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拿大研究二十年
中国加拿大研究二十年
中国加拿大研究会顾问 蓝仁哲
1984年12月10－14日，中国加拿大研究会（ASCC）筹建暨成立大会在四川外语学院召开，20年后ACSC第11届学术年会回到了同一个校园举行，这无疑具有纪念意义，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回顾20年走过的历程，展示这支不断壮大的研究队伍，评价迄今在加拿大研究领域的研究、出版和教学方面取得的实绩，审视研究会的现状，找出薄弱环节，以便继往开来，开拓更富有成效和实绩的前程。
一、从研究加拿大到加拿大研究
1984年中国加拿大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加拿大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新中国诞生后的50年代，据统计，见诸报刊的有关加拿大的文章仅有15篇，60年代共有17篇。随着60年代我国外交政策开始改变“一边倒”的局面，中国陆续和世界上更广泛的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就要求我国对世界各国有更多更深入的了解。尤其是1970年10月，继英国和法国之后，加拿大成为西方国家中第三个与我国重新建交的国家，大大地促进了中国对加拿大了解的迫切需要。70年代，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加拿大的文章猛增到111篇，翻译介绍美加关系，加拿大地理、历史和经济的著述也先后出版。在我国政府的组织和规划下，《加拿大简史》和《加拿大近百年史》就是这时由山东大学的学者翻译出版的。也是在70年代，出于外交形势发展的需要，一些相关的研究机构开始在国内少数重点大学建立，最早出现的是武汉大学北美经济研究室和华东师范大学北美经济地理研究室。
但是，毋庸讳言，上述对世界各国的了解和研究都是政府行为，研究的单位是指派的，研究的内容大都从地理、历史开始，设置的机构极少，级别也低，只在研究室一级。不难设想，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是有限的，研究的力度，以名称涵盖加拿大的两个北美研究室而论，其重点无疑也大半在美国。
1984年中国加拿大研究会建立的重要意义，不仅标志中国的加拿大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而且在性质上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即由研究加拿大转变成了加拿大研究。先前研究加拿大是适应我国外交政策改变和外交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是由政府组织规划、自上而下、目的明确的研究活动；中国加拿大研究会建立后的加拿大研究则是一门新兴学科，它缘起于加拿大国内随着六七十年民族的振兴、追求加拿大民族特征的努力，而形成的一个国别的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在中国，加入这一研究行列的绝大多数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赴加拿大留学归来的学者，出于对这门新兴学科的学术兴趣，而自发投入时间精力进行研究。因此，中国加拿大研究会这个民间学术团体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学术繁荣的产物。
中国加拿大研究会由四川外语学院加拿大研究所发出倡议，联络国内留加归国学者聚会重庆，在1984年12月的筹建会上提出以五个单位共同的名义发起，在紧急的情况下，果敢地宣告了中国加拿大研究会的成立。次年6月，在原四川省教委的支持下，应邀出席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国际加拿大研究理事会，顺利地成为该理事会的第十名成员，也为中国加拿大研究会在国内开展研究活动铺平了道路。
二、中国加拿大研究会的发展历程
中国加拿大研究会一旦成立，就成了联络、团结和协调国内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加拿大研究学者共同从事研究的纽带，秘书处编印的《加拿大研究通讯》，成了加拿大研究信息的重要交流渠道。随着越来越多的留加访加学者陆续归来，加研究队伍日益扩大，新的研究学科也逐渐增加，研究领域开始向多学科、跨学科的方向发展，涉及加拿大的语言、文学、历史、政治、经济、民族、文化、教育、法律、传媒等诸多学科。两年一次的中国加拿大研究会学术年会，成了全国各地研究中心的代表和研究者聚在一起展示和交流成果的盛大节日，这也成了推动中国加拿大研究不断向前、保持学术活力的重要机制。
