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拿大研究网

韩家炳
（复旦大学  历史系， 上海  200433）


【摘 要】 加拿大少数民族为加国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长期以来他们在教育、就业和住房等方面仍遭受各种歧视。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少数民族强烈表达平等分享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诉求，多元文化主义在加拿大逐渐兴起。
【关键词】 少数民族，贡献，歧视，多元文化主义
The Emergence of Multiculturalism in Canada
——A Investigation focuses on the Contribution and Experience of Canada Minorities

Abstract: The minorities in Canada have made huge contribution to the politics,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of Canada, but they experienced all kinds of discrimination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housing and so on for a long time. Canada minorities expressed strongly the sues of sharing the rights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in the 60s’ of the 20th century, Canada saw the emergence of multiculturalism little by little.  
Key Words: Minority, Contribution, Discrimination, Multiculturalism

加拿大是世界上典型的移民国家，源源不断来自不同地域的移民带来了各自
母国相异的语言、风俗、宗教信仰、历史文化背景、经济环境和生活方式，共同创造了加拿大灿烂而丰富的多元文化。在加拿大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没有形成加拿大风格的加拿大文化，但英语文化和法语文化是加拿大的主流文化，然而并非所有的加拿大公民都能享受主流文化并融入到主流社会中去。各少数民族为加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他们在政治参与、就业、教育、住房等方面遭到种种歧视，无法取得与白人完全平等的地位。20世纪60年代，那些长期遭受歧视和压迫的群体（尤其是印第安人、黑人和新近移入的亚裔等）表达种种权利诉求，要求改变现有的不合理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结构，拥有分享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方面的平等权利。20世纪7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思潮在加拿大悄然涌现。
一
早在哥伦布到达北美之前，土著人就已经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印第安人还发明了精密复杂的运输与居住模式，象独木舟、平底雪橇、雪鞋、棚屋和圆锥型帐篷等，可以说，没有这些早期独特的技术，法国和英国后来深入大陆内部的考察是根本不可能的。 [1] (\p. 14)印第安人在艺术方面也有突出的贡献，他们的部落典礼和社区庆祝活动所包括的丰富内涵及意义成为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生活的基本特征，现在又体现于春节与秋季博览会上而成为加拿大人的文化生活的根本组成部分。[1] (\p. 15)
虽然加拿大土著居民创造的悠久的历史文化对加拿大以后的历史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但他们在投票选举、教育、就业以及住房方面应享有的权利远远落在白人后面。加拿大土著居民公民权的获得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1898年公民权法规定只有在省级选举中享有投票权的人才能在联邦级选举中拥有投票资格。[2] (\p. 15) 1924年，参加过印第安人战争的老兵获得了联邦投票权，其他印第安人在1949年纽芬兰加入联邦后才获得在联邦级选举中的投票资格。直到1960年，所有的成年印第安人才获得了在联邦级选举中进行投票的权利。
教育方面，自保留地制度开创之初，加拿大联邦政府就承担了印第安儿童教育的责任，但它一直被认为是那些自愿者尤其是教堂的事情。1958年，印第安人事务部在保留地建立了第一所学校，在此之前，联邦政府没有提出任何教育规划。1965年，学校被迫停办，印第安儿童只好乘坐校车去嘉斯珀城继续求学。[3] (\p. 106)即使今天，令人灰心的反常的高失学率仍是印第安人教育特征之一。正如萨斯喀彻温（Saskatchewan）特别工作小组所指出：

1969年2月，萨斯喀彻温省学校共有10，010名条约印第安人学生……对印第安人学生来说，入学率最明显的特征是入学人数急剧和持续不断的下降，尤其是3年级的学生，这一情况也波及到其它年级，12年级的学生入学率只有5％，在萨斯喀彻温省北部仅仅达到3％。[4] (\p. 39)

