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的移民女作家

赵慧珍
(兰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内容摘要：  本文介绍了加拿大移民女作家的基本情况，重点论述了几位有代表性的犹太裔女作家、欧洲移民和欧裔女作家、亚裔女作家的生平及创作，评述了她们作品的主题和风格。 在此基础上，对最有影响的两部作品，犹太女作家雪莉·费斯勒的短篇小说《一篮苹果》和华裔女作家李斯嘉的长篇小说《残月楼》，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并分析了各自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  加拿大；   移民；   女作家；   《一篮苹果》；  《残月楼》


加拿大本来就是个移民国家，除了土著民族，大家都是移民。但这里所说的移民女作家是指来自非英语国家的移民女作家，以及非英语国家移民后裔的女作家。非英语国家的移民，尤其是欧洲移民，大量涌入加拿大是在二战之后。其中有的是原来就有一定成就的作家，战争中或战后作为难民逃亡加拿大。他们到加拿大后进一步根据自己的苦难历程写作，写人类经历的战争浩劫，这不但丰富了加拿大文学的题材与内容，而且促使加拿大人改变了原来对欧洲文明一味崇仰的心态。通过移民作家的作品，加拿大人看到欧洲已沦为暴力猖獗之地，相比之下，广袤无垠的加拿大成了受苦受难之人的逃亡避难之所，是劫后余生的乐园，这样加拿大人对欧洲、对自己的国家便都有了新的认识。
移民作家开始多用母语写作，作品发表在移民社团的杂志上。加拿大素有多元文化的传统，其基本国策是鼓励多元文化共存的。不过很快移民作家就用英文写作，力求通过英语进入主流文化，这样移民作家所反映出来的多元文化色彩在加拿大并不表现在不同的语言上，而是表现在主题的多样化和内容的独特性上。移民后裔作家一般都已汇入英语主流，所以能更为顺利地描写移民生活，其作品也就更容易为西方文化所接受。
加拿大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移民作家范围很广，移民女作家也是不断涌现。就形成一定文学成就与影响而论，有三类移民女作家比较突出：一是犹太移民和犹太裔女作家，二是欧洲移民和欧裔女作家，三是亚裔女作家，尤其是华裔女作家。
犹太文学20世纪在北美盛极一时，大家辈出，索尔·贝娄和艾萨克·辛格都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拿大也有克莱因（Abraham Moses Klein, 1909-1972）、里奇勒(Mordecai Richler,1931-)、欧文·莱顿(Irving Layton, 1912-)等名家。相比之下，犹太女作家声势就不如此浩大了。不过有几位犹太女作家在加国文学史上不容忽视，首先是两位战时移居加拿大的犹太女作家，是描写二战中犹太人苦难经历的代表。玛丽亚·雅科布斯（Maria Jacobs，1930-）是荷兰移民，其回忆录《谨防死去》(Precautions Against Death,1983)，兼收了作者的散文、诗歌作品，回忆作者在荷兰度过的童年，也写到掩护犹太人、同纳粹当局进行斗争的故事。艾丽丝·帕里佐（Alice Parizeau，1930-1990）移自波兰，既当律师又写小说，其代表作《华沙盛开丁香》（The Lilacs Are Blooming in Warsaw,1985）根据自己的波兰经历讲述集中营及抵抗运动的故事。犹太女作家对战争及战争苦难的描写还可上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杰西·乔治娜·赛姆（Jessie Georgina Sime，1868-1958）于1919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妇女大姐》(Sister Woman)，叙述战争对艺术和生活的冲击，抨击战争影响了妇女、婚姻、家庭以及社会各个方面，揭露了妇女由于战争而陷于贫困甚至家破人亡的社会现实。值得称赞的是该书谴责战争的同时也批评男子参战对妇女和家庭造成的苦难，是不负责任的男权观念，要求男性理解妇女的苦衷，表达了明显的女权主义意识。赛姆晚期的几部作品也描写了秘密移民与移民生活，但没引起注意，但她仍不失为犹太女作家中比较杰出的一位。
