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素 娟

（安徽省淮北煤炭师范学院 历史系， 淮北 235000）

[摘要]“平静革命”是20世纪60年代发生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一次重大变革，给魁北克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促进了魁北克社会的世俗化，扩大了魁北克省政府职能，并且提高了该省公民参与政治的程度，提高了其社会的民主化，可以看作是魁北克政治现代化的起点。
[关键词] 加拿大，“平静革命”，魁北克，政治现代化


The Quiet Revolution and the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in Quebec
Abstract：The Quiet Revolution was a period of rapid political reform experienced in Quebec from 1960 to 1966, which had great influences on Quebec. It brought about the secularization of the society in Quebec, enlarged the scope of its government and improved its democratization. Therefore, it can be regarded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process of the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of Quebec.
Key Words：Canada, the Quiet Revolution, Quebec, the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平静革命”是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一次改革运动。关于这一问题，在国外尤其是加拿大学术界对的研究较为丰富和深入，众多学者从社会精神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研究“平静革命”，提出了很多深刻的见解。 中国国内尚无专著，只是在一些论述魁北克历史发展或民族主义问题的论文中有一定涉及。 如果从政治现代化的角度出发，可以看出，“平静革命”实为魁北克省政治现代化的起点：促进了魁北克的世俗化、扩大了省政府的职责范围、增加了公民的参政机会，促进了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一、 同传统彻底决裂，实现社会的世俗化

