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丽
（山东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济南 250100）

[提要] 二十世纪60-70年代，加拿大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由于其颇具吸引力的理论和丰富的实践活动，一度成为妇女运动的主流。本文探讨了加拿大女性主义的实践活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建立了许多妇女组织，组织了包括罢工、示威等形式的活动，并积极同工会等力量联合，从而吸引了大批妇女，在实践中验证自己的理论。
[关键词]加拿大  女性主义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妇女解放运动

Practical activities of Canadian Socialist Feminism
Abstract: Canadian socialist feminism has its own attraction to mass women during the 1960-70s because of its ideology and practic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ractical activities of the Socialist Feminism. They put the theory into practice by means of organizing, strike, demonstration and so on. Thus their theory was confirmed.
Key words: Canada; Feminism; Socialist Feminism; Women’s Movement



一般说来，女性主义既是一个理论流派，又是一种政治实践，而且它作为理论流派和作为政治实践不可分离地联系着。
1966年，英国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朱丽叶•米切尔在加拿大左翼刊物《新左派观察》上发表《妇女：最漫长的革命》（Women：The Longest Revolution）一文。①加拿大左翼妇女紧随其后。1967年秋天，一些既是女性主义者同时又是左翼的妇女开始撰写她们的经历。朱迪•伯恩斯坦（Judy Bernstein）、佩吉•莫顿 （Peggy Morton）、琳达•茜茜（Linda Seese）和米娜•武德（Myrna Wood），这些加拿大学生和平行动联合会（Student Union for Peace Action）的积极分子们，在文章中写道：“姐妹们，兄弟们，情人们，……听着，追随加拿大左翼妇女的足迹去吧。”[1](p. 99)加拿大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实践活动从此发端。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活动领域十分广泛。二十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她们的实践活动已经超越了大学的围墙。从活动范围看，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从大学到社区，整个大陆都有她们的身影。从活动内容看，涉及妇女关心的日托、堕胎、组织工会、建立提高觉悟小组、增加家长津贴等问题。所以，认为它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大城市和大学的观点值得商榷。②

