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艳

（中共天津市南开区委党校  天津  300113）
[摘 要] 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在古巴导弹危机、美国为加拿大装备核武器及美国发展反弹道导弹体系等问题上面临着防务困境，充分体现了加拿大维护本国利益与履行北美一体化防务义务之间的两难处境。加拿大防务困境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美苏之间由于“安全困境”引起的核武器竞赛，把加拿大牵扯其中；美国不愿加拿大只是搭乘北美防务便车，而是要求其承担相应的义务；加拿大担心在防务上被美国牢牢牵制，主张防止核武器扩散和实现全面裁军。
[关键词] 加拿大，防务政策，防务困境，加美关系，北美防务

A Simple Analysis of Canadian Defense Difficulty in the 1960s
Abstract: In the 1960s, Canadian government was faced with great defense difficulty because of Cuban missile crisis, the installment of nuclear weapons for Canadian military for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anti-ballistic missile system. The reflection of Canada in these issues displayed its dilemma in maintaining Canadian interest and fulfilling its obligation in North American unified defense. These were the reasons of Canada defense difficulty : Firstly, Canada had involved in the nuclear weapon contest caused by peace dilemma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viet Union. Secondly, the United States didn’t want Canada just shared the interests of North American defense, it should undertake some obligation. Finally, Canada worried that it would be firmly controlled by America in defense field, so it hold that overall disarmament and prohibited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Key Words: Canada, Defense Policy, Canada-America Relations, Defense Difficulty, North America Defense  
安全防务是每个主权国家最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体现了一国的外交政策理念。加拿大也不例外，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决定，它的防务无可避免地同美国联系在一起。二战以来，加拿大通过与美国签订《奥格登斯堡协定》、《海德公园宣言》以及《北美空防协定》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同美国在防务领域中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实现了北美防务一体化。1949年加拿大又加入北约组织。这样一来，战后加拿大的防务政策就形成了两大支柱，即同美国的双边战略和防务合作，参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集体防务。战后初期，加拿大通过发展同美国的特殊军事防务关系，维护了本国的安全。
20世纪60年代，随着美苏冷战进一步激化以及北约组织内部矛盾扩展、联盟关系的重新调整，加拿大防务政策面临严峻挑战。围绕古巴导弹危机、装备核武器危机以及美国发展反弹道导弹体系等问题，加拿大承受着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