世俗化是衡量政治文化发展的一个尺度，是政治体系的重要方面。天主教作为魁北克法裔社会的两大支柱之一（另一个支柱是法语），长期控制着魁北克教育、社会服务等各个方面，同时，教会还要求居民信教，保持传统，维持大家庭，利用手中控制的教育权，吸收最好的人才，保持教会自身的发展。
20世纪中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教会由于人力、物力方面的限制对于现实的控制能力逐渐下降。但当权的杜普莱斯西省政府为了利用教会影响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仍将管理教育和社会事务的权力交给教会。杜普莱西斯曾经说：“教士们是从我手上讨生活的，魁北克省的力量在于宗教感情的强度。”[1]可见，天主教会在魁北克的影响仍然十分强大，魁北克社会仍然是一个天主教统治下的传统农业社会。
“平静革命” 中自由党政府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削弱了天主教会在魁北克各方面的影响，实现了社会的世俗化。
第一，抛弃传统的天主教统治下形成的“农业主义”、“反政府干涉主义”。1960年大选中，勒撒热提出了“改革的时候到了”，1962年又提出“经济殖民主义已经控制了魁北克。如果我们现在不能做回自己的主人，就永远也做不回了。” 在这些口号的激励之下，魁北克出现了一种新思想——“追赶”，即要赶上加拿大其他省份尤其是安大略和北美其他地方的发展。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魁北克人抛开了几百年来的“低人一等”的想法，重新找回了民族自信，认为魁北克民族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和资源来建设一个更加现代的工业社会。因此，魁北克马塞尔•茹克斯评价说：“‘平静革命’有一个被人们忽略的现象即说法语的人们逐渐恢复了他们正常的人格，之所以会被忽视是因为这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事件”。[2](P.136)
第二，进行立法和司法改革，确定省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省政府设立司法委员会对原先的法律制度进行调查，发表题为《当代司法》的官方调查结果，分析原有法律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方案。同时，任命终身公诉人，成立舞弊、腐败监察部，引进缓刑，通过《刑法赔偿法》，并制定一系列法律来规范律师职业，并规定给予刑事案件当事人一定的法律援助。勒撒热政府还建立调查官制度，1964年对《民法典》进行修改，废除对于妇女的束缚，增加了妇女在婚姻中的权利，规定如果离婚，财产应由双方共同分割，简化离婚的程序，为1969年通过新的《婚姻法》奠定了基础。同年，自由党政府还采用了新的《劳工法》，简化工会建立的程序，允许公共部门的雇工罢工。同时还修改《地主-佃农关系法》，更多地保护了佃农的利益。这些法令的实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树立了自由党政府的权威性与合法性。
第三，改革教育，废除天主教会对于教育的控制。改革之前，魁北克法裔社会的教育主要是天主教教育体系，教会保留了对受过洗礼的孩子的宗教教育权利，天主教教育委员会对于教育体系的各方面具有控制和监控权，政府在教育问题上是教会的附属物。教会控制下的“古典中学”  根本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于现代人才的需求。
“平静革命”中自由党政府对于这种教育体系进行了重大改革，专门成立由帕朗先生主持的皇家教育调查委员会（简称帕朗委员会），委员会经过调查提出一个临时报告，以英国教育体系为模式，对魁北克教育改革提出建议。
勒撒热政府采纳了该委员会的建议，对教育做出以下改革：首先，改革教育管理机构。1960年勒撒热以青年部（1964年后是魁北克教育部）取代了传统的天主教教育委员会的行政职能，而后者仅仅保留了学校的宗教信仰管理权和道德教育职责。在地方上，1964年9月自由党根据临时报告在全省各地设立了55个地方教育董事会，管理地方教育事宜。至此，传统教会完全丧失了对于教育的主控权，[3](P.165) 教育的管理权完全被省政府所掌握。其次，改革中等教育。自由党政府废除了原来的古典中学教育，规定在6年的小学教育结束之后，是5年的初中教育，为所有的学生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此后，再设立两年制高中教育，为初中毕业生提供大学学前教育或者高级技术教育。1966年3月，自由党政府决定建立“普通职业教育学院”，以取代原来的古典中学，这种学校融合原来的古典中学、技术教育和师范教育为一体，既可以为即将进入大学的学生提供基本文学、艺术和科技教育，又可以为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学生提供职业教育培训，学生的选择可以更加灵活，同时将对于现代社会至关重要的技术和大众教育联系起来，凸显了教育的实用性。再次，改革高等教育。改革之前，魁北克的大学完全处于教会控制之下，大学教育中存在严重的阶级差异，在1952－53学年中，蒙特利尔大学的3000名入学新生中：47.7%的学生是专业人士和经理的子女，工人和农民的子女只占21.3%，与此相对应的是在该省男性劳动大众中，专业人士和经理只占10.4%，而工人和农民占到59.7%。 [4](P.176)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使得大学生入学率提高，大学资源相对紧张。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自由党政府采用了帕朗委员会的建议，于1965年提议在蒙特利尔建立第二所法语大学。1968年魁北克民族会议通过法案，1969年魁北克大学正式成立，后来该校的分校区遍布整个魁北克省，为不同地区的学生提供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奉行大学生活民主化、课程多样化的教育理念。与此同时，在自由党政府的引导下，1968年蒙特利尔大学、1971年拉瓦尔大学相继成为世俗学校，引进了英国的教育网络。政府还加大对大学的投资力度，政府对大学的补助金从1960年的1000万加元，增加到了1970年的3亿加元。[5](P.68)
除此之外，自由党的教育改革还包括：将义务教育的年限提高到16岁，规定女孩与男孩有同样的受教育权利；增加面向学生的贷款，免费为学生提供书本；要求地方学校董事会为本地中学教育提供师资；规定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课程、教师可以自由选择教学方法。
教育改革在魁北克创建了一个世俗的、广泛的、开放的、民主的、多样化的教育体系，其主要活动者和管理者是魁北克省政府而非教会，教育的目的不再是满足教会需要，而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不断变化的需要。教育改革的成效很快就显现出来：1960年13－16岁的孩子入学率仅仅57%，1965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80%。[6](P.67) 教育改革为推进政治、经济改革提供了合格的人才，同时也促进了魁北克人思想的解放与进步，进而促进了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由党的教育改革“标志着人们开始接受这样一个原则：教育对于经济进步是至关重要的，法裔可以通过自我教育、改革商业来控制经济。” [3](P.170)
第四、废除教会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控制。“平静革命”之前魁北克的社会福利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类似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慈善事业。[5](P.70) 医院、孤儿院和残疾人救济也都由教会组织。省内至少存在10个相互独立、互不合作的机构。杜普莱西斯根据政治优惠政策，  将资金拨给那些支持他的团体，通常是天主教慈善机构，再由这些团体向穷人发放，其间造成很多钱款流失。当时13300个抚恤金计划的服务对象仅仅是6.8万名魁北克工人，覆盖面积不到25%。[5](P.70) 1965年自由党实行了魁北克抚恤金计划，第一次提出了一个综合抚恤金计划，时任社会安全部长的勒内•莱维斯克引进了重要的改革方案，剥夺了教会的权力，以客观需要取代了原有的政治优惠，救济款直接发放到受益人的手中，并且实行了工伤事故保险和家庭收入补助。相对于平均工资而言，福利水平从45%上升到了51%。[5](P.70)
同样的，“平静革命”发生之前，魁北克的医疗保健事务也存在等级之分，权力掌握在教会和医药权威的手中，政府作用不大，结果各个系统之间缺乏合作，出现不正常的竞争，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勒撒热政府引进医疗保险，使得教会最终不得不退出医药行业，政府完全控制了这一领域。在地方上，成立地方社会卫生和服务委员会，在协调委员会的指导下对地方医疗、福利工作进行平衡处理。这些措施的实施在魁北克初步建立了社会福利制度。
通过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魁北克社会实现了世俗化，教会势力急剧下降，信教人数从1960年的60%降到了1970年的30%，其中24岁以下的信教人员降到了12%；1961年蒙特利尔的一个地区做弥撒的人从60%降到了30%。[5](P.60)成百上千的教士离职，所剩均为年老力衰者，所以有人写道：“魁北克从一个最信仰天主教的社会变成一个最不信仰的社会。学校、医院和社会服务都实现了世俗化。教士职务空出，做礼拜的人数减少了，教堂也空了，政治家和教士们都认为这是平静革命的一个胜利。”[1]
天主教的主宰地位被剥夺，社会世俗化的实现，对魁北克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解放了魁北克法裔长久以来被天主教会控制的思想，促进了人的现代化，强化了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促使更多人参与政治，提高了社会人员的流动性；其次，世俗权威的合法化意味着以习惯和超凡魅力为基础的合法性标准的削弱，而政府实际的重要性日益成为合法性的基础；最后，世俗化使得更多人参与政治，为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明确性和实效性，为政策发展指明了方向，要求政府政策按照所需的方式来控制社会和经济环境，从而使政策倾向于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