中国加拿大研究会自首届建立大会起，始终抓住学术研究这个纲。首届大会在肩负繁重的制订研究会《章程》的任务同时，有28篇论文宣读和交流。1986年在长春白求恩医科大学召开的第二届学术年会，尽管条件十分艰苦，大会吸引了加拿大华裔学者谢培智教授和其他几位加拿大朋友参加；在会上有30篇论文交流，规划一套加拿大研究丛书成了这次大会的主要议题。1988年第三届ACSC学术年会在成都四川大学举行，会上进行了四年一届的首届理事会改选，这次大会论文仅25篇，但试行了分学科小组报告论文、有评论有讨论的模式，为下一届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学术报告会奠定了基础。这次年会有国际加拿大研究理事会的代表让一米歇尔·拉克鲁瓦教授参加，并实地考察了在中国召开国际加拿大研究理事会年会的环境和条件。也是在这次年会，由于当时的驻华文化参赞邵恪夫的积极努力，加拿大政府开始向中国学者提供“加拿大研究奖”和“加拿大教学奖”两个资助项目，这一年赴加的学者人数也是历史上最多的一次。两个资助项目的启动，大大地激发了中国学者的研究热情，空前地增强了中国加拿大研究会的活力和吸引力。
1990年7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四届学术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中国加拿大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首先，这是我国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在北京举行的首次国际学术会议，国际加拿大研究理事会年会也同时在北京奥林匹克饭店召开，与会的外国学者来自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印度、以色列等十多个国家，提交大会的论文74篇（国内59篇，国外15篇），受到了国际国内的极大关注。1991年例外地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召集了一次年会间的理事扩大会议，以修改研究会《章程》和讨论访加学者滞留不归的倾向为中心议题，增强了中国加拿大研究会的组织建设和研究的健康发展。1992年8月在内蒙古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学术年会是一次精心组织、富有成效的年会，提交大会的论文多达83篇，会后编辑出版了《中国加拿大研究论丛》第一辑。1994年7月在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召开了第六届中国加拿大研究学术年会暨成立十周年纪念会，会上决定研究会秘书处由四川外语学院迁往福州大学，副会长赵德縯教授代行会长职务。接下去，1996年在哈尔滨工大召开了第七届年会，1998年在威海召开了第八届年会，2000年在大连召开了第九届年会，2002年在兰州召开了第十届年会。在中国加拿大研究会走过的20年历程上，两年一次的学术年会可谓一个又一个小小的里程碑，每块碑上都记下了前进的足迹。
本届大会即第11届学术年会，学术方面，首次开展了加拿大研究成果的评奖，已分三类评出了8个奖，将进行颁奖仪式；除大会安排的主题报告外，大会收到论文 篇，将分为四个学科小组进行小会交流。这次大会受到加驻华使馆的高度重视，大使先生亲自到会并主持与会代表分组就五个问题进行圆桌讨论；为了纪念中国加拿大研究会成立20周年，大会还举办了两个展览：中国加拿大研究会20周年图片展和20周年书展。
在过去的20年里，除了上述每两年一次的全国性ACSC学术年会外，各地加研中心还在两年之间举办过研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学术研讨活动。这类学术活动在几个比较活跃的研究中心，至少分别举办过2－3次，有的规模不限于本校，还是跨学校、跨地区，具有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专题研讨会，如内蒙古大学加研中心曾主办两次弗莱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在我们的图片展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三、加拿大研究的目标：研究、出版和教学
大家知道，加拿大以及世界各地的加拿大研究组织都以“促进有关加拿大研究诸多学科领域里的研究、教育和出版”为目的（promote research, education and publications on Canada in all fields of Canadian studies）。据此，中国加拿大研究会《章程》第二条明确指出：“本会旨在团结国内从事加拿大研究的学者，开展社会科学方面诸多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和教学活动，以实际的成果增进中加两国间的深入了解。”因此，20年来我们在有关加拿大的教学、研究及其成果的出版情况，可以很好地衡量我们20年来的实绩。