就业方面，随着印第安人被圈入保留地，他们的就业问题日渐增多。即使近几年来，情况也未发生多大改观。1969年，萨斯喀彻温省保留地待业人数为11，634人，只有698（6．2％）人拥有全职工作，大约1，200人充当临时工，失业对印第安青年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萨斯喀彻温省保留地居民收入超过1，000美元的不到其居民总数的40％。[2] (\p. 18)在不列颠哥伦比亚，一个四口完全失业的印第安人家庭从政府各项计划中所能得到的最多补助不过2862美元 。[5] (\p20) 1970年，加拿大52％的的男性和14％的女性年收入超过6000美元，而印第安人男性这一比例仅有24％，女性只占5％。[6] (\pp. 2-5)由于政府无法提供过多的就业机会，印第安人接受的文化教育程度又比较低，再加上加拿大劳工联合会对印第安人就业的抵制及其它种种原因，印第安人的就业和收入水平达到何种程度可想而知。
住房方面，没有比住房困难更糟糕的事情。迟至1967年底，政府发言人承认保留地超过6000户印第安人家庭住房条件恶劣。与全国9％的平均水平相比，保留地一半以上印第安人家庭栖身于低标准的住房里。5个保留地中仅有两个保留地住房配有电力设施，大部分缺水或者没有卫生设备。即使在条件相对较好的燕子湖保留地，1969年，135所住房中只有94所有电力设施，仅有一部电话，没有污水处理系统，没有室内抽水马桶，更谈不上防火消防装备了。[4] (\p. 59)

二
加拿大黑人在加拿大早期开发和铁路建设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两次世界大战中，黑人官兵与其他军人并肩作战，赢得了广泛地赞誉。20世纪60年代以来，加拿大警察队伍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黑人面孔。除此之外，加拿大其它个条战线、各种行业中也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黑人。尤其在体育方面，加拿大的体育强项上都有黑人运动员，他们象美国黑人一样在国际大赛中为国争光。
加拿大黑人应享受的权利待遇与其对加国所作的贡献极不相称。新斯科舍早期，黑人无法同其他新斯科舍让人一样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新斯科舍（Nova Scotia）黑人学校的儿童比加拿大其他地区的儿童要遭到更多的敌视。[7] (\pp. 164-191) 1918年，新斯科舍教育法（Nova Scotia’s Education Act）虽然强调不能把黑人学生排除在公立学校之外，但它仍然容忍学校检查人员为不同种族设立隔离措施的建议。二战后，新斯科舍黑人的教育机会仍严重不足，黑人教师住在隔离学校那些既破旧不堪又缺少设备的校舍里，工资也常常得不到兑现。在盖斯鲍鲁夫县（Guysborough County）的林肯维尔（Lincolnville）地区，19世纪80年代烧毁的新斯科舍校舍直到1930年才得以修复。直到1954年，有关种族歧视的条款才最终从法令中消除。[8] (\p. 49)虽然政府在提高印第安人教育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提高教学标准、设立同情性政府机构、撤销种族隔离学校、加强对黑人的人文关怀，然而欲改变黑人受教育不利状况需要一个长期过程。正如温克斯（Winks）1969年指出：  

目前新斯科舍这一代黑人绝对不可能获得解放，不可能摆脱贫困、无知、失业的恶性循环。除了理想主义者之外，没有人认为新斯科舍的黑人会轻而易举地融入新斯科舍社会，或者新斯科舍白人当中……黑人要想获得真正的解放应该不是在这一代，而是在下一代。[9] (\p. 191)