一、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组织数量的增加及规模的扩大

从60年代起，加拿大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逐渐成为妇女运动中颇具影响的一个流派，表现为它的组织数目从无到有，逐渐增加，规模也有扩大的趋势。本文择要分析几个有代表性的组织。
第一个自我定位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性质的组织，是创建于1969年的萨斯卡通妇女解放组织(Saskatoon Women’s Liberation)。创建者是一些主张全体妇女平等的左翼女工。该组织一直存在到1981年，是加拿大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组织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
萨斯卡通妇女解放组织同其他妇女组织有广泛的联系，它关注众多的妇女问题，经常猛烈抨击政府行为。例如，1975年5月，渥太华召开磋商会议，讨论即将在墨西哥召开的国际妇女年会的议题。该组织指出：“我们想要提醒大众注意的是，对于妇女运动屡次提出的问题来说，政府关于国际妇女年会的计划无异于一场笑剧。……政府无意对妇女所受的压迫做任何根本性的改革。” [1](p.64)如此尖锐的批评，深受左翼妇女的欢迎。
1977年10月14日，该组织发表了一份关于妇女运动的形势报告，明确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妇女的真正解放只有在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只有解放妇女才能建成。”该组织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活动。它有四条成员守则，其一是：“成员必须熟读本组织的所有文件，即便私下不同意，公开场合也必须支持这些立场。” [2](p. 6) 这个原则保证了该组织即使内部观点分歧，也能对外保持一致，从而增强了力量。
规模较大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组织是多伦多国际妇女节委员会（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Committee，Toronto），它隶属于妇女地位全国行动促进会（National Action 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Women）。
这个组织成立于1978年，缘于一个庆祝1978年国际妇女节(IWD)的计划。在一系列国际妇女节的评价会议上，许多妇女表示，有必要建立一个把庆祝活动上所讨论的许多观点付诸实践的组织。1979年春夏两季，委员会举行了一系列讨论，力图明确其政纲和策略，最后决定采取联合的基本形式，自我定位为一个包含多个妇女政治流派的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父权制的组织。在它的《团结纲要》（Basis of Unity）中，这个组织阐明了自己的斗争目标和立场：“我们主张妇女要在社会、政治、经济、性别、心理和文化等方面获得完全解放。我们以公开声明的形式反对妇女所受的压迫。……我们发现，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父权制资本主义制度。……妇女的解放必须借助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深刻而激烈的变革才能完成。……另外，在斗争中，我们不能把加拿大政府视为中立的旁观者。……必须把政府看作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法。” [1](p. 284)
多伦多国际妇女节委员会的斗争策略包括：推动多伦多各个妇女组织的联合；把妇女的联合视为超越一切的首要任务；推动女同性恋者在政治上和行动上同这个组织的一体化。后文的实践表明，这个组织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斗争目标。
这个组织吸引了许多来自其他左派组织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求变的女性组织——加拿大当代妇女运动》一书的三位作者南希•亚当森，琳达•布利斯金和玛格丽特•麦克斐尔就是这种典型。“1980年初期，我们三人同时来到多伦多国际妇女节委员会。我们来自妇女运动的三个不同背景：托派左翼，蒙特利尔左翼，多伦多女同性恋者社团。我们都致力于把多伦多国际妇女节委员会建成一个自觉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组织，使其功能更开放，而不仅仅是左派组织。” [1](p. 76)
第三个有代表性的组织，是与工会和其他组织结盟并获得扩大的萨斯喀彻温劳动妇女（Saskatchewan Working Women）。
萨斯喀彻温劳动妇女在1979年9月成立之后，向所有妇女开放，其成员包括“所有赞同组织的工会和非工会人员，有薪和无薪的人员。”它在萨斯卡通、里贾纳、斯威夫特卡伦特和阿尔伯特王子城设有四个分部，影响了加拿大从西到东的几大城市。到1980年，发展了150名成员。它的活动包括：支持女工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关注日托问题，要求政府开办足够的托幼机构，给与有子女的妇女母亲津贴；①鼓励雇用妇女和残疾人的企业行动；结束对有子女人员在工作单位所受的的歧视等。1980-1981年负责萨斯喀彻温劳动妇女的总裁丹尼思•科利（Denise Kouri ）总结了该组织的政纲：
“……我们相信向政府施加压力促其变革十分重要。我们清楚，政府并不想为我们解决问题。……我们并未把劳动妇女的问题严格地等同妇女就业问题，但我们把这一问题放到妇女在家庭和社会整体中的地位这一背景下进行考虑。”[3](p.7)
二十世纪70年代，各派妇女组织和服务机构的数目都有惊人地增长。1969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2个注册的妇女组织，到1974年，发展到100个左右。到1979年11月，全加拿大有39个妇女活动中心，每个省或者地区至少有一个。[4](p. 18)
其中，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影响日渐增强。1972年，加拿大妇女教育出版社首次出版《妇女团结》（Women unite！）一书，书中指出：“加拿大与美国的区别在于，加拿大妇女更习惯于用社会阶级的观念分析女性受压迫的根源。这表明，马克思主义观点已开始在加拿大妇女解放运动中成为中心。”[1](p. 50)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组织的共同特点是：最初由一些关心公众事务的活跃分子（大多是白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组织上对外开放，吸收各种赞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人参加；富有战斗精神，非常关注跟妇女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不拒绝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努力在广大妇女中宣传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主张等。

