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拿大研究网

杜发春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2006年12月13日至14日，中国—加拿大“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加拿大政策研究所、国际人类学民族学2008世界大会筹委会联合主办，加拿大驻华使馆协办。会议得到加拿大外交与国际贸易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资助。来自加拿大和中国的7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其中加拿大23人。
本次会议旨在加强中加两国学者在社会和经济政治方面的相互了解，探索未来合作对话的机制。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围绕民族文化多样性、移民管理、经济繁荣、社会福利政策、教育与反贫困、环境政策等议题展开了讨论。中加两国都是多民族的国家，消除贫困、保护文化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两国的共同目标。以此会议为桥梁，中加两国学者相聚一堂，共同探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民族文化多样性
中加两国都是多民族国家，因此，对于多民族、多元文化国家的治理成为本次论坛的重要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郝时远教授在主旨发言中认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其中“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思想，不仅是对当代世界正在形成的文化多样性观念的本质把握，也是实现多民族国家社会和谐的重要观念保障。这种观念无论对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还是多样性世界，都揭示了处理包括族际关系在内的社会关系、国际关系的新境界。人类社会在认识差异和多样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消除差异、排斥多样的误区。但是，事实证明，文明多样、文化差异并不必然导致冲突，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对待“差异”和“多样”的观念与实践问题。对文化差异的尊重、对社会生活多样的包容是培植创造性的温床。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智慧中不仅有“和而不同”的观念，而且也有在“差异”和“多样”中求和谐的实践。这对我们认识在差异中求和谐、在多样中求统一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LALIBERTE André博士对加拿大宗教多样性的管理进行了探讨，认为加拿大的大城市试图协调现今一些移民团体的宗教信仰需求时，面临一系列两难困境，两难困境来自于宗教机构的双重属性，即，既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又是文化一致性的障碍。那些适用于针对欧洲移民的统计机制有待于完善，以便将宗教多样化的新近移民包括在内，特别是亚洲移民。决策者有必要促使当地公共机构培植新的宗教共同体，培养共同公民权的责任。
    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GAGNON Alain G.教授以《加拿大的联邦制度，国民多样性以及民主政治》论题，探讨行政联邦制度的概念，评价它在管理加拿大的国民多样性时所起的作用以及它在联邦民主政治中的运用。认为行政联邦制度将被看作是存在于日益多样化的政治团体背景下的国家霸权政策的潜在力量。
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HASMATH Reza博士，以中国和加拿大为例，分析《民族性、社会包容和人类发展途径》，探讨加拿大人和中国人如何理解和执行种族差异管理制度。