就业方面，黑人处在就业等级中的最底层。1970年，瓦勒海文（Vale Haven）黑人社区的黑人经常失业，他们对重新找到工作不抱任何希望。一项对西印度妇女的研究表明，虽然她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承担了相当大的责任并且在没有政府帮助的情况下努力钻研去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许多妇女在民政服务中已经找到了诸如护士或护士助理这样的工作，但绝大部分西印度妇女仍处在充满艰难、孤独与隔离的生活之中。[10] (\p. 86)联邦政府对行政机构中黑人工作者的调查显示，与其它所有职业等级相比，新斯科舍的黑人受到了制度性歧视，而且这种问题不仅仅局限在省级或者政府级服务上。[2] (\p. 54) 由此可知，加拿大的黑人就业歧视涉及到各种行业和各个领域，黑人无法取得与白人平等的就业机会，就更谈不上获得相同的劳动报酬了。
住房方面，新斯科舍的黑人比白人要穷，甚至比白人穷人和其它地区的大部分加拿大人还要穷。1970年，瓦勒海文黑人社区的大部分房屋都摇摇欲坠，没有装修并且无人管理。1/3住房没有电力供应，根本看不到什么电器，家具又旧又破。大部分人穿着劣质服装且破烂不堪。[11] (\pp. 42-43)几乎没有供暖设备，更不用说抽水马桶了。即使是居住在大城市的黑人也是被限定在隔离区。黑人的居住条件可见一斑。  
三

在加拿大，任何人提到横贯加拿大的太平洋铁路，都不能不想到早期华人的贡献。据估计，太平洋铁路修成后每公里铁轨下面就有4具华人尸骨。[12] (\p. 24) 1884年加拿大总理麦克唐纳（John A. Macdonald）也公开承认华工的杰出贡献，他说：“没有华工的巨大努力，太平洋铁路就不能按时完工，加拿大的西部资源也就得不到开发。” [13] (\p. 30)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华人青年热血沸腾，奔赴欧洲战场。二战时期，有500多名华人军人在前线流血牺牲。战后他们的英名被镌刻在温哥华中山公园中山门的墙上。他们的行为不仅是对加拿大和世界和平的贡献，也促进了加拿大主流社会改变了对华人的态度，从而推动了反种族歧视、争取基本人权和多元文化思想的发展。
加拿大华人并没有因为他们为加国所作的重大贡献而受到种种礼遇，相反，二战前他们在加拿大受到各种歧视。即使在二战后以致今天，华人由于体质特征，如肤色、面貌、头发等而在就业、住房和其它服务业方面遭到种族歧视的事件仍不断发生。[14] (\p. 51)
太平洋铁路修建期间，华工所得工资大大低于同工种的白人的工资，“白人日薪2至2．5美元，华工日薪0．8至1．25美元”。[15] (\p. 5) 1885年太平洋铁路完工后，许多中国人并没有积聚到他们所期望的财产，而且铁路公司与加拿大联邦政府并不愿意承担他们返乡的路费，大批华工滞留在温哥华（Vancouver）附近的哈蒙德港（Port Hammond）、耶鲁（Yale）与维多利亚（Victoria）等海滨地区。他们不得不从事工时长、报酬少的低贱工作，如家政服务、厨师、园艺工、侍者等。[16] (\p84)大部分处于赤贫状态，很多人只好乞讨、偷窃或挨饿。确实，加拿大的华人一直受偏见、歧视与替罪羊的困扰。仅举简单一例，1892年，卡尔加里（Calgary）突发了一场天花传染病，9个感染者中有3个不幸死去。 加拿大公众对华人发起猛烈攻击，认为华人从不列颠哥伦比亚带来了天花，事件直到加拿大骑警赶到才避免了对华人动用私刑而结束。
加拿大华人选举投票权的获得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历史过程。早在1875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的中国居民就被剥夺了投票权 。《1895年法》剥夺了华人在省级选举中的投票权，1896年又延伸到市政选举中。省级公民权的否定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把公民从选举人的名单中清除掉，另一方面对公民的就业机会的获得也是极其不利。1899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酒类许可证法》（British Columbia’s Liquor Licence Act）吊销了出生背景为中国与日本人的售酒权，只有那些名列选民单的人能够获得营业执照。1919年，公民投票权的否决波及到联邦一级。不列颠哥伦比亚国会议员反对中国人与日本人有在联邦选举中的投票权，结果，1920年《多米宁公民权法案》（Dominion Franchise Bill）加入了新的条款，规定：按照加拿大省法规定，那些由于种族原因而被剥夺了选为省立法院成员的人，不得根据该法在此省享有投票权。20世纪30年代，日本法西斯入侵中国，加拿大对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表示了深刻的同情，然而，不列颠哥伦比亚在战前或战后仍没有能够给予中国出生的公民投票权。直到1947年，关于华裔投票权的种种限制才得以撤销。两年之后，华裔获得了在联邦和省级选举中的投票权。由此可见，20世纪50年代以前，加拿大的华人基本上是没有参政议政权的，他们是生活在主流社会边缘的“二等公民”。即使到了80年代，华人由于语言能力限制和缺乏英联邦文化背景，也很难在政治上崭露头角。[17] (\p. 397)

