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冰封世界
——解析阿特伍德小说《猫眼》中的二元对立
尤蕾   傅俊
内容提要：当代加拿大知名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集小说家、诗人、文学评论家于一身，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一直以“加拿大文学代言人”的身份活跃在世界文坛。本文围绕她的第七部小说《猫眼》，以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的二元对立观为切入点，从游戏、“猫眼”视角、回忆和主人公画作这几个角度入手，分析主人公对二元对立观从初步接受，到内化，及至最终超越这一漫长曲折的内心之旅，并指出重新评价“差异”从而打破二元对立的意义。
关键词：阿特伍德    《猫眼》    二元对立
Abstract: Known as a public voice of Canadian letters for the past 30 years, the contemporary Canadian woman writer Margaret Atwood distinguishes herself by her numerous highly acclaimed works ranging from poetry, fiction to criticism. The following paper is a tentative analysis of her seventh novel Cat’s Eye. Centering on binary opposition rooted in Western metaphysical tradition, it makes an exploration of the heroine’s long journey to maturity, i.e., from her initiation into, to her internalization, till her final transcendence of binary opposition, from the angles of games, cat’s eye vision, reminiscence and the heroine’s paintings, and points out the vital part played by the re-evaluation of difference in dismantling binary opposition.
Key Words:   Atwood     Cat’s Eye     binary opposition


一、引言
当代加拿大知名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集小说家、诗人、文学评论家于一身，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一直以“加拿大文学代言人”[1]的身份活跃在世界文坛。她的第七部小说《猫眼》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享誉文学界。与前六部小说一样，《猫眼》关注的是个人如何面对种种压抑人性的社会规范和思维定势,进而学会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的问题。小说中，束缚着人们思想的是植根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的二元对立观。作为形而上学把握世界的一个基本模式，它受到解构主义倡导人——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猛烈抨击。德里达认为，“唯见一种鲜明的等级关系”[２]的二元对立，鼓吹尊崇一方而贬抑另一方的“非此即彼”的狭隘思维，隐含着深刻的危机。在小说《猫眼》中，我们看到无所不在的二元对立：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强国与弱国，强势社会群体与弱势社会群体。这种对立甚至还体现在个人身上，如理智与情感，意识与无意识的对立。这一导致西方社会精神荒原的重要思想根源，也是造成《猫眼》主人公伊莱恩冰封的内心世界的直接原因。本文将从游戏、猫眼视角、回忆和主人公的画作这几个角度来探讨伊莱恩对二元对立观从初步接受，到内化，及至最终超越这一漫长曲折的内心之旅。

二、 对二元对立观的初步接受
小说描述了年届五十的女画家伊莱恩到多伦多——她度过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地方——举办个人作品回顾展。往事涌上心头……伴着主人公的回忆和反思，旧时的恩恩怨怨终于消泯殆尽，小说结束于伊莱恩画展后的返机途中。