描写犹太移民生活的代表性女作家是艾黛尔·怀斯曼（Adele Wiseman，1928-）和雪莉·费斯勒（Shirley Faessler，1921-）， 她们都是犹太移民的后裔，生在加拿大，用英语写作。怀斯曼出生在马尼托巴的温尼伯，父母是乌克兰移民。1949年毕业于马尼托巴大学，获英语学士学位。从小喜欢文学，为了圆她的作家梦，曾做过秘书、教师以及其他多种社会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她的第一部小说《牺牲》(The Sacrifice,1956)出版当年便获得总督文学奖，1974年又出版第二部小说《怪人》(Crackpot)。两部小说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犹太移民在加拿大草原地区生活的真实写照。《牺牲》的主人公亚伯拉罕屡遭命运打击，却坚持传统道德观念，寻求完美精神，由于其固执高傲，终于酿成悲剧，成了暴力犯罪的凶手。最后他终于悔悟，认识到自身的缺陷和爱心的重要，但为时已晚，全书具有古希腊悲剧之气。但贯穿全书的是犹太移民创业之艰辛，强烈地抨击了商业社会的无情与世俗。《怪人》则以大萧条时期温尼伯的犹太贫民区为背景，通过一个妓女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善良与邪恶交织一身的女性形象。和《牺牲》一样，这部作品仍贯穿着现实批判精神，特别批评了当时的教育制度和福利制度，不过笔调以讽刺幽默为主。怀斯曼还创作有散文、短篇小说、剧本等其他作品，是一位继承犹太文学传统的女作家。
雪莉·费斯勒出生在多伦多，作品多数反映30年代多伦多第一、第二代犹太移民的生活。费斯勒是描写家庭题材的高手，作品中人物粗犷真率，充满幽默，虽然也涉及到社会问题和文化隔阂问题，但已不像犹太传统文学那么沉重，而多有轻松乐观笔调。她有两部短篇小说集，《十六乘以十二》(Sixteen by Twelve，1970)和《叙述之声》（The Narrative Voice,1972），并有一部长篇小说《窗里的一切》（Everything in the Window,1979）。这部长篇小说写的是一位罗马尼亚的犹太移民之女与一位白人游泳教练之间的爱情故事，虽然在人物发展与情节呼应上存在不足之处，但文化冲突方面写得深刻生动。
使费斯勒盛享文名的只是一个短篇小说《一篮苹果》（A Basket of Apples），收在《十六乘以十二》之中。这个短篇问世近三十年来广受欢迎，不断地被收进各种文学选本，成为加拿大文学中的经典作品。以一个短篇奠定作者在文学史上一席之地的情况实属少见，也实属难能可贵。故事写的是一家罗马尼亚犹太移民和俄国移民继母的感情历程，由次女“我”讲述。 女主人公“妈”是靠叔叔杨可夫帮助从俄国偏远的农村移民加拿大的，为了报答叔叔的恩情，“妈”在他家当使唤丫头，一直干到“爸”续弦娶了她，过门时身无分文。面对着有三个孩子的劳动家庭，“妈”挑起了服侍丈夫、抚养继子女的重担，其一腔真情和质朴幽默的性格终于消除了丈夫对她举止粗鲁的不满，也赢得了继子女的真心爱戴。该篇小说成功之处在它独特的艺术风格，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粗中见细，以粗达真，粗中有柔，粗中有强，粗中有雅。一家人都是大嗓门说话的粗人，“妈”更是一个从神情到举止都粗的“乡巴佬”，烧饭没有一次不烧糊，烧水没有一次不溢出。“她过去这样凑合惯了，现在便继续凑合。砰的一声把壶放在桌上，唰的一声撒开一把刀叉，给我们一些大小不一、七拼八凑的盘子”，而脾气暴躁的“爸”不止一次地一把将这些餐具扫荡在地。“妈”体谅“爸”是个像牛马一样干活的人，甚至“愿上帝给他力量，叫他不停地训我，我不会抱怨。” 偶尔还幽默风趣地顶“爸”几句，终于以她的真情和勤劳理顺了这个家，“爸”也从粗暴待她转变到关心体贴，给她访购胖人适穿的衣服，还见她人胖弯腰困难便为她洗脚，这都可以说是粗中有柔。