一、 古巴导弹危机与加拿大的艰难抉择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是对加拿大防务政策的严峻考验。在瞬息万变的十三天中，美国为应对苏联的挑衅行为，十分需要在北美防务上存在密切关系的加拿大协同行动。但是，加拿大却成为惟一给美国造成烦恼的国家，“只有一个盟国的首脑对美国表示怀疑：那就是加拿大的约翰•迪芬贝克。” [1](p.987)
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为争取盟国的支持，积极进行外交沟通。10月21日，前驻加拿大大使、美国助理国务卿利文斯顿•麦钱特携带肯尼迪的亲笔信飞往渥太华，与加拿大总理迪芬贝克会晤，负责向加拿大政府介绍危机的情况。
10月22日下午5点15分双方在一间小会议室举行会谈，迪芬贝克对麦钱特的态度十分冷淡，会议气氛也很凝滞。据麦钱特后来回忆，迪芬贝克对美国的行为十分不满，“因为没有得到肯尼迪的亲自咨询，倍感失望和恼怒”。 [2](p.184)他在会上特别提到，在肯尼迪即将进行公开演说前两个小时，他才得到美国关于处理危机情况的通知。同时，他怀疑美国提供的证据——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照片的真实性。迪芬贝克仔细观察麦钱特向他展示的苏联导弹基地放大照片，并要求看更多照片。迪芬贝克尽管心存疑虑，但是还是对美国的行动表示理解，保证一旦发生来自古巴的导弹进攻，加拿大将履行其在北约及北美空防司令部中的责任。
迪芬贝克虽然表示支持美国，但是担心肯尼迪的激烈行为将会把世界推向毁灭，因此在解决危机的具体办法上与之发生了分歧。为了让全世界全面了解古巴正在发生的事情，加拿大建议联合国出面解决争端，由联合国裁军委员会18个成员国中的8个不结盟国家到古巴进行一次实地调查，以便对古巴导弹危机做出客观的评介。
此外，迪芬贝克政府也迟迟不随同美国采取一致军事行动。10月22日美国宣布它在北美空防司令部的部队进入三级警戒状态。按照加美 “北美空防协定”的规定，加拿大应于美国发出警报后两小时内发出同样警报，并使其空防部队进入戒备状态。但迪芬贝克既没有下令发布警报，也没有按照美国的要求，把核导弹弹头安装到伏都截击机和波马克反轰炸机上。在23日上午召开的加拿大内阁会议上，国防部长道格拉斯•哈克尼斯力主加拿大应随美国之后立即发布警报，迪芬贝克坚决反对，并说：“一个警报会不适当地使人民陷于恐慌之中。我们应该等待并观望事态的发展。”[3](p.96) 同时， 对于美国提出的三个要求，即允许美国把核导弹弹头运到古斯湾、拉布拉多、斯蒂芬维尔和纽芬兰的战斗机机场；允许装有核武器的美国B－52型轰炸机在加拿大上空飞行640航次（后加方批准了8个航次）；将加拿大其它基地上装有核弹头的战斗机分散到各机场，加拿大政府持保留态度，并当即拒绝了第三个要求。
至危机后期，迪芬贝克迫于形势的转变和国内压力，态度逐步发生转变。1962年10月24日下午，加拿大政府宣布其北美空防部队进入警戒状态。在次日众议院会议上，迪芬贝克总理给予美国更多政治支持，政策调门发生显著变化。他说：“正如以往每一个北美人所认为的那样，苏维埃的导弹对美国和加拿大来说确实是一种威胁。” 加拿大政府“准备支持美国”，但同时“将尽可能地寻求运用非战争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避免出现挑衅行为”，因为“加拿大的目的是尽量减缓紧张局势”。他还指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仅要避免冲突，而且要找到和平解决来自苏维埃新挑战的途径”。[4](p.168)迪芬贝克也认同了肯尼迪的观点，即苏联在古巴的导弹是进攻性的，应予以拆除。当严重的危机过去之后，加拿大最终站在了美国这一边。
迪芬贝克政府在危机中的表现招致国内外的尖锐批评。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讥讽迪芬贝克是盟国领导人中“惟一的懦夫”。美国对加拿大在危机中既不执行也不表态的消极立场十分不满，《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批评说，“与其他盟国相比，加拿大表现出无精打采的样子”；“迪芬贝克的迟钝使美国面对潜在的来自北极的进攻，大片土地成为无防区”；“加拿大妨碍了美国的行动计划，并增加了战争的危险性”。[4](p.176)就连加拿大国内一些人，如联合防卫部长皮埃尔•塞维涅及保守党官员达尔顿•坎普等，也对迪芬贝克的举措颇有微辞，认为他的优柔寡断损害了加拿大的形象。
笔者认为，迪芬贝克政府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迟钝”反应，客观上有助于减缓极端紧张的对峙状态。加拿大在危机中采取的防务决策，体现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平解决危机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推行独立防务政策的诉求。