不难发现，阿特伍德的多部作品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施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对立。这一对立也在小说《猫眼》中，特别是在儿童的游戏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作为儿童模仿成人的重要活动方式之一的游戏，看似无邪，实则承载着社会规定的、人们必须遵守并付诸实践的种种规则和目标。于是，这种渗透着社会价值观的儿童游戏，成了二元对立观——本书中最具代表性的成人思维模式的载体，深刻地影响了主人公早年性格的养成。
正是在这些早已失去童真童趣的游戏中，伊莱恩一次又一次地扮演受害者的角色。以科迪莉亚为首的女孩们以帮助伊莱恩改进为名,对她的一言一行无不横加指责和嘲讽。这种所谓的“改进”游戏令她无所适从，极度自卑，在评判的眼光下度日如年。而在“活埋”游戏中，伊莱恩扮演砍了头的苏格兰玛丽女王，被科迪莉亚“活埋”在她家后花园的洞里，久久不被放出。在这个痛苦的瞬间，伊莱恩“失去了力量”，过去的那个无忧无虑的她死了，未来如同一扇门一样对她永远地关闭了。而更为残忍的沟壑边的游戏则几乎将伊莱恩推向死亡。科迪莉亚将伊莱恩的帽子扔到桥下小溪中，并命她将其捡回。伊莱恩陷入结了冰的溪水，眼看就要冻死之际，被一个她坚信是圣母玛利亚的女人救起，并护送她回到母亲的怀抱。在这场唯见黑暗人性的游戏中，伊莱恩作为受害者的这一形象让读者铭刻于心，挥之不去。事实上，儿童野蛮的游戏下隐藏着的是成人的二元对立观。这种思维模式把现实划分为“我”和“他者”，“他者”即“非我”，是种种反面形象的代名词，因而常常受到歧视、排挤甚至迫害。从本质上来讲，二元对立要求的是一种对 “我”的趋同，因此任何背离“我”的“差异”都是无法容忍的。正是这种差异（她远离城市的丛林中的生活，她开明的父母与众不同的价值观念）使伊莱恩陷入了孤立，并因此受到各种精神上的折磨。
另一方面，游戏强烈的性别暗示又将另一对被一些作家称为二元对立的原型——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推向前台。拼贴画游戏拼贴出一个个刻板虚假的“夫人”形象，而女性在为追求完美而争相模仿这些形象的同时，也失去了真实的自我。这些片面夸大女性特征的刻板形象，一方面使男女之间的差异更为明显，从而将女性放逐到“他者”的地位上。另一方面，它们也成为父权社会控制女性的手段，女性只能去扮演并被限制在这类为人妻、为人母的“夫人”角色中，桎梏于女性从属、依附男性这一传统观念之中，提供给女性的社会空间是如此狭小，从而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男性的支配地位。性别差异使女性沦为受害者这一社会现象，在许多女性作家的作品中都得到了深入的探讨，事实上，阿特伍德本人就“频频不断地把加拿大的无力状况比作是女人的柔弱境况。”[３](191)
虽然竭力逃避自己的受害者身份，伊莱恩却也在不知不觉中逐渐认同了这一身份。她盲目地接受别人对自己的判断：“我不正常，跟别的女孩子不一样”。 她渐渐地把一切过错都归咎到自己身上: “我眼下所遭受的一切是我自己的错……”她想尽办法要使科迪莉亚她们满意,因为，“我极其害怕失去她们。我想讨她们的喜欢”。她渴望被他人、被社会所接纳，而这种接纳却是以牺牲个人的主体性和个性为代价的。真实的自我被一个统一的、规范化、标准化的自我所覆盖。别人的认同赞许成为衡量自身价值的唯一尺度。而此时的伊莱恩在她以自我分裂的痛苦方式融入社会的同时，这个社会的重要价值标准——二元对立观，也侵入了她的意识领域。

三、对二元对立观的内化
经历了生死磨难的伊莱恩在强烈的自我保护欲的驱使下，采取了不同从前的“猫眼”视角，在自己和他人中间，人为地设置起一道障碍。作为小说题目的“猫眼”，是童年的伊莱恩常玩的酷似猫眼的玻璃弹子，在伊莱恩生活的各个重要阶段反复出现，带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儿时的伊莱恩将猫眼视作充满神秘保护力量的护身符，她渐渐学会了象猫眼那样看人，却也失去了正常人应有的感觉，变得麻木、冷漠，“我的心中出现了一种坚硬的东西，水晶般透亮，似一颗玻璃。”她成了一颗活的猫眼，一个冰女孩。少女和青年时代的伊莱恩也学会了用评判的眼光，敌对的态度，去对付她从前的施害者，把她们，尤其是把科迪莉亚看作是与“我”对立的“他者”。她将后者过去对她的种种精神折磨逐一反施其身：她在墓地自称是吸血鬼，来吓唬控制科迪莉亚；她将科迪莉亚当作靶子来练习自己刻薄的口才；作为科迪莉亚“最好的朋友”，她无情地嘲讽后者演出上的失败；在科迪莉亚最失意的时候，她不肯给予起码的安慰；科迪莉亚精神崩溃，入住精神病院后，她拒绝科迪莉亚要求帮助离开医院的请求，后者从此音讯全无。显然，此时的伊莱恩在她由受害者向施害者的角色转换过程中，已内化了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并因此陷入了一片黑暗僵冷的内心世界，无法自拔。