杨可夫嫌“爸”家贫，不同意“妈”续弦于他，“妈”没有听他的，他便以有恩于“妈”而随时训“妈”，侮辱“妈”和这个家。从不顶撞人的“妈”却不吃杨可夫叔叔的这一套，给于他严厉回击：“你污辱我丈夫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子戳在我心上……即使他厨房里只有面包皮，我也要在有生之年感谢上帝，上帝保佑他从犹太媒人介绍的三个女人中选中了我。”义正辞严，可谓粗中有强。“爸”去世后，“妈”悲痛万分，在葬礼上，尽管她袜子落到脚踝上，披肩满是灰尘，仍然一副粗样，但发自肺腑的悼词却不像出自粗人之口：“你是我的宝贝，你是我眼中的光。……给你做妻子，我活得像个王后。……你在时，我的家就是宫殿，如今没了你，我回去家就是个草棚……”1 外貌与内心对照，便是粗中有雅。“一篮苹果”的题目也设计精巧，它只出现在“妈”的梦中，梦见“爸”病愈回家，给她带来一篮苹果。但好梦没有成真，“爸”病逝于医院，临终牵挂着“妈”，嘱托女儿不要嫌弃她。女儿是个老姑娘了，遵照父愿照顾着“妈”，照样是大声嚷嚷，照样发脾气，但二人相依为命，一篮苹果如桥似线，连通两代人，牵动慈悲心。这篇小说的艺术感染力经时间考验长盛不衰，不愧是短篇小说的佳作之一。

最早描写北欧移民生活的女作家当推冰岛裔小说家劳拉·古德曼·萨尔弗森（Laura Goodman Salverson，1890-1970）。她出生在温尼伯一个冰岛移民家庭，幼年多病，十岁才始学英语。1913年与铁路工人乔治·萨尔弗森结婚，并开始写短篇小说挣稿费贴补家用。1923年出版第一部小说《海盗之心》(The Viking Heart)，以1876年的冰岛移民经历为背景，描写他们在马尼托巴省重建家园、发展壮大的进程，一直写到1919年。故事具有丰厚的历史感和文献实录般的真实感，加之汇入冰岛的神话传说和民俗风情，散发着浓郁的民族传统气息。故事也写到加拿大参加一战，反映了加拿大强烈的和平愿望和为和平而战的精神，让世人了解了这个国家不为人知的一面。第二部小说《黑网》(The Dark Weaver,1937)写一个由北欧几国移民组成的社区发展繁荣的故事，也因写到一战及高扬和平主题而受到重视，获总督文学奖。《落雀》（When Sparrows Fall,1925）写挪威移民在美国的奋斗经历，着重写女性奋斗和移民在本族传统与美国大熔炉之间两难的文化冲突。 1939年出版其自传《一个移民女儿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Immigrant’s Daughter)，又获总督文学奖。该书饱含深情地记述了移民在新世界创业之艰辛、社会之不公正、现实与移民期望与梦想之间的巨大差异。萨尔弗森还强调保持冰岛文化特色的重要性，并用自己的作品填补了这一空白，这对后来加拿大的多元主义文化政策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挪威裔女作家玛莎·奥斯坦索（Martha Ostenso，1900-1963）也是一位声望颇高的移民小说家。两岁上随父母移民美国，后迁居加拿大温尼伯。从马尼托巴大学毕业后，一面在离温尼伯很远的地方教书，一面为温尼伯一家报纸当记者。1921年至1922年间，她投奔在纽约为哥伦比亚大学开设《小说艺术》课的马尼托巴大学教授兼作家道格拉斯·德尔金，由此而传她的代表作《鸿雁》（Wild Geese,1925）是与德尔金合写的，但后经考证，《鸿雁》基本上是奥斯坦索之手笔。1945年与德尔金结婚，1963年迁往西雅图，同年逝世。除了长篇小说《鸿雁》外，奥斯坦索还有大量的小说、诗歌作品，但她因《鸿雁》而闻名，其他作品渐不流传。《鸿雁》原名《情飞》(The Passionate Flight)，是她惟一一部以加拿大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故事以大雁春来秋去为时序，讲述北欧移民的苦乐、人与自然的奇妙统一、移民社区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在反映移民现实生活的同时，亦有浪漫主义色彩。