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英华

（上海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200240）

【提要】加拿大英语，通常称之为“马赛克英语”或“鸡尾酒英语”，它作为一种后殖民主义的产物，受到了加拿大独特的历史、文化的影响。本研究将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揭示加拿大英语的语言特色及其形成和变化和动因。研究表明，引起加拿大英语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殖民历史、政治背景、经济发展、文化传播、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移民、教育和民族主义。以上各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上，在加拿大英语发展过程中互相交织、互相影响。
【关键词】加拿大英语，因素，形成，变化

A Study on the Driving Forces in the Shaping of Canadian English
Abstract: Canadian English, commonly called “mosaic English” or “cocktail English”, is an outcome of post-colonialism. Canadian English has received its particular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nfluences in its development as a new English variety. The research is conducted in the descriptive and historical approa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inguistics. The study finds out that the factors which lea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anadian English include: colonization, political kinship, economic motive, migration, education, mass media, geographic location,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nationalism, all of which are interwoven and interactive to some degree.
Key words: Canadian English, Factor, Shape, Change


一、引论

今天，英语作为一种世界通行语在五大洲、被几亿人口所使用。英语在不同的社会中会有不同的功能，它时而是母语、第二语言、官方语言，时而又用于教育、科学、或商业。
大多数人会把英语与英国联系起来，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当今世界中所使用的英语，我们不难发现，随着其使用功能或者所接触语言的不同，英语会产生巨大的变化。有时我们甚至很难去定论一种语言是不是英语。在语言学界，关于语言的划分，也会有不同的标准，可以是语言学的标准、也可以是以社会政治因素来区分。其中有一种方法是根据语言被使用的地区来划分，简而言之，就是根据不同国家来划分不同语言。
加拿大英语，虽然使用于地域广阔的加拿大，它仍然是一种容易被忽略的英语。一些方言学的观点认为加拿大英语不能算作一种独立的英语类别。事实上，Lilles[1] (pp.3-10) 曾声称根本没有“加拿大英语”，这种概念的产生只不过是为了加强加拿大的国家身份。他指出加拿大英语缺乏语音和正字标准，且只拥有微小的加拿大词汇。Sutherland[2](pp.19-20)马上驳斥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加拿大英语不仅仅只是“地区语言的综合”，词汇和正字标准也并不能作为划分语言的唯一标准。也有研究认为加拿大英语的一些特征正在消失，并向美国英语同化。总之，加拿大英语的地位始终备受争议。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语言学家对加拿大英语的语言特征已经有过一些较为系统的研究，但是就加拿大英语如何成形这一领域，可以说几乎是一块处女地。
上世纪60年代起，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从传统的规定性转向描述性，这一转变大大发展了对语言种类的研究。本文将结合描述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方法，研究在社会背景中的加拿大英语。通过比较加拿大英语和其他种类英语的语言特征，作者试图找到加拿大英语形成和变化过程中的动力因素。在这里必须指明的是，本文中所提到的“加拿大英语”是指英语加拿大地区所使用的英语，以多伦多英语为代表，区别于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及其他移民社区中所使用的英语。此外，作者也希望本文作为对加拿大英语的定性研究，能丰富英语种类的研究，并为语言变化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论文旨在找出加拿大英语形成过程中的历史、社会、文化等因素，因此论文将采用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同时，由于客观条件所限，这篇定性的论文主要建立于对二手数据和材料的整理和分析之上。此外，论文主要是从宏观的视角探索加拿大英语。