二、建立工会、组织罢工和示威游行等活动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从一开始就强调妇女运动走出校园，进入社区，关注女工，广泛建立组织，要求从根本上进行社会和政治变革。这样，实践活动逐渐离开了白人中产阶级创建者的初衷，走向更广泛的领域。在70年代，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把阶级和性别问题结合起来。
由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左翼和社会主义的天然联系，对工人运动的支持和参与是其实践活动中十分重要的部分。
1978年，在安大略的弗莱克（Fleck）罢工事件中，尽管警察局动用了五百名警察，支出了200万加元的费用，120名罢工工人（绝大多数是妇女）坚持斗争六个月，抵制住了种种破坏罢工的行为，最终赢得了反对弗莱克制造业限制的胜利。
在这次罢工中，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分子与工会组织联合起来，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工会活动分子马洛尼（Heather Jon Maroney）在一篇文章中强调说：“……妇女在罢工中富有战斗性的行为，是对当前资本主义社会性别劳务分工的真实挑战。在弗莱克罢工中，罢工工人明确地把这些挑战联系在一起。…… 她们得到的教训是，在合适的政治条件下，妇女的自觉组织将会在斗争中使女性主义意识和行动激进化、自觉化、扩大化。”[5](p. 94)
在男子举行罢工时，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分子还积极动员他们的妻子组成支持罢工的后援组织，以提高妇女的整体觉悟。1978年在萨德伯利（Sudbury）罢工中，罢工者的自愿者组织——妻子后援会(Wives Supporting the Strike)，就是其中一例。
工会活动分子阿加•莱尼（Arja Lane）也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她认为“同妻子后援会一道工作是一种政治化的经验。……对许多人来说，这是她们第一次开会，第一次暴露劳资关系的‘怎么样’、‘是什么’和‘为什么’。我们在开会和参与某些事件的所见所闻，学到的技巧，都使我们有能力应付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6]另一名妻子后援会的成员描述了这种组织经历对她的生活的影响。她说：“罢工之后，我丈夫用全新的眼光看待我。他听任我在会议上大声讲话，允许我自己去多伦多参加集会。我意识到我在这个家里有了更多的权利。”[6](pp. 330-331)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组织还围绕妇女堕胎问题举行过大规模示威活动。堕胎在二十世纪70年代早期成为各派妇女关注的一个问题。1968年，传播节育知识在加拿大还是非法的，麦吉尔皇后大学学生会悄悄出版的《节育手册》（Birth-Control Handbook）一书，迅速成为全加乃至全北美最畅销的地下读物。妇女们认识到，身体是自己的，堕胎是妇女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
1969年，加拿大联邦政府批准成立了一个堕胎医疗委员会（Therapeutic Abortion Committee），宣布出售节育器具、传播节育知识和堕胎为合法；但是妇女堕胎必须经过该委员会核准，否则仍被视为违法，从业医生要受到法律处罚。这被称为“联邦堕胎法”。妇女们对该法案非常不满，因为按照该法律条文的限制，要取得合法堕胎权的机会微乎其微，要堕胎就必须去非法的小诊所。由于小诊所医疗条件的限制，许多妇女因而丧命。从1970年起，加拿大妇女开始组织各种反堕胎法活动。2月14日，在温哥华举行了第一次要求废除“联邦堕胎法”的示威活动。4月，温哥华妇女决策委员会要求妇女们参加从温哥华到渥太华的穿越加拿大的“反堕胎法大游行”。她们声称：“我们认为，加拿大政府跟加拿大妇女正处于战争状态。如果政府在1970年5月11日下午三点之前不采取措施满足我们的要求的话，我们将被迫对加拿大政府的宣战做出反应。”[5](p. 94) 示威途中，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呼吁废除堕胎法。妇女在游行中抬着一具象征着在非法堕胎中死亡的妇女的棺材，从温哥华经坎卢鲁斯，埃德蒙顿，里贾纳，温尼伯，莱克海德，多伦多，最后到达渥太华。她们集中在议会大厦外，坐在参观者长廊下，结成人墙，造成了一定的声势。
萨斯卡通妇女解放组织积极参与了这次示威的组织活动。它在1970年11月的声明中总结了这次活动的影响：“在加拿大，反堕胎法大游行是整个妇女解放运动的催化剂，催生了许多新组织，提高了妇女对团结力量的认识。” [7](p. 21)妇女们认识到，她们所受的压迫的根源在于父权制资本主义政府。虽然这次示威在当时并未达到预期目的，但是广大妇女不断斗争，又经过大约十数件案例的判决后，1988年，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定联邦堕胎法违宪。

