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继红
（河北经贸大学马列教学部；河北石家庄；050061）

摘要：特鲁多总理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对加拿大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改二战后加拿大历届政府在外交上对美国亦步亦趋的作法。独立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另外特鲁多政府还突出了外交为国家经济利益服务，并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的维护。
关键词：特鲁多；国际形势；独立；国家利益；和平

A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Trudeau Government
Abstract: Premier Trudeau had radically reformed the foreign policy of Canada, from the former passively-following policy to a comparatively independent policy, according to the change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The core of his foreign policy was breaking away from the control of the US, developing the independent diplomacy. In addition, Trudeau government highlighted that diplomacy to serve for the nation’s interest and devoted itself to the world peace and security.
Key Words: Trudeau;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ndependence; Peace

    皮埃尔•埃里奥特• 特鲁多(Pierre  Elliott Trudeau)1968年4月出任加拿大联邦总理 。适应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特鲁多对加拿大的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 一改二战后加拿大历届政府在外交上对美国亦步亦趋的作法，使加拿大的对外政策呈现出新的特点。
特鲁多上台前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对其外交战略的形成起着关键的作用。
一、特鲁多上台前后国际形势的变化
1、冷战出现变化的征兆
60年代末以东西方严重对抗为标志的冷战出现了缓和的趋势，自从古巴导弹危机以后，美、苏双方一直采取措施避免紧张局势的再次发生，到1969年11月，美、苏甚至开始就限制战略核武器举行谈判,从而成为缓和的一个标志。加拿大外交部长米歇尔•夏普（Mitchell Sharp）在对议会的报告中指出：“东西方的分歧不可能在一夜间获得解决，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真正的谈判时代已经到来。”[1]
加拿大地近苏联，又是西方盟主美国的近邻，显然两大阵营冲突愈激烈，加拿大在防务上就越依附于美国，由此在外交上也不得不听从于美国的指挥棒，即使偶尔发出与美国不和谐的声音，也基本上是“求大同”而“存小异”。成为北约的成员国很明显是美国对加拿大政策发生影响的一个实例。因为没有美国的加入和支持，加拿大无论如何也没有勇气在二战的硝烟刚刚散尽之后又再一次把自己的军队派往欧洲。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当美国与英国发生分歧时，加拿大选择了顺应美国的作法。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英国主张按国际法及国际惯例给予承认，而美国先是采取等待“尘埃落定”的作法，待朝鲜战争爆发后，又派第七舰队开往台湾海峡，阻挠中国领土统一，与新中国站在了对立面，因此采取了不承认的态度，“而在英联邦与西欧—美国集团第一次对抗中，加拿大抛开了英联邦而追随了美国”。[2]而缓和局面的出现就为加拿大走出冷战的阴影，摆脱在外交上对美国的屈从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
2、 西欧、日本重新崛起
