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斯洛普·弗莱论加拿大》
—— 原型批评理论大师的文化批评实践

Northrop Frye on Canada
—— The Practice of Cultural Criticism by the Master of Archetypal Criticism

摘要
加拿大文化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因为《批评的剖析》一书而成为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在进行系统的理论建构的同时，弗莱还为文化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促进了加拿大文学传统和文化身份的形成。本文试图在分析多伦多大学弗莱研究中心最新成果《诺斯洛普·弗莱论加拿大》的基础上，梳理出弗莱以加拿大为主题的批评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而展示出该著作集在弗莱研究领域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弗莱、加拿大、文化批评


加拿大著名的文化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凭借神话-原型批评理论曾一度在五六十年代的西方文论界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起过“三足鼎立”的作用。同时，作为英语国家杰出的理论大师，他为加拿大的文化和文学从“边缘”逐步向中心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了全面展示弗莱的理论价值，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诺斯洛普·弗莱研究中心联合多伦多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启动了一项重大的出版项目：《诺斯洛普·弗莱全集》。该项目汇集了阿尔文·李教授、琼·欧格莱迪教授、罗伯特·丹纳姆教授等多位弗莱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计划到2007年整个项目完成时共计出版31卷弗莱著作、笔记以及书信集。截止2003年4月，《诺斯洛普·弗莱全集》的编撰和出版已经完成了13卷，其中最近与第13卷几乎同一时间出版的第12卷《诺斯洛普·弗莱论加拿大》标志着弗莱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成果。
弗莱在世界文论界的地位已经得到了一致的公认，但是他在文化领域的探索、尤其是对自己祖国文化的关注往往受到研究者的忽视，而这本著作集的问世则可以为各国研究弗莱的学者提供翔实、全面的第一手资料。正如该卷封面介绍所言，“回顾弗莱五十多年的批评生涯，本卷著作集所展示的弗莱是一位细心而关切的批评家，而且凸现了他作为加拿大文化评论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笔者获得2003年度“中加学者交流项目”资助，目前在多伦多进行有关弗莱批评理论与社会语境的研究，因此有幸接触了《诺斯洛普·弗莱论加拿大》的编撰工作，并与弗莱中心的琼·欧格莱迪教授探讨了弗莱研究在加拿大的发展与现状，认为该卷著作集的出版不仅会在加拿大文化批评界引发新的观点，而且对中国从事弗莱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学者也将起到重要的启发作用。
《诺斯洛普·弗莱论加拿大》由琼·欧格莱迪教授和大卫·斯泰茵斯教授共同主编，全书收录了94篇正式文章以及一篇题为“加拿大批评”的附录文章，内容几乎涵盖所有先前曾得到出版的弗莱论及加拿大文化的文章，以及一些迄今尚未发表的演讲稿，例如纪念加拿大著名诗人E.J. 普拉特的演讲和为加拿大“总督文学奖”颁奖典礼准备的演讲等；此外，本卷还收录了两篇先前尚未发表的序言：“《亚瑟·里斯默》序”和“《交际史》序”。这些时间跨度长达五十三年的文章大体可以分为五个类别，分别涉及加拿大文学总论、加拿大诗歌、加拿大小说、加拿大绘画艺术以及加拿大文化等方面，体现了弗莱不仅在理论建树方面成就斐然，而且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也具有独到的眼光和深邃的思考。
《诺斯洛普·弗莱论加拿大》一书记录了弗莱有关加拿大文化评论的发展轨迹。本书所收录的文章开始于1938年，结束于1990年。在此期间，尽管弗莱一直以神话为中心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但他的总体批评思想也经历了重大的变化，从对结构的偏重转移到文学批评与语境的结合。同时，在有关加拿大文化、特别是加拿大文学的问题上，弗莱也逐渐从对自然环境的重视转移到文化身份的研究上来。弗莱在评论加拿大文化的过程中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体现了弗莱对加拿大文化和文学的深刻思考，而且弗莱在每一个阶段都留下了重要的著述，这些文章对加拿大文学经典的形成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一直到1950年，这段时期弗莱主要对加拿大现代主义诗歌和绘画艺术进行评论，这是他以加拿大为主题的写作的开端。