中国加拿大研究会这个学术团体的出现，大大促进了中国的加拿大研究活动。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成立的加拿大中心有8个，90年代成立的有10个，2000年以来成立的有5个，从这些中心的研究领域和已取得的成果来看，内容主要涉及加拿大的语言与语言政策、文学、历史、经济贸易、民族、文化教育等。从研究发展趋势来看，80年代以译介为主，其中翻译加拿大文学作品居多；论文方面，发表数量逐渐上升，但综述性的评介占的比例很大。90年代论文质量明显提高，有的发表在全国性的一级核心刊物上，如宋家珩、李巍等人发表在《文史哲》上的几篇文章，赵慧珍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上的文章，刘艺工发表在《法制日报》上的文章，刘广太发表在《世界历史》上的文章，王昺发表在《国际比较教育研究》上的文章等。进入20世纪后的不多几年里，我们在全国有影响的大报大刊上看到了更多的深入加拿大研究领域的学术论文出现，表明中国的加拿大研究已经接近或达到学科前沿的水平，比如这样的论文题目：《后现代、后殖民视野中的加拿大英语文学》（见《世界文学》2003（4））、《阿特伍德小说的生态主义解读：表现、原因和出路》（见《外国文学研究》2004（2））、《20世纪60年代中加粮食贸易对中国的经济与政治意义》（见《当代》2004（5））、《加拿大新社会史学的崛起和成长》（见《史学理论研究》2000）、《加拿大广播公司新战略》（见《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8））等等。
成本的专著从80年代末开始出现，90年代以来更令人瞩目，仅以几个领域为例，如外国文学文化理论领域，对闻名世界的加拿大文论家诺思普·弗莱的研究，以内蒙古大学加研中心吴特哲老先生为首的一批加研学者，经过10多年的持续努力，将弗莱的主要论著都译成了中文，还在国内主持召开了两届弗莱国际学术研讨会，每次会后都出版了论文集，其中一本为英文。这些成果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在国际和国内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历史学领域，宋家珩的《枫叶国度》（1989）、《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1995）、杨令侠的《抑制中国：朝鲜战争中的加拿大》（1998）、《战后加拿大与美国关系研究》（2001）、刘广太的《特鲁多的政治遗产》（2004）等，在经济与贸易领域，张崇鼎的《加拿大经济史》（1993）、钱荣堃等的《加拿大金融体制研究》（1999）、韩经纶等的《枫叶国度的强国之路－加拿大贸易与投资战略》（2000）等。其他主要的编著、译著、专著还有：黄仲文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简史》（1991）、郭继德的《加拿大文学简史》（1992）、《加拿大英语戏剧史》（1999）、傅俊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研究》（2003）、刘艺工的《加拿大商法概论》（2000）、刘盛仪的《魁北克》（1997）、王彤福等的《加拿大文学词典》（1993）、蓝仁哲等的《加拿大百科全书》（1998）等等。90年代以来出版的著述繁多，恕我不能一一提及，但我要借此机会特别提到，大会之前我做了一次问卷调查，不少中心积极配合，在此表示感谢。
教学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影响深远。要传播加拿大研究的学科知识，不断让新的一代中国学生了解加拿大、研究加拿大，就必须为加拿大研究进入高校的课程创造良好的条件。六七十年代，中国高校的课程设置里几乎没有任何一门加拿大课程，即使在相关的课程讲到，也只是轻描淡写的半章一节。中国加拿大研究会成立后，由于会员在高校任教的占大多数，他们秉承我会宗旨，努力在各高校开拓有关加拿大诸学科的课程，或在已设的相关课程中增补加拿大的章节，或争取独立增设有关课程。从80年代后期起，南京大学、四川外语学院、山东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内蒙古大学、兰州大学、天津师大、大连外语学院等还陆续在研究生教育层次，增设加拿大研究方向，培养加拿大研究的硕士生。这些课程的教学内容或采用加拿大出版的原版书籍或自编教材，其中以教学为目的而专门编选出版的教材有：黄仲文的《加拿大文学作品选读》（1986）、谷启楠的《加拿大英语文学作品选》，杨俊峰的《新编加拿大英语文学作品选读》（2003）等。