伴随着伊莱恩情感上的冷漠的是她的“健忘”，“有些事情我已经忘了，我已经忘了我已把那些事情忘记。”这些被她压抑的记忆是她的过去，因为过去只会使她想起自己当年处于“他者”和受害者地位时的无力无助。如前所述，偏离所谓 “主流”的“差异”是用以区分“他者”的唯一标准，人们往往因民族、种族、阶级等差异而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小说中来自印度的留学生班纳杰先生、犹太人邻居费恩斯坦恩夫人和伊莱恩的老师——故乡苏格兰横遭掠夺的斯图亚特小姐，无一不在忍受种族歧视、殖民统治和战争所带来的创伤。“他们不属于他们身处的这个世界，……他们所感到的一些重要品质已失去或受到抑制。”[４](15)在本书中，阿特伍德更为关注的是性别的差异，它使女性成为“他者”的代名词，成为他人主观印象的投射场所，成为物化了的客体，而失去了人所特有的主体性。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伊莱恩竭力回避自己的女性身份，宁愿把自己变成一只冷冰冰的评判的眼，而这只眼也使她实质上成为父权制的帮凶，驱使她用带有偏见的眼光去看待其他女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论是她与美术老师约瑟夫的恋爱，还是与第一任丈夫乔的婚姻，都以失败告终。一方面她下意识地反抗男性利用所谓的“女性形象”对她的定位和规范，另一方面她毫不犹豫地将同样虚假刻板的形象投射到其他女人身上。她对苏茜（那个和她同时与约瑟夫恋爱，怀孕后自行堕胎，差点丧命的“情敌”）的态度就是最好的例证。从伊莱恩见到苏茜的第一面起，她就主观武断地给苏茜贴上种种含有贬义的标签：先是不懂爱的浅薄女子，然后是被爱压垮的恋人，接着又成了“没有理智、胡搅蛮缠的”“问题儿童”。她看不到苏茜作为个体的人所具有的独特个性和复杂性，而只是简单地将其归类为“非我”，正如她对自己的定义也不再是她真实的自我，而是她用以逃避“他者”地位的抽象概念——“非他者”。事实上，这类伊莱恩强加给苏茜的肤浅而缺乏个性的女性角色折射出男性对所谓“女性气质”的规定，即男性才是这类女性刻板形象的始作俑者。它们如同一面镜子，能做的只是被动地反映男性的欲望、需求、价值观和审美观。伊莱恩生命中重要的两个男人乔和约瑟夫，前者认为女人只有两种：不是聪明就是愚蠢，而后者则视女人为“无依无靠不能自立的花，或是供他摆弄或审视的人体。”由此可见，“在父权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妇女的思想常常被视为封闭的空间。在那个空间里，由男性思想所创造的一切被存在着或者受到顶礼膜拜。”[5]

四、对二元对立观的超越
小说开首的那一段话提纲挈领，预示了小说的基本结构特征——记忆的并置。那一个个浮出水面，并为主人公意识所捕捉的是她深埋在潜意识中不愿面对的过去。当四十九岁的伊莱恩于旧物箱中偶然发现了自己封存多年的 “猫眼”弹子时，记忆之闸打开了。“我往这弹子里看，看到了我生活的全部。”鼓足勇气直面过去、体味旧创带来的是对过去的深刻反思和洞察，并促使她逐渐认同了科迪莉亚。书中反复出现的双胞胎意象暗示了两人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我俩就象旧的寓言故事中的双胞胎，每人都被给了半把钥匙。”这是一种理解基础上的认同。伊莱恩意识到科迪莉亚对自己的施虐不过是把其父对她的不公转嫁到小伙伴身上的表现。科迪莉亚对成人的模仿，她不停地变换面具，她“给人以虚假感觉”的风格都暗示着她分裂的人格。和童年时的伊莱恩一样，在父权制的高压下俩人都处于“他者”的边缘地位。这种认同打破了施害者与受害者、“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而对伊莱恩抛弃二元对立思维起到关键作用的另一事件则是哥哥斯蒂温的死，他被作为西方社会、白人和 压迫阶级的代表，被一群恐怖主义劫机分子推下了正在高空飞行的飞机。“他死于以眼还眼”，深切体现二元对立思维的种族、民族的纷争使他成为最无辜的牺牲品。
如果说回忆促成了主人公的转变，那么从她的画作中我们不仅能觉察出这种转变，而且也能感受到她通过艺术超越二元对立观的努力。
我们注意到，小说除第一章“铁肺”外，其余十四章都以主人公回顾展上的绘画作品为题，这些作品以不同于伊莱恩回忆性叙述的角度将她的故事无声地道出。在《猫眼》中，艺术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主人公可以通过绘画艺术来重构“那些她无法言谈的过去生活中的某些方面。”[４](69)正如伊莱恩自己所承认的那样，“那时侯我的许多画都始于我对文字的一种混乱不清的概念。”就象她的叙述一样，这一幅幅画同样把她带回到了过去，从早期作品的无意识回忆到后期作品对往事有意识的追溯。但更为重要的是，从画家的画作中，尤其是五幅近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主人公对传统的观察事物方式的挑战和超越。不同视角并存，种种“差异”游戏其中，从而消解了僵硬封闭的“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这些画作同时也表现出一种习惯于用评判的目光注视他人的主人公过去所无法想象的同情的目光。这种目光来自理解，来自人与人之间真诚的交流和情感的投入。这种目光在阿特伍德看来尤为重要。在《生存》中，她这样写道，“甚至我们所观察的事物也要求我们的参与、我们的承诺，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其结果就是一种越狱，一种从我们旧有的观察习惯的逃脱和一种 ‘重新创造’。”[6]最后一幅画《统一场论》则最传神地表达了这样的一种“重新创造”。画面上种种对立的二项并存在同一层面上：过去和现在，科学和艺术，光明和黑暗，生者和死者。它们之间原本可畏的界限，现在已了无痕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自由的交融与和谐。而阿特伍德所希望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建立在对立各项相互联系基础上，包容一切而又充满活力的过程。”[7]在这幅画中，我们看到伊莱恩对生活、对现实全新的领悟，这种领悟最终促使伊莱恩在想象中与科迪莉亚和解。在她向后者伸出双手的刹那间，她眼里和心中的坚冰融化了，“我眼中的飞雪如轻烟似的渐渐隐去。”