二、国际移民
关于国际移民问题，学者们重点探讨了加拿大亚裔移民问题。
萨斯喀彻温大学李胜生（Peter S. Li）教授在其主旨发言《加拿大人口限制与移民论之间的矛盾》中，认为当前加拿大人口与劳动力的增长是由外来移民人口增长造成的，外来移民的构成已经由欧洲转变为亚洲或其他区域。尽管加拿大始终仰赖于外来移民，特别是非欧洲的移民，但是，有些研究认为，太多新来者带来了过多的多样性，这会对加拿大的领土和社会边界造成潜在的威胁。李教授认为，为了加拿大的经济与国家利益，必须排除对外来者的标准化偏见，并制定包容性的社会政策。
西蒙菲斯大学董德沃兹教授(Don DeVeretz)在主旨发言中说，最近，有很多香港及世界各地的加拿大移民又离开祖国，回家或去了第三国。这些移民大部分是加拿大公民。发言中讨论了他们对自己最后的离开是否满意，以及他们是否都完成了在加拿大没有完成的心愿。他说，加拿大人口正在呈现民族文化多样化的趋势。中国人已经成为加拿大人数最多的有色少数民族。但是，一些因素使他们对加拿大生活的满意程度增长或者降低，这些因素将最终影响他们的去留。董德沃兹教授对此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并在此与大家分享了他的研究结论。
与会者还特别关注了中国移民在加拿大的就业问题。魁北克大学ZHU Nong教授和中国外交学院的张翠珍讲师的论文《中国移民自就业的决定因素》分析了中国移民从事自就业的倾向以及收入的决定因素，认为较高的收入是从事自就业的动因。对大陆移民来说，文化程度较高的移民更倾向于从事自就业，但文化程度对香港移民从事自就业的作用不显著。从收入来看，文化程度仅对从事劳务活动的大陆移民的收入起促进作用，对从事自就业的大陆移民的收入没有影响。但对香港移民来说，无论是对自就业还是对劳务活动，文化程度对收入都起着显著的正向作用。
萨斯喀彻温大学宗力副教授在论文《中国大陆新移民及其在加拿大的就业障碍》分析了大陆专业技术移民在加拿大劳动力市场上就业的不利境况，指出造成就业障碍的某些因素：自身语言上的障碍、缺少在加的工作经验、劳动力市场的因素、以及在中国取得的学历和工作经验不能被承认或被贬值。最后讨论了政策意义。
《移民参与祖国经济：中国和加拿大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则从中国和加拿大两个角度帮助大家理解中国的海外商业，认为具有中加双重文化背景的中国企业家具有三个特点：国际视野、网络方法和综合的管理。这些因素解释了为什么这些企业策略尽管面临挑战仍能够给加拿大和中国带来机会。
对于华裔移民的认同问题，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龙登高教授在题为《在海外重建文化认同与社会网络》发言中，认为共同的经历与利益结合，才是推动移民在海外新建认同与网络的决定性因素，而既有的文化背景只是一种基础而已。文化决定论、中华文化独特论等都是简单的、直观的现象性推论。

三、中国境内的移民问题
中国境内的移民为题，也成为本论坛的议题之一。
河海大学移民研究中心周建博士对中国非自愿移民历史、实践与政策进行了专门研究，内容包括移民安置政策和法律框架、补偿标准、机构以及新近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杜发春副研究员对中国生态移民所面临的挑战及其政策导向进行了分析，认为尽管一些地方的生态移民工程实施后取得了成效，但鉴于生态移民的复杂性，总体而言中国生态移民仍然处于试点、探索之中，在实施过程中还面临着许多挑战：如移民回迁、后续生计、城镇适应和文化传承等。一些地方的移民项目存在着缺乏科学规划、移民安置补偿低、牧民改行择业空间小等问题。有的地方移民后形成新的环境破坏，有的少数民族搬迁到政府免费为他们建的现代化住房，但不久又返回大山，使地方政府官员遭遇尴尬。如何解决生态移民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首先，要从文化视角看待环境问题，保护区域文化生态，动态地把握民族文化多样性现象，对各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态智慧加以系统总结，移民成本应包括经济成本、文化成本、环境成本和心理成本等。其次，推进移民制度创新，建立长效、稳定、自主选择的人口转移制度，移民规划与区域产业布局相结合。再次，探讨建立生态移民的和谐机制及其动态评价指标体系，深化生态移民研究。
随着中国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流动成为中国一种特殊的移民形式，即流动的劳工。因此，少数民族移民在都市中的适应成为社会问题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张继焦研究员对此进行了专门讨论。认为他们在都市中的适应包括两大方面：一是进入都市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适应过程，二是在都市环境中与其他民族的交往、合作和竞争的适应过程。