四、面向未来，找出薄弱环节，争取更大成绩
中国加拿大研究会走过了20载的历程，其间既有80年代开拓创业的艰辛，也有90年代顺风借势的繁荣。在加拿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广大加研学者的辛勤劳动，我们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也还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为了持续推动中国的加拿大研究，我愿借此机会，指出一些薄弱环节，以便共同努力，拓展更加美好的明天。
1、加强中国加拿大研究会的组织建设。在研究会的层面，应进一步强化秘书处的职能；作为一个民间学术团体，秘书处最好设在会长所在的单位，至少应在同一个城市。只有这样，秘书处才能当好助手，发挥其与各研究中心的联系与互动作用，使全国的加研活动真正动起来。分散全国各地的加拿大研究中心，组织应更加健全，落到实处。目前国内众多加研中心发展很不平衡，有的自成立以来一直在不懈地从事加拿大研究和教学，成果丰硕；但由于种种原因，有的却形同虚设，并无专职的人员和研究条件，有的早已名存实亡，甚至名实俱亡。加拿大研究中心的存在，应建立在一定数量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条件的基础上，加拿大研究要持续开展，研究个人应出于对加拿大研究这门学科的真正兴趣。
2、保持加拿大研究的学科意识和创新意识，不断追求学术研究的深度，紧紧跟随学科发展的前沿，避免原地踏步或在低层次上重复。尽管过去20年里中国的加拿大研究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和优势，在某些学科领域已取得显得的进展，推出了不少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们也应当正视，我们的研究成果中，有更大比例的论文缺乏新意，内容雷同，彼此重复，发表在自编的论文集里或自编的不定期丛刊上，这些出版物印数很少，发行范围有限。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国内从事加拿大研究相当困难，既缺乏第一手的图书资料，又缺少发表园地。然而，加拿大研究是一门学科，经过20年的浸染，我们应当更看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争取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论文发表在全国核心期刊一级或在高校学报一级的刊物上，争取有更多的优秀编著、译著和专著通过更加专业、更有声望的出版社出版发行，从而提升加拿大研究的水准和影响。
3、加强有关加拿大研究的课程建设，大力培养加拿大研究的新生力量。有关加拿大课程的教学是加拿大研究的重要内容，通过课程教学既可以扩大加拿大研究的影响，又可以在年轻一代中间培养造就更多的加研学者。经过20年的努力，加拿大研究虽不再是鲜有人问津的冷门，在中国也还算不上什么显学，我们还必须继续提升加拿大研究的学科地位和影响；老一代的加研学者正在陆续退出教学第一线，需要有更多新人接上来。目前，尽管已在不少院校开设了有关加拿大研究的课程，但师资力量和教材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建议每年在“中加交流项目”、“加拿大研究奖”，尤其是“加拿大教学奖”（FEP），优先考虑从高校选派一定数量的从事加拿大研究的教师，或从优秀的以加拿大研究课题为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中间，专门选派一些人到加拿大，在以加拿大研究名列前茅的大学攻读加拿大研究的学位，回国后从事加拿大研究的课程教学。鉴于目前已开设课程的教材大多比较陈旧，参考资料缺乏，远远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建议加方的图书资助项目更具有针对性，能从加拿大国内引进直接相关的图书。与此同时，开设相同课程的国内各高校的加研中心，应建立密切的联系，相互交流。
各位同行朋友们，在过去20年里我们先先后后加入了中国加拿大研究这支队伍。20年来我们已经在组织上不断发展壮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在加拿大研究的科研、成果出版和教学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实绩。我希望，以这次学术年会和20周年纪念会为契机，中国的加拿大研究在未来的10年20年里会更加灿烂。
2004.10.20. 重庆
中国加拿大研究会顾问 蓝仁哲