二、加美关于为加拿大装备核武器的争论

古巴导弹危机暴露出北美防务上的漏洞。美国认为加拿大北美空防司令部的军队缺少核弹头，使美国的领土直接暴露在苏联的军事威胁之下，因此加快了用核武器武装加拿大的步伐，强烈要求加拿大为波马克－B型导弹安装核弹头。这给加拿大政府和军事部门出了一个难题，因为它已确立了不发展核武器、不用核武器武装本国军队的防务政策，现在如果接受核武器就违背了本国的政策原则，如果拒绝又与盟国所承担的责任相抵牾，加拿大一时之间进退两难。
以古巴导弹危机为分界点，有关接受美国核武器问题，迪芬贝克总理以及自由党的态度前后均发生重大转变。最初，保守党和自由党都表示，加拿大将接受美国为波马克导弹安装核弹头的建议。迪芬贝克曾指出，“这些防御武器（指波马克-B型导弹）的全部潜能只有安装上核弹头才能有效发挥。……为此，加拿大正同美国磋商，以便为波马克导弹和其它防御武器安装核弹头。我们相信将能同美国达成一致意见。”[2](p.75)
当美国准备安装核弹头时，迪芬贝克的态度却一直不明朗。自1960年到1962年，迪芬贝克政府虽然表面上一直向美国保证，会认真考虑装备核弹头问题，但是却迟迟不做出是否接收的答复。迪芬贝克托辞此事需同内阁和众议院进行充分磋商，鉴于公众强烈反对加拿大拥有核武器，也需要获得公众的支持。
加拿大这种犹豫不决态度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首先，时任加拿大外交部长霍华德•格林在内阁影响力增强，对迪芬贝克的立场产生有力影响。格林支持全面裁军，反对加拿大接受核武器，而且他更关注加拿大的主权及独立。其次，加拿大担心接受核武器会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正在进行的防止核武器扩散的谈判造成不利影响。第三，迪芬贝克政府对如何部署、控制和使用这些核武器一直不能同美国达成一致。最初，加拿大政府表示同意美国提出的“两把钥匙”体系，对将来可能部署在加拿大的核弹头进行管理和使用，也就是核武器无论放置在何处，所有权归属美国，由总统做出是否使用的决定，然后再由东道国决定是否发射。肯尼迪就任总统后，迪芬贝克要求在控制核武器使用方面加强加拿大的主导权，提出如果接收核武器，“那些武器将由加拿大人控制，由加拿大政府决定如何使用它们。” [5](p.421)1962年初，加拿大又提出将核弹头运至加美边境，以便发生战争时，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加拿大方面估计需要1－2小时）把这些核武器运抵北美空防司令部及美国驻加拿大军事基地。美国对此建议深感震惊，五角大楼的专家指出，将核弹头运送到加拿大并进行安装至少需要15小时，而且加美之间不存在万一战争爆发将向加拿大运送核弹头的协定。 但是迪芬贝克仍然固执己见，不明确表明是否接收核武器。1962年2月26日，迪芬贝克在众议院的演讲时宣布，只要美苏之间的裁军谈判尚在进行，加拿大政府就不会接受核武器。1962年10月17日，迪芬贝克重申了这一政策原则。最后，加拿大民众的态度也对迪芬贝克的立场产生了重要影响。1962年10月，加拿大民众在议会厅前进行了为期72小时的反核示威活动。在此期间，迪芬贝克收到的反对加拿大接收核武器的请愿书重达21磅，并附有142000人的签名。[2](p.141)这种情况使迪芬贝克确信，多数加拿大人不愿意接受有核国家的地位。
无论出于何种考虑，迪芬贝克政府直到古巴导弹危机过后，仍然不做出是否接受核武器的决定，继续就部署和使用核武器的方式问题同美国进行讨论。与此同时，加拿大各派政治势力的态度也发生了分化，国防部长哈克尼斯建议为加拿大驻北约和本土部队装备核武器，而外交部长格林则坚决主张加拿大本土不能拥有核武器。迪芬贝克支持格林的主张，并继续采取拖延策略。
1963年初，美国厌烦了迪芬贝克自相矛盾的行为，决心选择更佳人选商谈核武器问题。他们看中了皮尔逊，希望他在1963年加拿大总理选举中获胜，迫使迪芬贝克下台。皮尔逊此时也积极转变立场，表示出接收核武器的姿态。皮尔逊认为，“如果我们不履行北美空防协定的规定，就会激怒美国，招致它的政治和经济制裁”。[2](pp.214～215)1963年1月12日，皮尔逊发表公开演讲时声称，“作为加拿大人，我对加拿大同意承担责任、但拒绝加以履行感到耻辱。此举欺骗了我们自己，削弱了武装部队的力量，背叛了盟友。政府应该尽快履行加拿大的义务，为那些战略防御武器安装核弹头”。[2](p.227)皮尔逊的这席话不仅获得了美国的欢心，而且为日后自由党竞选赢得了支持，使迪芬贝克为首的保守党陷于被动境地。
1963年2月4日，皮尔逊竞选获胜。加拿大政府权力更迭的结果是将核武器带给加拿大，解决了加美之间长期未能解决的防务悬案。1963年8月16日，皮尔逊总理访问肯尼迪总统，并签署了“特殊防御手段”声明。1963年12月31日，第一枚核弹头秘密运抵魁北克的拉马卡兹。