四

总之，所有不同来源国的移民群体都积极参与了发展加拿大的活动，他们把其长处、技术和传统带给了这个新的祖国，为加拿大各项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他们却无法全面参与到加拿大的政治生活当中，无法与英裔、法裔平等地分享国家的经济、文化资源。当1963年加拿大成立了“二元文化皇家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Bilingualism and Biculturalism）并希望通过这个委员会使加拿大实现英、法两种语言、文化并存的目标时，少数民族群体就变得怒不可遏了。他们告诉委员会，这些移民和他们的子女，与其他加拿大人肩并肩地同甘共苦地度过大萧条时期，为战争献出了他们的子女，他们不比其他加拿大人少做贡献。如果对法裔加拿大人来说保存他们的独特的文化和特性是很重要的，那么别的民族集团为什么不可以依样照办呢？为了平息他们的愤怒，皇家双语双元文化委员会在全国各地进行听证。委员会在各地的听证中不仅听到英裔和法裔的关系问题，还听到许多人有一种强烈的种族情绪，这种情绪把非英、法裔的民族集团看作二等公民。在这种情境下，1965年，委员会发表初步报告评定存在的紧张情势，其主要结论之一是“在对事实完全没有知觉下，加拿大正经历其史上最大的危机”。[19] (\p. 127) 1967年，皇家双语双元文化委员会发表了《双语双元文化调查报告（第4册）：少数民族群体的文化贡献》，表达了对各少数民族贡献的最初认同：

由于天生的原因具有显著不同语言文化的人们在加拿大的存在不可估量地丰富了加拿大社会生活，这是不可忽视的。主流文化从这些其他的文化中只会得到好处。……我们所称的文化群体的其他民族人民也必须享有同样的好处，受到同样的限制。就民主精神和最根深蒂固的人类准则而言，民族大融合能在和谐和生气勃勃的整体中增加健康的多样化的生机。

其他文化群体在加拿大的存在是所有加拿大人都应该感到幸运的事。他们的成员应永远享有一个基本的人权——保护他们语言和文化的权利。……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不仅在大众传统中，而且也在文学艺术中得到表现。我们认为，这些文化价值观远远超越了民族差异，我们把它看着我们全民族财富的补课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关注“其他民族的文化贡献”问题。我们在认真细致地做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建议，以便使我国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机构能够对其他文化群体成员的合法期望做出反应，并为他们提供在充满生机的、繁荣的加拿大充分发展的机会。[20] (\p. 14)

