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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淼

（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系，河北 保定 071000）

[提要]加美关系长期处于北大西洋三角关系框架中，战后初期，最终转变成为以加拿大对美国依赖为特征的加美特殊关系，双边关系密切，但时有分歧。在对美政策上，国力较弱的加拿大面对强邻霸国维权不易。
[关键词]加美特殊关系，民族主义，特鲁多
Canadian-American Special Relationship
in the 1950s and 1960s

Abstract: Canadian-American relationship shaped in the North Atlantic Triangle a long time,and the relationship finally turned into the Canadian-American Special Relationship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Cold War. It is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that Canada has depended on the United States.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has been very close, but sometimes there have been some disputes between them. Canada is weak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so it is very difficult that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have protected Canadian rights and interests.

Key Words: The Canadian-American Special Relationship,Nationalism,Trudeau


回顾加美关系史，从18世纪后期起，加美关系就长期处于英、美、加北大西洋三角关系框架中，随着三方经济政治的不平衡发展，北大西洋三角关系框架渐趋解体，加美两国逐渐接近。两次世界大战推动了加美双边关系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中期加美关系最终演变成为以加拿大对美国依赖为特征的加美特殊关系，双边关系密切。在特殊关系框架之下，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可以称之为战后的“前特鲁多时代”)加拿大放弃了均衡外交，推行“悄悄外交”战略。它将美国作为强大后台以保护自己，并且于冷战中加入美国一方，在主要国际问题上支持美国，同时保持适度的自由。双边关系更加密切，但时常出现分歧。加美特殊关系既协调又矛盾，“协调”与“矛盾”此消彼长，而当“矛盾”一方占优势之时，加美关系便屡起波澜。特鲁多对美外交政策调整即是其结果与表象。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苏之间的全面冷战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地近苏联，又紧接美国本土之北，因此作为一个中等规模的西方发达国家，它需要依靠美国来庇护自己以抵制苏联的军事威胁，同时它对于美国来说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此基础上加美建立了全面合作的战略同盟关系。双边关系以“协调”占优势。
在经济上加拿大鼓励美资进入，美资继续大规模涌入加拿大，双方贸易稳步增长，对美贸易额在加外贸总值中的比重提高。其中出口额比重在特鲁多执政初期的1971年达到了67.8%,进口额比重则达到了70.2%。[1](p.25)同时双方经济合作深入发展。例如在水利方面双方的合作结出硕果，1959年由加美合作进行的圣劳伦斯河航道治理工程完工，1961年双方就联合开发哥伦比亚河进行水力发电建设签订了协定。而此时期加美经济合作的最重要成果是1965年的加美汽车协定，双方实现了汽车产品及其零部件的免税自由贸易。1965年汽车协定打下了日后双方全面自由贸易的基础，推动了加拿大汽车工业的迅速发展，汽车制造业成为加拿大工业的支柱产业之一。同时加美还合作开发加拿大的自然资源，双方合资开采铁矿和铀矿，进行规模庞大的泛加拿大天然气管道工程，加拿大矿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美国也获得了重要的战略物资，这对双方来说是互利的。依靠美国的雄厚经济实力，加拿大得以保持自身经济繁荣。
在政治军事领域加拿大支持美国对抗苏联的军事威胁，加美军事合作进一步加强。加拿大在北约中积极承担义务，与美国保持协调。双方防务更加一体化。1957年加美为防御苏联空中威胁签订了“北美空防协定”，翌年联合建立起“北美空中防卫司令部”（NORAD），该司令部由美国将军担任最高司令官，由加拿大人担任副职，司令部设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加拿大派出空军参加空防值勤飞行。[2](p.74)50年代加拿大还参加建立了北美雷达警报系统，由于建设和管理之需美国军事人员得以常驻加拿大，美国加强了自己在北美大陆北部的军事存在，在北美防务上加拿大受到美国控制。自1959年起双方共同实施“军工生产分享计划”（DDPSA），加强军工合作，“从而在北美形成了一个军工生产方面的共同市场。”[8](p.53)按照协议，美国每年购买一定数量的加拿大军工产品，加拿大在从中获益的同时，也以自己的工业支持了美国。1963年加拿大甚至同意其派驻北约的军队部署美国的核弹头。在古巴危机和越南战争中，加拿大虽然出于己利也有一些不同想法，但是最终也主要是站在美国一方，偏袒美国。