    西欧、日本经过战后的重建与发展在60 年代已崛起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力量。西欧、日本的崛起对加拿大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使加拿大在二战后初期形成的国际地位受到了冲击。二战中，加拿大本土远离战场，未遭战火破坏，同时，作为民主国家的后方基地，巨大的战争需求又刺激了加拿大经济的增长，从而大大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以至于使加拿大在战后初期成为唯一与美国一样有能力对外输出资本的国家，为西欧、日本的恢复重建做出了贡献。而当西欧与日本重新崛起后，加拿大在战后初期形成的国际地位便相对下降了，因此，加拿大需要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重新对其国际地位进行定位，并相应调整其外交战略。第二，西欧、日本独立自主趋向日益加深，西方阵营发生分化，不但为加拿大提供了效仿的模式，而且为特鲁多的多边外交赢得更大地国际活动空间。当戴高乐将军宣布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时，加拿大曾对其大加赞赏，特鲁多上台伊始，也便着手对加拿大的北约政策进行审查，之后，宣布减少对北约义务的一半。当加拿大推行旨在减轻对美国依赖的第三种选择时，也是希望能通过密切与西欧、日本来达到目的。
3、第三世界开始兴起
       60年代末70年代初，第三世界已崛起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第三世界的兴起一方面为特鲁多的外交活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特鲁多上台后积极关注第三世界的发展,进一步密切与第三世界的关系,增加对其援助。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又成了特鲁多追求本国利益,推行独立外交的舞台,对古巴的政策就是一例。（下文将详述）
4、美国实力相对下降
    由于历史的原因，二战前加拿大与美国尽管有较为密切的经济关系，在政治上隔阂却很深。战时两国在经济、军事上的合作进一步密切了双方关系，战后英帝国的衰落、美国的强大特别是冷战局面的形成使加拿大逐渐脱离了英国而步入了美国世纪，二战后加拿大历届政府都把对美关系放在对外关系的首位。二战以后美国长期推行全球扩张政策，尤其是60年代中期以后，侵越战争不断升级，使美国的实力大为受损，霸权走向衰落。
1969年1月，在特鲁多执政加拿大一年后，以现实主义政治家著称的尼克松坐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面对变化的现实，尼克松果断决定从越战脱身，并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开始推行尼克松主义。在对盟国关系中，尼克松要求其盟国为自己的防务分担更多的义务，并试图与盟国建立平等的关系，以赢得更多的支持。1972年4月尼克松访问加拿大，在对加拿大众议院做演讲时他表示：在与加拿大的关系中，美国奉行尼克松主义，这种政策的前提是基于成熟的伙伴关系必须各自拥有独立自主的政策。[3]当美国调整外交政策，在盟国中寻求建立平等伙伴关系时，便为特鲁多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及执行减轻了外部压力。
特鲁多抓住了国际环境所提供的有利时机，以求实的作风、开拓进取的精神，使加拿大的外交呈现出与战后历届政府不同的特征，实现了战后加拿大对外关系的重大转折。
二、特鲁多政府外交政策的特点
（一）力图摆脱美国束缚，体现出强烈的自主外交倾向
60年代以来，美国霸权衰落，西方阵营发生分化：法国政府推行“抗美”、“独立”的戴高乐主义，西德勃兰特政府提出旨在与苏东缓和关系的新东方政策，70年代初日本抛出多边自主外交，这对于加拿大来说无疑是一个可以趁机“造反”的机会。先于美国承认中国,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发展与第三世界的关系以及在与美关系中奉行第三种选择是特鲁多力争摆脱美国控制的重要举措。
1、 冲破美国的阻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中国，对于特鲁多而言并不陌生，在他出任加拿大总理前，曾两度到过中国。第一次是在1949年，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府溃败的情形，第二次访华是在1960年,回国后，特鲁多与人合著了《两个星外来客》呼吁政府尽快承认中国。  
对加拿大而言，对华政策的最大困境在于与加美关系纠葛到了一起，特鲁多以前的加拿大历届政府在承认中国问题上的作法已证明了这一点，因而在加拿大公众眼里与中国的关系已成了衡量加拿大在国际事务中是否具有独立性的标准。 在成为制定加拿大外交政策的掌舵人后，承认中国问题便急切地提上了特鲁多的议事日程。1968年5月特鲁多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大选，在竞选活动中宣布，如果他能当选，将推动政府尽快承认中国。[4]再次出任总理后，1968年夏，特鲁多便指示外交部审查加拿大的对华政策，并从各个角度评价承认中国可能带来的后果。[5] 1969年3月特鲁多在访美时，谈到加拿大将寻求不同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加拿大将不接受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不能再被忽视了。[6]  
    经过谈判，加拿大和中国宣布于1970年10月建交，从而揭开了加中关系的新篇章，也标志着在对华政策上加拿大开始脱离美国的指挥棒独立行事了。