二、关于英语种类的研究

对不同种类英语的研究直到描述语言学的时代才开始受到普遍关注。一、二十年前，英国英语及其伦敦音还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英语，然而今天，美国英语已成了大热门。举个简单的例子，在1990年代初期，伦敦音是中国的大学入学考试英语听力中唯一采用的发音，但是如今，美国发音已经在入学考试中平分秋色。在语言学界，爱尔兰英语、新加坡英语、非洲英语等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那么，规定语言学究竟是如何走向描述语言学的呢？
规定语言学曾一度受到大力推崇，由此而产生了诸如Samuel Johnson 1775年的正音词典、Robert Lowth 1762年的英语语法词典等一系列词典，以此规定什么是“正确”的英语，什么是“错误”的英语。直到20世纪中叶，规定语言学开始受到质疑。一方面，规定语言学过于拘泥于形式。它致力于用公式来证明其假设或理论，因此对数学有很高的要求，看起来“高深莫测”，从而使许多研究者“望而却步”。另一方面，规定语言学也被认为十分“教条主意”，缺乏真实的例证，过于狭隘地忽视了语言的多样性。
20世纪60年代，描述语言学一说开始被语言学家接受。随着“描述性”一词内涵的延伸，现在它常和“语言的‘事实’”这一概念联系在一起，不论其正式或非正式。现在，描述语言学的任务通常被理解为“观察和分析实际发生的语言现象”。虽然很多人依然鄙视“不标准”的语言形式，但从描述语言学的观点来讲，“不标准”的语言和“标准”的语言是同样“正确”的。
几个世纪之前，英语仅仅属于大不列颠群岛，而现在，各种新兴的英语种类正在不断涌现。语言学把这些“新式英语”大致分成三类。第一种新式英语就是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当操不同语言的人群为了贸易等目的，经常性地试图沟通，就产生了皮钦语。皮钦语通常只具有简化的语法和有限的词汇，是一种处于较为原始状态的语言。皮钦语不是一种母语，而当它渐渐成为一群人的母语，拥有固定的语言使用群体时，就产生了“克里奥尔语”，比如牙买加克里奥尔语，夏威夷克里奥尔语等。虽然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是不成形的语言形式，但是它们对语言演变，尤其是语言产生的研究，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第二种新式英语是“新英语”。Platt, Weber 和 Lian[3](pp.2-3)在《新英语》一书中对它有过详细的定义。综合来说，“新英语”就是主要通过教育而传播，通常是一个国家的官方语言，占主导地位，但是该国家还拥有另一种被广泛使用的本土语言，比如新加坡英语、印度英语、非洲英语等。第三种新式英语是除英国英语以外的其他本土化英语，典型例子包括美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新西兰英语和加拿大英语。在这些国家，由于殖民和移民的因素，不同口音的英语混杂在一起，久而久之，也开始具有其独特的语言特征，从而产生新的英语种类。
加拿大疆土辽阔，有着丰富的地形地貌，虽然人口不多，却拥有几十个民族。因此，不论从语言构成还是社会经济角度来说，加拿大的多元性和复杂性都是勿庸置疑的。加拿大是一个双语国家，英语和法语同为官方语言，但是，如果撇开魁北克省，英语仍是加拿大人使用的主要语言。根据1981加拿大人口普查，在魁北克省以外地区，84.2 % 的加拿大人的母语为英语，母语为法语的仅有4%[4](p.91)。
“加拿大英语”一说最早出现于1857年，也就是加拿大联邦独立的十年前。有人说这种说法只是为了强调突出加拿大的国家概念，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加拿大英语。然而，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加拿大人逐渐开始编写他们自己的词典和教科书。较之美国和澳大利亚，对加拿大英语的研究起步很晚。美国自独立战争和内战结束以来，就掀起了研究美国英语的热潮，澳大利亚英语也早在1826年开始被研究，而加拿大的第一个语言学协会直到1954年才成立。虽然关于加拿大英语，较为系统的研究已经展开，也有了不少成果，但是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加拿大英语及其成因的研究仍然十分缺乏。