既然各少数民族为加拿大各项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加拿大政府也认识并承认了这一点，而且同化政策非但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反而遭到各少数民族的反感与抵制，那么在这种形势下，加拿大政府采取何种民族文化政策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诚如各少数民族向皇家双语和双文化委员会所提供的一种蓝图：一个加拿大人的认同要以公众所接受的差异和对多元文化的支持为基础，他们不喜欢美国的大熔炉模式，而宁要文化马赛克的观念，即共同性的部分将大家团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民族性并不破坏加拿大的认同，承认多样性正是加拿大的认同。特鲁多总理认为，我们正在实施的皇家委员会建议表明双语言和双文化是不可分离的。但是，双文化并没有准确地描绘我们目前社会现实，在这方面多元文化主义这一词语更为精确。[21] (\p. 123) 1971年10月8日，特鲁多总理在众议院讲话中指出：“虽然我们有两种官方语言，但没有官方文化，没有任何族裔群体优先于其他群体。没有任何公民或公民群体不属于加拿大人，所有人都应该受到公平对待。” [22] (\p. 518)加拿大联邦政府认为：“我们坚信多元文化主义就是加拿大认同的实质。每一个族裔群体都有权在加拿大范畴内保留和发展自己文化和价值。我们说有两种官方语言并不是说有两种官方文化，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比其他文化更具官方色彩。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必须是所有加拿大人的政策。” [23] (\p. 180)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促进民族间的和谐，稳定社会的发展，加拿大政府于1971年确立并正式公布实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

【作者简介】韩家炳（1972－），男，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复旦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加美关系史。

参考文献：
[1] D. Paul Schafer. Aspect of Canadian Cultural Policy [M].Paris: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1976.
[2] Joseph F. Krauter and Morris Davis. Minority Canadian: Ethnic Groups [M]. Toronto: Carswell Company
Limited, 1978.
[3] Jean L. Elliot. Minority Canadians: Native Peoples [M]. Scarborough: Prentice-Hall of Canada Ltd., 1971.
[4] Edgar J. Dosman. Indians: The Urban Dilemma [M].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Limited, 1972.
[5] William T. Stanbury. Poverty Among British Columbia Indians Living Off Reserves[J]. Canada Welfare, 1974(Vol.50, 1).
[6] Richard C. Powless. Native People and Employment: A National Tragedy [J]. Currents, 1985(2).
[7] Robin W. Winks. Negro School Segregation in Ontario and Nova Scotia [J]. Canadians Historical Review, 1969(50) .
[8] D.H. Clairmont. A Socio-Economic Study and Recommendations: Sunnyville, Lincolnville and Upper Big Tracadie, Guysborough County, Nova Scotia[M]. Halifax: Institute of Public Affair, Dalhousie University, 1965.
[9] Robin W. Winks. The Blacks in Canada: A History [M].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71.
[10]Wilson A. Head. The Black Presence in the Canadian Mosaic[M].Toronto: Ontario Human Right Commission, 1975.
[11]Frances Henry. Forgotten Canadians: The Blacks of Nova Scotia[M].Toronto: Longman Canada, 1973.
[12] Harry Con. From China to Canada [M].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1982.
[13] Peter A. Li. The Chinese in Canada [M].Toronto, 1988.
[14] Kananur V. Chandra.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Canada.: Asian Minorities[M]. San Francisco, 1973.
[15] The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Chinese Immigration [R]. Ottawa, 1885.
[16] Jeffrey G. Reitz. The Survival of the Ethnic Groups[M].Toronto: McGraw-Hill Ryerson Limited, 1980.
[17] 王昺.文化马赛克：加拿大移民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18] Multiculturalism in Canada, in http://www.canadianheritage.gc.ca/csp－pec/English/abo01-611i/ind.
[19] 大美百科全书[M].台湾台北光复书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七十九年(第5卷).
[20] Royal Commission of Bilingualism and Biculturalism, Report(Book Four). Cultural Contribution of the Ethnic Groups [R]. Ottawa, 1967.
[21] Francois Rocher and Miriam Smith. New Trends in Canadian Federalism[M].Ontario: Broadview Press, 1995.
[22] Jone R. Mallea ＆ Jonathan C. Young. Cultural Diversity and Canadian Education: Issues and Innovation [M]. Ottawa-Canada: Carleton University Press Inc., 1984.
[23] Seymour Martin Lipset. Continental Divide: The Value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M].NewYork: Routledge,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