二、提高政府能力，促进制度化

就政府方面而言，现代化意味着政府力量的增强、政治体系能力的提高。“政治现代化的本质是权力与权威转移到政府的手中”，[7](p.137)也就是政府能力增强。 阿尔蒙德认为“政府能力包括政府机构从社会吸收资源的能力，这些资源包括税收、劳力、物资等；政府能力还包括规定人民社会生活的能力，例如要求人们工作，规定工作时间，确定工资，控制犯罪，管理交通等。” [8](P.362) 政府能力的提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收回原来散布于社会中的非正式权力，使之成为一种正规化、系统化、统一化的公共权力；二是政府权力逐步超出政治领域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层面，强化对社会各方面的监督与控制，最终实现制度化。
“平静革命”前杜普莱西斯奉行“不干涉”的自由主义政策，将经济权力下放给英裔资本家、社会服务权力下放给天主教会，法裔公民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所以，法裔新中产阶级、新法裔小资产阶级和有组织劳工联合起来,要求魁北克省政府加强其权力，保护法裔在魁北克的政治经济利益，但他们的愿望没有得到当权者的重视。勒撒热的自由党政府上台之后顺应了形势发展的要求，扩大了省政府的职责范围，密切了政府与社会的联系。省政府将原来控制在英裔和英美资本家手中的经济权力和教会控制的教育及社会服务权力收归省政府所有。经济方面，设立了魁北克经济委员会，研究本省的经济状况，开发本省的物质与人力资源，制定发展计划。利用省政府作为杠杆，提出“购买魁北克计划”，抵制英裔和英美资本家在魁北克的势力，将一些控制在私人手中的关键领域收归省政府所有，最成功的例子就是魁北克水电的国有化。还建立魁北克钢铁公司、魁北克矿业开发公司、魁北克森林回收及开发公司、魁北克石油开采公司等现代企业，加大对本省丰富自然资源的开采力度。在金融方面，鼓励魁北克人投资经济，成立了魁北克投资总公司管理抚恤金，建立魁北克储备投资银行，为法裔企业发展提供必要资金。教育和社会福利上，自由党剥夺了天主教会的控制权，颁布一系列教育改革法案，扩大社会福利项目。
同时，自由党政府还扩大自身的职能，加强对于社会的控制。规定省政府定期召开例会，并对会议的内容作详细记录，在各部门之间流通。为了反映政府政策的倾向性，设立教育部、社会事务部、自然资源部以及移民和国际事务部等专业部门，强调各部门之间合作与协调，并要与外界力量和团体做好协调工作。并且以个人的实际能力作为标准招募法裔公务员，增加公共支出。为了保证这些措施与机构的合法性，勒撒热每实行一项政策都经过了法律程序，得到了立法机关的批准，保证政策的顺利推行。这些专门机构的设立和法律的通过保证了魁北克政治的制度化。
政府能力增强、权力及职责范围扩大产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第一，密切了政府同民众的关系。公共服务的扩大，公务员选拔措施的改革使得政府能够直接面对社会、直接管理民众。第二，政府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职责。政府的职能范围和行政领域的扩大，使得它必须承担原来由社会机构履行的职责，如慈善事业、社会救济、公共事业。最后，提高了政府的动员能力。政府能力的提高和职能范围的扩大使魁北克省政府成为社会中心，公民个人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对这个社会中心有着巨大的义务承诺，负有相应的忠诚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对于自身的利益和社会事务的关注也就更加提高了，公众参与和社会动员得到加强。所以有人说，“勒撒热政府的行为表明60年代政治变革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通过创立新的政府或准政府部门，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深度都有了较大的扩展，政治现代化进程开始启动了”。[7](P.136)