挑战与机遇
㈠挑战—加美关系的不对称性
关于战后加美关系的特点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加美关系的特征是冲突与合作，它们之间的特殊关系可以形容为“持久的友好关系、不断的紧张状态”[9](p.9)；另一种观点认为加美关系是以加拿大对美国一定程度上的依赖为特征的，甚至指出加拿大是美国的一个卫星国。两种观点比较，可见前者态度温和，后者立场强硬,批评一针见血；前者所看到的是特殊关系的表象，后者是其实质。加美特殊关系的“特殊性”具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指在加拿大所有的对外关系中以加美关系最为重要，加拿大必须特殊加以对待；另一方面则指加美关系是建立在加拿大对美国过度依赖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特点有别于加拿大的其它双边关系，加美双边关系的密切发展是以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不断加强为基础的，这也是加美特殊关系的“特殊性”所在。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加美关系可以视作一种发达国家之间的“南北关系” ，加拿大的相对弱小及其对美国的过度依赖使它具有“南方国家”（不发达国家）的某些特征。
就加拿大而言，它的国土广阔，面积达995万6千多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二位。而在如此辽阔的土地之上，只有2160万人（1971年1月数字），人口不多。这两个数字决定了加拿大的基本国情。首先，加拿大地大物博，资源非常丰富。从矿产资源来看，其非能源矿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三位，是最大的矿产品出口国。主要矿产资源如煤、铁、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等储量丰富，很多重要战略资源蕴藏量居世界前列。其中煤储量869亿吨，铁矿储量约284亿吨，石油蕴藏量约11亿吨，天然气蕴藏量2万5千亿立方米，铀矿储量约40万吨。石油与天然气出口是加拿大贸易顺差的重要因素。加拿大森林覆盖率达46%，其森林保有量约占世界森林总量的十分之一，有木材230亿立方米。森林资源对加拿大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加拿大拥有9亿多公顷土地，虽然由于气候、土壤等原因只有14%适于发展农业，但是加拿大仍然是一个农产品丰富的国家，它是世界上重要的粮食出口国。可见，在一定程度上加拿大是一个资源出口型的国家。
其次,加拿大只有区区2千多万人口，人少地广。其结果，一方面是加拿大的人均资源占有率很高，这是加拿大繁荣富足的物质基础和天然优势，另一方面人口过少也导致了人力资源短缺，国内市场狭小，这是制约加拿大经济发展的一个致命因素。因此在加拿大对外关系史上，移民与贸易一直是两个重要内容。移民国家是加拿大的基本特征，而发展贸易却是加拿大的立国基础之一。加拿大以贸易立国，对外贸易弥补了自身不足，为加拿大赢得了财富，推动了它的发展。但对外贸易受国际环境的制约，具有波动性。为了确保加拿大对外贸易的顺利进行，加拿大政府一直在努力寻求创造一个稳定有利的对外贸易环境，加拿大的外交政策趋向在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此。加美特殊关系的建立是加拿大贸易立国政策的最终体现。
“美国是加拿大的唯一近邻。” [8](p.52)它与加拿大之间拥有一条漫长的陆地边界，双方之间交通便捷。美国领土规模与加拿大相当，国土面积达936万3千平方公里，位居世界第四。它的人口有两亿多，数量是加拿大的十倍，地广人众。美国还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最为富裕的国家。对于加拿大而言，毋庸置疑美国是加拿大天然的亲密贸易伙伴，与美国发展贸易关系得天独厚。人口众多、先进富庶的美国既是一个具有巨大消费能力的稳定市场，又是一个拥有各种先进知识资源和庞大富源的“美味蛋糕”。吃下这块蛋糕，不但可以充饥，而且营养丰富，极其有利于加拿大自身的发展。同时对于美国而言，加拿大又是一个十分便捷的资源供应地和稳定的投资市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特殊经贸关系便建立在这种互补互利的基础之上。对美贸易自然成为加拿大对外贸易的核心，这对于视对外贸易为本国经济发展生命线的加拿大来说，在其对外决策中，“美国”便无处不在。加拿大政府在外交事务上不得不考虑美国的影响，因为加拿大在经贸领域有“求”于美国，加美特殊关系以前者对后者的依赖为特征。