2、 缓和与苏联的关系  
    1971年5月，特鲁多访问苏联，成了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个访问苏联的总理。期间双方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其中最重要的是《协商议定书》（Protocol on Consultation）,条约规定要对双方共同感兴趣的国际问题及双边关系定期进行协商，并商定一旦地区局势趋于紧张，双方将进行商讨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缓和紧张局势。
    对于这一协定的签署加拿大在事先并未与美国商讨，引起了美国的震怒，视之为脱离自己轨道的行为。[7]然特鲁多却无动于衷，在新闻发布会上他表示面对美国的强大压力，加拿大意识到使其交往渠道多样化的重要性，并指出协议的签署是加拿大朝着建立自主外交政策迈出的重要一步。[8]
3、 发展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
    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长期以来是美国的势力范围，特鲁多时期把发展与拉美的关系视为拥有独立外交的一种表现。1970年的《加拿大外交政策白皮书》明确指出：进一步密切同拉丁美洲的关系将会加强加拿大的主权与独立。
加拿大与古巴的关系即是表明加拿大在外交上谋求自主的典型。古巴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后，美国对其实行了全面禁运，加拿大却无视美国的作法继续与古巴发展关系。特鲁多时期进一步密切了与古巴的外交、贸易往来。加拿大的高层官员频繁访古，1976年，特鲁多本人访问了古巴，使双边关系达到了高峰，访问期间，特鲁多与卡斯特罗举行了会谈，并就一系列问题如：削减核武器，支持联合国及其机构的行动，援助发展中国家及制定海洋法等达成了协议。双方贸易往来也不断扩大，1969年—1981年间加拿大对古巴的出口增长了10倍多，1969年加拿大对古巴的出口额为4亿加元，1981年已达到45亿加元。同一时期古巴对加拿大的出口额从七百万增长到1.96亿加元。[9]
对于加古之间不断发展的友好关系，美国并未置若罔闻，在不断的向加拿大政府施压的同时，还通过立法拒绝批准其母公司在美国的加拿大子公司与古巴进行贸易的请求，对此加拿大有关官员表示：加拿大的公司有权同任何国家进行贸易，美国的干涉行为是不能接受的。[10]
4、 与美国关系的第三种选择
1972年10月，加拿大外交部长夏普就加美关系发表了一篇题为“加美关系未来的选择”的文章。文章提出了对加美关系的三种选择方案，第一是维持与美国关系的现状；第二是进一步密切两国关系；第三是加拿大应追求一个广泛的长期的战略以发展其经济和国家生活的其他方面来减少加拿大的脆弱性，即拉开与美国的距离。夏普明显倾向第三种选择。夏普的建议得到了特鲁多的肯定与支持。
第三种选择成了特鲁多政府与美国保持距离的明证。
（二）外交与内政紧密相连，突出外交为国家经济利益服务
特鲁多一向把外交视为实现国内利益的工具，在加拿大1970年的外交政策白皮书中明确反映了特鲁多这一思想。白皮书指出：“从实质上讲，外交是……，在国际环境中追求民族目标及利益的产物，它是国内政策的延伸。”[11] 与西欧、日本的契约联系，在第三世界中寻找市场，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都是为这一目标服务。
1、 与西欧、日本的契约关系
    特鲁多把加强与西欧、日本的联系作为减轻对美国贸易依赖的重要措施。因而，希望与西欧、日本建立“契约关系”，谋求定期磋商，以扩大在经济、贸易上的合作。
    为了促进与西欧的贸易往来，1973年，加拿大向欧共体派驻了大使，1976年7月与之签订了《贸易•经济合作总纲协议》，但由于西欧对加拿大北约政策的不满及对美国的顾忌，双方的经济联系没有取得大的进展。
特鲁多也非常重视发展与日本的关系，把它作为扩展与亚太地区贸易的重要基地。与西欧相比，加拿大与日本的契约关系取得了一定成果，1970年，对日本的进口贸易占其进口贸易总额的4.2%，出口贸易占其出口贸易总额的3.6%，1975年，对日本的进口贸易在进口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虽有所下降，但仍达12亿美元,与对英国的进口贸易额相当，而对日本的出口贸易在其整个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已升至6.4%，已达21亿美元,这一数字已超过当年对英的出口贸易额(18亿美元)。[12]70年代日本已成为加拿大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是加拿大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2、 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寻找市场
    特鲁多认为贸易增长的最大潜力存在于发展中国家而非传统的贸易伙伴中。[13]
    拉丁美洲是加拿大在发展中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特鲁多时期尤为注意发展与这一地区国家的关系。1976年，1979年特鲁多两次出访拉美国家,1973年---1977 年间,加拿大有25 个政府官员代表团访问了这一地区，其频繁程度不亚于同一时期加拿大代表团访问西欧的次数。