书中塑造了各种各样的移民形象，有固守土地、顽固保守、性情如西部荒芜土地一般暴戾的农场主凯莱布·加勒，有其漂亮出众却不受管束、充满情欲的女儿朱迪丝，也有和朱迪丝形成对照的端庄淑女林德，还有与加勒一家相对照的邻居布加纳森，这一家四代同堂，和睦相处。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两代移民不同的追求交织成矛盾与冲突，穿插着或热烈或含蓄的爱情故事，在文学史上被认为是加拿大小说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海伦·魏因兹韦格（Helen Weinzweig，1915-）出生于波兰，九岁移民加拿大。高中毕业正赶上大萧条时期，不能继续深造，只好寻找工作，先后干过速记员、接待员、推销员等。1940年与作曲家约翰·魏因兹韦格结婚。她读书甚广，但直到五十七岁才出版了第一部小说《草草仪式》（Passing Ceremony,1973）。故事写的是一场奇特的婚礼，新郎是个同性恋者，新娘是个作风浪荡之女，全书由男女主角及来宾的内心独白交织而成。写的事情很怪，且又充斥着梦想、回忆、荒诞离奇的仇恨与病态，加之篇幅过短，所以没有受到注意。第二部小说《珠色本黑》（Basic Black with Pearls,1980）风格与第一部相似，篇幅短，也由人物内心独白构成，但这一部是一个人的独白。女主人谢莉·卡任鲍斯基爱上了一个特工，相约多伦多。故事既伤感又有喜剧色彩，多伦多的背景富有真实感，情节又有浪漫气息，显然比第一部小说成功得多。魏因兹韦格还有不少短篇作品，散见于各报刊杂志，没有结集出版。
当代欧洲移民女作家中有两位比较活跃，成绩突出。一位是移自意大利的玛丽·迪·米凯尔（Mary di Michele，1949-），另一位是移自冰岛的克里斯蒂安娜·冈纳斯（Kristjana Gunnars，1948－）。迪·米凯尔是女诗人，生在意大利，1955年移居加拿大，在多伦多大学上本科，温莎大学上研究生，为加拿大各种文学刊物撰稿。其早期诗集有《八月的树》（Tree of August,1970）、《面包和巧克力》，Bread and Chocolate,1980）、《含羞草与其他》（Mimosa and Other Poems,1981），主要反映移民生活与家庭冲突。后来的诗集《必要的糖》（Necessary Sugar，1984）和《摆脱引力》（Immune to Gravity,1986）则进一步探索普遍的妇女问题。1984年编辑出版女诗人诗集《任何事都有可能》(Anything is Possible)，引起文坛关注和好评。收入其中的她自己的诗作《饥饿》（Hungry）有力抨击了权力政治，并分析了女人易遭性攻击的自身弱点。诗中通过两个平行的女性形象——一个装成小女孩的女模特和一个遭受强暴而丧命的小女孩——揭示了在当代社会中女性所面临的种种危险，并严厉地抨击了某些对年轻女性的成长起破坏作用的媒体误导。此后迪·米凯尔成为知名诗人，多种选本都收有她的诗作。1985年至1986年任多伦多大学驻校作家，后又兼写散文、小说，公认是新一代移民中极富才华的女作家。冈纳斯生在冰岛，1964年移民美国，1969年移居加拿大。大学在美国俄勒冈念完，研究生在马尼托巴完成。她在文学上涉足较广，既写诗，也写小说，还当编辑，同时又将冰岛的神话、传说、故事译成英语。80年代初写诗为主，其《移民村之歌》（Settlement Poems, 1980）和《单眼月亮图》（One-eyed Moon Maps,1981）都是根据冰岛神话的形式和形象创作的。她的小说多以移民生活和故国回忆为题材，其中《流浪者》（The Prowler,1989）最有名气。该书以二战结束时冰岛遥远的北方小岛为背景，讲述了一个聪明孤独的姑娘为生计四处流浪的故事。全书不按正常时序发展，而是由一个个生活片段画面组成，折射了冰岛人民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抒发了作者对和平的热爱。所写虽不是移民作家常写的移民题材，但小说中独特的视角、新颖的诗化叙事技巧、深刻的人生洞察，使任何国度的读者都有身临其境之感，容易产生强烈共鸣。它关注的不但是个人经历，而且是一国人民在霸权政治下苦苦挣扎的历史过程。其片段式叙事与诗化语言也是冈纳斯其他小说的风格，显示了这位女作家深厚的艺术功力。