四、社会政策领域
在社会政策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唐钧研究员在《社会保障与社会和谐研究》中指出，由于中国的公共财政投入有限，在“养老”、“医疗”、“教育”和“住房”这4个方面都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以上海、新疆社会保障改革实践以及新加坡社会保障模式为例，探讨了中国社会保障的改革路径选择，即“基本保险加补充保险”的模式：其中的基础部分可以在人们遇到社会经济风险时保住其生活水平的底线；补充保险部分，则可以形成综合性个人账户，在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可以以按揭方式贷出，用于购买住房、职业培训、子女教育乃至特殊情况下的医疗费用，然后按现行银行贷款利息分期还款。
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林志超博士关于《中国养老金制度的改革与发展》的演讲，认为为建立中国养老保险长效机制，实现养老制度可持续发展，应借鉴国际成功做法，把握总体发展趋势，逐步调整养老基金管理政策，改进基金管理方式，健全市场运作机制，加强内部风险管理，提高投资收益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杨团研究员对城市社区福利服务体制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城市社区福利服务领域，工业市场和政府的内部市场都很难进入。要突破这个症结，需要找到一种需求与供给的聚合与对接机制，这个机制就是公共服务以产业方式提供。
清华大学俞文华教授则关注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对社会政策的影响。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中央和地方分权上，由之初“分权让利”的行政分权，向基于“税权划分”为主的财政分权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分水岭是1994年以实行分税制为代表的财政体制。分税制的实行，在提高中央财政对社会资源调控能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财政失衡现象加剧的局面。尽管分税制对中央和地方的支出权力也做出了粗略的划分，但就社会政策而言，中央和地方的支出权力并没有明确地予以规定。结果，上述财政失衡现象给致力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社会政策的推行，带来了地方政府社会政策支出负担增加与地区之间差距拉大的直接后果。尽管中央财政转移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失衡状况，但仍然难以缓解地方政府日趋沉重的社会政策支出难题，特别是经济落后的中西部省份。最后认为，加拿大经验对目前中国社会政策变革的借鉴意义。

五、教育与反贫困
对于减少贫困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看法。
对于解决贫困问题，加拿大政策研究所项目官员骆菁博士认为，贫穷不仅仅指低收入，而且使人们产生被社会排斥的体验。有七个方面的因素与低收入有关： 1、基本商品与服务；2、可靠的工作和收入；3、舒适和能够承担的住房；4、公共设施齐全，邻居友好；5、健康富有；6、基本人权，或者7、社会网络。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严浩博士则以加拿大扶贫实践，提出“资产建设”路径。认为贫困不仅是一个收入不足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储蓄和资产不足的问题。加拿大资产建设项目在扶贫对象中进行储蓄理财教育的经验值得参考，在现行的培训课程中，适当增加储蓄理财教育的内容，工作人员实时督导，保证扶贫资金的有效使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剑峰博士的题为《就业减贫与保护少数民族平等劳动权益》的演讲，探讨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化过程中，少数民族所面临的困境。在经济市场化过程中，中国少数民族的发展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挑战：一个是贫困问题，另一个是边缘化。这个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导致贫困的长期化和加深化。在农村贫困尚未解决的同时，伴随着体制转轨，城市贫困日益显现。当前在西部城市的新贫困群体主要有两部分构成：一是下岗工人，二是农民工。失业导致贫困。因此，促进少数民族就业在减贫行动中至关重要。在劳动力市场化过程中，少数民族就业面临着挑战，这种挑战一方面来自于自身，另一方面来自于社会排斥。这些情况要求我们的社会政策对此做出反应，以应对挑战，并通过促进少数民族就业的手段，推动减贫目标的实现。
如何通过教育来促进贫困的解决，中央民族大学黄健英博士主要从教育角度，探讨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问题。农村教育已成为缩小地区间、民族间发展差距，实现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的关键因素。基于民族地区农村教育发展的特殊性，在落实“两免一补”的基础上，采取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措施，通过政府有效的政策构建和制度安排，缩小教育发展差距，进而缩小民族间的发展差距。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所项目专家张延竑博士、渥太华大学曹沪华博士，从跨国研究的角度出发，提出提高教育质量与改善教育公平的政策和措施。
中国社会科学院周学文博士阐述了加拿大社会平均主义的表现和特点、正面意义、负面影响以及近年来加拿大社会的右倾化趋势。提出了中国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应该借鉴加拿大的成功经验并吸取其失败的教训。