特鲁多开展对拉美地区国家外交攻势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希望能进一步扩展与这一地区的贸易往来。从1970年到1980年加拿大对拉美地区的出口额增长了4倍,已超过30亿加元,同一时期加拿大对这一地区的直接投资增长了1倍,超过了25亿加元，占到对发展中国家私人直接投资的80%。[14]
3、 与中国、苏联的经济联系
1970年10月加拿大与中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为两国双边贸易的发展扫清了一大障碍,之后两国经贸关系有了较快的发展。1971年加拿大对华的出口贸易额为2.04亿美元,进口贸易额为2千3百万美元，1972年对华的出口贸易额为2.58亿美元，进口额为4千8百万美元[15]1973年特鲁多总理访华,两国政府签定了《中加政府贸易协定》,并成立了中加联合贸易委员会，就贸易问题举行定期磋商,是年加中双边贸易总额已增至3.25亿美元，到1983年双边贸易总额已达到15.2亿美元。[16]
特鲁多时期随着与苏联政治关系的发展，经济联系也日益密切。1971年加拿大的工业、贸易、商业部长丕平(Jean-Luc Pepin)访苏时与苏联签定了《工业应用中的科技合作协定》并建立了副部长级的定期会晤协商制度，1976年两国又签定了《应用科学的科技合作协定》。
(三) 致力与东西和解、南北相谐展现外交政策的和平性
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也是特鲁多政府外交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籍此，加拿大提高了国际地位，并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
1、 为缓和东西方关系而努力
（1）外交上承认中国对缓和东西方关系的意义：
         60年代末，中美关系尚未解冻，特鲁多便积极推动加中建交，1970年10月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加拿大成为第二个与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主要国家。建交谈判中最大的障碍就是台湾问题，经过双方的努力，达成协议，在建交公报中采用了“注意到”（take note of）的方式即加拿大“注意到”中国对台湾的领土要求的原则立场，对此，加方既不提出异议也不表示赞成，被称为“加拿大模式”。这一模式为其它西方国家发展与华关系提供了借鉴，并成为70年代大多数西方国家与华建交所遵循的模式，对推动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做出了贡献。    
（2）和平倡议：
    1979年12月，苏联出兵阿富汗，东西方关系又趋紧张。美国卡特政府后期及其后上台的里根政府重新对苏采取了强硬政策，对苏联实行经济制裁，并中断了美苏战略核武器控制谈判，搁置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且在西欧部署了中程武器。美苏关系降至60年代末冷战出现缓和以来的最低点。
         为了缓和日趋紧张的东西方关系，特鲁多在最后任期内发出了“和平倡议”。1982年在联合国特别裁军会议上，特鲁多直言不讳地指出世界正面临着战争的危险。1983年10月特鲁多在以“核时代的和平与安全战略”为题做的演讲中公开发出了和平倡议，指出拥有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对东西方安全都是必须的，呼吁美、苏重开高层对话，提出要制止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并希望拥有核武器的五个国家加强合作以防止核扩散。
         为赢得支持，特鲁多出访了西欧、东欧、亚洲、莫斯科、华盛顿进行游说。在他的积极努力下，和平倡议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美国的盟国德、意、英开始向美国施加压力，美国里根政府也注意采取措施不使形势进一步恶化，特鲁多取得的最大成果便是得到了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对其和平倡议的支持。
2、 积极推动南北关系的发展
    加拿大从经济上讲是一个发达工业国，又因其殖民地经历与第三世界关系密切，因而特鲁多认为加拿大能够为推动南北关系的发展做出特殊的贡献。
（1）增加对外援助：
    特鲁多认为第三世界的贫困、南北差距的拉大，已成为世界动乱不安的根源，而这也必将影响到发达国家的发展。在1968年5月的一次讲话中特鲁多谈到“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样一个现实，从长远来看，加拿大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外国投资，外国的意识形态，甚至不是核战争，而是占世界三分之二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的贫困”[17] 因此，特鲁多政府采取措施进一步增加了对第三世界援助。