二战后的加拿大与美国虽然同属发达工业国，但是两国国力相差悬殊，加拿大的综合实力只及美国的十分之一。可见加弱美强，且强弱分明，前者对后者不足以构成威胁。弱国无外交，弱国利益在强权面前自然无从谈起，加美双边关系显然是不对称的。美国并不注重对加关系，加拿大充其量是它的稳定有利的邻近经济市场和可靠的地区性政治军事盟友，美国的对加外交策略就是要给予加拿大一定的经济收益和活动自由（当然绝不能影响美国的利益），以拉住加拿大。实质上美国视加拿大为自己的一个北方卫星国。更为重要的是加拿大经济严重依赖美国，加拿大是美国的经济附属国。美国在加拿大的投资占加拿大外资总额的80%，占美国在海外投资的1/3，超过美国对西欧的投资总额。美国垄断资本势力对加拿大经济广泛渗透，美资几乎完全控制了加拿大的汽车工业（96%），同时对其它部门的控制程度也居高不下。到1968年，美资控制了加拿大橡胶（84%）、机械制造（64.8%）、电气（58.1%）、石油和煤炭（76.4%）等工业[7](p.100)及铀与稀有金属的开采。外资的注入虽然为加拿大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但是也导致加拿大的国民经济命脉掌握于美国财团手中，加拿大经济独立性受到影响，民族经济发展受阻。从1945年到1970年，加拿大负债达到400亿美元，其中4/5源于美国[7](p.100)，美国是加拿大的最大“债主”。而且加拿大的本国资本供给不足，经济发展严重依赖美国资本。一旦美国经济发生波动，加拿大经济必然受到影响。
如上所述，加拿大人口少，国内市场狭小，为维系发展须以贸易立国。其对外贸易总值约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30%，对外贸易的70%同美国进行，可见其经济增长严重依赖美国市场，对美贸易关系到加拿大的国计民生。双方之间的贸易结构亦不合理，除了进行汽车产品贸易外，加拿大对美国的出口主要集中于自然资源产品和粗加工的制造业产品；而它从美国进口的则主要包括生产耐用设备、机械、精密仪器、计算机等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可见，加拿大实际上是美国的经济殖民地，在经贸领域，前者对后者的依附性很强。加拿大经济具有“南方国家”的一些特征。
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注定会影响到政治、军事乃至文化等方面。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加拿大与美国之间虽然存在着分歧，但是对于美国的颐指气使也无可奈何。例如在对华关系问题上，由于美国的反对，使得加拿大在对华外交决策上犹豫不决，几次建交努力都因美国阻挠而中途废止，因此“在1970年以前，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外交和战略问题，不时出现在加拿大人面前。”[5](p.67)同时在军事问题上，美国的军事控制日益加强，加拿大的反控制努力举步维艰，迪芬贝克 与肯尼迪在加拿大是否接受美国核武装问题上争吵不已，最后加拿大（皮尔逊政府）还是做出了让步。在文化方面，加拿大也面临着美国文化大肆入侵的威胁。例如在文化传播领域，据统计，在加拿大观众所收看的电视节目中，美国编制的约占75%，加拿大电影院所上映的影片大部分来自好莱坞，而超过80%[12](p.54)的电影院（其中包括一些最重要的）掌握在美国公司手中。这引起了一些加拿大人的不满，他们认为，加拿大的文化正在被美国的文化所吞噬。而且伴随着美国文化的渗透，大量精神糟粕开始腐蚀加拿大的传统文化。这一切激起了加拿大一些有识之士民族主义的警觉，一场加拿大化运动开始酝酿。
而且雪上加霜的是，1971年美国的对外贸易收支出现了巨大逆差 ，同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宣布实施对外国商品加收10%附加税[6](p.244)的新经济政策，以改善其国际收支状况，保护本国市场，促进经济发展。这项政策导致了加拿大27亿（加）元的损失 ，这在加拿大人自己看来，等于宣告战后建立起来的特殊经济关系的完结。而且由于美国与其它西方国家特别是日本的贸易关系日益密切，使美国政府更加注重同日本等国家的经济联系，尼克松认为：“日本是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4](p.185)总之，特鲁多上台后已无法回避加美关系中的这些问题，他的政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困难面前特鲁多必须当机立断，加以应对。
㈡机遇—有利的国内外形势
如前所述，美国的过大影响引起了加拿大有识之士的担忧。上个世纪60—70年代加拿大国内民族主义思潮高涨，加拿大人的民族自立意识加强，“独立自主”思想逐渐深入人心。1972年一项民意测验显示，有67%的加拿大人认为在加美资已经足够多了，而1964年这个数字仅为46%。[9](p.266)从1969年到1972年，持“美资对加企业的控制权不利于加经济发展”观点的加拿大人所占比例从34%上升到47%。[9](p.266)反对美国控制以及反对美国霸权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浪潮此伏彼起。而且60年代末加拿大公众开始倾向于更加自由、更加开放、更具有创新精神的政治生活，对保守的、一味追求调和与平稳的传统政治愈加不满，加拿大社会人心思变。这两种国内因素的结合有力地推动了特鲁多的对美外交政策调整。