1984年12月10－14日，中国加拿大研究会（ASCC）筹建暨成立大会在四川外语学院召开，20年后ACSC第11届学术年会回到了同一个校园举行，这无疑具有纪念意义，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回顾20年走过的历程，展示这支不断壮大的研究队伍，评价迄今在加拿大研究领域的研究、出版和教学方面取得的实绩，审视研究会的现状，找出薄弱环节，以便继往开来，开拓更富有成效和实绩的前程。
一、从研究加拿大到加拿大研究
1984年中国加拿大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加拿大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新中国诞生后的50年代，据统计，见诸报刊的有关加拿大的文章仅有15篇，60年代共有17篇。随着60年代我国外交政策开始改变“一边倒”的局面，中国陆续和世界上更广泛的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就要求我国对世界各国有更多更深入的了解。尤其是1970年10月，继英国和法国之后，加拿大成为西方国家中第三个与我国重新建交的国家，大大地促进了中国对加拿大了解的迫切需要。70年代，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加拿大的文章猛增到111篇，翻译介绍美加关系，加拿大地理、历史和经济的著述也先后出版。在我国政府的组织和规划下，《加拿大简史》和《加拿大近百年史》就是这时由山东大学的学者翻译出版的。也是在70年代，出于外交形势发展的需要，一些相关的研究机构开始在国内少数重点大学建立，最早出现的是武汉大学北美经济研究室和华东师范大学北美经济地理研究室。
但是，毋庸讳言，上述对世界各国的了解和研究都是政府行为，研究的单位是指派的，研究的内容大都从地理、历史开始，设置的机构极少，级别也低，只在研究室一级。不难设想，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是有限的，研究的力度，以名称涵盖加拿大的两个北美研究室而论，其重点无疑也大半在美国。
1984年中国加拿大研究会建立的重要意义，不仅标志中国的加拿大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而且在性质上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即由研究加拿大转变成了加拿大研究。先前研究加拿大是适应我国外交政策改变和外交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是由政府组织规划、自上而下、目的明确的研究活动；中国加拿大研究会建立后的加拿大研究则是一门新兴学科，它缘起于加拿大国内随着六七十年民族的振兴、追求加拿大民族特征的努力，而形成的一个国别的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在中国，加入这一研究行列的绝大多数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赴加拿大留学归来的学者，出于对这门新兴学科的学术兴趣，而自发投入时间精力进行研究。因此，中国加拿大研究会这个民间学术团体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学术繁荣的产物。
中国加拿大研究会由四川外语学院加拿大研究所发出倡议，联络国内留加归国学者聚会重庆，在1984年12月的筹建会上提出以五个单位共同的名义发起，在紧急的情况下，果敢地宣告了中国加拿大研究会的成立。次年6月，在原四川省教委的支持下，应邀出席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国际加拿大研究理事会，顺利地成为该理事会的第十名成员，也为中国加拿大研究会在国内开展研究活动铺平了道路。
二、中国加拿大研究会的发展历程
中国加拿大研究会一旦成立，就成了联络、团结和协调国内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加拿大研究学者共同从事研究的纽带，秘书处编印的《加拿大研究通讯》，成了加拿大研究信息的重要交流渠道。随着越来越多的留加访加学者陆续归来，加研究队伍日益扩大，新的研究学科也逐渐增加，研究领域开始向多学科、跨学科的方向发展，涉及加拿大的语言、文学、历史、政治、经济、民族、文化、教育、法律、传媒等诸多学科。两年一次的中国加拿大研究会学术年会，成了全国各地研究中心的代表和研究者聚在一起展示和交流成果的盛大节日，这也成了推动中国加拿大研究不断向前、保持学术活力的重要机制。