六、中加经济合作和中国经济发展问题
中加经济合作也是此次会议的焦点。
约克大学教授FROLIC Bernie Michael博士题为《加拿大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从小麦到石油》，回顾了中加经济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以及利益相关者。
加拿大政策研究所SAWCHUK Gary博士为我们分析了中国如何影响加拿大市场中的加拿大经济？指出，自从2000年以来，中国捕获了美国失掉的加拿大市场，这部分市场份额所得比其他所有国家加起来的所得更多（除了加拿大本身）。加拿大本土公司的高价值部门将同样面临来自中国的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些压力来源于中国面向加拿大市场领域的销售。
中国的金融市场在逐步开放，那么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策略是什么？中国如何监管境内跨国银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陈北博士进行了精彩的分析。在对待如何拓展母国在中国的金融业务问题上，外资跨国银行策略不一，这一切给中国金融业既带来了机遇同时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通过跨国银行的准入条件、信用风险的监控、跨国银行在东道国的业务范围、以及现场检查等方面的研究，探讨东道国和母国对跨国银行的监管。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成为本次论坛的一个热门话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丁赛博士对农村地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村人均年纯收入差异及其影响收入差异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性的经验分析，认为少数民族人均年纯收入低于汉族和全国的平均水平。从地域来看，东北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在人均年纯收入上的差异最小；其次是西北地区，西南地区，而最后的位于中南地区湖南省的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影响少数民族人均年纯收入的主要因素是本村所在省的人均纯收入、本村劳动力从事工业的人数占村总人口的比例、少数民族所在的地理位置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
中国商务部国际经济贸易研究院赵萍副研究员对中国的收入差距与消费分层进行了分析，认为经济转轨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逐年持续上升，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与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存在较大差距。中国最富裕的20%家庭的收入占到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50.2%，而最贫穷的20%家庭的收入仅仅占到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4.3%。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小珉副研究员以广西为例，探讨了农业结构调整与民族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深层次关系。
中央民族大学施琳博士以云南红河区为例，认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具有“多型态”特点，经济发展的途径亦有多种选择。

七、加拿大原住民
会议还特别关注了加拿大原住民问题。
关于原住民收入，Wilfred Laurier大学副校长Paul Maxim教授在《加拿大原住民与非原住民收入间的分散化与两极化：收入不平等的分析》一文中，比较分析了薪水分布的范围和这四个原住民工人小群体同非原住民加拿大工人之间的两极分化现象，耐人寻味。
此外，有的学者还关注了原住民的身份和权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姜德顺副研究员的《加拿大土著民艰辛的维权之路》一文，认为加拿大的土著民问题与土著权利和条约权利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这两类权利衍生于两大类法律规章：一类是《印第安人法》及其形成后百余年来的各种修正案，以及经由立法机关制定的一些法案；另一类是在殖民者或加拿大自治领当局代表英国王室与由一些酋长和头人所代表的各个部落土著民之间制订及缔结的条约，以及其他方面之间缔结的有关条约。
北京外国语大学王助副教授在《加拿大土著人身份确认的演变及现状》对新的《印第安人法》中的某些歧视性条款进行了分析，最后还对加拿大土著人身份和中国少数民族身份的确认方式进行了一些对比分析。
南开大学陈•巴特尔副教授对加拿大土著民殖民教育模式进行了文化反思，认为在欧洲殖民统治和加拿大自治领成立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以白人文化为中心的殖民教育模式在土著教育中占有绝对优势。后殖民时代，土著教育的发展要坚持文化平等的原则，解构欧洲中心的文化霸权，建构以土著文化为基础并融合西方科学的新模式。

八、环境政策
当前，在我们居住的地球村里，环境保护已经超越国界，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因此，环境保护成为今天论坛议题之一。
女王大学ANDERSON Bruce教授、MELIGRANA John副教授、项目专家ZHANG Zhiyao博士对于加拿大如何对于水质量管理与环境保护的理论和思想进行研究，以促进中国可持续水质量管理中的社会包容与经济发展。
加拿大一直关注中国的环境问题，并援助实施了若干环境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李宇军副研究员对此进行了专门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周民良研究员从产业格局与区域格局角度，探讨了中国的环境污染。认为从产业角度看，环境污染的扩大显然与工业化的推进有关。环境污染的扩大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控制环境污染政策的失效。如果有自上而下的严格约束政策的推动，环境污染扩大的趋势是可以改变的。
中央民族大学谢丽霜教授认为，随着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深入，伴随而来的“东污西移”使西部开发陷入引资与环保的两难僵局，提出应该建立西进企业环境效应的控制—引导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