三、呼吁各派联合及同其他力量联合

70年代，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已经认识到，妇女运动内部的团结以及妇女运动与其他社会运动进行联合，都是十分重要的。多伦多国际妇女节委员会的《团结纲要》（Basis of Unity）最早明确了这一点。它指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需要的盟军，首先应该在目前组成妇女运动的各个组织中寻找。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希望同所有那些反抗妇女所受的压迫的力量合作。工会是妇女解放的一支特别重要而有力的盟军。”[1](p. 284)
因此，在各项重大活动中，社会主义女性主义都试图成为连接女性主义各派的桥梁。与此同时，工会活动家们也试图同妇女运动结合，建立广泛的具有工人阶级意识和女性主义思想的基础组织。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多伦多国际妇女节委员会和一些工会组织结成联盟，如安大略省的“劳联”下属组织和新民主党的组织，女工工会等。正是这些组织的共同努力，才使得女性主义社团旗帜鲜明地支持罢工活动。
多伦多国际妇女节委员会通过“三八同盟”把自己的观点传播给其他妇女组织。“三八同盟”是多伦多妇女庆祝国际妇女节的一个同盟组织；在1979－1984年间，多伦多国际妇女节委员会在同盟中起着领导作用。从1978年开始，大批妇女组织起来，充当一系列“妇女罢工”——比如弗莱克罢工和普泰克斯罢工的纠察队或直接参与罢工。同一年，加拿大劳工联合会（Canadian Labour Congress）召开第二届女工会活动积极分子大会；在魁北克，共同阵线赢得了妇女产后二十周的带薪假期，同时父亲也可以享受五天的带薪假期；1980年，安大略劳联（Ontario Federation of Labour）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日托运动。[1]（p. 80）多伦多国际妇女节委员会积极参与或组织了这些活动，它被许多安大略进步人士视为基层女性主义的重要声音。①
同时，萨斯喀彻温劳动妇女也积极同工会联合。它在1979－1980年的年度报告中指出，其劳工团结委员会与下述组织有联系：萨斯喀彻温政府公务员联合会，加拿大邮递员工会，加拿大公立医院从业者工会，以及加拿大公众服务业联盟。[3]像多伦多国际妇女节委员会一样，萨斯喀彻温劳动妇女并不限制成员参加工会的斗争。其成员有的参加了当地的托幼联合会，有的参加了津巴布韦籍日托工人穿越加拿大的倡议会议，有的积极关注阿尔伯特王子城地区的妇女抗议削减失业保险金大额活动。多伦多国际妇女节委员会和萨斯喀彻温劳动妇女都代表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组织同工会和其他力量联合的趋势，显示出妇女运动逐渐走向成熟，政治目标逐渐深化。

1975年之后，加拿大基层女性主义改变了策略，不再注重各派的多样化，而是注重联合，注重广大妇女的政治化。虽然各派的争论和差别并没有消失，然而各派都在寻求建立一种更具公众化、更能提供参与机会、更具对抗性的活动方向；也都认识到，妇女运动必须共同协作，才能有效地挑战现存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作者简介]齐丽（1969年—）200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参考文献：
[1] Nancy Adamson, Linda Briskin, Margaret McPhail, Feminist Organizing For Change:TheContemporary Women’s Movement in Canada [M].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SWLPapers,ConstitutionalProposal,Jan.1978.[DB/OL]http://www.biblio.uottawa.ca/archives/cwma-acmf-e.html.2005-5-15.
[3] SWW Papers, Draft of Opening Remarks by Denise Kouri for SWW,1981Convention.[DB/OL]http://www.biblio.uottawa.ca/archives/cwma-acmf-e.html.2005-5-15.
[4] A test of Unity: Lesbian Visibility in the British Columbia FederationofWomen,1974&1975.[DB/OL]http://www.biblio.uottawa.ca/archives/cwma-acmf-e.html.2005-5-15.
[5] Heather Jon Maroney, Feminism at work [A].Heather Jon Maroney & Meg Luxton. Feminism and Political Economy [C]. Toronto: Methuen, 1987.
[6] Arja Lane, Wives Supporting the Strike [A]. Linda Briskin & Lynda Yanz. Union Sisters [C]. Toronto: Women’s Press, 1983.
[7] SWL Papers, A Proposal for Action-By the Birth- Control & AbortionofSWL,Nov.1970.[DB/OL]http://www.biblio.uottawa.ca/archives/cwma-acmf-e.html.2005-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