中国加拿大研究会自首届建立大会起，始终抓住学术研究这个纲。首届大会在肩负繁重的制订研究会《章程》的任务同时，有28篇论文宣读和交流。1986年在长春白求恩医科大学召开的第二届学术年会，尽管条件十分艰苦，大会吸引了加拿大华裔学者谢培智教授和其他几位加拿大朋友参加；在会上有30篇论文交流，规划一套加拿大研究丛书成了这次大会的主要议题。1988年第三届ACSC学术年会在成都四川大学举行，会上进行了四年一届的首届理事会改选，这次大会论文仅25篇，但试行了分学科小组报告论文、有评论有讨论的模式，为下一届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学术报告会奠定了基础。这次年会有国际加拿大研究理事会的代表让一米歇尔·拉克鲁瓦教授参加，并实地考察了在中国召开国际加拿大研究理事会年会的环境和条件。也是在这次年会，由于当时的驻华文化参赞邵恪夫的积极努力，加拿大政府开始向中国学者提供“加拿大研究奖”和“加拿大教学奖”两个资助项目，这一年赴加的学者人数也是历史上最多的一次。两个资助项目的启动，大大地激发了中国学者的研究热情，空前地增强了中国加拿大研究会的活力和吸引力。
1990年7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四届学术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中国加拿大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首先，这是我国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在北京举行的首次国际学术会议，国际加拿大研究理事会年会也同时在北京奥林匹克饭店召开，与会的外国学者来自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印度、以色列等十多个国家，提交大会的论文74篇（国内59篇，国外15篇），受到了国际国内的极大关注。1991年例外地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召集了一次年会间的理事扩大会议，以修改研究会《章程》和讨论访加学者滞留不归的倾向为中心议题，增强了中国加拿大研究会的组织建设和研究的健康发展。1992年8月在内蒙古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学术年会是一次精心组织、富有成效的年会，提交大会的论文多达83篇，会后编辑出版了《中国加拿大研究论丛》第一辑。1994年7月在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召开了第六届中国加拿大研究学术年会暨成立十周年纪念会，会上决定研究会秘书处由四川外语学院迁往福州大学，副会长赵德縯教授代行会长职务。接下去，1996年在哈尔滨工大召开了第七届年会，1998年在威海召开了第八届年会，2000年在大连召开了第九届年会，2002年在兰州召开了第十届年会。在中国加拿大研究会走过的20年历程上，两年一次的学术年会可谓一个又一个小小的里程碑，每块碑上都记下了前进的足迹。
本届大会即第11届学术年会，学术方面，首次开展了加拿大研究成果的评奖，已分三类评出了8个奖，将进行颁奖仪式；除大会安排的主题报告外，大会收到论文 篇，将分为四个学科小组进行小会交流。这次大会受到加驻华使馆的高度重视，大使先生亲自到会并主持与会代表分组就五个问题进行圆桌讨论；为了纪念中国加拿大研究会成立20周年，大会还举办了两个展览：中国加拿大研究会20周年图片展和20周年书展。
在过去的20年里，除了上述每两年一次的全国性ACSC学术年会外，各地加研中心还在两年之间举办过研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学术研讨活动。这类学术活动在几个比较活跃的研究中心，至少分别举办过2－3次，有的规模不限于本校，还是跨学校、跨地区，具有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专题研讨会，如内蒙古大学加研中心曾主办两次弗莱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在我们的图片展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三、加拿大研究的目标：研究、出版和教学
大家知道，加拿大以及世界各地的加拿大研究组织都以“促进有关加拿大研究诸多学科领域里的研究、教育和出版”为目的（promote research, education and publications on Canada in all fields of Canadian studies）。据此，中国加拿大研究会《章程》第二条明确指出：“本会旨在团结国内从事加拿大研究的学者，开展社会科学方面诸多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和教学活动，以实际的成果增进中加两国间的深入了解。”因此，20年来我们在有关加拿大的教学、研究及其成果的出版情况，可以很好地衡量我们20年来的实绩。