三、语言变化过程中的因素

考虑到论文旨在研究加拿大英语形成变化的推动因素，所以有必要在这一节综合回顾一下语言学家曾提出的影响语言变化的因素。语言变化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概念，其中包括语言传播和语言变异。由于加拿大英语是一个殖民和移民的产物，语言传播和语言变异更是密不可分。
Brosnahan[5](p.20)提出有四种因素会导致语言传播：1）军事占领；2）长期的军事统治；3）政治统治；4）经济因素。Cooper[6]继续提出城市化或工业化、经济发展和教育进步也会引起语言的传播。Fishman[7]认为宗教和政治姻亲关系也是影响语言传播的因素。同时Fishman还补充说明，以上各种因素都是相关的，共同作用于语言传播。
关于引起语言变异的因素，Aitchison[8](pp.281-303) 总结了三个主要因素，即流行、外来影响和社会需要。流行是语言变异的触发点，但往往流行的背后有更为深层次的潜在因素。外来影响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社会中已显得越来越重要。而社会需要则也是功能语言学的重要观点之一。此外，民族主义也是促使语言变异的因素之一。语言是民族、国家的象征。人们对自己语言的重视程度也反映了他们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重视与否。在李晔的硕士论文中就曾提到过美国英语的快速发展与美国人民精神上要求独立于英国殖民的民族精神是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影响语言变化的因素可以分为以下五个类别：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心理因素。在下一章中，我们将基于以上讨论，仔细探究加拿大英语的特点及其形成和变化的因素，并试图发现是否还有其他因素会导致语言变化。