弗莱于1912年出生于魁北克的舍布鲁克，后来随家人移居新布伦威克的蒙克顿，并在此接受了少年时代的教育。弗莱在多伦多大学的经历进一步拓宽了他对加拿大多元文化的了解，而且在维多利亚学院接触的三位教授对他的文化批评思想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在弗莱看来，J.D. 罗宾斯、培尔汉姆·埃德加以及E. J. 普拉特对自己步入文学研究的世界起到了导师和典范的作用：“任何人，只要他们认识我在维多利亚学院接触的三位教授……他们就一定不会对任何学生追求批评生涯的愿望感到惊讶，因为这些教授已经成为了这项事业如此辉煌的榜样”i（384）。当弗莱还是一位本科生时，他就开始在维多利亚学院的校刊上发表评论文学的文章。后来，他加入了具有左翼思想的杂志《加拿大论坛》，从此开始了有关加拿大文化和文学的写作。在第一阶段的三十三篇文章中，弗莱评论了加拿大的绘画、诗歌和一部分小说创作，这种将文学与绘画艺术相结合的评论方法贯穿了弗莱的整个批评生涯。在《伦敦加拿大艺术展》、《加拿大水彩画》、《高登·韦伯与加拿大抽象艺术》以及《加拿大与殖民地绘画》等文章中，弗莱阐述了加拿大自然环境对艺术创作的决定性影响，并对日渐成熟的加拿大本土文化充满信心。在诗歌领域，弗莱对诗人A.J.M.史密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我还是一名初级讲师时，A.J.M.史密斯的《加拿大诗集》出版了（1943年），我在《加拿大论坛》上发表了对该书的评论，这也许是我第一篇具有持久重要性的批评性文章。我从史密斯先生的诗集中获得的益处是难以估量的，这本书使我对加拿大诗歌的兴趣更加集中，并为之指明了方向”（417-418）。在这篇题为“加拿大和她的诗歌”的文章中，弗莱将诗人眼中的自然分析为一种“冷淡的无意识”。在发表于1946年的“加拿大英语诗歌中的叙事传统”中，弗莱进一步肯定了史密斯作为加拿大现代诗歌奠基人的地位，同时，通过对从早期诗人查尔斯·海维塞格到现代诗人E. J. 普拉特之间的诗歌叙事传统进行分析，他也开始注意到加拿大诗人独有的、对“叙事性和描写性诗歌的偏好”（82）。
1950年，弗莱开始为《多伦多大学季刊》的“加拿大文学”专刊撰写年度诗歌评论。这项工作持续了十年，形成了弗莱加拿大写作的第二个阶段。每年，弗莱都要仔细地阅读本年度加拿大文坛发表的重要诗作或诗集，然后再根据自己的思考向社会推荐优秀的作品，同时对一些他认为在创作中存在缺陷的作品提出批评。弗莱在这十年中对加拿大文化和文学 的思考也逐渐成熟，并形成了自己的批评方法和特色。1950年，弗莱在评论詹姆斯·威尔伏特时延续了他在《批评的剖析》中的原型批评理论，指出威尔伏特的诗歌继承了兰普曼的特点，体现了诗人对环境中植物世界的偏爱以及对四季轮回所代表的生命哲学的重视。弗莱在评论诗歌创作时也经常结合绘画艺术探讨两种艺术形式之间的联系。在1955年的年度评论中，他指出了诗歌和绘画之间的相似性，即对两者的研究都存在着两极：其中之一是内容或主题极，另外一极则是形式极。“当诗人描写一处风景、描述自己的情感、思想或社会时”，诗歌就趋向内容或主题极；当“诗人寻求隐喻、寻求诗人与疯人或恋人共享的纯粹认同语言时”，诗歌就趋向形式极（137）。弗莱还在多处论述了批评家在形成民族文学经典中的作用。例如，1954年，在论及诗人的成长和批评家的任务时，弗莱认为，尽管诗人在诗歌中所表达的是个性化的意象和感受，而且“诗人的工作就是继续写作”，但是批评家却有责任“告诉诗人和公众，不管诗人的诗歌有何意义，诗歌都应该具有足够的真实性”（114）。到了1959年，作为一位面向公众的批评家，弗莱开始对加拿大读者阅读品味的取向感到担忧。当时许多普通读者都习惯于新闻媒体类型的平白语言，反而对诗歌中“鲜明的意象和充实的语言”失去了兴趣（208）。因此，弗莱认为批评家有必要向读者介绍真正的文学语言，改变人们的欣赏品味。在五十年代这段时期里，弗莱对加拿大诗歌的评论有助于加拿大本国诗歌传统的确立，并促进了一批诗人的迅速成长，例如P.K. 佩治、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以及欧文·雷顿等人。阿特伍德回忆说：“在一个很大程度上依然保持狭隘特征的社会里，人们普遍带着强烈的怀疑态度来看待文学和艺术创作——认为它们就算不是虚假的装饰品，也是违背道德的事物——而他[弗莱]却不仅使文学变成高尚的职业，而且使之成为了必要的职业”ii。当然，十年的诗歌评论也极大地丰富了弗莱的批评实践经验。在回顾五十年代的批评历程时，弗莱认为这些评论构成了“极其重要的‘实地调查工作’，因为我同时也在创建一种全面的批评理论”（418）。
六十年代以后，弗莱不再针对具体的作品和作家进行评论，相反，他开始关注加拿大文化的民族性和区域性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身份问题，正是在这第三阶段中，弗莱进一步体现了作为一位文化批评家所具备的独到视角。从这一阶段的文章中，读者还可以发现弗莱有关加拿大文化评论的进一步发展，而他为《加拿大文学史》第一版和第二版所撰写的两篇结论恰好体现了弗莱的文化思想随具体文化语境而发展变化的生命力。作为加拿大英语文学史编委会的成员，弗莱在1965年第一版的结论中阐述了加拿大冷峻的自然环境对本国文学所起的影响作用，以及加拿大特有的“要塞心理（garrison mentality）”，同时对尚属成长时期的加拿大文学表示了坚定的信心：“尽管根据二十世纪最好诗人的最高标准，加拿大的许多诗歌都可以被诚实地描述为诗歌创作中的涂鸦之作，但是如果以同样诚实、但却更有用的方式来判断，这些诗歌又可以被描述为文明人士的诗性交流”（368）。