中国加拿大研究会这个学术团体的出现，大大促进了中国的加拿大研究活动。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成立的加拿大中心有8个，90年代成立的有10个，2000年以来成立的有5个，从这些中心的研究领域和已取得的成果来看，内容主要涉及加拿大的语言与语言政策、文学、历史、经济贸易、民族、文化教育等。从研究发展趋势来看，80年代以译介为主，其中翻译加拿大文学作品居多；论文方面，发表数量逐渐上升，但综述性的评介占的比例很大。90年代论文质量明显提高，有的发表在全国性的一级核心刊物上，如宋家珩、李巍等人发表在《文史哲》上的几篇文章，赵慧珍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上的文章，刘艺工发表在《法制日报》上的文章，刘广太发表在《世界历史》上的文章，王昺发表在《国际比较教育研究》上的文章等。进入20世纪后的不多几年里，我们在全国有影响的大报大刊上看到了更多的深入加拿大研究领域的学术论文出现，表明中国的加拿大研究已经接近或达到学科前沿的水平，比如这样的论文题目：《后现代、后殖民视野中的加拿大英语文学》（见《世界文学》2003（4））、《阿特伍德小说的生态主义解读：表现、原因和出路》（见《外国文学研究》2004（2））、《20世纪60年代中加粮食贸易对中国的经济与政治意义》（见《当代》2004（5））、《加拿大新社会史学的崛起和成长》（见《史学理论研究》2000）、《加拿大广播公司新战略》（见《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8））等等。
成本的专著从80年代末开始出现，90年代以来更令人瞩目，仅以几个领域为例，如外国文学文化理论领域，对闻名世界的加拿大文论家诺思普·弗莱的研究，以内蒙古大学加研中心吴特哲老先生为首的一批加研学者，经过10多年的持续努力，将弗莱的主要论著都译成了中文，还在国内主持召开了两届弗莱国际学术研讨会，每次会后都出版了论文集，其中一本为英文。这些成果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在国际和国内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历史学领域，宋家珩的《枫叶国度》（1989）、《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1995）、杨令侠的《抑制中国：朝鲜战争中的加拿大》（1998）、《战后加拿大与美国关系研究》（2001）、刘广太的《特鲁多的政治遗产》（2004）等，在经济与贸易领域，张崇鼎的《加拿大经济史》（1993）、钱荣堃等的《加拿大金融体制研究》（1999）、韩经纶等的《枫叶国度的强国之路－加拿大贸易与投资战略》（2000）等。其他主要的编著、译著、专著还有：黄仲文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简史》（1991）、郭继德的《加拿大文学简史》（1992）、《加拿大英语戏剧史》（1999）、傅俊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研究》（2003）、刘艺工的《加拿大商法概论》（2000）、刘盛仪的《魁北克》（1997）、王彤福等的《加拿大文学词典》（1993）、蓝仁哲等的《加拿大百科全书》（1998）等等。90年代以来出版的著述繁多，恕我不能一一提及，但我要借此机会特别提到，大会之前我做了一次问卷调查，不少中心积极配合，在此表示感谢。
教学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影响深远。要传播加拿大研究的学科知识，不断让新的一代中国学生了解加拿大、研究加拿大，就必须为加拿大研究进入高校的课程创造良好的条件。六七十年代，中国高校的课程设置里几乎没有任何一门加拿大课程，即使在相关的课程讲到，也只是轻描淡写的半章一节。中国加拿大研究会成立后，由于会员在高校任教的占大多数，他们秉承我会宗旨，努力在各高校开拓有关加拿大诸学科的课程，或在已设的相关课程中增补加拿大的章节，或争取独立增设有关课程。从80年代后期起，南京大学、四川外语学院、山东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内蒙古大学、兰州大学、天津师大、大连外语学院等还陆续在研究生教育层次，增设加拿大研究方向，培养加拿大研究的硕士生。这些课程的教学内容或采用加拿大出版的原版书籍或自编教材，其中以教学为目的而专门编选出版的教材有：黄仲文的《加拿大文学作品选读》（1986）、谷启楠的《加拿大英语文学作品选》，杨俊峰的《新编加拿大英语文学作品选读》（2003）等。
四、面向未来，找出薄弱环节，争取更大成绩