    1968年加拿大成立了专门管理对外援助的机构—国际开发署。1969年加拿大在面临财政困难，大力削减政府开支的同时，却增加了国际开发署的预算开支。在特鲁多时期，加拿大的对外官方援助，由1968年占GNP的0.21%，增长到1970年的0.41%,1978年的0.54%。
（2）推动南北对话，赞成改革现存的国际经济旧秩序
特鲁多认为要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要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因而特鲁多支持发展中国家要求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的主张。1981年10月，在墨西哥的坎昆举行了关于合作与发展的南北首脑会议，特鲁多与东道主墨西哥总统一道担任了会议主席，并以“新国际秩序”为题发表了演讲，对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公正、合理、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做出了积极响应。
三、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特鲁多时期，加拿大的外交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 “独立”成为其 整个外交政策的灵魂和核心。不言而喻，“独立”是相对于美国而言的，是指在外交上拉开与美国的距离。
    特鲁多把寻求经济伙伴多元化作为实现独立的重要手段。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始，大量美国资本涌入加拿大，据统计，1945年至1976年间，在加拿大外国的长期投资总额增长了11.5倍，而美国资本占全部外资的四分之三。[18]这使加拿大严重依赖于美国资本，而加美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又使加拿大严重依赖美国市场。因此，以至加拿大的经济盛衰直接受美国影响，这成为在外交上屈从于美国的重要原因。特鲁多时期大力发展与西欧、日本以及中国、苏联和第三世界的经济联系，试图通过实现加拿大经济伙伴的多元化来减轻对美国的依赖，以实现外交上的独立。
    而特鲁多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在国际舞台上努力树立加拿大的形象，显示加拿大的独立存在，以表明加拿大并不是美国的应声虫。它能够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独立的作用。无论是南北关系中的桥梁作用，还是致力于东西和解，其实都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
    然而特鲁多的“独立”也包含了对现实的无奈。国际形势出现了缓和，但仍潜伏着危机， 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及 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表明了苏联军事威胁的存在，这使加拿大在军事上不得不依赖于美国的保护。1983年2月加拿大同美国签署了为期5年的关于美国利用加拿大的设施和领空进行巡航导弹和其它先进武器实验和鉴定的总协定。为摆脱美国在经济上的控制，特鲁多在任期内采取了许多措施，包括限制外国资本的措施。1974年政府颁布了外资审查法，成立了外资审查局，根据“重要利益”原则，对外资开设新企业和兼并旧企业的申请加以批准或否决。1980年3月特鲁多再次上台执政后，针对外国资本对加拿大能源工业的控制，执行了“国家能源计划”，计划规定在加拿大开发石油、天然气时，只有在加拿大股份占50%以上的前提下，政府才发给许可证。但这些措施的效果并不理想，到1977年末，加拿大石油、天然气的74%，采矿业的60%，制造业的56%，公用事业的4%，铁路的1%被外资，特别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加拿大的子公司所控制。[19] 因此，军事、经济的现状使加拿大无论如何在外交上也不可能完全自行其是。正如特鲁多总理一针见血地指出：加拿大跟美国在一起，就如同睡在一个大象旁边的小动物，不管这个动物多么友好，性情多么平和，大象的每一个抽动或每一呼噜，都会使她受到影响。[20]所以特鲁多政府的独立外交只是力图改变二战后加拿大历届政府在外交上对美国亦步亦趋的作法，为加拿大争得相对的自主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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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同[4] P10
[18] 《世界经济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 P378
[19] 同[18] P378
[20] 同[3] P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