亚裔女作家在加国文学中是后起之秀，多为第三、第四代移民后裔，所以其声势和成就不如犹太女作家和欧裔女作家。但有几位先行者也是成绩斐然，声望不低。巴拉蒂·穆赫齐尔（Bharati Mukherjee，1940－）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本科和研究生都在印度完成，1969年在美国依阿华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从美国移居加拿大，1980年重去美国，其原因自称是在加拿大对印度妇女的态度令人难以忍受。她的小说多写文化冲突和人物的文化意识裂变，反映出东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之差异，人在这两种世界里的两难、困惑和苦恼。其代表作《虎女》（The Tiger's Daughter, 1971）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写一个受过美国教育的印度女子回到印度后的生活经历，从社会和政治方面体现文化冲突。穆赫齐尔还写有一部自传作品《在加尔各答的日日夜夜》（Days and Nights in Calcutta,1977），记述她在印度的生活经历。其作品敏感细致，东西文化韵味交汇相映，在亚裔女作家中有一定影响。日本裔女作家乔伊·小川（Joy Kogawa，1935-）是亚裔女作家中最为突出的一位，生在温哥华。二战时加拿大政府强行疏散太平洋沿岸的日本人，小川随父母疏散至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中部，后迁居渥太华。1978年在渥太华大学任驻校作家，80年代后定居多伦多。第一部诗集《碎月》（The Splintered Moon,1967）基本奠定了其诗歌风格，即诗行简短，结构紧凑，直抒胸臆，多有警句。从中可以看出日本传统的影响，特别是俳句形式，但又不同于俳句，因俳句多限于一两个意象重叠，小川诗歌内容和句式上显然比俳句更为广阔。另一部诗集《梦的选择》（A Choice of Dreams,1974）记述日本之行，东方韵味更为浓厚，但也时时透出西方式的思考，有东西合璧之美。小川还写有一部长篇小说《姨娘》（Obasan,1981），背景是二战期间加籍日本人被迫往内地疏散，许多情景都是根据作者的亲身经历写成的。故事以倒叙回忆开始，三代日本移民的酸甜苦辣得到真实的展现。虽为虚构小说，但书中夹进书信选录、研究文章、报纸报导以及政府文件等，增加了历史感和真实感。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对日裔加拿大人在历史上遭受的这一不公正的对待进行了客观冷静的叙述，表达了克制的愤怒，使该书影响更大，成为加拿大人对一段自以为是的历史进行反省的教材，提醒人们不要让历史悲剧重演。2
华裔女作家的历史相对来说比较短，也就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才形成一定气候，这与西方近年来华裔女作家的“第一次浪潮”有关。在这个华裔女作家的浪潮中，代表作家在美国有写《女强人》的汤婷婷，写《春月》的包伯漪，写《喜福会》的谭恩美，写《典型的美国人》的任吉施。在英国则有写《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的张戎，在加拿大，影响最大的当推写《残月楼》的李斯嘉。