三、美国发展反弹道导弹体系引起的加美争端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国试图发展反弹道导弹体系，鉴于加美之间的防务合作关系，希望加拿大会参加该体系。美国最初制定的反弹道导弹计划也显示，加拿大将被包括在内。
加拿大十分关注美国反弹道导弹体系的发展情况，但是并不情愿参与其中。皮尔逊总理在1967年9月22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加拿大无意加入任何反弹道导弹体系。9月25日，他在众议院讲话时又一次指出，加拿大不会以任何方式参加反弹道导弹计划之中，也未得到美国要求在加拿大土地上安装任何与之相关设备的信息。[4](p.214)继任的特鲁多在就职之初也采取了相同立场。
皮尔逊及其后的特鲁多政府之所以反对加拿大参与反弹道导弹体系，主要是因为加美之间就三个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其一，该体系同北美空防司令部的关系。加拿大极力主张将反弹道导弹体系与北美空防司令部相区别，使之独立于北美空防系统之外。1969年3月17日，特鲁多总理表示，在没有征得加拿大同意的情况下，北美空防司令部不应部署反弹道导弹体系。19日，他对此做了详细说明：“让我提醒在座的外交部长、国防部长以及我本人，美国正在考虑建设的太空防御体系——反弹道导弹体系，并未同北美空防司令部联成一个整体，而是某种处于其外的防御体系”。[6](p.65)
其二，美国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是否将为加拿大带来严重的灾难。针对反弹道导弹体系，加拿大民众存在很多疑问，诸如美国是否要求允许“飞毛腿”导弹和“斯巴达”导弹飞跃加拿大领空、加拿大是否将参加、如果用于拦截洲际导弹的 “斯巴达”导弹在加拿大上空爆炸将带来何种后果等。曾参与“曼哈顿工程”的美国核武器专家拉尔夫•莱普博士认为，当“斯巴达”的核弹头发生爆炸时，将对加拿大造成如下破坏：（1）增加飘向加拿大的辐射性微尘；（2）由于高海拔爆炸引起的亮光可能对居民的眼睛形成损伤；（3）如果安装特殊燃料的洲际导弹引爆时，会产生高海拔的额外核辐射性微尘；（4）偏离其目标的洲际导弹可能会在加拿大国土爆炸；（5）在核爆炸地点100英里之外的地方也会受到热核破坏。[4](p.215)鉴于这些不利影响，民众反对加拿大参加反弹道导弹体系。加拿大政府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强大政治压力，不敢贸然做出决定。
其三，加拿大关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反弹道导弹体系中，能否事先得到美国的咨询。当众议院质询美国是否提前就发展新的防御体系与加拿大磋商时，皮尔逊总理回答美国是在该问题公开之前，才将其决定告知加拿大的。加拿大的许多官员对美国这种只是将本国的计划通知盟国，而并不提前同它们进行密切协商的做法深表不满。1969年3月14日，随着尼克松总统宣布继续发展导弹保护体系，加拿大国内更加关注“事先咨询”问题。当众议院问询加拿大是否得到提前磋商，特鲁多总理表示，美国已将其决定告知加拿大，在反弹道导弹计划发展的不同阶段加拿大均得到了美国的通知，但美国没有就具体问题向加拿大咨询。在加拿大政府做出上述解释后，国内关于“事先咨询”问题的争论本该就此告一段落，但此时美国国防部长麦利文•莱尔德发表一项声明，使这一问题的争论又趋激烈。3月20日，莱尔德在参议院武器服务委员会和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声明，批评加拿大自美国宣布反弹道导弹体系后的态度，认为加拿大过于莽撞。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J•麦克洛斯基也发表声明，认为美国在同加拿大进行咨询的过程中，态度是认真的，并且已经清楚地向加拿大说明防御体系如何运作的技术细节及影响。加美在防务知情权问题的上述争论表明，在双方实力悬殊的前提下，加拿大不可能得到美国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咨询。
尽管加拿大担心反弹道导弹体系在技术上的可行性，及其可能导致的美苏军事竞赛升级，但是随着美国施加的强大政治军事压力，加拿大政府的防务政策立场不断变化。特鲁多总理在1969年4月出访美国前，曾经保证，“如果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反弹道导弹体系构成核武器竞赛升级，那么加拿大将谴责美国发展这样的防御体系。”当特鲁多总理结束对华盛顿的访问返回加拿大后，他又宣布，直到美国就反弹道导弹问题进行公开投票表决前，加拿大不准备公开申明本国的立场。1969年4月23日，特鲁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加拿大政府不会对目前美国正在进行的辩论发表意见”。[4](p.217)但是，当1969年5月23日众议院进行辩论时，特鲁多总理开始反对建设反弹道导弹体系，申明加拿大不会热衷于建设该体系，如果有权在此领域做出决定，加拿大不主张发展反弹道导弹体系。