四、加拿大英语形成和变化的因素

“加拿大英语”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义。描述加拿大英语的一种方法是把它称为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的混合体。举例来说，加拿大人叫“卡车”为“truck”，而不是“lorry”；加拿大人有些词采用英式拼写，如“labour”、“colour”、“cheque”，而有些却采用美式拼写，如“plow”、“draft”、和“program”。加拿大人的英语发音虽然趋于美国化，但有时也有英式发音的影子。
然而，也有许多专家并不认同“混合体”一说，因为他们观察到加拿大英语本身也有许多词汇、句法和发音习惯，区别于英美两国。因此，加拿大英语即便是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的混合体，也不仅仅是如此而已。
概括以上两种观点，在这篇论文中，加拿大英语将被定义为“以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为主，多种其他语言元素共同存在”的英语种类。社会语言学的观点认为，语言变化是社会变化的产物。那么，是哪些因素促成了加拿大英语得以有如此特征呢？
语言变化决不是简简单单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的突然转变，也不是某一个社会事件的单一结果。语言变化的背后总是有着许许多多，直接或间接的因素共同作用，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辅相成。既然我们已经定义加拿大英语为“以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为主，多种其他语言元素共同存在”的英语，那么，在下面的几个章节里，我们将详细讨论是哪些因素分别造成了加拿大英语中的英国特色和美国特色，其他共存的语言元素又是何以产生形成的。
在加拿大曾经历过一次全国范围内的争论，称之为“‘－our’大讨论”。1998年《加拿大媒体》提出“honour”和“colour”的拼写应改为“honor”和“color”。这一倡导顿时掀起渲染大波。加拿大的权威报纸以及辞书机构认为加拿大人应遵循原先的英式拼法。大讨论的结果以“－our”的胜利而告终。
虽然这一小小的插曲并不能遮盖“加拿大英语更倾向于美语”的事实，但是它至少反映了英国英语的传统在加拿大英语中是根深蒂固的。这种根深蒂固来源于以下几个因素。
早期及长期殖民
《英语：历史、多元性和变化》[9](p.185)中写道，殖民的语言学结果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新的英语种类的出现。无疑，导致加拿大英语兴起的最大因素便是殖民。加拿大早在15世纪末就被英、法两国发现。虽然法国率先在加拿大的土地上建立了殖民区，但是在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后，加拿大东部的土地几乎都为英国所有。大不列颠帝国在加拿大的殖民史长达400年，势力范围涉及今天加拿大的大部分省，包括安大略、纽芬兰、新斯科舍、曼尼托巴、不列颠哥伦比亚及魁北克。
由此可见，英国在加拿大长时期、大面积的殖民使得大英帝国的语言几乎渗透了这片新土地的每一个角落。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加拿大英语扎根于英国英语的原因。
联邦独立后的政治结构
1867年加拿大独立，然而，作为英联邦的成员国，加拿大虽然享有独立主权，但其政治和法律机构都是以英国为模板而建立的。因此，在政法领域，加拿大英语大多借用了英国英语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在1867年加拿大颁布的《英属北美法案》中，就可以找到很多英国议会和立法体系所使用的词汇，如：dominion，province（“省”而不是“州”），Governor-General，privy council，parliament，House of Commons，Upper House，session (of parliament)，disallowance, legislature等。 还有例如 constituency （选区）和 by-election （预选）这样在加拿大被广泛使用的词汇可能对于美国政治学的学生都很陌生。在法律词汇中，“亲英”的传统也十分明显。如加拿大人使用charge而不是summation，recess而不是adjourn。这些无疑说明了加拿大英语“亲英”的特点和加拿大的政治从属关系是分不开的。
教育
加拿大的教育也以英国传统为重。在学校里教授的英语正确拼法是英国的拼写，而且，具有权威性的辞典是各种版本的《牛津词典》，而不是美国的《韦伯斯特词典》。或许这也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为什么“-our”能胜过“-or”，为加拿大人所认同的原因。
总的来说，政治因素对加拿大英语的“亲英”特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军事占领、殖民是形成语言地方变体的触发点。而教育，虽然以传授知识为途径，却往往带有很强的政治动机。如同军队维护国家安定一样，教育能够推进语言地方变体的规范化。
另一方面，早在1889年，Lighthall[10](pp.581-583) 就观察到加拿大英语和美国英语有着明显的相似，且这种相似的程度，除了在政治法律领域，是远胜于和英国英语的相似度的。他还成功地预言了加拿大英语会越来越接近美国英语。事实上，那时许多常用的美语的词汇已经出现在加拿大，如：pants，buggy，fixing，limbs，location，sidewalk，clerk，fall，ticket office，down town，boom，smart，so－long等。
以上例子并非用来证明加拿大英语与美国英语如何一致，但它们的确反映了加拿大英语很大程度上的“亲美”特征。历史语言学告诉我们，语言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的，然而，像加拿大英语这样，如此大范围地从一个方向转向另一个方向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去猜测加拿大英语变化背后的推动因素。
“保王派”迁移
加拿大英语从英国英语转向美国英语始于18世纪“保王派”的大面积迁移。保王派，也就是托利党人，他们以忠于大英帝国为名，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逃离美国，迁移至加拿大，并成立了独立的“上加拿大”一省。Bloomfield[11](pp.59-67)说：“是保王派造就了加拿大，他们成为了统治阶级，并规定了社会的一系列准则，包括语言。”