李斯嘉（Sky Lee，1952-）生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岛上的珀特·奥伯尼镇，毕业于不列颠哥伦亚大学，又在道格拉斯学院取得护理专业证书后，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温哥华华人社区从事护理工作。80年代以短篇小说始享文名，第一部长篇小说《残月楼》（Disappearing Moon Cafe，1990）出版当年便获“温哥华市图书奖”， 同时获总督文学奖题名，奠定了她在加拿大文学史上的一席之地。1991年，出版《残月楼》的道格拉斯和麦克因泰出版社又推出一部华裔作家作品集《多嘴的麻雀》（Many-Mouthed Birds：Contemporary Writing By Chinese Canadians，ed. Bennett Lee & Jim Wong-chu，Douglas & McIntyre），除收入李斯嘉《残月楼》的片段外，还收入其他几位华裔作家的诗歌、短篇小说，其中有八位是女作家。和多数移民作家的作品一样，她们所写的侧重于华人移民经历和华裔现实生活，突出的代表作还是《残月楼》。
《残月楼》的主题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百年移民历史，四代妇女命运”。小说从王氏家族族长王贵昌于1892年受“华人慈善协会”的派遣到加拿大西部地区寻找华人遗骨开始，一直写到1987年，前后将近一个世纪。作者以回忆的形式通过叙述王氏家族的历史，通过描写这个家族在这段悲壮的历史过程中的经历，真实地记录了华人社区的发展和华人在加拿大的奋斗历程。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人物的遭遇都与当时的历史事件相吻合，相佐证。李斯嘉巧妙地将某些历史事实与她家祖辈及个人的经历揉合在一起，用家庭往事写活了历史，再现了那个特定的年代。
王贵昌到加拿大西部寻找华人遗骨是小说的引子，由此首先引出19世纪下半叶华人移民所遭受的沉重苦难。早期的华人移民大部分干的是又脏又累的活，受到的虐待和歧视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在加拿大修建横贯北美大陆的太平洋铁路时，这些华工又被派到最艰苦的路段干活，由于饥寒交迫，积劳成疾，大部分华工都死在了筑路过程中。由此才有移加华人从1890年开始历时三十余年搜寻筑路工遗骨并运回大陆安葬的史实。王贵昌则是寻找遗骨的代表，历尽苦难，在华工幸存者陈国发及其印第安妻子与女儿克罗拉协助下完成使命，历经数载将华工遗骨运回中国。这期间王贵昌与克罗拉产生了热烈爱情，并有了孩子。但不久王贵昌应父母要求，离开加拿大回到中国，由父母包办娶了中国女人李美兰。婚后六个月，美兰怀孕，王贵昌重去加拿大。寻找克罗拉时，其人已病故，只留下他二人的儿子丁安。王贵昌收留了丁安，却因其名分不正不敢认亲。1885年加拿大为了限制更多的华人移入，开始征收人头税，而且税额与年俱增，李美兰直到1920年才携儿子王崇福赴加。李美兰一踏上异国的土地，便觉得这地方并不像国内人想象的那般美好。原指望与丈夫团聚，精神上有个安慰，有个依托，但原本与她没有感情基础的丈夫再加十五年的分离，和她形同路人。她是第一代华人移民妇女，深受中国封建礼教的束缚，没有爱情的婚姻给她带来痛苦，但她既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冲杀出去，寻求自强自立之路。她只有通过大吵大闹、欺负儿媳求得平衡，她的命运注定是悲伤的。
1923年，加拿大政府新出台一个特殊的《中国移民法》，实质是禁止中国移民进入加拿大，从而形成了一股排挤、歧视华人的浪潮。根据这一大背景，作者插叙了历史上1924年发生在温哥华的暗杀事件。在华人社区谋生的一名白人妇女被杀，华人青年王福生涉嫌被捕，给整个华人社区带来了恐慌。以王贵昌为首的华人团结一心，定要为华人讨个清白，尤其是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以纯正流利的英语和高尚文明的形象赢得人们信任，最终证明了王福生无辜，从而保全了华人的利益。这是一次大胜利，显示了华人、尤其是第二代华人移民的力量。到二代华人移民时期，加拿大作为盟国参战，有很多华人青年参军出征。他们在战争中表现英勇，有的立功受奖，有的获得军衔。移加华人在战争中的突出表现，华人在加拿大经济发展中发挥的日益重要的作用，再加中国人民在二战中独自抗击侵华日军的英勇行为，使加拿大对中国人刮目相看，促使加政府于1947年废除了1923年颁布的排华法案。华人的境遇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改善，王家也成了唐人街有名的巨商首富。