对二元对立观的超越，不仅表现在小说内容上，也在阿特伍德兼收并蓄、不拘一格的写作策略上得到体现。她对梦境、幻觉的大量运用，打破了现实与幻想的界限；她对各类体裁的吸纳，如自传、历史小说、民间故事，童话等，消解了文学史上长期盛行的体裁高低之分；她采用柏格森的心理时间，运用意识流手法，使“现在和过去，时空和记忆的不同维度，交汇在一起。”[４](15) 艺术手法上的包容对应着思想上的解放,“非此即彼”的逻辑为“亦此亦彼”的理念所取代。世界是一个圆，种种如主体与客体、事实与虚构、意识与无意识等二元对立关系被摒弃了。

五、 结论
综上所述，以二元对立为代表的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现代西方人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困境。那么人们如何才能走出这狭隘的思维定势呢？在这里，阿特伍德强调“差异”的重要性，呼吁重新评价“差异”。这一点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席卷西方的深具颠覆性的后现代思潮密不可分。在这股思潮中，那些此前因为性别、种族、阶级等的差异而一直受到压制的社会群体也象那些主流社会群体一样，被载入了史册。这种对“差异”的重估最终将会达成对立二项之间平等的交流与对话，从而打破“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处在一个科学进步加速了人们传统认知和思维模式崩溃的时代，成长在一个具有强烈“反中心”意识的国度，投身于“在今天加拿大多元和变动的社区中正在形成的后现代写作”[8] 中的阿特伍德，无论是“她的性别，[还是]她的民族政治观，都凝聚成了一种对人类权利的强烈的关注意识。”[３](191)谈到《猫眼》，作者曾自言要以这部半自传式的小说来“重建文学的家园”[9]，毋宁说她是在人类精神的荒原上建立了一个突出重围的绿洲。

注释:
①小说引文皆出自 [加拿大]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猫眼》， 杨昊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
参考文献：
[1] 傅俊：《渊源·流变·跨越：跨文化语境下的英语文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19页。
[2] 王先霈、王又平:《文学批评术语词典》，[Z]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353页。
[3] [加拿大] 琳达·哈切恩:《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加拿大现代英语小说研究》，[M]赵伐、郭昌瑜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
[4] Davidson, Arnold. Seeing in the Dark: Margaret Atwood’s Cat’s Eye. [M] Toronto: ECW Press, 1997.
[5] 刘涓:“‘从边缘走向中心’：美、法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理论”，[A] 见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2页。
[6] [加拿大]M.艾特伍德:《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M]秦明利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第240页。
[7] Vevaina, Coomi. Re/Membering Selves, Alienation and Survival in the Novels of Margaret Atwood and Margaret Laurence. [M] New Delhi: Creative Books, 1996, p20.
[8] [加拿大] 琳达·哈切恩: “琳达·哈切恩访谈录”[J]《国外文学》，1995(58),18。
[9] Cooke, Nathalie. Margaret Atwood: A Biography. [M] Toronto: ECW Press, 1998, p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