特鲁多总理不公开表明立场是因为他担心受到美国的经济报复，并相信尼克松政府的说法，即反弹道导弹体系不是美苏军备竞赛的升级，而是必要的防御系统。此外，美国向其承诺将会支持加拿大的某些政策。总之，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对加拿大政府的立场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60年代加拿大防务困境的原因

综上所述， 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防务政策面临着巨大困扰，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加拿大力图推行独立的防务政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发出与美国不同的声音。另一方面，它的很多主张不是无疾而终，就是迫于压力而改变初衷，甚至违背自己的意图，接受符合美国需求的防务政策。
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国际大环境来看，美苏之间的“安全困境”是造成加拿大防务困境的直接原因。各国的安全环境是互相排斥的，“生活在形式上无政府的国家体系中的个人或集团必须，而且事实上关心自己的安全，以免被其他个人或集团攻击、奴役、统治或者消灭。为获得安全，避免这种攻击，他们被迫取得越来越多的实力以免受外来势力的威胁。反过来，这又让别人觉得不安全，迫使他们做最坏的打算。既然在一个由互相竞争的个体组成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觉得是完全安全的，实力的竞争就随之而来，安全和积聚实力的恶性循环就发生。”[7](pp.52～53) 这样，一个国家的安全可以被视为并定义为另一个国家的不安全。一个国家准备用于保护自己领土和人民的手段对别国来说可能是个威胁。这一理论有助于解释美苏之间越演越烈的核武器竞赛。正是由于冷战期间，美国始终担心来自苏联的攻击，而加以积极防范，才会把在地缘政治上对美国具有重大意义的加拿大纳入本国的防务体系，共同发展并提高两国的防御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美国的安全防御措施，也同样构成了对加拿大的防务威胁，造成了它防务上的困境。
其次，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美国完全有能力独自建立本土的安全防御体系，之所以紧紧拉住加拿大，主要是基于如下原因：一是从地缘政治角度讲，美国希望加拿大辽阔的地域成为防范苏联攻击的缓冲带，让其分担北美大陆的防务压力；二是冷战思维的影响。美国积极发展与加拿大的防务合作，还包含着控制盟友的战略意图。如果美国无法成功地把自己的近邻纳入势力范围之内，那么它充任西方冷战领袖的说服力就要下降。三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为北美防务做出了巨大贡献，加拿大的安全很大程度上由美国来保证。美国不想光让加拿大免费搭乘北美防务便车，而是希望它承担相应的责任。
最后，从加拿大政府本身的处境看。自20世纪60年代始，加拿大一直致力于全面裁军和防止核武器扩散，在国际社会以维和形象出现，拥有核武器并进行导弹防御有悖加拿大的初衷。同时，加拿大担心随着合作的进一步深化，自己将会在防务上被美国越拴越牢。上述两点结合在一起，是造成涉及具体防务问题时，加拿大犹疑不决的主要原因。
加拿大防务困境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加美之间长期军事防务合作过程中积累的矛盾的集中体现。由于自身实力同美国存在巨大差距，防务安全依赖美国保障，加拿大独立的防务政策无法彻底推行，不得不继续跟随美国的防务政策。但是我们不应就此否定加拿大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在冷战的形势下既然无力挣脱美国的防务束缚，那么采取模棱两可、静观时变的态度无疑更加符合加拿大的国家利益，客观上也对维护和平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作者简介] 宋志艳(1975-),女,内蒙古赤峰人,历史学硕士,中共天津市南开区委党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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