在国际上，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格局（特别是经济格局）开始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舞台上各种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美苏之间轮番升级的军备竞赛和全球争霸直接导致了美国国力的相对削弱。西欧、日本力量的崛起，有力地牵制和冲击着美苏两霸的扩张性势力。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开始明显衰落，经济上的绝对优势已不如往昔。从各国占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以1948年同1970年相比较，美国由54.6%下降为37.8%，联邦德国由3.6%升至10.1%，日本由1.2%升至9.5%。战后形成的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国际货币体系于70年代初瓦解，这是美国经济霸权急剧衰落的重要标志。西方各国力量的消长使西方世界的政治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加拿大外交面临着新的机遇。
同时第三世界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此起彼伏，亚非拉各国民族主义运动迭起，一些国家相继发生了反对美国霸权的改革乃至革命。例如，在美洲大陆的另一半—拉丁美洲，60年代以来不论是民选政府还是军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都具有民族主义倾向，这与其民族经济的发展是相适应的。他们都要求进一步摆脱美国的控制，奉行独立自主和多边外交的对外政策，积极发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加强拉美国家之间的团结，力图用“一个声音”与大国对话。1969年5月，21个拉美国家的外交、财政部长在智利的比尼亚德尔马市召开排除美国参加的拉美特别协调委员会会议，主张运用拉丁美洲的观点、方式、特点和力量来解决拉丁美洲自身存在的问题。这次会议反映了拉美国家推行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愿望和决心。1967年拉美14国签署的《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具有积极的反霸意义。
特鲁多执政初期，在智利还发生了阿连德 政府的改革。二次大战后，智利长期处于美国垄断资本的掠夺和剥削之下，60年代的民主改革都是半途而废。1970年9月大选时，社会党、激进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统一人民运动和独立人民运动等左翼政党组成了“人民联盟”。“人民联盟”的总统候选人、社会党领导人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为总统。阿连德推行反帝、反殖、捍卫国家主权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政策。1971年7月11日智利议会通过了实行矿藏国有化的宪法修改草案。阿连德政府于同年11月把美国资本和其他外资占有的铜、铁、硝石等矿业全部收归国有。又以征收、接管、征用等形式，将数十家本国资本和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实行国有化，并把7月11日定为“民族尊严日”。智利人民称这次国有化为“第二次独立”。与此同时，阿连德政府坚决奉行维护200海里海洋权的立场。在外交方面，智利政府坚定推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坚持维护自决权和不干涉原则。1970年11月12日，智利政府同古巴恢复了外交关系；接着，又同中国、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阿连德政府得到了加拿大左翼力量的“潜在的同情”[3](p.124)。
拉美地区是美国极力控制的战略后方，在那里美国势力独大。拉美国家独立自主意识的增强影响巨大，它们反对霸权主义的活动有力地打击了美国强权。这表明，在美洲大陆美国也不能为所欲为，加拿大人并非没有机会回击美国。而且自60年代末起以至整个70年代东西方关系出现了缓和局面，也有利于扩展加拿大的外交空间。国际形势的这些新变化要求加拿大必须调整政策，更加依靠自身力量和主动性解决问题以保护自身利益。

总之，在前特鲁多时代随着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不断加强，加拿大的“美国化”日益严重，它的独立自主地位受到了影响，加美之间在一些问题上时有分歧，双边关系中“矛盾”一面逐渐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民族自立意识进一步增强，要求改变自身不利状况的呼声迭起。同时国际局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加拿大外交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这便是特鲁多对美外交政策调整的国内外历史背景。
[作者简介]于淼（1980 - ），男，河北保定人，硕士，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系教师，主要从事加拿大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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