中国加拿大研究会走过了20载的历程，其间既有80年代开拓创业的艰辛，也有90年代顺风借势的繁荣。在加拿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广大加研学者的辛勤劳动，我们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也还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为了持续推动中国的加拿大研究，我愿借此机会，指出一些薄弱环节，以便共同努力，拓展更加美好的明天。
1、加强中国加拿大研究会的组织建设。在研究会的层面，应进一步强化秘书处的职能；作为一个民间学术团体，秘书处最好设在会长所在的单位，至少应在同一个城市。只有这样，秘书处才能当好助手，发挥其与各研究中心的联系与互动作用，使全国的加研活动真正动起来。分散全国各地的加拿大研究中心，组织应更加健全，落到实处。目前国内众多加研中心发展很不平衡，有的自成立以来一直在不懈地从事加拿大研究和教学，成果丰硕；但由于种种原因，有的却形同虚设，并无专职的人员和研究条件，有的早已名存实亡，甚至名实俱亡。加拿大研究中心的存在，应建立在一定数量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条件的基础上，加拿大研究要持续开展，研究个人应出于对加拿大研究这门学科的真正兴趣。
2、保持加拿大研究的学科意识和创新意识，不断追求学术研究的深度，紧紧跟随学科发展的前沿，避免原地踏步或在低层次上重复。尽管过去20年里中国的加拿大研究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和优势，在某些学科领域已取得显得的进展，推出了不少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们也应当正视，我们的研究成果中，有更大比例的论文缺乏新意，内容雷同，彼此重复，发表在自编的论文集里或自编的不定期丛刊上，这些出版物印数很少，发行范围有限。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国内从事加拿大研究相当困难，既缺乏第一手的图书资料，又缺少发表园地。然而，加拿大研究是一门学科，经过20年的浸染，我们应当更看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争取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论文发表在全国核心期刊一级或在高校学报一级的刊物上，争取有更多的优秀编著、译著和专著通过更加专业、更有声望的出版社出版发行，从而提升加拿大研究的水准和影响。
3、加强有关加拿大研究的课程建设，大力培养加拿大研究的新生力量。有关加拿大课程的教学是加拿大研究的重要内容，通过课程教学既可以扩大加拿大研究的影响，又可以在年轻一代中间培养造就更多的加研学者。经过20年的努力，加拿大研究虽不再是鲜有人问津的冷门，在中国也还算不上什么显学，我们还必须继续提升加拿大研究的学科地位和影响；老一代的加研学者正在陆续退出教学第一线，需要有更多新人接上来。目前，尽管已在不少院校开设了有关加拿大研究的课程，但师资力量和教材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建议每年在“中加交流项目”、“加拿大研究奖”，尤其是“加拿大教学奖”（FEP），优先考虑从高校选派一定数量的从事加拿大研究的教师，或从优秀的以加拿大研究课题为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中间，专门选派一些人到加拿大，在以加拿大研究名列前茅的大学攻读加拿大研究的学位，回国后从事加拿大研究的课程教学。鉴于目前已开设课程的教材大多比较陈旧，参考资料缺乏，远远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建议加方的图书资助项目更具有针对性，能从加拿大国内引进直接相关的图书。与此同时，开设相同课程的国内各高校的加研中心，应建立密切的联系，相互交流。
各位同行朋友们，在过去20年里我们先先后后加入了中国加拿大研究这支队伍。20年来我们已经在组织上不断发展壮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在加拿大研究的科研、成果出版和教学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实绩。我希望，以这次学术年会和20周年纪念会为契机，中国的加拿大研究在未来的10年20年里会更加灿烂。
2004.10.20. 重庆
canada
2006-07-18 16:5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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