to the Indians were suffering and humiliat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cological changes the fur trade brought to the indigenous people and refutes the so called myth of Indians benefiting from the fur trade.
Key Words: Fur Trade; Ecological Indians; Environmental Ethics; Pestil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