“保王派”迁移在加拿大掀起了美国主义的第一次热潮。独立战争（1776-1783）结束时期，有大约40000人移民加拿大，而到1812年，“上加拿大”的人数达到100000，几乎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四。有趣的是，“保王派”虽然在名义上是拥护大英帝国的，但实际上他们却把美国的传统方式灌输给了加拿大。他们以美国的教育制度建立学校，使用美国带来的教科书，同时也建立了许多宗教和其他社会机构，为加拿大的美国化播撒了种子。无疑，“保王派”迁移是加拿大英语从“亲英”转向“亲美”的转折点。
经济动机
加拿大英语里有个有趣的现象，加拿大人使用的有关铁路运输方面的词汇清一色都是美语。如：railroad （英：railway），ticket office （英：booking office），one－way ticket （英：single－ticket），conductor （英：guard），dining－car （英：restaurant car），等等。
这个现象或许难以给出一个完整的解释，但我认为，加拿大对美国的“西进运动”的效仿可谓造成这一现象的最大原因。众所周知，美国在19世纪末开始开发西部土地，获得了经济上的巨大发展。由于加拿大的土地覆盖和美国相仿，于是在20世纪初，政府借鉴美国“西进”的成功经验，建造铁路，向西扩张，发展经济。1920年，加拿大的铁路轨道总长从1900年的29000公里延伸到了63000公里，奠定了加拿大国民经济的物质基础。因此，在铁路领域里“亲美”的这一特殊现象可以归因于经济动机。
媒体入侵
美国自独立以来，一直积极扮演着文化传播者的角色，推崇其美利坚文化。大量的好莱坞影片、流行歌曲、电视节目、报纸杂志席卷了全世界，而加拿大，则是它最近最直接的接收者。加拿大本身在大众传媒产业的发展上起步很晚，直到上世纪70年代，加拿人看的还几乎全是美国电视。所以，如果说“保王派迁移”标志着加拿大“亲美”的开始，那么大众传媒则大大推进了“亲美”的进程。
1972年到1972年，加拿大语言学协会和加拿大英语教师委员会开展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大调查，对象是加拿大人所说的英语，包括语音、语法、拼写和词汇，参加调查的是当时九年级的学生以及他们的父母。通过调查，结果显示，在英语的各个层面上，加拿大人所说的英语都在美国化。当然，媒体并不一定是这段时期内推动“亲美”特征的唯一因素，但它的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刺激者。
地理位置
Downes[12](p.36,179)在《语言和社会》中写道，住的相近的人容易产生相似的习惯，这也叫做“邻居效应”。加拿大是美国最亲密的邻国，两国之间拥有最长的分界线，这些都给语言接触创造了机会。事实上，加拿大英语与美语发音的相似度是随着离美国的距离而递减的。据统计，在加拿大南部最靠近国界的Cardston和Raymond城，84％的人操美国音；在较北部的Calgary，这个比例下降到48％；更北部的Peace River一带则只有39％[13](pp.79-80)。由此可以推断加拿大和美国在地理位置上的“亲密接触”也导致了加拿大英语的“亲美”特色。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保持着各自的特色，同时并存于加拿大英语中。这种矛盾的状况在其他语言中一般是很难看到的，因为通常在一种语言的发展中，总是一种特征会占主导地位，盖住另一种特征。加拿大的这种情况应该可以归咎于加拿大人淡薄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美语之所以能迅速发展成一种独具特色、区别于英国英语的英语种类，和美国人民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要求独立于英国的精神是分不开的。而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我是谁？”一直以来都是加拿大人最大的困惑。这种模糊、淡薄的国家意识也体现对语言的使用上，致使加拿大英语一直在英国和美国之间徘徊。
加拿大英语中也包含着丰富的其他语言元素，如土著语、法语、德语、汉语、日语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土著语和法语元素。
在加拿大英语中也能找到印第安语和爱斯基摩语的身影，虽然它们并不构成加拿大英语的主体，但也是加拿大英语独具特色的一面。加拿大英语中所吸收并沿用至今的土著语大多来自加拿大独有的气候环境、动植物名称以及和土著族生活相关的词汇，比如：muskeg是指类似于泥炭地的一种地貌，igloo是当地土著族居住的“雪屋”，mukluk是一种能在冰天雪地里行走的防水的长靴[14](p.1189,861,1174)。由此可见，加拿大英语中土著元素的溶入来源于加拿大特有的地理条件。
法语，作为加拿大官方语言之一，也在一定程度上溶入了加拿大英语。如alcool、serviette、tuque等法语词汇在魁北克以外地区也经常使用。这可以追溯到法国对加拿大的早期殖民，但更为重要的是，长期的法语浸没式教育拓宽了加拿大的英语使用者对法语词汇的选择面。

五、结语

通过以上丰富引例和详细分析，可以看出，加拿大英语形成和变化的因素有：殖民历史、政治背景、经济发展、迁移、教育、媒体传播、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民族主义。殖民和政治背景是加拿大英语诞生之源，也是加拿大英语“亲英”特征形成的首要因素；迁移是加拿大英语变化的转折点；传媒推动了加拿大英语的“美国化”，而“近水楼台”般的地理位置则大大推进了“美国化”的进程；淡薄的民族意识却又使加拿大人在“英国”和“美国”之间摇摆不定；自然环境造就了加拿大英语多元性的一面；教育则规范了加拿大英语；相较之下，经济因素显得较为次要。不过总体来看，这些因素互相之间多多少少有所关联，有时也是相互作用的。
值得提出的是，以上众多因素可以分为两类，教育和传媒可看作是一种工具，其他则归为原因。因为教育和传媒通常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其背后带有较强的政治动机。如此分类，可以更加细分不同因素对语言变异所产生的作用。
鉴于本论文的分析建立于二手资料之上，所以结论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作者仍然希望所得出的结论能够作为理论基础，丰富对加拿大英语和对语言变异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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