到了1976年，弗莱在第二版结论中就改变了对加拿大文学成熟程度的看法，他认为在自己的祖国已经涌现了一大批具有“非凡的生命力和高昂士气”的优秀作品（463）。在弗莱后期有关加拿大文化的论述中，他一直坚持认为加拿大与其南方邻国——美国——之间的差异是定义本国文化身份的重要因素。其实，早在1954年“未完成的选集序言”中，特里林就提到了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政治和文化差异：加拿大的立国过程其实是建立在一个向度基础上的，那就是贯穿全镜的、东西走向的铁路系统。铁路沿线规模不大的许多社区构成了一个十分松散的整体，而维系这种状态的只是政治意志等意识形态的力量。而美国则具有较为独立和完整的民族意识。在1956年的《加拿大文学史》结论中，弗莱比较了两国在吸收欧洲移民方面的差异。加拿大就像《圣经》中巨鲸，而欧洲移民就像约拿一样被吞进内陆，在他们眼中，边疆不是边界，而是一种环境。相反，进入美国的移民所经历的是越洋航海，他们从在大西洋沿岸登陆时就开始向西推进他们的边疆，只到大陆的西海岸。在《加拿大文学史》第二版结论中，弗莱分析了两国文化想象力的基础，指出美国的民族精神来自十八世纪以理性和启蒙思想为主导的革命精神，因此这个国家相信延续和扩展的力量；相反，加拿大直接从十七世纪的巴洛克文明进入了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文明，因此该国的文化秉性也体现出一种悲观主义的色彩。面对强大的美国文化，在《加拿大今日文化》以及《加拿大文化发展》等文章中，弗莱主张加拿大坚持自己的文化特色，而不要沦为美国的文化殖民地。
《诺斯洛普·弗莱全集》第12卷《诺斯洛普·弗莱论加拿大》的出版对弗莱研究、尤其是中国弗莱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弗莱在加拿大文化和文学研究方面所写的文章不象他的《批评的剖析》、《可怕的对称》、《有力的词语》等著作那样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但这部份著述却代表了弗莱批评生涯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艾利·曼德尔、弗兰克·戴维等人曾批评过弗莱，认为他的批评思想自相矛盾，即弗莱有关世界总体文学的批评具有结构主义以及文学自足性的特点，而有关加拿大文学的批评则过分注重地理、政治等非文学因素的影响，因此这两者之间构成了尖锐的冲突iii。琼·欧格莱迪认为，虽然这些学者的批评的正确性有待商榷，但这种辩论现象本身也强调了“弗莱多年来主导加拿大文化领域的程度”iv。其实，如果我们结合当今的批评思维来分析弗莱这种貌似对立的批评路线，我们就能清楚地发现，弗莱的思想恰恰预示了后现代批评的某些特征，那就是用既/又原则来替代二元对立思维中的非此即彼原则。琳达·哈琴认为，尽管弗莱坚持文学的自足性，但是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弗莱对社会的研究是文学研究的自然延续，因此，如果批评家没有阅读这方面的著述，那么他们就将“错过弗莱思想中的重要张力”v。
弗莱的批评理论最早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被介绍到中国。张隆溪于1980年在《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评论弗莱的文章。他认为，弗莱的理论优点在于他提倡将文学作品置于更大的文化背景中，并且对文学批评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有独到的看法，但是他的形式主义批评观点也具有不可回避的局限性。胡经之、张首映等学者的看法基本与张隆溪一致，而叶舒宪对弗莱则主要给出了肯定的评价，提出原型批评不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方法，它把内容提到形式的高度，而它理解的形式也不是一个没有内容的空洞的外壳，而是内容本身的结晶。吴持哲、王宁、刘乃银等学者结合中外文化理论对弗莱的批评理论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交叉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vi。中国学者对弗莱的研究已经出现了重点转移的趋势。尽管许多人仍旧把弗莱研究的重心放在他的早期著作上，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发掘弗莱理论中文化批评的成分，希望在文化研究、比较文学和后殖民研究中找到新的突破口。1994年和1999年两次在中国召开了以弗莱研究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进一步拉近了中国和西方在弗莱研究方面存在的差距，使中国学者可以获得更广阔的视野去发掘弗莱理论中更深的内涵。《诺斯洛普·弗莱论加拿大》的出版将为中国从事弗莱研究、特别是弗莱文化批评研究的学者提供更为充分的第一手资料。多伦多大学弗莱研究中心的欧格莱迪教授曾于1999年来华参加过弗莱国际研讨会，她认为，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入，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中国学者在弗莱研究的领域将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