第二代的妇女以王家媳妇常芳梅为代表，反抗意识自然强于婆婆那一代。由于丈夫王崇福丧失生育能力，芳梅婚后五年不育，婆婆李美兰百般嘲笑，想当然地认为不育是芳梅的问题，所以最后想出借残月楼一女招待之腹为她生孙的主意，将芳梅逼上了与丁安私通以示反抗的地步。八年中芳梅与丁安共生二女一男，不知情者以为都是王家后代。芳梅由于为王家生儿育女以延续王家香火有功而地位大大提高，并凭借自己的聪明能干参与经营王家的生意，其景况远不是第一代移民妇女所能相比的。但在有了金钱和地位之后，天平便倒向“王家媳妇”这个名分一边。她在爱情与规范之间权衡，终于向规范屈服，同理解她、同情她、爱她的丁安分了手。当然她的选择是女性自强意识的觉醒，她要在王家同婆婆斗，同华人社区里羞辱过她的人斗，金钱与地位便是她实现女强人梦想的有力保证，她是无论如何不能放弃的。但这种自强是以牺牲自由与爱情为代价换取的，未必不是女性的另一种悲哀。芳梅一代是觉醒的一代，敢于反抗的一代，却也是矛盾的一代。3
二战以后，移加华人的力量大有增长，尤其是出生在加拿大的新一代人要求实施新的移民法律，要求获得公民权、选举权及其他合法权益。芳梅所生二女一男都是第三代华人了，生在加拿大，掌握英汉两种语言，受到东西两种文化、两种传统的熏陶，和祖辈相比，容易溶入主流社会，处境比以前的华人大为改善。但各代有各代的不幸，各代有各代的烦恼。第一、二代虽也遇到种族歧视、文化冲突方面的问题，但主要受害于家庭，受害于封建礼教和旧的伦理观念。第三第四代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来自家庭，也来自社会。他们出生在加拿大，受的是加拿大教育和西方文化熏陶，原有的中国传统到他们身上时如残月一般在逐渐消失。她们感受不到大家族中的温暖，看到的是婆媳之间、家族成员之间的明争暗斗，到处是一股火药味，他们在寂莫和孤独中度日。老一辈对小字辈还是中国传统教育那一套，管束甚严，不多给自由，和加拿大其他民族的家庭教育大不相同。除此之外，小字辈还受两种不同文化的冲击。长辈们要竭力保全中国式的家庭与传统，生怕孩子们受异国影响而失去他们，所以就要求后辈也全盘接受中国文化价值观念。但小字辈从家庭获得的对中国文化的感知与他们从学校、从社会听到或看到的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与评价形成反差，再加他们耳闻目睹甚至亲身经历的华人受歧视的现状，使他们对中国文化持怀疑、审视，甚至批判的态度。他们急于溶入主流文化行列，要和主流文化求得同化，可是在实际生活中，求得同化相当艰难。作为中国人的后代，他们不容易像欧洲白人移民那样易于融合，除了明显的外表特征黑头发黄皮肤之外，中国人不像欧洲一些民族在宗教和文化方面具有同样的渊源。华人无论祖辈来加多少年，甚至过了多少代，他们的黄皮肤仍被视为“外来人”和“异已”。每逢经济萧条，在同等条件下，裁减的首先是华人，失业的白人总认为是黄皮肤的“外来人”抢了他们的饭碗。这样华人后裔就对白人的文化传统产生一种不可小视的抵触，尤其是亲身感受作为二等公民的痛苦后抵触就更大。中国对他们太遥远，他们不能称自己是中国人，白人视他们为外人，他们常为身处边缘所苦。然而苦恼再多，也是前进中的问题。时代不同了，社会在进步，女性在觉醒，女性已自由，但不断又有在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出现的新问题、新苦恼，移民妇女在掌握自身命运的过程中尚任重而道远。
《残月楼》将故事放在特定的历史事件中，给读者以强烈的历史感。叙述却不按人物和时间顺序，而采用时空穿插跳跃式手法，在看似凌乱的情节发展中，贯穿着一条鲜明的华人移民历史脉络。作者在浓缩的时空和独特的观察点上运用底蕴深厚又略带中国韵味的行文准确细腻地显示了不同人物的强烈情绪波动，提示出人物性格、时代氛围和历史造成的阴影。难能可贵的是，作者通过她塑造的几代妇女形象，提示了妇女的命运不但是一部社会苦难的大历史，也是一部各种人性弱点编织痛苦的小历史，这也许是女性文学深入发展的一个特点，也体现了这位华裔女作家所写的这部奇书的深远意义。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