三、扩大政治参与，促进了民主化

政治现代化一方面表现为政府权力、职责范围的扩大与增强，社会动员能力的加强；另一方面表现为社会对政府的约束力的上升，各社会集团对政府的参与和影响的提高，社会流动性的加大。这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作用与反作用同时存在，最终实现和谐。从社会方面来看，现代化意味着社会力量的增长，也就是普通民众对政治体系的参与和影响的扩大。
传统政治体制缺乏民主，地方和个人对中央权力缺乏约束、对社会事务缺乏积极性。改变这种弊端的方法就是要对权力进行重新分配，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由权威主义政治向社会民主政治的转型。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利益分化加剧，新的利益群体政治参与政治决策的要求越来越高，旧的政治结构和体制不能容纳这些新的利益群体，不能推动政治发展，政治合法性受到挑战，政治有效性严重失灵。可以说政治现代化就是指不发达政治系统在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向发达政治系统变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动员得到普遍提高。“平静革命”正是这一原则的体现。
“平静革命”之前，魁北克政治的最大特点在于杜普莱西斯政府实行的政治优惠，他将选区集中在农村，在选举中使用威胁甚至恐吓手段来获取选票，实际上剥夺了民众尤其是城市居民参与政治的权利。魁北克民众在传统天主教思想和现实的杜普来西斯的专制统治之下，对这种政治腐败表现出顺从的态度，并且很快习惯这种情形，对政治表现出一种漠视。
20世纪中期，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很多新的思想，创造了更多的机会。社会上出现民主态度与行为方式，天主教在魁北克的影响力迅速下降。法裔开始认识到想要保持其认同性，抛弃退却思想，控制自己的命运而非屈服于他人。魁北克防卫性的保守的民族主义开始转变为积极进取的、倡导工业发展的新民族主义。法裔为了实现其愿望，开始希望积极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决策。
自由党上台后向人民宣传民主思想，使法裔魁北克人抛弃了天主教影响下形成的“退却”、“不参与”思想，认识到应该更多地参与政治，而非“远离”。省政府废除了政治优惠，使得魁北克公民认识政治民主程序，不再将政府用于公共工程建设的资金看成恩惠，需要以政治支持作为回报。在人才聘任方面采取英才聘任制，将个人的实际能力作为聘任基础，使得有能力的法裔新中产阶级和新法裔小资产阶级获得更多机会进入管理阶层，能够更多参与省政府政策的制定，为很多原来处于魁北克社会底层的人提供了进入政府机关和企业管理部门工作的机会，增强了社会的流动性。同时，自由党进行选举改革：自由党政府将选举年龄从21岁降至18岁，重新划分选举地图，更改选举区划，改变杜普莱西斯倾向农村的选举政策，为城市市民提供了更多的参政机会。规定在省大选中由省政府为候选人和政党提供公共财政支持，取消竞选秘密基金，限制竞选支出，目的在于减少政党对于大企业、大公司的依赖。
通过这些措施，使更多人参与政治事务的讨论，民主的概念在魁北克进一步深入，一个新的论争的时代出现在魁北克，政府的决策处于人民的关注之下，决策过程都要经过民主讨论，促进了魁北克社会的民主化。

四、结 论

“平静革命”及其各项措施主要体现在反对天主教会、建立世俗社会，扩大教育层面和省政府的权利与职责范围，提高民众参与程度上。虽然有些措施在当时未能生效，改革措施所触及的社会范围也只是局限于魁北克法裔的一部分人，尤其对魁北克的农村地区作用有限，但是“平静革命”实现了魁北克社会的世俗化，废除了天主教会对于魁北克人的思想和社会的控制，扩大了魁北克省政府的能力和职责范围，彻底废除了在杜普莱西斯统治下发展到极至的政治优惠政策，将更多的人力和物力集中于魁北克省的建设，给魁北克人民带来了更多参与省政治的权力和机会，对于魁北克的政治发展是一次极大的推进，因此，“平静革命”是魁北克政治现代化的起点。

[作者简介] 陈素娟（1979年5月-），200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任教于安徽省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历史系。
参考文献：
[1] Preston Jones, Quebec after Catholicism[J/OL]. http://www.firstthings.com/ftissues/ft9906/opinion/jones.html,2004-9-9
[2] Marcel Rioux (Trans. By James Boake), Quebec in Question[M]. Toronto: James Lorimer & Company Publishers, 1978.
[3] William D. Coleman,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in Quebec 1945-1980[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4.
[4] Michael D. Behiesl, Prelude To Quebec’s Quiet Revolution[M] . Montreal: McGill-Queen University Press, 1985.
[5] Fitzmaurice, Quebec and Canad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M] .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5.
[6] Marcel Rioux and Yves Martin, French-Canadian Society (Vol. 1)[M].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Limited, 1964.
[7] Kenneth McRoberts, Quebec: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Crisis[M].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Inc., 1988.
[8] 阿尔蒙德. 发展中的政治经济[A]. 罗荣渠. 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C].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